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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elite）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以研究该群体为己任的“精英社会学”（sociology of elite）也一度是社会学的热门，在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诞生了诸多经典文献（Scott，1991；Mills，1956；Giddens，1975；Bourdieu et al.，1984）。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萎靡”状态之后，最近十年以来，精英社会学开始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复兴”（Khan，2012；Savage & Williams，2010）。大量的社会学研究重新将精英群体作为分析对象，并在主流期刊上和公共领域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自帕累托（Pareto，1991）将“精英”这一概念纳入社会学分析框架后，围绕精英展开的研究便层出不穷，诞生了诸如莫斯卡（Mosca，1939）和米歇尔斯（Michels，1915）这样的所谓“古典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但社会学的“精英研究传统”并不应该局限于追述那些明确使用“精英”这一概念的人；事实上，包括政治家/政客、资本家/企业家、知识领袖在内的诸多“精英”人物，不仅是包括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凡勃仑、齐美尔在内的社会学奠基人物频繁讨论的对象，甚至构成了他们主要著作的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的中心自欧洲转移至美国；多元主义（pluralism）逐渐成为精英研究中的主流思想。多元主义者相信，美国社会是一个多种权力相互制衡的社会，并不存在单一精英，因此民主政治正在取代传统精英统治（Dahl，1961；Domhoff & Ballard，1968）。然而，米尔斯于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明确批判了多元主义。米尔斯在书中指出美国存在三大主导力量，即公司富豪、军事领袖和政治董事，三者相互配合，共同引领国家的发展方向（米尔斯，2004）。
以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为标志和集结号，加上后续研究者的贡献（Domhoff，1967；Mankoff，1970；Schwartz，1987；Scott，1990、1997；Useem，1985），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社会学形成了一个“批判传统”：精英社会学的批判传统主要不是致力于解决精英个人或者公司的（管理）问题，而是要与对社会整体命运的关注紧密结合，甚至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Aronowitz，2012；Khan，2012；Mintz et al.，1976）。重要的是：精英社会学虽然研究的是“精英”，但批判传统下的精英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意识，绝不局限于精英这个独特的群体，而是致力于帮助人们理解这批“社会等级制的顶层”与其他阶层/群体、权力结构、时代变迁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统的批判性精英社会学开始走向衰败。尽管欧美主流社会学期刊和顶级出版社不时仍有相关的优秀著述出现（例如，Carroll，2004），以中东欧国家和东亚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市场转型之争”更是集中讨论了精英的问题（例如，Eyal et al.，1998；Walder，2003）——不过这场红火的争论到2008年左右也基本沉寂了（Lü，2012；Nee，2008）。问题的关键在于，就英语世界的社会学研究而言，本国的精英不再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议题，新近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理论也忽视或弱化了精英群体的作用（Khan，2012；Savage & Williams，2010）。
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学科发展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转型，有研究者将此转型的影响喻为“钳形运动”（the pincer movement）：两个钳子中，一个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霸权，另一个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Savage & Williams，2010）。“钳形运动”的结果体现于两个方面：在方法上，实证主义转向导致定量研究方法，尤其是问卷调查，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工具，而精英作为一个人数稀少的群体难以被问卷调查所覆盖。理论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促使研究者更重视制度性的影响因素，忽视了对具体能动者的关注，一些人否认诸如精英这样的行动者本身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个欧美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映射。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发展期，在此阶段内，受“水涨船高”效应的影响，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均得到了显著提高（Hines et al.，2001），甚至有研究者开始争论工人阶级是否已经被资产阶级化了（Goldthorpe et al.，1967）。面对诸如“阶级死亡”（Clark & Lipset，1991；Gorz，1982）、“资本家消失”（Dearlove & Saunders，1984）这样的强势话语，那个时代的许多精英研究首先要捍卫的问题是资本家阶级是否存在、精英是否消亡等（Giddens，1973；Scott，1991）。这一状况到了“冷战”结束之后更加明显。在“历史的终结”这样的乐观主义情绪弥散和新经济红利高歌猛进的氛围下，许多人暂时忽视了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并降低了对精英群体的关注度。
