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书是一本关于以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为背景的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手册。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新的发展理念着力于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对共同富裕的研究至少可以被分为两条相互联系又相对区别的路径。一条关注共同富裕的意义、价值、概念、内涵、目标等，其基本结论可以归纳为：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全社会所共享。另一条关注影响或妨碍实现共同富裕的因素、体制和机制，其核心是人们常说的所谓社会不平等研究。社会不平等研究之所以是共同富裕研究的基本路径之一，是因为蕴含在其中的基本隐喻是：社会不平等就是共同富裕的“反义词”；在“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范式下，社会不平等就是妨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问题”。只有深刻、科学地认识、理解、揭示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变化和形成机制，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全社会持续走在朝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换言之，削弱和控制社会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之一。
简言之，研究社会不平等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或者说，研究社会不平等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理念决定目标、路径和行动，决定成败。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认识当今的社会中社会不平等问题对于全社会的特殊意义，以及社会不平等研究在整个社会和学界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手册的撰写工作是在2021年7月启动的，距今已过去了近三年。三年来，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研究发现，都有了新的变化。但由于时间原因，无法及时地将这些新变化纳入本手册的分析中来，包括遣词造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尽管如此，我们相信本手册的基本内容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成为一种全球趋势
相当多的人（包括很多研究者）都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现代化所到之处，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会逐渐减少，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会日益发展，至少在形式平等、机会平等以及很大程度上的结果平等诸方面都将如此，机会平等甚至被认为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之一。曾几何时，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长、技术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大规模的城镇化、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都使得人们相信：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社会不平等会逐渐弱化，一个更加平等和普遍富裕的社会正在来临。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目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趋势，即使是在那些曾经被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1985年以来，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例如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收入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都为增长。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1980年到2013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的平均实际收入增长了142%，同时，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0%增加到20%；2008年到2009年，美国社会91%的收入所得全部进入了最顶层的1%的群体手中（斯蒂格利茨等，2017）。韩国曾经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伴随相对平等分配的范例。然而，20世纪末以来，韩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加剧，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日趋突出。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亚洲的不平等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前10%上层阶层的收入占全国整体收入的比重在1995年时为29%，到2013年时猛增到45%，18年间增加了16个百分点，其比重和增速在亚洲国家中最高（苏春艳、孟翔飞，2007；韩锡政、叶克林，2008；詹小洪，2016）。
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曾经说过，过去在主流的经济学中，收入不平等或者其他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被置于边缘地位，人们更关心经济增长；如今，社会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最前沿的公共话题，不仅在社会学中，而且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社会不平等问题都已经占据了核心位置（阿特金森，2016）；不仅《21世纪资本论》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风靡全球，“1%和99%”问题也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流行一时的口号和旗帜。无论是学者还是社会，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社会不平等。这让我们想起来库兹涅茨关于收入差距变化的著名的倒U形曲线，发达社会曾经的经济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的存在，但今天诸多反例使得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倒U形曲线的适用性，甚至它的存在（王丰，2013）。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始终表现出巨大的收入差距；另一些新兴发达国家如韩国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保持着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然而在达到高收入水平后收入差距却迅速拉大；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更多地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王丰，2013）。
社会不平等“重回”社会关注、包括发达国家社会关注的中心，不仅是社会不平等沿着传统的路径持续“发酵”的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和新的社会变迁过程——例如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发展——紧密相关。新的社会机制和形式不断显现，大量新的或原来被忽视的社会不平等形式凸显出来，与收入不平等相伴的，是各个维度上的不平等在扩大，如性别、族群的不平等，以及基于信息技术发展形成的所谓“数字鸿沟”等。全世界几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新的不断扩展的社会不平等浪潮中。
