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个体的社会经济成就在多大程度上由其父辈的状况决定，是衡量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因而，作为社会流动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代际流动一直是社会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国内外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卷帙浩繁，国际间的比较研究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代际流动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从研究的理论脉络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背景做一简单的梳理与说明。
一、代际流动研究的理论背景
一般而言，代际流动包含两种不同的衡量方式：绝对流动（absolute mobility）和相对流动（relative mobility）。前者是指子代相对于父代在绝对职业地位上的提高，但这种衡量方式很容易受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比如一部分人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向上流动，但相比其他优势群体来说，其向上流动的相对机会可能依然很低；相对流动也被称为循环流动，是指排除了社会结构性变化之后的流动状况，因此更能反映不同群体的相对流动机会。代际流动研究也经历了从关注绝对流动到更加关注相对流动的转变。
从研究的历史脉络来看，代际流动进入社会学的视野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密切相连。相关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工业化与社会流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围绕这一主题，研究者基于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并借助不断改进的统计方法，展开了大量讨论。李普赛特与泽特伯格（Lipset & Zetterberg，1959）认为，高社会流动性是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且这一特征具有跨国的相似性，当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程度时，该社会的代际流动就会相对未完成工业化的社会更高。当然，这里的流动更多指的是能够观察到的流动，即绝对流动。而社会流动的“工业化假设”（thesis of industrialization）则指向一个更具方向性的回答：工业化进程极大地推动且会持续推动代际流动的提升。该论断基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开放效应，如非农部门的扩张、绩效主义原则的扩散等。社会流动的工业化假设认为，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不仅是绝对流动性的提高，相对流动性也在不断提高（Treiman，1970）。
社会流动的工业化假设虽然得到了一系列研究的支持（Hout，1988；Wong & Hauser，1992；Breen & Luijkx，2004），但是与之相对的观点同样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费瑟曼等人（Featherman et al.）在1975 年的研究中提出，尽管工业化进程对于社会流动（无论是绝对流动还是相对流动）在初期都有提升的作用，但是在具备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的社会中，代际流动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这一观点被称为“FJH假设”，并为其后的许多实证研究所支持（Grusky & Hauser，1984；Erikson & Goldthorpe，1992）。如埃里克森与戈德索普（Erikson & Goldthorpe，1992：25）所言，FJH假设直接反驳了工业化时代社会开放性不断增加的观点，认为工业化本身并不必然包含推动各国流动机会模式变化的内在力量。虽然工业社会代际的相对流动模式并没有系统性的差异，但这一假设并不排斥不同社会的特殊性，即各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社会政策仍会对观察到的流动产生影响，使得各国的“表型流动”程度不尽相同。
长期以来，关于工业化假设与FJH假设的讨论并未取得一致性的结论。近年来研究者试图从长时段的部门变化（shift in sector）重新审视工业化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联（Maas & Van Leeuwen，2016；Song et al.，2020）。历史视角下的长时段分析为传统代际流动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考察转型社会的代际流动变迁带来了新的启示。
二、中国代际流动研究的社会背景
当把目光转向中国，悠久绵延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政治制度、复杂的转型现实等都显示出中国不同于其他社会的特征，也构成了中国语境下讨论代际流动的基础。因此，在梳理中国代际流动的相关研究之前，或许需要对与此相关的更基本或更早期的社会背景做一个简单回顾。
（一）中国代际流动的历史传统
代际流动的朴素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已经有所体现，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千年田，八百主”
等言论和俗语，或表达出社会底层对于家庭出身限制的反抗，或反映了民间对于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无定势的认知。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更是以阶层流动前后的强烈对比成为激励读书人改变人生轨迹的名言。使这一长距离流动成为可以触及的现实的，是中国延续千年的政治精英选拔制度——科举制。隋唐之际，科举制开始取代两汉以来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门阀制”等，打破世家大族对于官僚体系与政治权力的垄断，为寒门出身者打开了一个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
