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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始终处于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不同于社会变迁的无目的、无方向，社会转型是指从一种社会模式向另一种社会模式的转变，其中包含生产力、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诸多要素的转变。社会学所讨论的社会转型往往是指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自工业革命肇始，如何认识和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结构撕裂问题一直都是社会科学面临的持续挑战。劳动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状况亦成为研究者认识社会转型的重要着眼点。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是历史的缔造者，工人阶级的遭遇映射了同时代人们的普遍经验，工人阶级的问题也反映了社会转型本身的问题。在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学家便从工人阶级的普遍境遇中归纳出了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各行各业工人的工作和生活遭遇中，看到了资本剥削的存在，并预见了酝酿中的阶级冲突；韦伯在德国工业的兴起中，看到了理性化进程与社会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劳动神圣观念的消弭；涂尔干从法国工人的生活遭遇中，看到了社会的失序可能与社会分工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意识到了重建社会团结的重要性；波兰尼则根据工人阶级的历史遭遇指出，19世纪末期的“大转型”推动了劳动的商品化，并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近年来，工人阶级的内涵与外延皆有所变化。工人阶级不再仅是依靠工资维生的工业劳动者，而且涵盖了服务业中的白领劳动者，数字信息产业中的数字劳工、平台劳工、知识劳工等新型劳动者，以及依靠日结款项、网络打赏、实习补助等各类薪酬维生的劳动者。
工人阶级同样是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切入点。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工作生活境遇受到社会转型的深刻影响，其具体行动又在推动社会转型的进行，甚至决定着社会转型的成败与方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工人阶级研究涵盖了从矿工到医生等的形形色色的劳动者群体，其中，中国市场转型阶段的国企工人群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的农民工群体，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后出现的卡车司机、各类数字劳工、平台劳工、家政工等新工人群体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密切关注。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问题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视角、理论对话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市场改革时期，研究者主要从韦伯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农民工能否获得与城市工人一样的社会机会；在21世纪初期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的时期，研究者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与工人阶级相关的剥削、控制与反抗的问题；2014年以后，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进行，研究者开始从涂尔干的视角出发，对劳动关系治理转型问题进行研究；2020年后，随着新业态、新劳动的出现，研究者从多角度对各种新劳动群体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研究，并注意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研究始终注重回应国家与社会的重大需要，一方面，在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致力于保证中国工人阶级的福祉，提升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探讨中国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分析其为推进中国社会转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社会学界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流动、劳动、移民便成了重要的理论议题。而这类理论议题又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量析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社会现实相对应；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向国际社会开放，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亦开始进入中国开展调查研究，其入手点往往是中国工人。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国家研究潮流与市场转型理论的影响下，学界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对社会机会分配、社会不平等、社会结构等的影响。研究者好奇的问题是，在社会转型下，社会机会的分配是否更加平等了？或者社会资源分配的逻辑是否发生了改变？以“城乡分割”为核心的资源分配体制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这些问题意识的引导下，研究者围绕农民工社会流动、农民工城市化等议题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
一、劳动力市场问题与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
（一）劳动力市场、找工作与流动问题
1985—1990年，从农村迁出的总人口只有大约335万，而同时期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人口为2 286万人。到了1990—1994年，研究者推算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数量达到6 600多万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民工潮”（李培林，1996）。早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群体流动原因、方式和构成的描述上，比如，赵树凯（1996）发现苏南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并非依靠组织介绍，而是自发性的流动，这种流动不是个体的独自闯荡，而是以自组织为主要形式。此外，流动者存在三种非正式的组织形态，分别是生产经营型、生活友谊型和秘密社会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1997）。李培林（1996）对济南流动民工的调查显示，民工主要集中于建筑业、院校、医院，以及酒店、餐饮等服务业中，月收入集中于200～400元之间，并主要通过老乡、朋友的介绍进入城市务工，并将血缘、地缘关系带到了城市。袁岳等人（1997）则发现，流动人口的组织具有松散、规模小、自发及非规范性等特征，并存在三种类型的权威，即机会供给权威、危机处理权威和群体形象整合权威。后续研究者试图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原因与组织形态进行更具概括性的分析，并指出外出务工并不仅仅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而是社会理性下的选择（文军，2001），他们凭借对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运用在陌生的城市生存和发展（刘林平，2001），并再生产出自身的社会生活方式（项飚，2000）。