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一个更具特殊意义的问题，即所谓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众所周知，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布的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提出（吉尔、卡拉斯，2008），在众多新兴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地区）行列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后，它们的继续增长和发展会普遍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世界银行的报告将这一挑战归结为三个基本问题：规模经济（专业化，创新和教育，城市环境与管理）、社会不平等和腐败。这三个基本问题也被称为三个陷阱（吉尔、卡拉斯，2008：38、58）。在这个意义上，本章关注的更多是社会不平等问题对新兴经济体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而不是一般地讨论社会不平等。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世界银行报告所提到的社会不平等的挑战实质上关注的是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后凸显出来的不平等问题。这一社会不平等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或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挑战，还包括消费、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机会是否为全社会所共享的挑战。在这些国家（地区）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过程中，社会不平等——如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始终存在，但是，因为在起步时全社会收入和财富水平普遍比较低，因此发展比平等更重要，用世界银行报告的话来说，“说得坦白些，这个地区的国家实施把人均收入从1 000美元提高到10 000美元的政策，比简单地防止收入不平等指数从0.4扩大到0.5更为重要”（吉尔、卡拉斯，2008：58）。这些国家（地区）在发展的第一阶段（从低收入行列迈向中等收入行列），为了尽可能地激励个人和组织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容忍甚至鼓励收入和财富上的差距，以尽快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这种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例如，世界银行所谓的“中等高收入”水平），如何分配和共享经济增长的收益和积累的财富就逐渐成为这些国家（地区）在继续维持增长及发展的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它之所以被定义为中等收入陷阱之一，是因为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会威胁、阻碍甚至颠覆这些国家（地区）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进程。一般来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至少会导致两个方面的负面效应。
第一，压抑乃至破坏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当新兴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创新”就成为推动其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成为推动创新的基本动力。如果一个社会持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且不断扩大，这种不平等继而通过代际传递而持续地再生产下去，那些处在不平等结构底端的人们看不到实现自己美好追求的可能性，就有可能丧失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王丰，2013：3）。不仅如此。创新的需求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和固化，会使得处于社会底端的人丧失自我投资的能力和努力。这些国家（地区）在“起飞”阶段所制定和实施的很多政策着眼于鼓励个人进取、业绩和成功，但这些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渐会显现出另一方面的负面影响，如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在受教育、享有社会福利、社会流动等方面机会不平等的扩大，从激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动力转变为反噬积极性的阻力。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在这些国家（地区）中，这种社会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会因既得利益而逐渐固化，不仅不会受到有效控制，反而有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或放大（吉尔、卡拉斯，2008：281）。
第二，激化社会矛盾与冲突，损害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社会不平等的挑战最终涉及的是整个社会伴随增长和发展而不断积累的利益冲突。在新兴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众多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例如收入和财富的增加、产业结构的改变、城镇化、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全球化浪潮等，所有这些过程最终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转变，原有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和瓦解，新的社会群体迅速崛起，旧的社会群体有的完成“华丽转身”延续下来，有的衰落乃至消亡，此消彼长，整个国家（地区）都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不同于以普遍贫困为标志的低收入阶段，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对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增加的收入、财富、福利、机会进行相应分配的新问题不断产生，由此导致城市和乡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资本和劳动，不同权力、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等人群之间的利益结构不断重组，随之形成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就会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尽管对于这些国家（地区）来说，保持甚至鼓励某种程度的差距曾经是推动增长的重要机制，但对于平等特别是机会平等的追求始终是人们的基本追求之一，“过度”
的不平等状况，例如过度的收入差距，即使在收入普遍增长的背景下也会导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产生相对剥夺感，刺激和引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威胁到人们对于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而这种稳定和预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综上，如何将伴随经济增长而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使得整个社会和各个群体都能共享发展的成果，会一直困扰着那些试图超越中等收入行列、迈向高收入行列的国家。
三、中国社会迈向共同富裕的问题
和新兴经济体相比，当代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演变具有相似性。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阶段、开启迈向新的高级形态的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把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协调、控制和削弱社会不平等，推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共享，不仅成为中国社会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基本保障，而且成为中国社会未来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