从上述回顾中可以看到，精英社会学的衰败虽有技术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时代变化的一个后果；而今日精英研究在社会学的复兴，同样是对时代的反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触发点：那些“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ll）的公司以及高管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公众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愤怒声讨（杨典、欧阳璇宇，2018）；人们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不平等程度自1980年后不断提高，而精英既是这一轮全球性不平等的原因，也是结果。民众与学者都意识到，极少数人占据了大部分资源，且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当美国民众于2011年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我们是后99%”的旗号时，很快就形成了一场跨越媒体、公众和学界的社会运动，引发了包括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内的跨学科的热烈讨论，形成了一种热烈讨论精英与民众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的学术现象，甚至对欧美的政治生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如茶党、桑德斯甚至特朗普现象）。事实上，精英研究在社会学里的再次回归，正是更为广泛的对不平等的强烈关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者成为这一波精英社会学研究复兴的主力的原因。当前欧美社会更加分裂，民粹主义、经济增长、福利分配无一不是最为热门的议题，社会学研究者对精英研究——尤其是批判性研究——的兴趣恐怕还会持续下去甚至高涨。
在中国，“精英”也一直是许多人关心的议题。虽然很多人都在使用“精英”一词，但学界对“什么是精英”缺乏一个标准的概念，甚至村干部有时都会被贴上“精英”的标签（O’Brien & Li，2000；Jean & Scott，2000；Melanie，2009）。类似地，研究者会根据各自的理论和实践目的使用不同的标准，将“精英”划分成不同的类别，最典型的划分就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分法”。在中国社会学界，大多数研究围绕着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两个群体展开。不过，自布迪尔厄的开创性贡献之后（Bourdieu，1984），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新关注精英及其子女的“文化维度”（Khan，2010；King & Smith，2018）。正如里维拉（Rivera，2015）所指出的那样，过去对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教育机构内，但文化再生产机制在市场和职场中同样存在。不过，由于社会学里关于精英的研究实在是汗牛充栋，考虑到国家-市场关系最近几十年来在塑造社会结构方面的主导作用，本章将把焦点放到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国内研究上。
谁能成为精英？谁是精英？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传统中，这首先是一个地位获得的问题。尽管在观点、分析路径和兴趣关注点上有所不同，但关于精英身份获得的争论大部分集中在一个本质的问题上：这是一个精英再生产过程还是精英循环过程（Szelényi & Szelényi，1995）？然而，任何直接的答案，无论主张再生产还是循环，都是描述性的。因此进一步的问题是追问再生或循环如何发生，进而要求一个针对机制的解释。理论上，精英的地位获得可以总结为三个机制：家庭（代际）支持、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当然这些机制是相互交织的，但我们要将它们分开看待。
在身份获得方面，家庭背景通常被视为一个“先赋性因素”：如果某些家庭背景的优势延续下去，那么这就是一个“社会地位/阶层的再生”的情况。然而，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情况是，相同的家庭背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常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标签。一个简单但有效的解决方案是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转折点。许多研究者声称，一方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旧社会的阶层结构被推翻（Lee，1991；Martin，1975；Parish，1984；Walder & Hu，2009）；另一方面，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以及期间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使得具备“红色”背景家庭的优势被中和（Walder & Hu，2009）。