后续，研究者开始关注历史阶段、制度背景、个人经历等推动农民工进行职业流动、地理流动、城乡流动的结构性因素（刘精明，2001），发现农民工所处的劳动力市场与城镇职工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并不一致，他们集中于非正规就业部门，享受不到正规就业部门的社会福利，甚至其工时、周薪、最低工资、带薪假等也不符合现有劳动标准（李强、唐壮，2002）。可以说，在这一阶段，社会学研究者已经观察到诸如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内部趋向分化、缺乏福利待遇、较难融入城市等问题了。
（二）工资收入与流动问题
尽管早先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其经济地位在家乡属于中上级，但其工资与城市居民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开始探寻农民工收入获得与向上流动之间的逻辑究竟是什么，以及农民工收入获得背后存在怎样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2005年后，“民工荒”现象吸引了社会公众的注意力，研究者则发现了该现象背后潜藏的结构性问题。刘林平、万向东和张永宏（2006）的研究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充分的情况下，农民工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寻找工作。较低的工资使农民工难以安心工作，导致了较高的流动率，这反而使企业更不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是倾向于短期压榨工人。刘林平与张春泥（2007）的研究则显示，农民工工资处于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高度市场化，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是一种很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的刚性低工资。谢桂华（2007）则注意到社会身份和户籍制度与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关系，指出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社会保障，影响农民工经济地位提升的因素主要是基于户籍身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研究显示，工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背后实则是以“户籍”为依据的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逻辑。此后，社会学研究者开始研究诸如城乡二元分割与户籍制度等对农民工工作生活境遇与地位获得的影响。
（三）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获得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限制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获得？陆学艺在《加快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一文中指出，“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是造成诸如‘民工潮’一类社会问题的根源……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并提出应取消城镇户籍所附着的社会利益，建立统一的、可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以身份证、出生证取代户口本（陆学艺，2002）。李春玲则从“公民权”的角度给出了解答。她指出，在中国，农民工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身份，而户籍制度既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资源配置功能，又承担了控制地方财政支出的功能，城乡一体化意味着国家为农村居民追加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需要支付巨大的国民待遇成本，但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民工对户籍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和挑战，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和行政管理等功能几近失效，反而成为具有身份制特点的歧视性制度，受到了广泛质疑（李春玲，2006）。国家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途径是将国家层面上的“公民权”问题转换成城市层面上的“市民权”问题，并辅之以向地方“放权”的举措，却带来了城市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不仅缺乏城市认同，而且即便存在不公平感，也不会表达和申诉，农民工成了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列的第三种社会身份。这种身份会使他们说服自己接受在城市中的不公待遇和弱势地位（陈映芳，2005）。
可见，研究者从农民工的流动方式、市场行为入手，继而推进到对农民工工资获得、收入分配的研究，最后从不平等的资源分配逻辑追溯到户籍制度与公民权等宏观制度的改革上来，以期真正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二、城乡协同发展问题与农民工城市化研究
2006年以后，户籍制度成为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研究与政策制定的焦点，似乎只要改革户籍制度，令农民工永久迁入城市，就能够改变农民工遭遇到的不平等对待。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一方面，不是所有农民工都对城市拥有相同的认同感。蔡禾和曹志刚（2009）的研究指出，并不是所有农民工都愿意增强自身的现代性，融入城市文化。农民工的城市认同类型可以划分为融入型认同、断裂型认同、游离型认同和隔离型认同。那些市场能力强、制度压力感受弱、更少依赖乡土社会网络、更多借助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农民工，对城市才会有强认同感。蔡禾与王进（2007）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农民工是否愿意获得城市户籍，放弃自己的土地，从农村永久迁入城市，是有一定约束条件的。从国际移民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移民都愿意选择永久迁移。农民只要保留农村户籍，哪怕没有责任田，也有最后的保障。户籍迁移则意味着他们永远离开祖祖辈辈生活成长的地方，离开他们的亲朋好友和社会支持网络，离开他们熟悉的环境、语言与文化，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因此，当农民工需要做出是否迁移户籍的决策时，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自己是否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是否熟悉城市的语言和环境，是否能在城市得到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按照常识来理解，我们往往会认为农民工在城市得到的待遇越平等，心理感受越好，越愿意把户籍迁移到打工城市。但蔡禾与王进发现，真正愿意获得城市户籍的恰是那些受到歧视、心理压力大、认为没有户籍是个麻烦的农民工。他们希望通过获得户籍来获得公平和平等的发展机会，出于很多原因，城市户籍居民与农村户籍居民在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政治等各个领域里，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差别或潜在的不公平，农村户籍居民甚至会受到排斥和歧视，这些差别阻碍着农民工实现自己在城市社会中的追求和抱负，而这些差别的产生被归因到了户籍制度上。但实际上，公平享有社会发展红利，获得平等的工作、生活和发展机会，相比一纸户口而言，对农民工的实际意义更大。
