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代中国40余年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一个从计划到市场、从集中到分散、从一元到多元、从固定到流动、从封闭到开放的总体性变革过程。在其中，社会结构的变革是最为重要的变革之一，而在社会结构分析的诸多维度中，阶级阶层又是其中最为独特的分析视角和概念工具。这是因为，阶级阶层地位是最基本的社会地位，阶级阶层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阶级阶层关系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李路路，2019）。早在197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斯廷奇科姆就曾指出，“社会学中只有一个自变量，那就是阶级”（Wright，1979：3）。尽管这一表述有夸张虚饰之嫌，但这句话确实指出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如果说社会不平等问题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那么“阶级”就是谈论这一问题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阶级当然不是社会学中的唯一自变量，但阶级肯定是分析社会不平等及其相应社会现象的诸多视角中最重要、最具竞争性的视角之一。
对于阶级和阶层两个概念，国外学界很少做明确区分，二者的语义表达大都是由“class”一词来统领。在国内学界，这两个概念具有不同含义，且这种区分既有学术指向上的差异性，也有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使得阶级概念被极度扭曲。因此，学界出于抵触或回避心理，纷纷转向使用“阶层”一词来淡化阶级概念。另外，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和相对应的社会群体，学界很难通过传统的阶级概念从“生产资料所有权”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作为一种改进，可以在阶级中划分阶层，在阶层中划分利益群体，形成“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分析框架（张宛丽，1990）。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阶级与阶层概念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逐渐被忽略，被归入两种不同的分层研究取向中，即：阶级更多的是一种关系取向的概念工具，指向经济状况和经济利益的分化，“各阶级只能根据它们与其他阶级的社会关系才能够被定义”（Wright，1979：6），阶级分析者们更多的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强调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才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本来源，如基于财产所有权关系、权力或支配关系、雇佣关系等；而阶层更多的是一种等级取向的分析维度，如收入阶层、教育阶层、消费阶层、声望阶层等。
在后文的综述中，阶级阶层既有被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使用的时候，以取其笼统和方便之意，旨在从宏观结构视角分析社会分化或社会构成的基本形态，以描绘和勾勒社会分层的状貌轮廓、社会结构的构成分布及其历时性变迁；与此同时，在指涉具体的分析范式差异与视角转换之时，阶级和阶层也会被区分开来加以使用。
当代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研究既受到西方阶级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影响，同时也有突出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其理论范式、经验议题和分析焦点紧随中国社会变迁进程，是现实社会中重大分层分化现象及其演变的直接折射和反映（李春玲，2019）。下文的叙述逻辑如下：首先从理论上把握伴随着社会形势发展和结构变迁而来的阶级阶层分析范式转换问题，进而从不同逻辑起点出发，归纳和梳理国内有代表性的阶级阶层分类框架，描绘当代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状况，之后从历时性角度聚焦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特征，最后围绕阶级阶层结构分化的形态与走向、阶层分化的逻辑与动力、阶级分析的“元问题”等关键议题展开评论及展望。
考察阶级阶层分析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命运”，有助于我们理解阶级阶层分析的意义和价值。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几何时，阶级分析与阶级话语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一度盛行，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自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阶级分析却经历了明显的从“式微”到“回归”的过程，或者说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变过程（冯仕政，2008；刘剑，2012；刘欣、田丰，2018）：第一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阶级话语逐渐消逝”，等级式或阶梯式分层模型全面取代阶级分析，成为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导范式；第二次是在21世纪之后，社会学界又兴起了一股“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阶级分析越来越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分析范式。也有研究者将这种理论取向的变化轨迹称为冲突论分层观与功能论分层观的交替轮动（李春玲，2019）：改革之前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基础的冲突论分层观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改革之初功能论分层观逐步成为主流，而进入21世纪以来，冲突论分层观再度兴起，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一度有所回归，从而形成冲突论和功能论分层观共存的局面。
一、阶级分析的“式微”
对两次范式转变的初衷、立场和主张进行梳理归纳，才能更好地把握和理解范式转换背后的动因与逻辑。概括研究者们的观点，当时主张放弃或取代阶级分析的依据主要在于：“文革”期间及“文革”之前在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党和国家及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巨大危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对阶级概念造成了极度扭曲，给阶级的学术研究以种种顾虑（赵慧珠，2002）。在彻底清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利益对立和斗争的阶级概念不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尤其是当时中国社会已经不存在马克思所指的阶级，即由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定义、具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存在阶级利益冲突、矛盾斗争不可调和的阶级（雷弢、戴建中，1986；王煜、雷弢，1988），而是新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和相对应的社会群体，亟待从多维视角、多元标准如阶层或利益群体的角度展开研究（张宛丽，1990）。