总之，家庭背景在干部身份获得方面并不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周雪光等人认为，即便是戏剧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似乎也只能暂时中断阶层再生产的过程（Zhou & Hou，1999）。毕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阶层的再生产还是发生了，导致所谓“新阶层”的力量增强（Djilas，1957），这些阶层关系具有不平等的特征（Szelényi，1978；Trotsky & Eastman，1937）。大多数研究者同意，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具备转型前精英或体制精英背景的家庭在身份继承方面的优势又重新回归。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体制精英的后代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Walder & Hu，2009）。然而，家庭背景的优势并不足以充分解释地位的获得，还需要结合其他的中间机制来进行更好的解释（孙明，2011）。政治身份和大学学历是决定社会地位和向上流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两者分别构成了政治和文化资本。
在干部晋升和身份获得的研究中，政治资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研究都将党员身份作为理解政治精英的关键（Li & Walder，2001），党员身份代表政治忠诚。值得强调的是，党员资格（Bian et al.，2001）与“什么样的党员可以成为干部”和“什么样的干部可以提升”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虽然这三个问题遵循类似的逻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三个问题已经更加清晰地分离开了。有研究者（Zang，2001）指出，在精英研究中，相比党员身份，党员资历是一个更好的测量指标。事实上，在成为行政精英方面，将党员身份作为一个关键因素进行测量已经有所过时。一些研究者因而提出了一些更为细致的社会政治变量，如当地工作经历、民族、性别、籍贯、校友关系等（Goodman，2002；周玉，2006；寇健文，2005）。
文化资本同样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被看作除党员身份以外的一个关键测量变量。事实上，有关“红”和“专”的政治和学术争论不仅在中国是政治选拔的核心政治议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亦是如此（Baylis，1974；Konrád & Szelényi，1979；Szelényi & Martin，1988）。“红”和“专”之间的分工也构成了精英二元论的起点（Zang，2013、2001）。这提醒我们，对于干部身份获得的分析必须考虑不同时间段的宏观因素。特定因素的重要性总是取决于结构或制度变迁，正如臧小伟（Zang，2013）强调制度变迁对于干部进入的巨大影响那样。其他一些研究也发现了结构性转变对精英生产和再生产的意义（Li，2000；Ivan，2002）。
在政治精英研究中，代际流动和精英二元论也已经被综合调查数据验证。大部分关注这一主题的研究强调干部体系内越来越高的教育水平上的人事改革的影响（Walder et al.，2000；Li & Walder，2001；Wei & Zhou，2004；Zhao & Zhou，2004；孙明，2011）。另一方面，正如（Ian，2007）所发现的，在县级，虽然95%的被访者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实际上大量的被访者都是通过在职培训获得他们的学位，尤其是研究生学位的。地区差异也很明显：拥有研究生学位的县级干部大多数位于沿海省份。这项研究提醒我们“在职”培训在其他类型的培训（如干部培训学校）中的重要性，国家将自身塑造成了一个“学习”系统（Tsai & Dean，2013）。
经济精英的地位获得研究，也非常强调文化资本的作用。企业主创业前的职业流动经历（mobility trajectory），不仅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也在微观上勾勒了个体作为能动主体的行动策略。学术共识认为，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许多私营企业主们在创建企业之前有过丰富的职业流动（范晓光，2016）。除社会流动经历频繁，私营企业主的来源也较为复杂。研究发现早期来自社会底层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私营企业主中可能占有较大比例，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私营企业主的来源已经多元化，既有感到能力无法完全发挥的国有企业职员，也有寻求稳定工作的城乡无业人员，还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都较高的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戴建中，1995）。在承认多元来源的大背景下，学界在“国有背景的人是‘下海创业’主体”这一问题上开展了激烈争辩。有人认为干部进入私营经济（主要是乡镇企业家和个体户）的概率在下降（Nee，1991；Wu，2006），但更多的人认为拥有干部经历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干部出身的私营企业主已成为主流（Akos，1994；宋时歌，1998；陈光金，2005），即拥有“体制资本”的私营企业主在发展中更有优势（李路路，1996）。有研究者认为，2000年以后，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强化，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各种精英、准精英再生产的过程（Dickson，2003）。此外，还有人认为拥有高等学历的人会越来越多地加入私营企业主的队伍（陈光金，2005）；在对1992年之前与之后创业成功的“超级富豪”进行对比时，两个组群之间的教育差距尤为突出（吕鹏，2013）。