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发力点不应该是一个群体在城市获得永久居留权，而是如何推进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对中国城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从政策层面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了总体部署。随着基础设施的修建，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的发展，新时代城镇化的核心目标是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产业结构结构优化、生态环境优化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农民工的选择亦随之增加。
以上，社会学研究者对中国工人的研究始于对市场转型后出现的城乡人口流动的关注，并从韦伯的理论视野，即社会机会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群体在地位提升、城市融入上的问题。这时，工人阶级问题被作为中国市场转型、城市化进程与社会治理改革的附属物，人们仍将农民工的遭遇归结为户籍制度延续、市民权缺乏等制度性迟滞。然而，农民工问题不仅是城乡资源分配的问题，还是底层社会再生产与阶级主体再生产的问题，其产生固然与制度失当与滞后有关，但更与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整体发展模式有关。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在中国形成了。研究者随之发现，仅从韦伯的问题意识出发进行研究，难以真正认清和解决工人阶级在社会转型中陷入的困境。研究者意识到必须从马克思理论出发，深入探究转型痛楚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沈原旗帜鲜明地呼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并提出了“从抽象工人到具体工人”和“返回生产中心性”这两个要求（沈原，2006）。与此同时，国企工人不再被看作农民工的对立面——享有制度优越性的城市职工，他们和农民工一样，也在市场转型中承受着痛楚。在这一阶段，学界提出的问题是包括国企工人、农民工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转型中经历了怎样的痛楚？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生产体制，又是如何行动的？这种生产体制遭遇的问题是什么？
一、国企工人问题
1998—2000年，4 000多万国企工人失去了工作。在2003年发生的近300万人参与的58 000起群体性事件中，国企工人参与者有166万名。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国企工人在市场转型中的经历、痛楚与集体行动。
研究者普遍认为，1995年终身就业的劳动雇佣制度的取消与随后的大规模国企工人下岗分流，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契约的解体，工人失去了曾经的“主人翁”地位，女工被边缘化的情况更加严重（Lee，2007；西尔弗，2012；Yu，2011；平萍，1999）。随着终身雇佣制的解除，国企工人失去了国家庇护，并完全曝露于市场竞争中，很多国企工人受到失业危机的威胁（佟新，2002），而那些侥幸留下来的工人则不得不屈从于以强制性的劳动控制、经济惩罚的盛行、工作场所冲突扩散与庇护主义消弭为特征的“非组织的专制主义”等更为严苛的生产体制（Lee，1999）。在1994年对河南三家棉纺厂的调查中，赵与尼科尔斯发现，棉纺厂管理阶层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力急剧膨胀，党和工会不再支持工人，为了追求利润，管理者采取延长工作时间、满负荷工作制、提高任务定额、加快机器运转速度、控制出勤率、经济惩罚等方式对工人进行控制，强化其劳动过程，这些都对工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Zhao & Nichols，1996）。
在对广州市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研究中，李静君将这种工厂体制称为“无序专制体制”（Lee，1998）。她发现在市场化的大潮下，广州国有企业中的党支部与工会的力量被逐渐边缘化，随着福利的商品化和终身雇佣制度的废黜，魏昂德所述的“庇护主义”不复存在，工人无法依赖企业，也无法依赖刚刚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他们陷入了转型困境。加拉格尔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实践会变得越来越相似（加拉格尔，2010）。通过对白色家电产业的案例研究，赵炜发现，为了应对过剩和近乎残酷的市场竞争，企业需要压缩成本并提高产品质量，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抑制工资和增强劳动控制来实现，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的政策甚至比外资企业更为苛刻（赵炜，2010）。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工人开展了一系列的利益行动。周雪光认为，国企工人在社会主义特定的制度结构下的不服从、倦怠、逃避与冷漠是一种集体性的行为。当国家控制变得紧张时，公开的反对过于危险时，“集体懈怠”就会出现（Zhou，1993）。刘爱玉指出大量工人的行动选择是退出、服从和个人倾诉等积极的“无集体行动”，而不是围绕利益组织起来的公开的集体行动（刘爱玉，2003）。冯仕政采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年的数据对国内集体行动进行研究并指出集体行动存在单位分割效应，单位类型、单位级别、单位性质都是影响因素，单位级别越高、政治属性越强，越有可能发生集体行动（冯仕政，2006）。
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也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注意。在市场转型早期，国企工人主要通过围堵政府机关和交通要道、吸引公众的目光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维护自身的合理权利。很多研究者都发现，在这一阶段，国企工人在反对领导贪腐、反对国企私有化、要求养老金等抗争中所使用的话语与过去的政治说辞有关，其产生的认同仍然指向单位共同体，他们的反抗策略也都是在过去形成的，呈现出明显的“道义经济”特征（Chen，2000、2003；佟新，2002、2006；Blecher，2002）。
在2010年以后，国企工人开始重新争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以实际行动来彰显自己的企业主人翁地位。后续研究显示，虽然这个阶段的国企工人没有像同时期的农民工那样走上街头、吸引全社会的目光，但他们灵活运用各种制度资源、社会关系与文化工具，在生产场所中通过直接的对抗、隐晦的讨价还价与管理方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博弈，直接要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与人格尊严（贾文娟，2016）。
二、“世界工厂”的兴起与新生代农民工研究
随着中国加入WTO并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研究者不再将农民工问题看作特定社会群体的问题，而是指出农民工问题不仅与户籍制度和中国城市化路线相关，更与中国以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方式为特征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的经济发展策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相关。农民工问题映射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问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无法回应农民工的实际诉求。