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由生产资料私有化所产生的私营企业主和自雇者等，不再被视为阶级敌人；阶级阶层之间存在着社会资源占有量的差异，而非利益关系，尤其是冲突性的利益关系。由此，很多研究者转向借鉴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或者以职业声望、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基础进行阶层分析。例如，以职业为基础进行阶层划分时，或以职业声望得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描述阶层结构（蔡禾、赵钊卿，1995；折晓叶、陈婴婴，1995；陈婴婴，1995；许欣欣，2000；仇立平，2001；李春玲，2005；李强，2005）；或以职业、教育和收入为指标进行多元标准的阶层划分（张翼、侯慧丽，2004；李培林、张翼，2008）；或者以收入和消费为指标对社会成员进行阶层划分（李强，1997；李培林、张翼，2000；李春玲，2007；李培林、朱迪，2015）。
二、“重返阶级分析”
而21世纪之后国内学界“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渐起，代表性论点有仇立平（2006）的“回到马克思”，沈原（2006）提出的“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佟新、戴建中等人（2008）提出的“将阶级分析带回到劳工研究的中心”，冯仕政（2008）提出的“重返阶级分析”，阶级分析越来越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分析范式和概念工具。
主张重返阶级分析的缘由主要在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结构向定型化发展，特别是经济领域中的分化尤显突出，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日益显现和尖锐化（仇立平，2006；孙立平，2008）；相对于等级分层的概念，阶级概念能够更深刻地反映深层社会结构的矛盾，能揭示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孙立平，2008），重新引入阶级视角能够更好地反映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沈原，2006），有研究者甚至指出，与一般分层研究的功能论取向不同，冲突论取向的阶级分析更贴近当前中国社会日益严峻的冲突现实，更适合揭示当前中国社会分配及社会整合的独特性（冯仕政，2008）。可见，阶级分析范式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主要是因为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分化现象严重、群体矛盾与冲突升级，亟须重新引入并使用阶级这一结构性视角。
综合研究者们的观点，早期放弃阶级分析的原因主要是对“文革”时期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的抵触或回避，加之改革之初国内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事物以及对西方新的分层思想的引介，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般分层议题研究的高潮。而近几年来研究者呼吁重新开展阶级分析的缘由主要在于：转型过程中利益分化现象严重，群体矛盾与冲突升级，亟须引入新的结构性视角。总的来说，无论是阶级分析范式的“式微”，还是之后的“复归”，当代中国的阶级阶层研究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的禁锢，及时跟踪了社会转型与变迁中的新现象新变化，并在不断借鉴欧美社会学新兴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追求研究范式的自主性、规范化，为不平等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刘剑，2012）。
三、范式转变相关论题评议
当然，有关两次范式转换及其归因方面的讨论，在有些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和问题，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界在阶级分析以及分层研究范式上的误识。
第一，近年来国内学界的阶级分析转向更多的是“回到马克思”或重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单一趋向显然遮蔽了其他阶级分析范式和解释逻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和分析适用性。从知识起源的角度来看，阶级分析中既有强调“生产资料所有权”“剥削”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传统，也有强调“市场资源”“生活机会”的韦伯传统。而当代社会学中，阶级分析的内部态势更具竞争性，既有坚守和延续“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的新马克思主义，也有强调“雇佣关系分化和理性行动逻辑”的新韦伯主义，强调“职业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的新涂尔干主义等（李路路等，2012）。因此，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本身没有问题，我们也确实处在一个需要阶级分析的时代，但可以选择的“重返”路径是多元而非单一的，重返阶级分析不等于重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秦广强，2018）。
第二，在阶级与其他非阶级分层视角的关系问题上存在误识。国内学界一般将非阶级的研究取向视为韦伯传统，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性错误，但是将韦伯阶级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市场状况”和“生活机会”视为非阶级的、分层研究范式中的核心议题（参见，冯仕政，2008）是很值得商榷的。韦伯明确指出，那些因市场资源、市场能力不同而享有共同生活机会（life chance）的群体构成了阶级（韦伯，1997：248）。与马克思相同的是，韦伯也是在经济关系中定义阶级，只不过韦伯的阶级概念坐落于市场经济的交换领域。另外，有研究者将阶级分析和其他分层视角分别视为冲突论和功能论取向，这是一种误读。无论是分层研究还是阶级分析内部，均可以依据价值取向得出这两种范式的区分。冲突论和功能论是分层或阶级视角内部的范式区分，不是不同分层视角之间的核心差异。从根本上讲，阶级视角相对于其他分层视角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它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强调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才是构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本起源。
第三，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将分层研究的范式更迭与社会转型“必然性地”连接在一起，如改革开放之初从传统的、激进的、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转向具有温和或调和色彩的多元分层研究，21世纪以来又以保持对宏观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及群体间关系紧张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为由，呼唤重返阶级分析。我们丝毫不否认阶级分析在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但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阶级分析还是其他分层视角都与社会转型与否（静态或动态社会）没有必然的联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判断学术研究应取决于何种社会形势，而在于从根本上接纳并认可不同立场的多元性存在及其相互间竞争性的关系格局，寻找并确立适合于不同经验议题的分析路径及其比较优势。
一、分化形态与特征
在21世纪初期，国内分层学界就已经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形态与特征进行了充分讨论，在有关阶层分化的趋势上做出了“断裂化”和“中产化”、在分化特征上做出了“结构化”和“碎片化”的不同判断。