范晓光和吕鹏（2017）在回答“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这一经典命题时认为，经过近40年的发展，私营企业主的总体构成已发生重大变化，有市场背景、受过高等教育、非政治党派的私营企业主的占比在上升。通过将私营企业主的职业流动进一步划分成“下海”“改制”“跨界”“跳板”“草根”等类型，研究者发现大、中、小三种类型的企业主在创业前的职业流动上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大企业主更有可能来自体制内下海或改制，而中小企业主以体制外成长为主。多元回归和系数集束化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与政治身份在阶层地位和同期群方面会对企业主职业流动产生不同的影响。朱斌和吕鹏（2020）则进一步认为，初始企业规模与企业成长本质上是资源汇聚与整合的结果，而这取决于创业者的特征。精英型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企业成长速度以及当前企业规模均要高于草根型创业者。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民营经济的增长，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总体上趋于精英化，精英型创业者特别是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规模优势越来越突出。
正如塞勒尼的经典研究（Szelényi，1978）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不同群体之间在工资方面的差距很小，但在以住房、福利、价格补贴等形式存在的非工资奖励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平等，市场化转型则改变了不平等的动态（Szelényi & Manchin，1987；Szelényi，1988）。倪志伟把这一研究思路拓展到了中国。他于1989年发表的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重要论文引发了一场大辩论，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学界最激烈的争论之一。对于中国市场转型的争论之焦点在于如何评估权力再分配的经济效益。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大量的分析是富有成果的，也刺激了这一研究项目的蓬勃发展（Yang & Victor，2000；Doug，2000；Bian，2002；陈那波，2006；Keister，2009；Lü，2012）。尽管实证结果是混杂的，但似乎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政治资本的产出不仅依赖于不同类型和市场转型的轨迹（Andrew，1996；Walder，2003），也取决于市场转型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Akos，1994；Ivan & Eric，1996）。
在21世纪，相关研究已经更加多样化，学界对政治生涯路径模式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学术兴趣有所下降。倪志伟和他的合作者认为需要用“更直接的方式”来研究市场化和政治资本价值之间的联系，通过从家庭层面分析转移到企业层面分析的方式（Nee & Opper，2009）。在国家干部应对新兴市场所带来的机遇方面，一个新的模式已经出现。城市干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个体经营者，只有那些在后期改革阶段成为个体经营者的人享有更高的收入回报（Xu，2006）。
经济精英方面，李路路认为，私营企业主的构成并不能被简单概括为精英再生产，而是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产并存（李路路，1997）；相比市场型企业家，来自“干部身份”的企业家固然在经济改革初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但这一优势随着改革的推进而减弱，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扩张使得市场型企业家抓住了市场机遇，获得了更大收益（李路路、朱斌，2014）；即便今天，许多创业初期的大企业家一般也出身于普通家庭或起步于工薪职业（吕鹏，2013）。这为回答“谁成为企业家”以及“谁成为大企业家”这样的问题增加了难度。
在代际流动方面，吕鹏和范晓光试图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父辈的优势地位影响子代获得特定精英身份的程度和方式，以及这一模式是否在1978—1992年、1993—2002年、2003—2010年这三个历史时期发生了变化。通过对2011年“中国社会调查”（CSS）资料的分析，他们发现虽然父辈的优势地位对子代的精英地位获得有着显著正效应，但体制精英和市场精英的代际流动仍然遵循着两条相互隔离的轨迹，只是2003年之后体制精英的子女成为市场精英的概率与1993—2002年相比有所上升。对可能造成这种代际再生产模式的因素的分析表明，虽然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多元化给社会流动提供了一定的开放性，但未来代际再生产的趋势很可能会强化并由体制精英占据主导。这种代际流动的格局及趋势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自市场转型以来政治经济生态的变迁（吕鹏、范晓光，2016）。