科举制对于传统社会代际流动的影响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其一，科举制在实际层面增加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较早期的柯睿格（Kracke，1947）对宋朝进士题名录的统计、何炳棣（Ho，1962）对明清时期进士题名录的分析，显示这些时期考取进士者中，平民出身的或占一半甚至以上。更为近期的研究者对唐代“均田制”改革之后科举取士的研究（代谦、别朝霞，2016）、对明代进士资料的重新考察（徐泓，2016）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有观点认为，科举制创造的流动空间非常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整体流动率低的状况，家族势力、经济与文化资源对于考取功名依然十分重要（Elman，1991；张杰，2003），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流动通道在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已是远胜于无。与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方社会横向对比来看，科举制相比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职，无疑是流动性更强的一种方式（潘光旦、费孝通，1947；Elvin，1973；余英时，2006）。
其二，在文化层面上，科举制与强调个人能力和努力的绩效主义（meritocracy）具有内在一致性，也促成了中国社会绩效主义传统的形成（谢宇，2010）。科举制直接带来的流动性或许有限，但造成了不同阶层对于社会流动的热情以及期望，推动了重视教育、追求公平的社会价值的形成（纪莺莺，2006；张天虹，2017）。而这些观念在中国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前就已存在。这种对于社会流动的观念，即认为个人才干和后天的努力，而非家庭背景，才是获得社会成就的决定性因素的观念，也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流动状况及其社会后果时不可或缺的视角。
（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代际流动状况
此外，研究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离不开对改革开放之前社会状况的认识。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被研究者称为“总体性社会”，反映了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国家主导的资源分配方式（孙立平等，1994；邹谠，1994）。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三大改造”相继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阶段，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而面对建国初期资金稀缺和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国家出台统购统销制度，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使农业贴补工业，农村支援城市（Ka & Selden，1986；林毅夫等，1994）。在此过程中，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并加强，被赋予了限制人口迁移和城乡资源分配的双重功能，城乡二元结构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Chan，1994；Chan & Zhang，1999；陆益龙，2002）。其中，农村通过人民公社等制度强化基层组织，城市则以“单位”作为基本的生产和分配单元（李汉林、李路路，1999）。如此，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被国家力量所重塑，取而代之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分层体系。
这种社会重塑对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户籍制度下，农村户籍居民的迁移受到限制，农-非农之间存在非常高的流动壁垒，农民的后代只能通过参军、考学、招工等极少数方式进入城市，向上流动空间有限且极具选择性（Kirkby，1985；吴晓刚，2007）；二是在城市内部，单位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缩小了收入差距，加上革命意识形态下原有社会上层的优势被打破，代之以对工农阶层子女的政治偏好，城市地区的代际继承性因此呈现出相对较低的水平（Parish，1981、1984；Deng & Treiman，1997）。这一部分，我们将在梳理中国代际流动的模式及其变迁时做进一步的探讨。
回顾代际流动研究的历史脉络，以及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背景，有两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代际流动研究更多是一种动态的、比较的研究，既包括纵向的历时性的趋势分析，也包括横向的不同社会之间的比较分析。其二，代际流动研究离不开对宏观结构变量的考察，不论是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还是某个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社会政策甚至是人口结构，都可能对代际流动的模式与机制产生影响。其中，前者是关于代际流动与工业化关系的普遍性、一般性理论，后者则是对某一社会的代际流动状况进行具体分析的依据。当我们讨论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时，两者均不可或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激荡变化的社会现实与复杂的代际流动状况，使得我们既无法单纯套用一般性的理论，也不能脱离宏观历史背景和比较研究的视野，因此以上两点的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在经济协调体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结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代际流动的模式呈现出什么特点，又是由什么机制导致的？现有的诸多研究从代际流动研究的基本逻辑出发，深入探讨了影响中国代际流动的基本因素。与以往文献总结的思路略有不同，这里我们分别从代际流动的一体两面——开放性与封闭性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为避免重复，这里仅就现有研究中两种视角的主要机制进行分析，并非指该视角只包含这些机制，亦非指某一机制仅能产生开放或封闭的单一后果。
一、开放性视角