随着农民工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化，研究者发现，该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是跨国资本与地方政府既想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又不愿意承担劳动力成本的意图。在对宿舍劳动体制的分析中，有研究者指出，农民工处于一种充满悖论且非常割裂的生存状态中，这个群体是国家政治结构与市场经济结构双重作用的产物：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农村人口的支持；另一方面，城市却通过各种制度与结构设置来限制其扎根当地，并通过“宿舍”的方式，安置了大量流动劳动力，以保持自己拥有一个年轻并充满活力的劳动大军（任焰、潘毅，2006）。在对建筑行业工资拖欠问题的讨论中，有研究者指出，在社会与空间意义上，农民工的劳动力使用与劳动力再生产被人为地拆分开来，城市虽然接纳了他们作为劳动力的职业身份并允许其进城打工，但却无意负担其劳动力长期再生产的需要，这些临时劳动力只好投身于“包工制”，才能将自己临时地安置在城市中（任焰、贾文娟，2010）。这种工厂专制主义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相结合以推动生产发展的结构性措施，被研究者称为农民工生产体制，并指出农民工生产体制是“世界工厂”模式背后最基础的支柱。
2008年后，研究者发现年轻农民工产生了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和利益诉求。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1年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问卷调查，在生活机遇、生活方式、身份认同、发展定位、利益诉求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明显差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新生代农民工务农时间比老一代农民工短，受教育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其生活机遇明显好于其父辈。从生活方式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受到消费社会影响更多，希望提升自身的生活品质与人格尊严。此外，他们还更为积极地通过各种“行动”表达自己的诉求，包括但不限于群体行动、劳动仲裁、“用脚投票”和在新媒体上进行发声等。同时，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积极利用相关制度争取自身利益，而且试图推动相关制度的发展。蔡禾（2010）发现，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已经从受法规保护、有清晰的利益标准、能够通过仲裁和诉讼解决纠纷的“底线性”利益诉求，发展为没有正式法规界定和清晰利益标准，能够通过集体谈判解决纠纷的“增长型”利益诉求。汪建华（2013）指出，改革前农村的绝对贫困和城乡巨大差异背景下勤劳、廉价、驯服劳动力的大量供给，是农民工生产体制能够平稳运行的社会条件。然而，农民工对家乡经济的反哺、农村的衰落、其子女的留守经历等瓦解了农民工生产体制存在的社会条件，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发生了大量冲突，该体制到了不得不改的境地。
三、劳动过程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2007年前后，经由沈原、闻翔等研究者的努力，劳动过程理论被引入中国。中国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行业的劳动过程入手，对农民工生产体制进行了多元、细致、全面的研究，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理论的拓展与创新。社会学界对建筑工人劳动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蔡禾和贾文娟（2009）发现与包工头关系近的工人很容易遭遇工资拖欠，并据此指出权力效应对“关系”作用的重要影响；亓昕（2011）指出，建筑行业的欠薪与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年底结算的传统有关，而这种集体惯习使农民工将欠薪视为正常状况，因而难以反抗。服务业中的劳动状况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何明洁（2009）通过对酒楼服务员的研究，考察了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文化身份对资方所使用管理策略的影响；苏熠慧、倪安妮（2016）在家政工的调研中将性别视角纳入分析，讨论了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及其身份转换与重构的方式；施芸卿（2016）则发现美容师的劳动核心在于以劳动者和顾客之间的情感关系来掩饰资方对顾客的盈利需要和对劳动者的控制。可见，研究者意识到工人阶级队伍不仅包括农民工、国企工人等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服务业劳动者的工作状况同样应该得到关注与研究。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学界发现农民工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人口迁移、城市化的问题，工人阶级研究的出发点也不再是市场转型理论和机会与资源分配。学界开始从韦伯式的思维方式转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分析社会转型给不同工人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探讨作为阶级行动者与个体行动者的工人是怎样应对其处境的。基于这些扎实而深入的研究，有研究者指出，工人问题实则源于转型时期的生产体制设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而这不仅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可能将中国拉入转型陷阱之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工人阶级又是其中一支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就在推动中国整体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行至新千禧的第一个十年，如何转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如何推进中国社会转型，成为全国上下都在思考的重要问题，而中国工人再次在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发挥出了自己的力量。随着农民工生产体制出现危机，劳动者走出工厂、走上街头、走入社会，响应并利用同时期的社会政策与法律制度，围绕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自身的期望与诉求。在这一时期，学界围绕无产阶级化议题进行争论，对社会治理转型的路径进行探索，关注国家与工人阶级在此进程中的相互支持与彼此合作，为劳动关系治理模式出谋划策，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转型的新篇章。
一、工人集体行动研究
2000—2004年，珠三角农民工维权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从2 405起增加到4 008起，参与人数从2001年的16万人次增加到2005年的25万人次（冯建华，2008）。蔡禾、李超海和冯建华（2019）指出，工人集体行动的增加反映出原有社会治理体系的不足：一方面，国家原本有法律诉讼和行政调解两套利益调节机制，但因为法律诉讼成本过高、农民工往往采用行政调解的方式。然而，不断增长的行政诉求与有限的行政调解能力之间存在着紧张，造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反而助推了矛盾的升级。另一方面，大量显而易见的以权压人、以钱压人、以势压人的不公平现象背后存在恃强凌弱的逻辑，这使农民工更倾向于采用激烈的手段来进行利益表达，以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推动工会组织体制的转型，使工人获得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增强其谈判能力。最后，加快劳动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将劳动就业、劳动工资、劳动环境、福利保证等各方面内容纳入现有劳动合同建设中已经时不我待。从这个意义上看，劳动治理的转型已经箭在弦上。