在精英研究的文献中，所谓“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员”之间的区别一直是一个长期的、有趣的话题（Konrád & Szelényi，1979；Putnam，1977；Centeno & Silva，1998；Baylis，1974；Fischer，1990）。虽然并不是毫无争议，但对于关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研究者而言，这一话题也是老生常谈（Zang，2013）。类似的对比是“红”和“专”之间的区别。前者是指“革命化”或“政治忠诚”，而后者则意味着“专业化”或“专业知识”。
在1976年后，特别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始推进干部“四化”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得到系统的改变。尽管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中国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发生了大规模的转变（Lee，1991；Mills，1983）。然而，在技术官员在多大程度构成了精英群体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似乎没有达成共识。
这些差异反映了“技术官员”“技术统治论”缺乏清晰的概念。在现有实证研究中，人们大多用教育、职业、地位和经验来定义技术官员。例如，有研究者认为，技术官员是那些在科学和经济管理方面拥有文凭同时在经济或专业职位具备超过五年的工作经验的人（Chiu & Zhang，2006）。李成和怀特使用三个指标来定义技术官员：教育、职业和专业位置。在他们的术语中，技术官员是指那些持有金融、工程和其他应用学科学位，以及在工厂、工业部门或经济部门具备工作经验的国家干部（Cheng & White，1988）。魏昂德和他的合作者们提出了与中国政治逻辑相关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轨迹的双轨道模型。一个是基于政治表现的政治官员路径，另一个是基于专业技能的技术路径（Walder et al.，2000；Li & Walder，2001）。一些研究者认为，对技术专家/专家管理的多种定义，阻碍了对这一领域进一步的和更深入的研究（Chiu & Zhang，2006）。
在笔者看来，技术官员不应该依据位置而是应该依据专业知识来定义。几乎所有研究技术官员群体的研究者都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做出了这样一个假设：技术官员的行为和思想是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是“工具理性技术”（Centeno & Silva，1998）、“专业知识”（Fischer，1990）、“技术官员的心态”（Putnam，1977）或“技术问题”（Baylis，1974）综合的结果。换句话说，技术官员可以是一个特定的领域——包括社会科学和法律界——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或者她可以通过专有技术合法化他的权力（Konrád & Szelényi，1979；King & Szelényi，2004），他们由于拥有专业知识而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在国家自主性的研究脉络中，这种自治可以称为“技术官员自治”，得益于他们的专业知识，技术官员能够独立于非技术人员做出专业决策。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可靠的方法来测量技术官员的自主权，加上缺乏清晰的概念，评估技术统治论变得尤为艰难。
技术专家还应与人文知识分子区分开来。正如古尔德纳（Gouldner，1979）指出的那样，有两种理想类型的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两者都共享“批评话语的文化”——这是他们形成“言语社区”的共同意识形态话语的深层结构。在中国的研究中，技术官员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关系很少被讨论。“官员-技术专家-人文知识分子”的分析图式只决定了精英们在精神方面的位置，但还是不够的。精英们的偏好不仅在于他或她的专业知识，还取决于他或她的“正式机构职位”和“非正式的机构位置”。前者指的是精英们工作的部门以及他或她的头衔，后者则是通过研究“非正式行为”、社会网而展开。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的（Nathan，1973；Shih & Shan，2010），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展开。
市场经济的崛起带来了一个新的难题：在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新时期后，干部的经济政绩会对他们的晋升产生重大影响吗？正如有关晋升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争论所揭示那样，这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一些研究者相信，经济表现与晋升的可能性存在正相关。周黎安（2007）借用“晋升锦标赛”概念来描述地方干部的激励机制，但这个概念在学界充满了争议。周黎安后来提出了“官场+市场”理论，认为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在不同辖区企业的市场竞争之中，而辖区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在官场竞争之中（周黎安，2018）。除了针对省级领导的研究，一些研究者主张这一模型也可以被应用到更低行政层级的干部上（Ho，1995；Edin，1998；徐现祥等，2007；王贤彬等，2011）。例如，有研究者（Guo，2007）表明，除去一些特殊因素，税收赠长会增加地方官员被提拔的概率。