就分化形态而言，孙立平（2003：59-67）提出“断裂化”论点，指出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阶层分化趋向于两极分化、上下对立；而陆学艺（2002）提出“中产化”的主张，认为随着现代化及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的阶层分化将形成中间层占主导地位的整合型社会，即由金字塔形转变为椭圆形或橄榄形。
就分化特征而言，李路路（2003）采用“结构化”“再生产”的概念总结当时的阶层分化趋势，指出目前的阶层分化正在形成固定的、有持续影响的、界限分明的阶层结构，尤其是经济地位的差异不断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这种阶层结构会通过“再生产”被延续下去；与之相对应的，李培林、李强（2004）等人则提出“碎片化”观点，认为由于利益和观念等方面的个体化、差异化，阶层分化是多元的、分散的、相互交叉的分化，这些碎片并未显示出聚集为几大阶层或群体的迹象。
几种观点之间的争论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各派研究者也都形成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及经验资料基础。20年时间过去了，争论仍难有确切定论，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整体朝向常态化、稳定型方向发展（李培林，2017），在制度排斥与市场排斥机制的交互作用之下（李路路、朱斌，2015），地位再生产、阶层固化等问题逐渐凸显，构成了制约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结构性诱因。
二、阶级阶层分类框架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变革明显经历了一个阶级阶层分化的过程，而对于阶级阶层结构的状貌和特征，很多研究者结合国外阶级研究范式和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从多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分析框架。理论逻辑出发点不同，人们所建构的阶级阶层分类图式也不同。以下我们将分别从现代化逻辑、制度主义逻辑和权力逻辑出发（李路路，2012、2019），分析每种逻辑的核心论点以及由此构建的阶级阶层分类框架/图式。
一是现代化逻辑。其核心观点是：随着中国社会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转变，现代化和技术的发展导致职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地位、“身份”地位等，成为社会地位的核心和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基础。职业地位所拥有的不同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决定了职业地位的高低，导致中国社会形成了基于职业地位的阶层结构。
陆学艺（2002）及其团队提出的“十大阶层”是这一理论逻辑的典型体现。他们指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白领群体迅速扩张，人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上升流动机会也越来越多，原有的阶级阶层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整个社会将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且这种阶层分化主要表现为职业分化。据此，他们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出了十大社会阶层，并进一步把这十大阶层归并成五大社会等级。这十个阶层分别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十大阶层的划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三种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这三种资源被认为是当前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资源，决定和形塑着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其中组织资源是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资源是指对社会（通过证书和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
二是制度主义逻辑。其核心观点是：阶层的形成嵌在社会的制度体系之中，阶级阶层结构不仅仅是现代化及其经济-技术理性逻辑驱动的产物，政治、社会、文化、既存利益结构以及传统等各种因素都会对阶级阶层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国家“自上而下”的改良式变迁中始终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的，原有的再分配体制、资源分配结构、受到控制的渐进式转型过程等，都会对阶级阶层结构产生影响（李路路，2002）。当然，即使是持有制度主义逻辑，不同的研究者所强调的制度体系间也存在差异，有的特别强调产权制度以及国家权力，有的强调户籍制度、干部身份制度、所有制制度和单位体制。
刘欣（2007、2018）划分的阶层结构框架强调产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嵌在国家政治结构之中的产权制度，连同这些制度所派生的次级制度，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具体而言，中国转型社会的经济资产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是嵌在既有政治结构中的，这样的制度安排使阶层关系表现出“支配二元性”（权威型支配和市场型支配）和“权益双重性”（既是支配关系又是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特征。他整合支配关系与经济利益分配关系，针对城市社会群体构造了一个由17个阶层位置、6个阶层分类组成的分析框架，包括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小业主及自雇者、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等。在新近的研究中，他又对这一框架进行了修正，构建了一个新的、适用于转型期中国城乡整体社会的框架，由16个阶层位置、7个阶层分类组成：社会上层（支配者阶层）、新中产上层、新中产下层、小业主和自雇者、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农民。具体操作过程如下：首先按是否拥有公共权力，将社会位置划分为“有公共权力的社会位置”“无公共权力的社会位置”，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行政事务位置”。其次，对有公共权力的位置，又按对公有资产有无直接控制权分为党政事业领导位置和公有（控股）企业领导位置，对每类位置进一步按职务高低分成两层。最后，对无公共权力的位置，按照市场权力的来源和大小进一步分类。
林宗弘和吴晓刚（2010）则认为，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度是决定阶级位置的核心制度，可据此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阶级分类框架。其中，户籍制度是对劳动力所有权的限制，单位制度决定组织资产的配置，而干部身份则是对生产现场技术与权威的身份界定和对私有产权保障的重建。他们指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的所有权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他们的阶级分类框架由10个群体构成：国家干部、国企工人、资本家、新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集体干部、集体工人、农村干部、农民。
三是权力逻辑。其核心观点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基于权力的形式和权威结构，社会权力关系上的差别决定着阶层结构及阶层群体之间的差别。权力意味着存在支配-服从和统治-被统治的关系，无论这种权力是表征为财产所有权、再分配权力、市场权力，还是职业权力、工作权威等，而权力支配、统治又进一步体现为对关键资源、机会的占有和控制。在权力逻辑视角看来，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逐渐出现的依据权力分化逻辑而呈现的阶层化过程、体制改革和对市场化的引入，致使这种分化有了新的动力机制和结构特征。