还有研究者关注国家治理的制度特征与劳动抗争之间的关系。李静君讨论了分散积累的法律威权主义如何激起了东北国企下岗工人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抗争。一方面，“世界工厂”时代中央政府的分散积累政策使个别地方政府只关注自身的经济发展与税收状况，无视工人利益，违背法律规范；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并要求地方政府严格遵守劳动保障相关法律。然而，在经济积累与遵守法律、地方利益与中央要求的张力之下，个别地方政府选择忽视工人的诉求假模假样地遵守法律，却将工人引入陷阱。工人则在这两方面的张力之下选择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坚决拥护中央政府政策，并将侵害自身权益的地方政府作为抗争对象（Lee，2007）。
后续，学界围绕农民工抗争的去向展开争论，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问题成为该争论的核心。有研究者认为应该推动工人以阶级团结的方式来增强自身权力、维护自身利益（卢晖临、潘毅，2014），但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观点未准确把握中国工人的特性与诉求。其中，汪建华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新工人的集体行动中盛行“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他们能够策略性地运用官方意识形态、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汪建华，2013）。但工人维权行动的升级并不意味着阶级团结的产生，他们显然不愿接受“铁板一块”的僵化行动方式。他们往往会基于对自身能力、各类资源、社会关系、政治风险、生活压力的综合判断来寻找最实际和最合理的行动策略，而不愿被某些价值所绑架。在对珠三角、长三角和中国内地劳动关系形态的比较研究中，汪建华、范璐璐和张书琬指出，长三角地区从工业化模式、劳动体制到劳动力流动模式都与珠三角地区存在较大差异。长三角地区各级政府积极介入和主导地区经济发展，其招商引资的企业也都以优质外资企业为主，企业利润较为丰裕，劳动者权益维护和薪酬待遇状况也更好。此外，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以本地工人为主，并能够对居住方式、社保缴纳、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签订等状况造成影响。基于此，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关系呈现出比珠三角地区更加稳定的特性（汪建华等，2018）。最后，研究者还考察了内迁企业在内地中小城市建立起的劳动关系模式与工人利益诉求方式，发现内地地方政商关系与劳动治理方式、劳动力来源与社区生活形态、劳工抗争的政治形态都与沿海地区不同。第一，内地中小城市政府对所有资本大包大揽，在各方面给予非常多的优待；第二，内地企业的劳动力以本市县工人为主，他们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非常密集，但生产生活空间比较分散；第三，内地劳动者多以日常抵抗的方式来要求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目的在于影响企业治理，而难以形成集体抗争（汪建华，2017）。总之，21世纪初期的劳工政治虽然不断发展，但其特征在地区、产业上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工人的自身特征使得“阶级团结”的斗争路线并不可行。与此同时，中国工会改革与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开始启程。
二、中国劳资关系治理研究
对于中国劳动关系的规范来说，200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常凯指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意味着“中国劳动关系的个别调整在法律建构上已经初步完成”，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个体劳动关系中的资强劳弱问题，进而带来劳动争议案件的井喷式增长。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超过28万件，相比以往上升了93.93%（王俊秀、刘梦泽，2010）。然而，仅仅依靠《劳动合同法》来规制劳动关系是不够的，在劳动者利益保护诉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一体多元的劳动关系调整系统来推进政府协调下的劳资关系自治，劳动法制体系的建立、集体合同制度的推行、工会作用的改革与发挥、人力资源工作的转变等都是题中应有之意。其中，集体劳动关系的构建和调整极为关键，能够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加稳定。当然，劳动关系集体化的转型不仅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更需要工人参与的自下而上的推动。总之，经由《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中国协调劳动关系的思路成为“目标和谐、承认冲突、通过法制、实现双赢”（常凯，2013）。孟泉（2013）发现，劳资集体协商的广东经验、大连经验、江南经验的出现意味着，以社会治理的方式来推进我国劳动关系的制度化改革是有可能的。当然，这种路径的核心在于构建起完善的规则体系以及在其基础之上进行灵活运用。此外，劳资关系自治对于使企业劳动关系走向有序化、可调控、可预测非常重要，但需要在政府治理和监管下，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发展在基层——尤其是企业内部——形成一套自治机制，使劳资双方的利益与发展能够达到动态平衡的状态（孟泉，2016）。
2008年以后，中国开启了一波劳动立法热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相继颁布，提升了工人的维权意识与行动能力，中国工会也随之开始转型。通过在珠三角、长三角、东北等地进行田野研究，闻效仪（2017）发现，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工人市场谈判地位持续提升，工人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提升工资待遇的集体行动能力增强，以及雇主调整自身角色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劳资集体协商正在从“国家主导”走向“多元推动”，各参与主体围绕不同利益诉求和协商特点发展出不同的集体协商模式，中国通过劳资博弈化解利益矛盾的规则正在逐步建立。工会改革是中国国家基础能力建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总体进程相协调，工会并不是一股独立的结构力量，而是国家用以走入职工群体的代表，并发挥自上而下的组织性建设作用（闻效仪，2020）。可见，中国劳动关系治理模式的转型是紧密配合社会治理转型的总体进行而推进的，形成了一套国家主导、多方参与，且与社会治理逻辑相匹配的劳动关系治理模式。
可见，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显示出中国国家、社会、研究者围绕如何应对中国劳动问题挑战所进行的探索与争论。有些研究者主张从公民权或阶级形成的角度进行思考，使中国工人成为有能力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力量，并继续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无法完成的使命。一方面，有些研究者从工人群体面对的社会实践出发，认为工人自身的行动取向并非追求某些价值，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会效仿西方国家以“阶级团结”“群体博弈”为核心的劳动关系协调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关系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一个部分，国家通过“限制集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立法”的双重策略主导劳动关系的走向，而劳动研究背后的理论议题也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议题走向涂尔干式的社会整合、社会道德与社会团结议题。