然而，更多的研究者对政绩与晋升之间的联系有所怀疑。有研究者指出，省级经济资源和表现没有显著影响干部的晋升（Sheng，2009、2007）。在县一级层面，还有研究表明，晋升和经济表现（人均GDP）没有明显相关性（Landry，2002；Mei，2006）。陶然和他的合作者们对政绩与晋升之间的联系持强烈的怀疑，声称将从基层政府到省级政府再到中央政府的政治晋升与经济增长或任何主要经济指标联系起来，只是一种全国范围内评价系统的假象。该研究也认为，仅仅用人均GDP增长来测量的经济绩效并不是晋升的充分条件。用定量方式分析省级领导人的研究直到2006年才形成高潮，包括几个社会政治和经济指标。他们进一步断言，在他们的数据中，没有经验证据支持GDP增长和省级干部的晋升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不用说相比于县级政府，省级政府拥有更少权力去干预地方经济增长（陶然等，2010）。
因此，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两个竞争性的模式看作类似于之前所说的“红”与“专”之间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界中的这两个模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这些争论迄今未能产生一个对于晋升的清晰理解。仍至少有四个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如何测量，以及如何对待所存在的许多影响晋升的不可估量的社会政治变量。更严重的是，相比于不完美但至少无害的指标，一些似是而非的测量（如共同的地区、共同的工作经验和大学的母校）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解读。第二，内生性问题可能预示着需要做许多的解释工作。如果内生性问题不能处理得当，研究就将停留在描述性层面，并成为主要基于不可靠证据而形成的因果解释。第三，在现有文献中，衡量经济表现的标准是大大不同的。一些经济指标在一些模型中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其他模型中则不显著（Yang & Xu，2014），研究者有时甚至难以找到某些想要的指标。第四，经济数据的真实性也是一个大问题（Li & Cheng，2012）。
有关干部晋升的研究当然不是局限于上述争论之中。社会学中，晋升模式也是身份获得和精英流动的一种现象，因此晋升模式也涉及“谁能成为干部”的问题。此外，许多研究者揭示了若干个晋升的关键机制，这些晋升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曾经被用来管理政治精英的晋升和退休，这些机制包括年龄限制、任期限制、完整任期、级别晋升前需拥有多样的工作经历、逐步晋升以及年龄困境的快速通道（Bo，2004；寇健文，2005）。通过这些研究，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更多精英的人口和社会政治特征，对于决策过程研究也大有裨益。
本章虽然总结了近十年以来英语世界里精英社会学研究复兴后所呈现出的变化与发展，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相关研究中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与美国那样的“权力精英社会”不同，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在执政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国精英的现状时，除具备动态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之外，还必须具备转型的思维（吕鹏，2014）。
新的现实冲突与学科发展促使研究者关注新的研究对象，发展新的理论框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上，复兴后的精英社会学再次探讨了精英的定义与界限，并且更加关注超级精英、女性精英和少数族裔精英。在理论框架上，研究者对内部圈子理论进行了修正与发展，希冀能发现隐藏在精英群体背后的不平等的生产机制。此外，阶级分析理论也再次成为研究者的理论武器，帮助其对精英的阶级位置做出新的划分。在研究方法上，各类大型精英相关数据库的建成为精英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更具反思性的定性研究方法的回归助力研究者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机制，而混合研究方法的兴起有望帮助精英社会学超越方法限制。
从社会不平等研究和精英社会学的前沿议题来看，中国社会的精英研究有很多研究课题需要去做。比如，社会差距的扩大和精英群体的崛起并不是西方国家独有的现象，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一部分精英与其他群体相脱离，社会撕裂的现象也很突出（李培林，2018）；就超级富豪的数量来说，中国已经仅次于美国，但我们在相关研究方面很薄弱；当前我国的绝大多数研究将精英视为单一整体，较少关注女性精英和少数民族精英的发展；我们对于精英网络的研究也很不足，迄今没有出现关于全国性精英的网络分析，而欧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这方面就已经很成熟了；关于精英的国别比较研究，以及海外的中国精英，还没有形成一个类似比较社会学（comparative sociology）的制度化的研究领域，我们的研究依然是以关注“本土问题”为主。此外，研究者应该更加关注精英的文化特征、消费模式和政治社会态度等，而对决策过程的研究也方兴未艾。精英内部的流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转化也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此类研究有助于探究阶层鸿沟的形成原因和破解策略。最后，日益落地的人工智能将会对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社会心态产生不可预见的深刻影响，新精英的出现与分化、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都可能被重写。中国的精英社会学研究并不缺乏议题，飞跃的空间很大。