如果说 197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的话，经过大约 20 年的“经济起飞”，中国在20世纪末就摆脱了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甚至是更高速的增长，至2010年左右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随后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换句话说，这个历程意味着我国开启了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历程，也同样开始面对类似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与每年近 10%的增长速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普通民众对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安甚至是不满，尽管民众对收入差距容忍的限度在提高，但民众容忍度增加的幅度要远小于实际差距拉大的幅度（李路路等，2012），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1982年时为0.288，1993年超过了0.4，2008年达到0.491的高点，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之后虽出现缓慢下降，但在2015年达到0.462的低点后再次波动上升。根据2021年最新数据，2020年我国的估计基尼系数仍为0.468左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因其直接性和强烈的对比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在社会热点排行榜上长期居高不下，但它仍然只是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低收入阶段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更多的是一个经济问题。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社会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主要是“机会-权利”的不平等，也开始日益凸显出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例如教育机会分配、流动人口权益、代际流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极为相似的普遍现象：不发达社会在经济开始“起飞”之后，伴随经济和财富的增长，社会日益分化，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逐渐激化，财富和机会的共享问题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那些曾经刺激增长和发展的因素、机制逐渐显现出扩大社会不平等的负面效应，成为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为持续增长和发展提供基础的主要威胁之一。这也是常说的“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
社会不平等对于世界、对于新兴经济体、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在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不平等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起点
不同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当代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实现了很大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国际标准上仍然位于相对落后的行列（所谓“低收入国家”）；尽管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内在的不平等（Szelényi，1978），但和其他国家相比，当时的中国在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上仍然是一个相对更为平等的社会（Parish，1984）。这一制度上的不同是当代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发展历程起点上的一个根本区别，也导致了中国社会不平等格局演变的路径和机制具有自身特色。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社会不平等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口即是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激发全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对更为平等的格局也具有双重效应。与新中国建立之前社会极为不平等的状况相比，相对更为平等的格局显示出明显的正向效应：一方面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初期极大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效率和创新需求的提升，这一格局开始显现出其内含的负向效应，即当社会处于某种特定的历史状况时，例如普遍较为贫困、资源约束较强、经济增长作为国家核心任务等
，“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相对于显著存在的劳动者个人禀赋、效率、贡献等方面的客观差距，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逐渐显现出日益严重的逆向激励属性，曾经那种相对更为平等的格局就越来越多地从发展的动力转变为障碍，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则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所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改革伊始，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激励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了中国改革的突破口。
同之前的相对平等具有双重效应一样，改革伊始的差距拉大也具有两面性。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拉大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机制在收入和机会分配中起到基础性作用，迅速取代了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成为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主要机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和所有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共同造就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在2010年左右助力中国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伴随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那些曾经的激励手段、机制和结果所内在具有的不平等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例如，平均主义“大锅饭”一旦被打破，收入差距就会持续扩大而难以抑制；国有企业改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却造成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规模的城镇下岗失业浪潮；“民工潮”的兴起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第二次工业化的发展，却产生了普遍的市民权利问题和乡村凋敝问题。“一分为二”和主要矛盾相互转换的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94年，为了调动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国家实行了分税制改革，曾经的税务局被分为国税局和地税局，加上其他的税改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但大约在2010年后，其弊端开始日益显现，2018年后国、地税重新合并，“一切权力归中央”，正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但这符合事物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性：基础改变，状况改变，条件改变，环境改变，目标就会改变，问题就会改变。
二、“双向强化”
发展起点的中国特色，决定了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也具有两种“中国特色”。一方面具有新兴经济体的普遍特征，即在相对普遍富裕的基础上追求共同富裕，与过去普遍贫困状况下的平均主义（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共同不富裕”）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增长和发展成果的“共享”会成为普遍的要求、面临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不同，中国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它基于一个相对更为平等的社会，通过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改革，在一个急速和剧变的过程中，实现了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低收入国家向一个社会主义的中等收入国家的跃升。