2021年秋，习近平同志在《求是》杂志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指出“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习近平，2021）。此外，技术发展同样会给劳动关系制造一些新问题。第四次技术革命已然席卷全球，新技术、新业态、新劳动的出现使中国工人阶级研究开始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比如，相比以往的非正规就业，结构性、整体性“不稳定劳动”状态的出现挑战了西方现代社会以公司组织与工会劳资集体协商为基础的劳动关系模式。那么，在新技术的发展下，中国工人的劳动状况与劳动关系状况将会发生怎样的新变化？劳动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会给劳动治理带来什么新挑战与新问题？中国在处理农民工问题的基础上建立的劳动关系治理模式能否成功应对这种新挑战？适应数字劳工劳动关系的模式又是什么？这是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研究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
一、传统制造业工人的现状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进行，中国传统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生活也出现了深刻的转变。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对传统制造业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现状进行了分析。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三和大神”的出现。随着21世纪步入第二个十年，曾经的留守儿童的城市化结果初步显现。部分留守儿童长大后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并在组建家庭失败后以“三和大神”的形象在城市生存，进行日结劳动，成为人们无法忽略的城市景观。黄斌欢（2014、2021）的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既脱嵌于乡村社区，又脱嵌于城市社区，社区伦理的变动瓦解了儿童成长的基础秩序。其长大后，不再将农村社区作为认同的对象，家庭观念也土崩瓦解。当下，一部分农民子弟已经舍弃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群没有任何财产积蓄、挣扎在生存边缘、满足于维持基本生存的“大神”，“悬浮”在城市的边缘。王欧、王天夫（2021）的研究则指出，长期的家庭拆分与频繁流动使部分新生代男工难以维系其婚姻，家庭化也出现危机，他们陷入了既脱离农村又无法融入城市的尴尬处境。
第二，那些得以继续在制造业工作的传统工人则遭遇了“机器换人”与劳动降级。有研究者指出，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赛博格在内的非人主体正在将人类从大量传统产业中推挤出去，中国产业升级中的制造业正在经历以“智能化”和“省人化”为目标的“机器换人”。机器换人使劳动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劳动控制更为强化，工人越发成为仅能承担“执行”作用的被动劳动者，最终将产生劳动力结构的两极分化（许怡、叶欣，2020）。还有研究者发现，人工智能在制造业中的使用方式是将核心科学原理、科学思维从知识生产的基本技能中抽离，工程师等知识性员工陷入了“技术空心化”的境地（王潇，2019）。不少研究者的研究都显示，人工智能将进一步降低传统产业工人在生产中的自主性，甚至将中低技术工人推离制造业（孙中伟、邓韵雪，2020；张桂金、张东，2019）。
第三，农民工的再技能化。基于上述状况，王星聚焦国家技能形成体系并指出，中国产业工人的技术形成不仅涉及企业人力资本提升问题，而且涉及整体社会治理提升问题。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短缺反映出低技能、低成本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平等及共同富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技能短缺直接制约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劳动保护与技术培训的缺乏使低技能群体被锁定在底层。然而，公共服务资源的短缺与国家技能形成体系的不健全制约了我国产业工人技能的提升。难以在城市落户、难以购买城市住房导致农民工无心积累技能。技术培训体系与技能认证系统的不完备，使受训者难以得到相应回报，这将极大制约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王星、徐佳虹，2020）。
第四，卡车司机研究。自2018年以来，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接连推出三部《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对卡车司机群体特征、劳动过程、性别问题、物流行业的组织方式、劳动者的自组织方式等诸多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调查发现，卡车司机的劳动形态呈现出多主体卷入、再生产向生产卷入、情绪劳动卷入等多重卷入的特征；其生计在市场准入门槛变低与竞争加剧，物流平台竞价模式，国家限行禁行、环境保护等政策的影响下越加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卡车司机群体采取了卡嫂跟车、组织化等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对卡车司机的研究推进了学界对平台组织模式、性别观念变迁、社会自组织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2018、2018、2019）。周潇（2021）发现，技术平台对传统产业的重构方式并非只有一种，建立在劳动者组织与熟人交易网络基础上的整合性匹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卡车司机赋能。马丹（2022）发现，卡嫂的性别观念在“卡”与“嫂”之间挣扎，并显示出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多元组合之间的博弈、交替与转换。刘学等人（2021）发现，卡车司机虚拟社群一方面通过构建嵌入性关系、强化社会性激励，推动了组织化力量的形成，跨越了虚拟社群组织化的障碍；另一方面采用社会性激励、畅通多元制度化表达渠道，破解了行动上的极化效应。卡车司机的研究转变了劳动研究过于微观、忽略总体的问题，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几个方面共同发力，从流通领域工人群体生计入手，回应了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问题（闻翔，2020）。
可以说，将农民工遏制在底层，虽有利于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但损害了国家与社会的总体利益和健康发展。无论从“三和大神”还是农民工再技能化的现象来看，曾经的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的社会后果已经显现出来。杀鸡取卵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使中国劳动力代际再生产出现重大问题。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农民工城市化困境”，而是劳动力与劳动技能整体缺失的困境，而这个问题即将成为与养老、医疗、市场、消费等多重问题相关的人口学问题，在未来阻碍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
二、平台经济与新劳动现象的研究