李路路（2005）基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社会权力的差别，将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权力和所占有的资源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以权力和资源为基础的、以大类职业为表现的社会阶层结构，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自雇佣者、农民六个阶层的结构。
后来，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2012）在韦伯权力-支配分析范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权力和权威特别是工作组织的权威为基础的阶层结构体系的分析框架——“权威阶层框架”。具体操作上，首先基于财产占有权确定三个基本阶级地位，即雇主、雇员、自雇佣者，然后结合组织权威与工作状况对非体力雇员和体力雇员群体进行细分：那些非体力，拥有下属，在组织的人事、生产经营管理、奖惩、财务等重大事项上有一定决策权和下属管理监督权的雇员，处于这个权威体系的上层；那些非体力且不拥有决策和下属管理监督权，但拥有工作自主性的雇员处于第二个等级；那些从事体力劳力、不拥有决策权，但拥有下属管理监督权的雇员为第三个等级；那些从事体力劳力、不拥有任何下属管理监督权，仅拥有一定工作自主性的雇员，处于这个权威体系的最下层。由此，研究者们构造了一个由十个阶级阶层类别构成的分析框架。这一分类框架的突出特点在于将韦伯传统的权力支配关系、市场与工作状况、新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中的资产控制权等，都整合进了一个权威关系的逻辑框架之中，通过对权力大小的直接测量，揭示了不同阶层地位的特征，并在权力这一单一维度上对阶级阶层进行划分，保持了理论逻辑上的一致性。
仇立平（2006）在“回到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主张中扩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论断，将马克思有关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命题延展到了生产要素的占有关系上，根据对资本、管理、技术、劳动四种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占有关系，总结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四个阶级类别：管理者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和劳动阶级。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
除了上述阶级阶层结构框架的构建，还有不少研究者结合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或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职业地位、经济收入等维度对中国社会的等级式或阶梯式阶层结构进行了测量和描绘。如果说前述几个阶级阶层结构框架更多是基于某种在社会关系分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那么后文这些研究结果更多是基于占有资源、机会的数量（例如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声望等）而进行的分类。
李强（2005）使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其中16～64岁人口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进行测算，提出了中国社会“倒丁字形”阶层结构，其中的“一横”主要由社会经济地位很低的农民（ISEI为23分）构成，占比64.7%，且农民与其他群体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分界，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城乡分割；此后，李强（2017）又使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基于ISEI得分的职业地位结构，提出了从“倒丁字形”结构向“土字形”结构变迁的观点，十年之间，中国阶层结构从中产严重缺失演变为中下阶层位置的群体明显扩大。张翼、侯慧丽（2004）利用“五普”数据，结合国际职业声望量表和每一种职业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所占的比例，估计了就业人口的阶层结构状况，指出中国阶层结构是一个底盘很庞大的“烛台”。李培林、朱迪（2015）结合2006—2013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将城镇居民按照收入划分为四个层级：低收入者、中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研究发现，多个年份间各收入群体所占人口比例变动不大，中等收入者在27%左右，中低收入者维持在50%左右，低收入者在20%左右，高收入者在3%左右，发出中等收入者规模的扩大停滞，高收入者利益垄断格局形成的信号。
除了面向全国或城镇的阶层结构分析，也有一些研究者面向农民群体进行阶层划分，并指出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一样出现了一定的阶层分化（王春光等，2018）。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学艺基于职业差异将中国农民群体划分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农村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陆学艺，1989、1991）。魏昂德（Walder，2002）根据1996年的全国性调查数据将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非农雇工、个体经营者、私营农村企业主、集体企业管理者、村队农村干部、县级农村干部七个阶层。有研究者对以职业为基础进行的农民阶层划分进行反思，认为以职业作为农民分层的标准，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劳动的兼业性、非农劳动的流动性和家庭内部分工的社会外化性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李全生，2010）。针对单一分层标准的争议性，刘成斌、卢福营（2005）从农村社会成员多元身份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分层方法。在新近的研究中，王春光等人（2018）采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2008—2015年数据，以职业为基础并考虑兼业情况，对当代中国农民的分层结构进行了研究，构建了一个包括农村干部、农村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打工者、兼业非农者、兼业务农者、纯务农者、无业在内的八类别的“金字塔形”农民分层体系，并结合历时数据比较发现了纯务农者比例逐年减少、兼业务农群体扩大等趋势。