代际流动主要表现为子代与父代在社会经济成就上的差异。推动中国代际流动的因素虽然很多，但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遵循现代化-理性逻辑的工业化进程，另一个则是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促进代际流动的制度力量。
（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理性逻辑
现代化-理性逻辑也被称为经济技术理性-功能主义范式（李路路、朱斌，2015），也有研究者称之为绩效原则下的竞争流动模式（李煜，2009）。这一逻辑是代际流动的“工业化假设”的理论依据。其基本观点是不论在绝对流动还是相对流动的层面，工业化进程都会极大推动代际社会流动的程度。这一论断主要基于三个机制：结构效应（structural effect）——技术进步会导致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大量转移；程序效应（processual effect）——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专业技术性与管理性岗位增多，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同时理性化的发展使得向上流动的选择标准由先赋性因素（ascriptive attributes）向自致性因素（achieved attributes）转变，绩效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构成效应（compositional effect）——以个人成就而非先赋性背景作为选择标准在快速扩张的部门与科层组织中被强调，因此构成效应与程序效应会相互促进，进一步推动流动性的增强（Blau & Duncan，1967；Treiman，1970；Erikson & Goldthorpe，1992）。此外，工业化使得人们的跨地域流动增加，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大众传媒的发展促进了自由思想的传播、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基础教育的普及促进了教育公平性，为不同出身的人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机会……因此，经历了工业化的社会将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社会，各个阶层间普遍较强的代际流动性构成了工业社会的主要流动模式。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首先带来了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农民的比例由改革开放初期的70%以上下降到2015年的40%以下。
大量农民出身的群体或通过进城务工的方式向非农职业转化，或通过经商、升学等途径实现代际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Liang et al.，2016；Peng，2011；Chen，2013；Wu & Zheng，2018）。而管理和专业技术、一般非体力性岗位的增加，同样为非农群体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职业结构变动带来了结构性向上流动的增加，以及社会总流动率的大幅提升（Chen，2013；李路路等，2018）。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绩效主义扩散对于相对流动的推动作用。如有研究者指出，教育扩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代际流动（梁晨等，2013、2017；李春玲，2014；罗楚亮、刘晓霞，2018），受教育程度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李实、丁赛，2003；Yang，2005；李培林、田丰，2010；陈纯槿、李实，2013）；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城镇化与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社会中基于亲缘与地缘的社会联结被削弱，熟人社会的关系和背景等因素也让位于竞争性的个人能力与努力。这些都可能导致后致性因素而非先赋性因素成为当代社会中影响个体成就的主要因素。
（二）制度性推动力与社会-政治逻辑
关于制度性推动力的讨论基于代际流动的社会-政治逻辑，即除工业化进程外，特定的社会制度、利益结构、文化传统等同样会深刻影响代际流动的程度和模式（李路路、朱斌，2015）。代际流动的FJH假设即遵循这一逻辑，且将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作为支撑其理论假设的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李煜（2009）总结了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促进社会流动的三个主要方式，分别是改善不平等结构，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削弱家庭背景在代际不平等传递中的作用；直接对处于社会经济劣势地位的群体进行照顾。
在中国，制度设计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转变，但都包含了提升社会开放性的制度力量。如改革开放前，宏观制度设计服务于革命意识形态和工业化战略，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再分配体制，一方面改造了原有社会结构，为代际流动创造了新的条件；另一方面，也通过特定的社会筛选对处在劣势地位的工农阶级出身的群体进行照顾，在升学、就业、职业分配和精英吸纳等社会流动过程中给予额外的政策倾斜（Parish，1984；Deng & Treiman，1997；李春玲，2003；李煜，2006）。改革开放后，制度的开放性作用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社会选择机制的影响。市场化改革逐步开放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流动路径选择（Wu，2006；Davis，1999）。已有研究指出，尽管公有制部门中教育对于进入精英地位的重要性在提升，但政治资本与个人关系纽带在体制内依然发挥着作用（Bian，1994；Walder，1996；周玉，2006；孙明，2011）。相比较而言，私营经济部门则更加遵循绩效主义的原则，表现为教育的经济回报更高，教育对晋升的作用也更强（Wu & Xie，2003；Wu，2002；Zang，2002；李春玲，2003；刘精明，2006；王甫勤，2010），而个体社会网络的影响则相对公有制部门更弱（张顺、郭小弦，2011）。不论是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国家对劣势群体的庇护性制度（李煜，2009），还是改革开放后建立起的更加重视绩效原则的市场制度，都对特定时期的代际流动起到了推动作用（Parish，1984；李路路等，2018）。