国内社会学研究者延续了劳动过程理论对劳动控制问题的关注，从技术控制、工资制度、意识形态支配、劳动管理制度、劳动形式转变等角度出发，衍生出对平台经济下众包劳动者劳动过程的广泛研究，研究对象涵盖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络作家、网络主播、互联网家政工等。
平台经济下的劳动控制首先表现为形式上扩大的劳动自主权与对劳动者实际控制的加强并存。依托信息技术，平台实现了对于数据收集和任务分配的垄断，由此造成劳动者对于平台的依赖。冯向楠和詹婧（2019）以及陈龙（2020）对外卖员的研究发现，平台会隐秘地收集、分析数据，用于对骑手的精细化管理和控制，这些数据一方面被用于协助智能语音助手规划路线、简化操作，实现对骑手的去技术化；另一方面直接被用于制定时间标准、量化绩效。除直接控制外，平台经济也在不断制造甘愿。吴清军和李贞（2018）指出，互联网平台下分享经济的用工模式，体现为集碎片化的控制与工作自主性于一体，通过激励机制、评分机制和监督机制的设计等，让劳动者对平台形成或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在外卖员的配送工作当中，平台还有意将劳动过程游戏化，使骑手在平台的游戏规则下参与到与布洛维所谓“赶工游戏”类似的“自发游戏”中，形成了对工作的认同（陈龙，2020）。掌握控制权的平台在表面上放弃了直接控制，实质上则通过引入消费者等主体对劳动者进行评价，淡化雇主责任并转嫁劳资冲突（陈龙，2020；梁萌，2017）。
平台经济使得生产与消费的边界逐渐模糊，“产销合一”的劳动者在平台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控制手段。姚建华等人指出，用户的分享活动、义务宣传以及有偿或无偿参加众包任务，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新的增长点，将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活动延伸到闲暇时间，将象征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转变为“实际吸纳”，与“弹性资本主义”相适应（库克里奇等，2018）。国内研究者研究了平台对于这部分特殊劳动者的控制方式。胡慧、任焰研究了网络文学产业平台对网络作家的控制，发现平台通过“梦想”的机会制造和分类签约、竞争激励及内容管理等技术控制，重建劳动价值体系，使网络作家积极地参与到自我规训的生产过程之中（胡慧、任焰，2018）。在直播行业当中，平台制造的“人气游戏”通过受平台控制的虚假人气调和劳资利益，使得劳动者忽略了工作不确定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严重剥削，产生“命运自主”的意识（徐林枫、张恒宇，2019）；平台还通过将“情商”归结为常态规范，使得劳动过程在具有不确定性和高流动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被整合进入资本积累的逻辑当中（郑广怀等，2020）。
平台经济下催生的新型劳动模式和新型劳动者的劳动被归类为“数字劳动”，与上述劳动控制机制相呼应。有研究者指出，所谓的“数字劳动”实际上是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劳动的过程以及劳动控制都被媒介技术中介化，劳动者不仅高度依赖媒介拥有者，并且在弹性策略下处于“全天候待命”的状态，产销合一的“玩工”又使得媒介被劳动化，二者共同改变了现有的劳动状态和控制方式（姚建华、徐偲骕，2019）。在媒介化的劳动模式当中，劳动分工由细化向极化方向发展，劳动过程趋向于实现有效的人机合作，劳动者存在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转型的可能（邱子童等，2019），然而劳动者仍然需要面对技术控制、意识形态支配等劳动控制手段和由此带来的沉重的工作压力。
三、信息技术产业劳动状况研究
随着中国信息技术（ICT）产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劳动力涌入，曾经在工业制造业中出现的过度劳动、超时加班、劳动权益受损等问题也扩散波及高科技产业。与此同时，社会学研究者也开始了对ICT产业劳动状况与劳动关系的分析研究。
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是互联网企业中劳资关系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佟新和梁萌（2015）指出，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随着各大互联网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上市，全球互联网产业出现了以“致富神话”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与技术符号秩序。“资本”与“智力资本”构成了互联网行业劳动者的新宗教。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以及知识型劳动力市场却是高度分化的，其中，国际资本控制的企业占据着高点，并在企业内部产生了伙伴型劳资关系，而国内中小型互联网企业则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部，企业内部延续着传统的简单型劳动控制模式。梁萌（2016）在对“996”和加班问题的研究中指出，互联网企业对工程师的管理方式仍是以科层制、绩效考核为主的，以平等、自由与合作等工程师文化为核心的虚拟共同体仅是对科层制本身缺乏适应性与灵活性的补充。此外，互联网企业往往采取“敏捷开发”方法进行工作，并在劳动过程中引入了量化和精细化的考核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能够缓解工作压力的“弹性工时制”反而成为程序员加班行为的诱导因素，最终破坏了劳动者的公司认同与自尊自信。
另一方面，研究者还考察了互联网企业中的文化与劳动者的认同、主体性等议题。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通过对程序员实习生的研究发现，在互联网行业的训导下，人们要么将自我物化为劳动成品的数量，要么将自我物化为能够谋取市场流动的技术等级，并相信只有在业界鏖战才能实现自我成就。这种以“进取”为特征的自我游戏是资本的花招，最终使程序员实习生陷入“自我”迷失。严霞（2020）发现，在程序员的生活成本超过可支配收入，即必须维持高收入才能偿付房贷、车贷等长期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的情况下，以及在ICT产业过度市场化、随时舍弃绩效不佳职工的雇佣模式下，ICT企业中的研发劳动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以自我为企业”的自我控制方式，即为了提升研发效率向研发工程师让渡部分决策权，一方面使其发挥劳动自主性，另一方面使研发工程师依照市场规则与机制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经营。总的来看，在上述情况下，程序员陷入了不稳定的劳动状态和巨大的失业压力之中。
无论在曾经的制造业，还是在今天的ICT产业中，剥削性劳动关系的社会后果并不会被直接地展现给我们。中国的工人——不管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今天的互联网码农——都习惯隐忍、渴求适应，并擅长应对。因此，工人阶级对整体社会发展的影响一方面是潜藏在社会深层之中被各种现象遮蔽的，另一方面又是迟滞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并不知道拆分型劳动力使用模式导致了劳动力人口的下滑，正如今天，我们很难预料全球生态恶化、新冠感染疫情、局部战争与不稳定劳动的叠加会将人类推向何处。
在围绕新技术新业态的劳动研究中，波兰尼的取向开始出现，研究者意识到社会已经很难约束市场过度扩张与劳动力过度商品化导致的危机。不稳定工作、不稳定劳动正在成为全球普遍现象，人们的工作生活变得越加艰难。全球变暖、新冠感染疫情、局部战争等全球生态环境、政治经济事件使劳动者不断面对更大的风险，围绕风险而产生的社会极化也不断显现出来。新业态中的新劳动群体是我们了解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窗口，其劳动与生活状态可显示出劳动力商品化所能够达到的程度。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柔性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不能有效应对与缓解工人群体遭遇的危机，那么更为刚性、破坏性更大的反向运动将有可能到来。据此，对工人阶级问题的任何短视都是把问题留给下一代的不负责任态度。
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不断地给工人阶级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向着手，深化并发展我们未来的研究。