一、改革开放之前的阶级阶层结构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小农经济和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共同造就了带有明显价值评价的社会分层结构：士、农、工、商。而从阶级结构的视角看，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的两大基本阶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近代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阶级成分不断出现。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曾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做了系统的分析，指出当时存在六大典型社会阶级群体：地主、买办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游民阶级（毛泽东，1991：3-1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被消灭，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也退出历史舞台。从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主流的、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一直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形态。所谓“两个阶级”是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是指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由于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依附于其他阶级的阶层，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知识分子将逐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学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都能看到“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类框架的踪影（何建章，1986；王颉，1987）。
与这种阶级划分相对应的，是执政党将这一套阶级话语推广到整个社会，成为当时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例如，关于人民和人民的敌人的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以党内资产阶级为对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实践等，均属此类（李路路，2019）。阶级思想与阶级观念盛行于中国社会，阶级理论对当时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以及广大民众产生了极大影响（李春玲，2020）。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向经济建设转移，阶级斗争理论才逐步退出执政党的话语体系。
也有研究者主张这一时期形成了“四大阶层”（郑杭生，2003：237），即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其中国家干部是政策和计划的制订者与实施者；知识分子经济报酬和社会声望较高，但常常处于被改造的境地；工人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被宪法确立为领导阶级以及国家和企业的主人，是当时社会的中坚阶层；农民处于阶层结构的最边缘地带，城乡二元体制分割将他们排斥在社会核心领域之外，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和各种资源占有上居于全面弱势地位。总之，这几类阶级群体在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从阶级阶层分化的特点来看，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更多的是形成了某种身份分层或政治分层的结构。“身份”主要是指依靠先赋或某种特权获得的地位，当时决定人们身份地位的主要为刚性的社会分割制度，如户籍身份、政治身份、单位身份等（李路路、王奋宇，1992）；政治分层是指各种社会地位被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行政权力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单位的行政级别决定着成员在分层体系中的位置。另外，成员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出身、政治表现、政治面貌）的距离决定着他们获取资源和机会的差异性（李强，1997）。
在国际学术领域，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像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社会中是否还存在阶级。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和市场经济，不再存在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结构区分是“精英集团”和“原子化大众”（Goldthorpe，1964：97-12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经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由革命转向现代化建设，社会中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阶级化过程（Parkin，1969：355-374）。按照吉拉斯的说法，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会产生一个新统治阶级（官僚阶级），这个新阶级由那些“因行政垄断而拥有特权和经济偏好”的人组成，其地位来自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支配性角色（Djilas，1957）。
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言，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无论在结果不平等还是机会不平等方面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因为资源与机会都是通过行政渠道进行分配的。上层阶级虽然享有一定的特权，如独立管理的住宅、专供商店，子女被送到特别设立的学校等，但享有这些特权的上层阶级人数很少，其享有的特权也比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小很多。传统社会主义下的中国比之旧中国，比之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Whyte，1975），并且这种平均的结构又进一步被“文化大革命”推向了几乎是“非阶层化”的极端平均主义的境地，因为“文革”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洗（Parish，1984）。
总之，以上国内外学者关于改革之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分化的分析，无论是哪一种观点，背后的逻辑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判断，即：改革前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一个与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等级结构体系（李路路，2019）。这一结构体系并非是完全平等的或同质的，依然存在相对的阶级阶层差别或身份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高度集中的国家再分配体制，不同社会群体或集团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机会，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决定性或命令性分配的结果（Szelényi，1978）。
二、改革开放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深刻变化：一是从传统型农业社会向现代型工业社会转变，二是从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可以说，现代化和市场化两种转型力量同时作用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梁玉成，2007）。按照现代化的理论，其效应首先作用于职业与产业结构，即从农业职业向手工业、产业工人、技术官僚和专业工作转变，而反映在阶级阶层结构上就是白领雇员的增加，服务业的大力发展，以及农民、体力工人相对减少的过程；与之相比，市场化则意味着在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会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机制及结果，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重组，包括国家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市场化在阶级阶层结构上的最直观反映就是将导致更多的体制外劳动力的需求，市场经济及社会组织领域从业人员的规模和比例会大幅度提升。