这一特定的起点导致了随之形成的中国社会不平等呈现出一种“双向强化”的倾向。
一是“正向强化”。改革伊始，拉开差距曾经被赋予了强烈的价值和社会意义，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突破口之一，被认为是在一个逐渐丧失活力特别是在微观层面上逐渐丧失活力的体制下重新激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手段，因而不仅曾经在全社会被广泛接受，直到今天仍然得到广泛认同，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因此，和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相比，这一过程表现出明显的“突变”特征。即使在新的发展阶段，最为广泛有效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仍然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目标。
二是“反向强化”。差距拉大也具有与“正向强化”相对同样强烈的价值和社会意义。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似的是，中国社会现阶段面临的不平等不同于贫穷时代的不平等；但不同于它们的是，中国现阶段的不平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更为平等的体制和快速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导致社会很快从开始阶段的普遍欢呼转变为部分的质疑甚至批判。利益结构的改变不仅导致了这种转变，而且强化了这种转变；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改变，而且造成了意识形态和思想上的强烈刺激。和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相比，现阶段的不平等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特征。因此，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长时间占据着公众所认为最重要社会问题的前列。例如，有研究指出，与内地相比，香港社会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其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在0.4以上，1971年时为0.43，1981 年上升到0.45，1991年增加到0.48，2006年达到0.533，和最贫困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齐平。但问题在于，即使如此，收入差距问题当时在香港受到的关注度远低于内地，尽管它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内地（Wu，2009）。
这种基于特定起点的双向作用力，在表达共同富裕的目标时就表现为：既不是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发展差距拉大，也不是平均主义、杀富济贫、杀富致贫，而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
三、“叠加效应”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基本特色是渐进式的体制改革。这一过程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或所谓的“再分配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长期并存为特征，两种体制的“基因”被多方面、多层次、多类型地混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连续谱（也许只有在谱系的两端才能看到相对纯粹的类型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处在于：两种体制基因中的激励效应被巧妙地整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功，而两种体制基因中存在的不平等特质（即所谓“再分配体制”的不平等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平等）也因为长期混合共存而被叠加起来，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是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不平等的结合（李路路，2012），因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将以更为显著的速度扩大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如上述基尼系数的高峰值所示，乃至收入差距拉大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四、体制转型
正是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具有强烈的体制改革特性，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形成和演变便具有了强烈的体制和阶段特征。例如，以户籍制度、城乡分割体制、“单位-公社”体制为代表的其他各种所谓次级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不同时期所推行的政策，甚至包括政策的反复，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等，都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和机制演变。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社会一些独特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差距拉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面对持续和严重的收入差距拉大，下述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差距的影响：长期存在的所有制和单位组织的收入分割，独特的城镇化过程，特有的“民工潮”和城乡分割体制，不同群体参照系的差别等（怀默霆，2009）。
不仅是中国独特的体制，富有特色的体制转型过程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例如20世纪末发生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导致的城镇地区大规模的下岗待业问题。用本章的概念来说，与改革开放初期关注机会分配公平相比，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典型的效应是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制被强有力地建立起来。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消除贫困更是新阶段全社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
五、发展与“转型”
基于以上特点，在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当中，体制和机制影响曾经受到更多的关注。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市场转型”理论，其中，“再分配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构成了分析的基本范式。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社会不平等状况和变化不仅受到体制、机制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影响（例如，Xie & Hannum，1996），但体制-机制分析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当我们在新发展阶段的意义上讨论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时，因为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这一分析范式已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更多新的影响社会不平等的因素，最为核心的是在过去改革为主的范式基础上加上了发展的范式，或者叫作广义的现代化范式（孙立平，2008；文军，2017；洪大用，2019；李培林，2021）。