中国的精英社会学要想实现飞跃，首先要得到更多优质的数据——无论是量化还是质性。精英研究里，优秀的新闻记者的作品往往会给人们（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带来更大的阅读快感和启发。但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最终还是要强调以扎实的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这就凸显出了数据的重要性。中国的调查数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李炜，2016），为解决早年的一些研究遗憾提供了弹药。比如，早年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献几乎都以家计收入为因变量，但这几年关于财富的研究增多了，虽然我们还不能获得来自官方的财产数据，但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主持的抽样调查已经将房产和金融资产作为重要的指标［比如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等］。当定量研究讨论到中国精英时，如果采用的是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在数据的选择和使用上依然或多或少存在本章所说的样本代表性“不够精英”或无法深入做精英内部异质性分析的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们另辟蹊径。比如，皮凯蒂、杨利与加百列·楚克曼通过整合国民账户数据、调查数据以及最新税收数据来研究中国1978—2015年收入财富的累积分布情况（Piketty et al.，2019），这与我们之前介绍的皮凯蒂团队研究其他国家财富状况的手段一脉相承。
更重要的是，随着数据开发的深入，一些各具特色的数据库也不断出现或更新。比如，利用政治精英的名单研究领导干部的职业生涯、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库研究董事会的连锁已经是比较常见的做法，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这里不再一一列出。还有一些并未成为主流但值得更多研究者参与的做法。比如，倪志伟主持的长江三角洲企业调查，涉及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信息（Burt & Opper，2017；Nee & Opper，2012）；有人以富豪榜为基础，重新建构了信息更加丰富的数据库研究中国超级富豪（吕鹏，2013）；有人利用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研究了中国非政府组织里的连锁董事（Ma & Dedeo，2018）；有人与地方性政府机构合作，研究省域内的商会发展状况（黄冬娅、张华，2018）；有研究者挖掘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收集到了1998—2013年的4 275起上市公司商业诉讼（Wang，2018）；有研究者利用计算社会科学与大数据的结合，使数据挖掘的算法逼近扎根真相（ground truth），从而在中国风险投资产业中“找到”产业领袖（罗家德、樊瑛，2018）；甚至还有研究者通过自己创办企业来搜集数据（Cai & Szeidl，2018）。事实上，这种数据库还有很多，只不过大多数仍然处于开发阶段。近些年来，一些研究团队开始公开他们自己编码的精英数据库（比如中山大学徐现祥和复旦大学陈硕团队各自发布的领导人数据库），这种做法将有力地推动包括精英社会学在内的中国本土精英研究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形成自己的关于精英的数据库上有着自己的优势。第一个是组织优势。中国的党政机关每年都组织各种各样的调查，这些调查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公开原始数据，但有心人可以通过各种政府报告、蓝皮书获取相关信息。一些全国性的调查近年来开始公开数据，比如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这套数据包含了大量企业主个人层面的信息，收集过程历时25年，尤其宝贵（陈光金等，2018）。随着数据发布和使用的日益规范，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数据可以为学术和政策咨询服务；学界也应该尽力推动政府里的有识之士共同建立更多制度化的平台和渠道。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学界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官方渠道开展调研。
第二个是大数据的优势。大数据对社会科学的冲击目前才刚刚开始（陈云松等，2015；孙秀林、施润华，2016），精英社会学研究对其的应用还凤毛麟角。但由于独特的体制和社会状况，中国在大数据的生产方面有着欧美国家不具备的“优势”，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场景丰富，且在获取上受到更少的社会监督（比如隐私权问题）。利用政府大数据（比如司法文书）、企业数据（比如微博数据）的实证研究逐年增多，其中一部分实际上已经涉及精英问题（比如反腐败、算法歧视、社会政治态度、社会动员等），只不过在理论脉络和问题意识上尚未与精英社会学的传统有力衔接。正如贺光烨（2018）所指出的那样，数据本身只是一个信息的载体，分析其中潜在的问题与数据的“大小”无关，而是与思维有关。在越来越多计算社会科学专家关注精英问题（张小劲、孟天广，2017），或者越来越多的精英研究的传人掌握了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后，相信未来精英研究的数量会进入一个爆发期。