总之，伴随着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剧烈转型，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分层标准、动力机制和具体表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且多元化。两种效应叠加之下，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阶级阶层的决定机制发生了变化。改革之前社会成员的阶级阶层位置及其不平等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即高度集中的国家再分配体制（Szelényi，1978），成员间的相对差异取决于其制度性身份和政治地位。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将从根本上改变再分配体制中以权力为核心分层机制的状况（Nee，1989），市场机制下社会资源与机会的配置方式发生重点变化，资源、地位、机会和利益变得相对分散、相对独立，阶级阶层地位衡量标准也逐渐转向经济收入、职业、教育等新维度（庞树奇、仇立平，1989；李强，1993；李培林，1995；许欣欣，2000；陆学艺，2002）。
第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朝多元化、复杂化演进。随着劳动分工体系的变化和职业结构的复杂化，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李培林，2017），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职业群体，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经理和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世纪之交，学界对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判断也从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转向“三大类”（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李慎明，2002）、“两大阶级和若干新阶层”（阎志民，2002）、“两阶级两阶层”（段若鹏等，2002）等分类模式。之后学界进一步涌现出大量的关于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的讨论（李强，2001；周晓虹，2005；李友梅，2005；李路路，2008；张翼，2008）。
第三，市场化转型带来了“体制外”阶层群体的快速发育和成长。伴随着市场化进程，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张卫、张春龙，2006；张宛丽等，2007；李春玲，2017；张海东、杨城晨，2018），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有研究者指出，新的阶层群体的定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构成了挑战（李路路、王薇，2017），他们既不从属于对立阶级（资本家-工人）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原来的阶级，而是在人民群体内部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
第四，以阶级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代际关联模式逐渐凸显出来（李路路，2002；李路路、朱斌，2015）。那些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通过不同资本的交换、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将其优势地位在代与代之间进行传递，被称为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现象。
在上文的梳理中，我们首先从理论上把握了伴随着社会形势发展和结构变迁而来的阶级阶层分析范式转换的问题，进而从不同逻辑起点出发，归纳和梳理国内有代表性的阶级阶层分类框架，描绘当代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状况，最后从历时性角度概括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特征。从中可以看出，与西方社会学语境中单纯地被作为一种学术流派或理论思潮的阶级阶层分析不同，中国社会语境下的阶级阶层分析与社会政治形势及制度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下文我们将围绕阶级阶层结构形态及分化特征、阶级阶层分化的动力与逻辑、阶级分析的“元问题”等几个关键议题展开评论。
一、阶级阶层结构形态及分化特征
早在20多年前，国内分层学界就已经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形态及特征进行了充分讨论，在有关阶层分化的趋势上做出了“断裂化”和“中产化”、在分化特征上做出了“结构化”和“碎片化”的不同判断。几种观点之间的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各派研究者也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据及经验资料基础。20余年时间过去了，争论仍难有确切定论。从发展演变趋势来看，中国社会没有走向“断裂”，没有出现影响社会整体稳定的动乱，而是逐步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规模和比例不断壮大的形态，但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及摩擦日益彰显，局部的群际矛盾与冲突不时发生，阶层意识与观念上的分歧日渐凸显，甚至在一些社会议题上会形成极端对立的话语及立场。
从阶层形成来看，不少研究者指出不同阶层在收入、住房、社会交往、阶层地位认同、社会政治态度、生活满意度、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或边界（边燕杰，2004；李路路，2005；李路路，秦广强等，2016；刘精明、李路路，2005；仇立平，2001；王甫勤，2012），也有不少研究者点出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吕大乐、刘硕，2010；张翼，2016）、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沈原，2006），但与此同时，相当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中产群体的多元构成（李路路、李升，2007；刘欣、朱研，2011；秦广强、张美玲，2019）、国企工人与农民工的差异性（李培林、李炜，2007；吴晓刚、张卓妮，2014），以及利益群体的流变（李强，2004）等。而从阶层流动或阶级固化的角度讲，尽管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机会空间高度开放、流动高度频繁的阶段，但随着社会优势阶层利用市场排斥机制实现阶层再生产，当前及未来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很大的阶层固化的隐忧（李路路、朱斌，2015）。
总之，无论就现实还是就研究者观点而言，在阶层分化的形态、趋势及特征等相关议题上所呈现出来的，依然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竞争性的格局，相关的理论争论还在持续，研究的深化与细化还在推进（李春玲，2019）。在市场化和再生产双重逻辑共同发挥作用的当下，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无论是在形态上还是分化逻辑上都更倾向于形成一个以阶层高低分割的菱形结构（李煜，2009）：上层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在资源和权力占有上差异明显，各自的阶层地位相对稳固，社会再生产逻辑主导，各自向下或向上的变动机会均较小，而处于中间阶层的大量普通社会成员拥有一定的资源和机会，其地位决定机制也更多地体现为博弈和竞争，其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均存在。社会结构已进入转型时期中相对稳定的常态化阶段，那种阶级阶层结构大调整、大变动的局面已成为过去时（李培林，2017）。