体制转型和发展并重的转变是和更为广泛的背景转变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在世界范围内，早在16世纪左右就出现了一个首先在西欧发端，然后扩散到整个世界的全新的社会变迁过程，即一个基于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全面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成为近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其统称为（广义的）“现代化理论”，当然，也可称其为（狭义的）“发展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对于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兴起了一个新的变迁研究范式：社会转型。狭义的“转型”多指传统的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变革，它为解释在这些社会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独特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解释，称其为相对独立的“转型社会学”一点也不为过（参见，孙立平，2008；文军，2017）。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学中流行的“现代化研究”逐渐被“转型研究”所替代，人们更关注体制转型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只有在现代化的基础上添加转型的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确实如此，“转型”也是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所具有的同其他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兴经济体截然不同的变迁特征。
但是，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40多年的变迁，实际上是由两个基本过程组成的，即现代化过程和转型过程。前者主要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后者主要表现为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只不过前一个阶段的以体制改革为标志的转型过程更具有优先意义。尽管如此，现代化过程始终是一个更为基本的过程。当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第二个百年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类似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时，经济增长在日益改革的新体制（主要是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意义、价值，或者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开始越来越多地显现出相对独立的效应。在这个新发展阶段，社会不平等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社会不平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体制本身，因而有赖深入的体制改革，例如户籍分割；发展所带来的改变凸显出体制的问题，例如新社会阶层等的利益表达问题；同时，发展本身还会带来很多新的不平等问题，例如雇佣关系冲突问题、消费者权益保障问题等。形成机制不同，表现形态不同，带来的挑战和治理问题也不同。基于这种日渐复杂的变化，充分地将转型研究和现代化（发展）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将体制转型的研究置于更为基本的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新发展阶段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和挑战。
在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研究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时，应该对影响社会不平等的诸种环境特征给予高度关注。
当中国新的发展阶段来临时，经济和社会结构首先发生了深刻变革。
在整个经济体系结构中，从 1978 年到 2020 年，在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70.53%下降到23.6%，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17.3%上升至28.7%，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当时最小的12.18%上升到2020年的47.7%，第三产业成为就业人员规模最大的产业。
而且在第三产业内，现代服务业（通信、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发展最为迅速，远超传统的低端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产业。
在体制结构上，中国社会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公有制的一统江山发生重大改变。至2017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占到企业总数的79.4%，企业注册资本占到全社会总注册资本的53.8%；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由非国有部门贡献；截至2017年，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就业者从1978年时微不足道的0.15%激增到83.6%左右。
在基本的资源分配机制上（包括雇佣关系），市场机制已经逐渐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所获得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多地是通过市场领域而不是通过国家行政再分配体制实现的。
伴随经济迅速增长以及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城镇化进程实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1978年时约为82%，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4.72%。
农业劳动者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从1978年时的70.5%下降到2016年的27.7%；农民中有约46%的人属于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外出进城务工率为28%。第二产业中直接生产者的规模虽然也在扩大，但其中有40%来自“农民工”（李培林、崔岩，2020）。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革，不禁使人想起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84）的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在这部开创式的著作中，贝尔将美国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的就业结构的变革——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作为美国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揭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世界范围内的来临。
社会结构的核心之一是阶层结构。在研究者看来，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或是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构成，或是由“身份体制”所分割的身份群体构成，自世纪之交，“新的社会阶层”——受聘于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迅速成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四亿多人。
到新时代伊始，伴随体制转型的深入进行和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如前所述，整个社会的资源和机会的分配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革，导致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随之发生深刻的分化和根本性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是：转型和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也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变革达到一定阶段，继续变革有可能受到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利益格局的各种抵制，专属于变革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机会结构就有可能逐渐呈现出“固化”的特征。新发展阶段的社会不平等会因此在结构和机制上不同于过去阶段的社会不平等，例如体制、职业、就业身份、社会地位、性别、流动状况、居住空间、年龄、世代等，乃至价值观念、社会认知等，都会成为导致社会不平等、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