研究者对数据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对于精英研究来说，可能永远也无法获取完美的数据，一些信息可能注定会成为无法揭开的“黑箱”。比如，决策过程中的可信数据难以搜集（或者陷入知情却不能公开言说的困境），但这个问题不解决，精英研究就永远缺乏“结构-结果”上的关键一环。再比如，财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累积与收入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和机制。但是，仍然有很多差异是无法测量的，比如当我们测量收入时，其实更多是在测量收入中的工资（wage）和利润（profits），但第三种收入类型，也就是人们从一种封闭关系（比如垄断和国家监管）中获取的收入——索伦森所说的“租”（rent）——却很难测量；如果借助“租”这个概念，腐败发生的机制就更加便于理解了（Mihályi & Szelényi，2017）。因此，同样是不平等的扩大，产生机制到底是什么很重要：是工资和利润这样的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租”这样的收入差距扩大。这背后实际上是对不同类型政商关系的判断，是精英属于投机者（speculator）还是寻租者（rent-seeker）的问题。当研究者无“米”可“炊”的时候，是该放弃选题，还是换一种方式言说呢？
本章一直在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但实证研究不等于量化研究。精英研究如果过于数学化，就会重蹈经济学的覆辙（陆蓉、邓鸣茂，2017）。比数据更重要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换句话说，与“缺数据”相比，更严重的是“缺理论”。关于中国精英的社会学研究，学术脉络本来是多元的，比如受到“国别研究”（Pearson，1997）、单位制研究、基层治理研究、经济社会学甚至情报学的影响。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大一部分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受到了“市场转型之争”的影响。这场争论所产生的关于“精英”的文献同样数量惊人，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但它深刻地影响了关于中国精英的社会学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精英的理解，尤其是在不平等、地位获得、阶层型构、社会流动等方面。但我们对于精英的很多其他维度依然知之甚少。
我们的建议是，先从最简单的、探索性的描述性研究做起。搞清楚基本的社会事实，是我们去反思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建立自己的理论的基础。中国的“精英”由什么样的人构成？他们的规模和实力如何？中国真实的权力结构是什么样的？全球产业大转移、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经济如何改变了我们的财富分配的方式和后果？……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然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更不要说达成共识。
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迭代创新，尤其是理论上的贡献。正如可汗所指出的那样，精英研究的兴起与衰败是潮起潮落，随社会风尚（faddish）而变的（Khan，2012）。欧美的精英社会学研究虽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但存在着不少不足。比如，这些研究者树立了一种批判传统，这是他们的学脉能够代代相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有一些研究过于强调“批判（经济）资本”，而对所谓“社会资本”有着过于温情的想象，认为“社会”是抵制资本的万能药，殊不知精英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操纵“社会”乃至媒体；另一些研究则似乎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理论带有预设的“阴谋论”色彩，即认为似乎所有的精英都在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统治一切，却不能为此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再比如，当前欧美精英社会学研究的“议题建构”不可避免地受到欧美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反而一些关于市场经济兴起早期阶段和转型阶段（比如美国的“镀金时代”）的历史研究（比如AJS在2018年的两篇文章，Accominotti et al.，2018；Erikson & Hamilton，2018）更加能够在中国的情境下找到共鸣。
因此，坚持批判传统并不是说要遵守欧美的研究议程，也不要被欧美的政治口号“带节奏”（比如一些欧美左翼学者倡导的对富人征税70%）。事实上，中国与欧美有着差异巨大的国情，发展恰当的本土理论以解释中国特有的现象是必由之路。比如，分析中国的精英再生产或循环，除了去寻找那些微观层面的要素（文凭、职业准入），更不能忽视的是宏观理论，尤其是剧烈的时代变迁和制度改革的影响，而诸如许多人跌宕起伏的集体生命历程这样的要素则提醒我们要打破线性的社会流动观。再比如，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国家精英与市场精英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套用欧美的框架，中国与欧洲有着基本政治制度的本质差异，但研究者也不能创造出超越“威权主义”范式的话语体系，或者简单地将中国的政商精英间的关系理解为庇护主义。解决这一问题最终需要研究者对国家理论、市场理论、国家-市场关系理论做出创新。如果研究精英的研究者们不能致力于回答与中国精英有关的真问题，对于中国精英群体的描绘和措辞无法尽最大可能符合社会事实，关于精英的研究不能跳出精英去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福祉、权益和社会进步，那么精英研究就摆脱不了兴盛一时又泯然一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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