二、阶级阶层分化的动力与逻辑
前文梳理了中国阶级阶层结构背后的三种基础逻辑，其中现代化逻辑强调，现代化和技术经济理性的驱动会导致职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过去的政治地位、“身份”地位等，成为社会地位的核心和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基础，因而阶级阶层结构以职业结构为骨架；制度主义逻辑则主张阶层的形成嵌在社会的制度体系之中，社会政治、文化、既存利益结构以及传统等各种因素都会对阶级阶层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原有的再分配制度仍会对阶级阶层结构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权力逻辑则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西方阶级理论范式尤其是韦伯的权力思想，强调阶级阶层的分化基于权力的形式和权威结构，社会权力关系上的差别决定着阶级阶层结构及各群体之间的差别。
中国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推动了资源控制的权力向市场的转移，那么这一市场化过程是否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削弱和新兴市场主体力量的提升？虽然很多研究尤其是市场转型理论推崇这一理论预设，形成了肯定性判断，但不容忽视的一点在于，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在转型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且在塑造和重塑阶级阶层结构方面扮演着直接而强有力的角色（李路路，2002；周晓虹，2005）。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展开的渐进改良式社会经济变迁进程，国家和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直接启动了这场变革，且一直以各种手段对转型过程施以显著影响。虽然与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在资源分配上相对强烈的“政治干预”和“全面控制”有所不同，但改革之后国家和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控制依然具有相当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李路路，2002），并且这一转型过程在资源配置、话语权主导、社会控制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路径依赖”特性。社会群体的地位属性和身份界定很容易因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而出现变化（Zhou et al.，1996），国家政策也能够直接而迅速地改变社会机会结构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价值意义，使得资源在不同部门中被重新分配，机会在不同群体中被扩大或减少，社会群体和成员个体的生活机遇也随之改变。
三、阶级分析的“元问题”思考
当前分层学界在阶级分析及其与其他分层研究视角之间的关系上仍存在一些“元问题”层面的误识。比如，重返阶级分析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重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近年来国内学界的阶级分析转向更多的是“回到马克思”或重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一单一趋向显然遮蔽了其他阶级分析范式和解释逻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和分析适用性。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本身没有问题，我们也确实处在一个需要阶级分析的时代，但可以选择的“重返”的路径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又如，不少研究者将阶级分析和其他分层研究视角分别视为冲突论和功能论取向，这一认识也是有问题的。无论是在分层研究中还是在阶级分析内部，均可以依据价值取向得出对这两种范式的区分。冲突论和功能论是分层或阶级视角内部的范式区分，而不是不同分层视角之间的核心差异。
再者，国内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将分层研究的范式更迭与社会转型“必然性地”连接在一起，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判断学术研究应取决于何种社会形势，而在于从根本上认清并接纳多种视角可以共存、各有其特点与适用性的思想（秦广强，2017）。可取的学术态度应是，坚持认为“某些特定的概念与测量会比其他概念与测量更加适合于分析特定的问题和主题”（克朗普顿，2011：14），即秉持一种分析上的“分离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态度，接纳并认可不同立场的多元性存在及其相互间竞争性的关系格局，寻找并确立适合于不同经验议题的分析路径及其比较优势。唯有如此，才能做到不仅更好地提升各分层视角的理论力量，而且优化对多元分层范式的拓展，彰显不同概念工具的独特分析价值。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3）：136-146，208.
蔡禾，赵钊卿.社会分层研究：职业声望评价与职业价值.管理世界，1995（4）：191-197.
陈婴婴.职业结构与流动.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仇立平.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3）：18-33.
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4）：23-42，206.
段若鹏，钟声，王心富，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6-88.
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5）：203-228，246.
何建章.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社会学研究，1986（1）：2-9.
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陈光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雷弢，戴建中.当今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构想.北京社会科学，1986（4）：110-116.
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分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8-13，124.
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2）：74-102，244.
李春玲.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70年.社会学研究，2019，34（6）：27-40，243.
李春玲.我国阶级阶层研究70年：反思、突破与创新.江苏社会科学，2019（6）：22-30，257.
李春玲.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和构成特征：基于体制内外新中产的比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4）：63-69.
李春玲.中国阶级阶层论述的百年演进：理论取向与研究模式.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4（2）：32-39.
李路路，陈建伟，秦广强.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社会，2012，32（5）：25-46.