当代技术革命的变革，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同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一起，也在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从现在开始到一个很长时期的未来中技术革命带给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影响，并且认为这种影响的方式和程度恐怕会超出人类想象。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知识、技能在后工业社会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基础资源。在第四次技术革命开始兴起的时候，美国著名的高科技公司英特尔公司的一位CEO曾经说过，英特尔公司不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更不是人力密集型企业，而是知识密集型企业。近些年来，以5G为标志的万物互联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以更快的速度、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改变着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引领经济和社会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发展”等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判断或口号，而是实实在在使得社会群体在社会系统中的相对位置、人们的交往形式、社会关系、组织形式、社会矛盾与冲突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就像当年人们就如何界定“中产阶层”的社会位置和本质属性所进行的争论一样，今天有更多的职业、更多的工作无法被纳入传统的分类框架中。如果说传统工业社会中社会权力的基础或来源主要是物质财富的话，信息社会中社会权力的基础或来源则越来越多地来自知识和技能，无论是“碎片化”“扁平化”还是“多元化”的概念，都揭示了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会因人类社会的信息革命而改变，社会不平等的格局更是如此。
其中，新技术革命发展所导致的效应之一，是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和普及的社会中，社会学中的经典问题“社会地位的获得”逐渐具有了全新的含义。家庭背景依然具有影响，仍然在社会学的地位获得研究中占有核心位置，但更高的收入、更好的雇佣机会、更理想的职业，已经越来越多地向能够更好地掌握或至少是接受新信息技术的人群倾斜，那些因各种原因在获得和使用新信息工具方面存在困难的群体，则陷入一种较为困难的生活状态之中，甚至成为需要特别关注或帮助的对象，人们将这种新的社会不平等形式简称为“数字鸿沟”，它出现在几乎所有“过去”的群体之间，越来越被认为是未来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主要因素之一。
人们曾经对于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充满美好憧憬，全球化也确实对于推动全球和地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在分析新兴经济体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时提出的三个措施之一就是第二次区域一体化，并强调这种第二次一体化是对融入全球的第一次全球一体化的补充，有助于抵御全球一体化带来的损害（吉尔、卡拉斯，2008）。但是，东亚在全球一体化中获得的迅速发展并不能掩盖其所带来的不平等效应：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区、行业、职业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收入、福利、环境乃至文化等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革，包括新冠感染疫情的全球蔓延，都使得原来就存在的全球不平等格局进一步恶化，影响到几乎所有直接、间接被牵扯到其中的人们，影响着他们的命运。在中国社会的新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的变化必将会对中国社会形成十分复杂的影响。
如前所述，社会不平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痼疾”，几乎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与人类社会共存。从人类社会与社会不平等进行斗争的历史来看，社会不平等不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自动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即使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增长，这一痼疾也不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更不会因为哪个阶层、哪个群体的“良心发现”而被削弱，更遑论消除。库兹涅茨曲线是不会自动实现的，收入分配的平等是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发生的。面对资源相对短缺的环境，在社会不平等的结构中居于优势地位的群体，会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持不平等的结构（李路路，2006）。因此，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紧密相关。
控制和削弱社会不平等，实现社会财富的共享，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力量，取决于基于国家强制力的政策调节，只有从全社会的利益出发，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和社会政策实施，才有可能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控制和削弱社会的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具有这种能力，中国社会也更需要国家的这种能力。同时，那些在不平等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也需要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通过自身的努力抵制和削弱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此，社会才能在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挑战，更好地实现新的发展目标。
在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正是上述发展历程中所存在的共性和特性，以及致力于削弱和控制社会不平等的中国社会的治理特征，使得关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具有了特殊意义。这种特殊意义不仅来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且还来自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起点、社会体制、发展过程、社会状况和国际影响，因为它们决定了影响共同富裕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和机制也具有中国特色。如果仅集中于关注共同富裕的概念和含义，缺乏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和形成机制的深入研究，就无法科学系统地认识中国的社会不平等，而这种认识对于中国治理社会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来说也许更为重要，至少是重要的前提之一。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本章的标题特别突出了共同富裕和社会不平等研究之间的联系。就中国社会来说，特别是21世纪以来，涉及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很多，无论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无论标题中是否体现了社会不平等研究，研究成果都很丰富，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可以优化的方面。首先，很多涉及不平等的研究并非聚焦于社会不平等，或者更准确地说，并非明确地以社会不平等作为其研究的核心理念，这种理念决定了相应研究工作的方向和成效。例如，很多研究自称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但有时仅此而已；在笔者看来，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核心理念即是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不仅是社会学中最为传统、成果最为丰富的核心研究领域，对其的关注也是对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趋势的最重要的回应。如果缺乏这一核心理念，套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一些研究就是“碎片化”的。