首先，从人类文明演进角度理解当下与未来的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当下的劳动方式与我们对未来劳动方式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嵌在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之中。我们只有了解人类文明发展以来人们劳动方式变迁的逻辑，才能理解当下的劳动方式、工人阶级的处境，并对未来的劳动方式、工人阶级的处境进行预判。尤其是，当我们继续深化新业态中的新劳动研究时，不能只面向未来，还需要回顾历史。这个历史不应只局限于资本主义发展史，而应拓展到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理解。
中国劳动研究者始终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中实现“劳动向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人们在劳动中互动、合作并形成特定的资源分配关系和社会文化规则，在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构筑起上层建筑的大厦，而二者所构筑的社会生产关系亦成为界定特定文明形态的重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1960）。面向未来，我们的研究需要对大历史进行把握，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来思考自身的研究，这样才能阐释清楚中国工人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处境、遭遇、行动方式及其特征，才能总结出他们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近期，研究者在讨论数字劳动与“躺平”现象时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劳动尊严（邱泽奇，2021）。该问题涉及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进程对中国劳动关系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社会主义理想的消除，令单个无产者的发展陷入偶然状态，令社会团结陷入机械模式，我们追求的是使单个劳动者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生存条件与劳动，又能享有一个温暖、相互关爱的共同体生活。那么，第四次技术革命与数字劳动的发展在哪种意义上为上述发展提供了可能？而我们的劳动关系模式、分配模式、劳动治理模式又应当随之进行什么样的调适？这依然需要研究者继续探索。
其次，我们亟须从波兰尼角度出发，将工人阶级研究与整体社会转型进程研究勾连在一起。工人阶级所面对的具体问题与特定时代的根本议题密切相关，劳动研究在其产生之初，便与更宏大的时代议题结合在一起。如上文所述，中国的工人阶级研究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其背后暗含着清晰的理论线索。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冷战技术、社会主义市场转型的浪潮下，中国也进入社会活力的释放期，中国工人阶级研究的理论取向是韦伯主义的，研究者在“社会机会平等何以可得”的问题意识下，讨论如何使农民工获取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机会与资源。在21世纪初期，中国加入了WTO并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人被纳入跨国劳动之中，中国工人阶级研究的理论取向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在“剩余价值何以获得”的问题意识下，对各类剥削性的生产体制进行了分析。2010年后，随着全球产业转型升级大潮的到来，中国进入了劳资矛盾高发期，中国工人阶级研究的问题意识转向了涂尔干式，即研究者在“社会团结何以构建”的问题意识下，讨论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与劳资关系治理创新。然而，2020年后，全球政治经济再次出现了剧变。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等为核心第四次技术革命到来，数字技术与货币金融化的结合推动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使大量劳动者处于高度商品化与不稳定劳动的处境；另一方面，逆全球化的浪潮来袭，政治保守主义使局部战争频发，战事亦不断升级，20世纪文明随时面临被瓦解的风险。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述的“钟摆”已经开始摆动，自由市场下劳动力、货币、土地商品化的相互结合正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形形色色的“干预主义”运动，并引发了各种社会灾难（波兰尼，2007）。今时今日，我们对工人阶级问题的研究需要从宏观层面着手，将与劳动、土地、金融等问题相关的社会反向运动纳入分析，研究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家、资本与工人的互动模式下，这种社会反向运动呈现出怎样的态势，这种态势与国家“干预主义”行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中国乃至其他国家当下的“干预主义”行动与20世纪有何不同。
最后，持续采用综合性、创新性的理论框架，推进对多种新劳动现象的研究。近年来，学界越发意识到仅从劳动过程、劳动治理、不稳定劳动等传统理论出发，不足以理解当下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我们还应探索更为前沿、能够回答复杂问题的综合性理论框架，以对中国当下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进行解释。比如，研究者注意到，纵深推进复杂劳动问题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还应将视角转向流通领域。流通领域不仅意味着对卡车司机、骑手等物流行业劳动者及其劳动方式的关注，而且意味着对劳动力市场流动、劳动力市场控制策略的关注。目前，已经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劳动力市场控制展开了研究。汪建华、张书琬（2019）讨论了社会嵌入性与劳动力市场控制的关系；郑广怀、付艳敏（2022）讨论了劳动过程控制与劳动力市场控制是如何经由返费机制勾连起来的；周潇（2022）讨论了互联网平台是如何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组织规则，并强化劳动控制的。对流通领域开展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对资本流动、生产资料流通、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分析，以及对时空压缩、不稳定劳动、劳动控制、工人阶级文化与特定社会关系再生产之间所存在的深层逻辑关系的阐释。又如，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推动了产业组织模式与工作劳动形态的持续变革。但中国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极为迅猛，源自西方过往经验的诸多概念与理论范式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状况。比如，笔者在人工智能产业进行调研时发现，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知识劳动、创业劳动等概念都能用以研究和阐释数据标注员和AI算法程序员的独特劳动形态，我们只有对资本、劳动等基础概念进行创新，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状况。总的来说，中国工人阶级研究目前仍主要集中于探讨中国劳动问题的自身特征。面对未来，对全球各主要国家劳动模式进行比较性分析、对全球政治经济发展逻辑进行研究也应该成为学界努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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