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2，27（6）：46-76，242-243.
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6）：15-37，242.
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李路路，王薇.新社会阶层：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新界面.河北学刊，2017，37（1）：136-140.
李路路，朱斌.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5（5）：40-58，204.
李路路，秦广强，等.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2002（6）：105-118，206-207.
李路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125-135.
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李路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72（1）：168-176.
李路路.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社会学研究，2012，27（2）：1-19，242.
李路路.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2）：9-18.
李培林，张翼.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中国社会科学，2000（1）：52-61，205.
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2015（1）：45-65，203.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2007（3）：1-17，242.
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2）：1-19，220.
李培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21（6）：5-16.
李培林.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2）：55-73，243-244.
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17-20.
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4）：34-43.
李强.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江苏社会科学，2017，291（2）：1-11.
李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江苏社会科学，2004（6）：93-99.
李全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党政干部学刊，2010（6）：62-64.
李慎明，等．当前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李慎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22-246.
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6）：90-111，244.
李煜.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社会，2009，29（6）：60-84，223-224.
梁玉成.现代化转型与市场转型混合效应的分解：市场转型研究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模型 .社会学研究，2007，130（4）：93-117，244.
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社会，2010，30（6）：1-40.
刘成斌，卢福营.非农化视角下的浙江省农村社会分层.中国人口科学，2005（5）：75-81，96.
刘剑.阶级分析在中国的式微与回归.开放时代，2012（9）：151-158.
刘精明，李路路.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3）：52-81，243.
刘欣，田丰.社会结构研究40年：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的探索.江苏社会科学，2018（4）：33-46.
刘欣，朱妍.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社会学研究，2011，26（6）：34-58，242-243.
刘欣.协调机制、支配结构与收入分配：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结构.社会学研究，2018，33（1）：89-115，244.
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2007，132（6）：1-14，242.
陆学艺.当前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改革，1991（6）：157-163.
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社会学研究，1989（6）：1-14.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吕大乐，刘硕.中产小区：阶级构成与道德秩序的建立.社会学研究，2010，25（6）：25-40，242.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1.
庞树奇，仇立平.我国社会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研究初探.社会学研究，1989（3）：63-75.
秦广强.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多维视角与多元范式：兼论国内范式转换及反思.理论月刊，2018（6）：169-174.
秦广强，张美玲.“类聚群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其多维政治取向.社会，2019，39（2）：107-132.
秦广强.阶级、地位与职业：竞争性分层视角的理论定位及内在关联.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4）：21-28.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2）：13-36，243.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孙立平.利益关系形成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2008（3）：7-14.
佟新，戴建中，王春来.将阶级分析带回到劳工研究的中心：2003—2006年的劳工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学年鉴：2003—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01-213.
王春光，赵玉峰，王玉琪.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的新动向.社会学研究，2018，33（1）：63-88，243-244.
王甫勤.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不平等.社会，2012，32（2）：125-143.
王颉.改革中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对策之我见.社会学研究，1987（2）：1-13.
王煜，雷弢.社会分层理论：方法论上的选择.社会学研究，1988（5）：70-72.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册.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吴晓刚，张卓妮.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14（6）：118-140，208-209.
许欣欣.从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学研究，2000（3）：67-85.
阎志民.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25-29.
张海东，杨城晨.新社会阶层：理论溯源与中国经验.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1）：142-152.
张宛丽.近期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0（5）：173-181.
张宛丽，李炜，高鸽.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构成特征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0-16.
张卫，张春龙.新社会阶层的社会特征分析：以江苏为例.江海学刊，2006（4）：119-124.
张翼，侯慧丽.中国各阶层人口的数量及阶层结构：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做的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04（6）：55-61，82.
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2）：117-131，207.
张翼.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社会学研究，2016，31（4）：74-97，243-244.
折晓叶，陈婴婴.中国农村“职业-身份”声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6）：83-95.
赵慧珠.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从前沿思潮看马克思主义（上）：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郑杭生教授.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4）：4-7.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 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7.
周晓虹.再论中产阶级：理论、历史与类型学兼及一种全球化的视野.社会，2005（4）：1-24.
DJILAS M. 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Frederick A. Praeger，1957.
GOLDTHORPE J H.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HALMOS P.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No. 8：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Keele：University of Keele，1964.
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9：663-681.
PARISH W L.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WATSON J.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84-120.
PARKIN F. Class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societi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9，20（4）：355-374.
SZELÉNYI I.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1978，19：1-2.
WHYTE M K.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1975，64：684-711.
WRIGHT E O.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9.
ZHOU X G，TUMA N，MOEN P. 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The case of urban China，1949—1993. Social forces，1996，74（3）：759-796.
WALDER A G. Income determination and market opportunity in rural China，1978—1996.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2，30（2）：354-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