其次，前文的讨论已经指出，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都是当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尽管如卢梭所说，人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社会不平等状况、形态、形成机制和效应等都会随着一个社会的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表现，发达社会、新兴经济体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不平等研究是一个依制度和阶段而变化的主题，它应该被置于制度和阶段变迁的背景下。泽林尼（Szelényi，1978）曾经讨论过不同的制度背景下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变化，本章对社会不平等的讨论则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工业社会、中（上）等收入阶段、新发展阶段三个阶段中，经济增长、科学技术、国际环境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关注在这些重大变革的基础上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形态和形成机制的新特征，而不是简单或抽象地讨论某个社会不平等现象，例如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不平等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不平等，中等收入阶段的社会不平等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低收入阶段的社会不平等。
再次，对于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关注，实际上强调的是宏观哪怕是中观的社会背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社会不平等研究的重要性。其实，如果系统地观察近十多年来国内外社会学领域中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会发现相当多研究的主题仍然是传统的，例如教育获得、代际流动、收入决定等，它们大多是将这些传统主题置于一个变化了的、新的背景之中，从而形成对社会不平等的新认识和新解释，使得传统的研究主题保持着长久的学术生命力。
最后，社会不平等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中，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经济方面的不平等是重要的方面，但并非是唯一重要的方面。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开启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进程中，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平等问题会逐渐显现出来，例如权力关系、劳动关系、高度教育、社会福利、工作环境、社会流动等，甚至所谓的“主观社会不平等”等，都会对新的发展阶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不平等研究不仅仅是收入不平等研究。
综上所述，在中国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受到学界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几乎所有社会不平等的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形成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过去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认识上的原因，这一工作没有能够有效地开展起来，希望在新的发展阶段，本手册的编撰能够弥补这一缺陷。
本手册共分为六个部分，涵盖了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主要领域，分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社会流动、社会不平等的形成、社会不平等的结果、社会变迁与社会不平等、不平等研究的数据。通过本书的目录读者可以看到，本手册涉及中国社会不平等的众多方面。本手册的撰写者多是国内相关领域研究卓有成绩的青年学者。他们一方面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足以分析他们所关注的研究领域的深刻学识。学者们的分析方式和行文风格多有不同，但正因如此，作为主编，我们没有做过多的统一要求，而是希望他们在体例大致统一的基础之上，能够基于自己的认识和方法对相关主题做出有特色的分析，这些分析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和形成机制，为控制和削弱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学术基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手册是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21XNLG06）的阶段性成果。
阿特金森.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王海昉，曾鑫，刁琳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韩锡政，叶克林.中韩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比较研究.学海，2008（3）：115-119.
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2009，24（1）：96-120，244.
洪大用.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更加深入的学理支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17（1）：24-27.
吉尔，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黄志强，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2）：37-60，243-244.
李路路.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当代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社会学研究，2012，27（2）：1-19，242.
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6（4）：80-90.
李培林，崔岩.我国2008—2019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20（4）：51-60，242.
李培林.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新征程.社会学研究，2021，36（2）：1-13，225.
苏春艳，孟翔飞，申光勇.韩国的社会阶层与收入不平等（节译）.地方财政研究，2007（10）：61-64.
斯蒂格利茨，周建军，张晔.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1）：46-61，70.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开放时代，2008（2）：57-72.
王丰.分割与分层：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马磊，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文军.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发展社会学的中国观照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4）：25-31.
詹小洪.韩国社会阶层固化严重.新民周刊，2016（13）：49.
PARISH W L.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WATSON J L.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84-120.
SZELÉNYI I.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1978，19（1-2）：63-87.
Wu X G.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2009，200：1033-1052.
XIE Y，HANNUM E.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101（4）：950-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