二、封闭性视角
与社会开放性相对，封闭性视角关注的是阻碍社会流动的机制性因素。这一视角整体上遵循的是不平等-再生产逻辑，但同时也包含上文所说的中国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制度因素的影响。这里，我们根据以往研究的结论，对两个方面的具体机制进行分析。
（一）代际继承与再生产机制
代际继承是实现阶层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它既包括经济资源和阶层地位的直接传递，例如财产和身份继承、子承父业等，也包括政治与文化资本、社会网络等资源的传递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间接影响。前者是传统社会中常见的代际传递方式，而工业化社会的代际继承则更多以间接方式呈现。以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为代表的第二代流动研究，通过路径分析检验了工业社会中教育在连接父代与子代职业地位中的中介作用（Blau & Duncan，1967）。琼森等人则提出了基于职业实现代际间阶层传递的三种途径：优势地位群体的子女可以通过父辈的经济资源获取教育和培训；通过社会网络获得职业信息；通过社会化过程形成适应最佳职业的相关技能（Jonsson et al.，2009）。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造和制度建构瓦解了既存的阶层结构，使得基于财产和身份的继承机制受到削弱（Parish，1981；周雪光，2015；Xie & Zhang，2019）。同时，由于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并未形成，工作流动性低，单位内部的私人网络，尤其是父辈的关系资源成为影响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Bian，1994、1997）。“文革”结束之后，知青大规模返城使得城镇长期积累的就业压力爆发，为缓解这一问题，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子女接班顶替、子承父业的情况（田毅鹏、李珮瑶，2014）。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教育重要性的提升，以教育作为中介的代际传递模式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表明，与改革开放前国家政策庇护下教育机会的相对平等不同，改革之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提升，表现为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Deng & Treiman，1997；李春玲，2003；李煜，2006；郝大海，2007；李春玲，2014）。这种不平等也并未随着不同教育阶段的扩张而缩小（李忠路、邱泽奇，2016；杨中超，2016；Wu，2010；Tam & Jiang，2015）。此外，其他的家庭文化资本如精英地位文化、经商传统等，也会通过代际传递对后代的职业获得产生影响（吴愈晓，2010；Chen，2011；古德曼、秦晨，2013；朱斌，2018）。相对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具有跨时期的稳定性，一旦外部的限制减弱就会重新发挥作用（Davis，1992；吴愈晓，2010，周雪光，2015）。因此，其对代际流动的影响也更加深远而持久，甚至在隔代流动中依然存在（Zeng & Xie，2014；张桂金等，2016）。然而，随着收入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经济资源的直接或间接传递对代际不平等的影响也可能被进一步提升（李路路等，2018；李煜，2019），尽管国外学界对此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关注，但国内仍然相对缺乏这一部分的研究。
（二）排斥与分隔机制
除了代际直接与间接的继承，由于各个社会集团所处的位置、实现利益的能力和机会不同，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还会采用各种方式对社会资源进行垄断和保护，阻止其他社会成员参与利益分享（李路路，2002、2006）。这一“社会封闭”过程既是阶级形成的基本机制，也是限制代际流动、实现阶层再生产的方式（韦伯，1997；李路路、朱斌，2015）。社会封闭主要是通过社会排斥实现不同群体之间在权力、资源和流动机会上的分隔，这种排斥与分隔既可以建立在个体特征之上，也可以在群体层面上实现（Parkin，1974）。参照一些研究者的总结，中国的社会排斥与分隔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即基于市场能力的市场性分隔与基于体制身份的体制性分隔。
在我国，市场分隔更多存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中，即在市场化转型之后逐步显现，是一种“基于市场竞争和市场选择形成的、以个人为对象并以个人属性为标准、非强制性的甚至是非正式的排斥体系”（李路路、朱斌，2015：47）。正因如此，市场分隔的表现形式也更为间接和隐蔽。例如，人力资本是衡量市场能力的重要指标，人力资本的差异对于生活机会的影响也在市场环境下被放大。虽然基于市场能力的排斥并不必然加剧代际社会封闭的程度，但不同阶层的父母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以及优势阶层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都将基于市场能力的排斥和分隔转变为代际间流动机会的差异（李煜，2006；郝大海，2007）。市场化同样会加剧社会流动中的性别分隔。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对女性的庇护能力降低，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随之上升，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拉大的趋势（蔡禾、吴小平，2002；Shu，2005；Zhang et al.，2008；李实等，2014），劳动分工方面也出现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的情况（Wu & Zhou，2015）。反映在社会流动领域，则是女性的地位获得与其家庭出身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代际流动性更低（Cheng & Dai，1995；Chen，2013；Zhou & Xie，2019）。
体制性分隔是建立在一系列制度规定之上、自上而下实行且不断演变的排斥体系，其特点是带有正式性和强制性，将社会成员分为几个大的社会群体，且边界相对明确（李路路、朱斌，2015）。在中国，这种体制分隔主要表现为两个社会制度：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
户籍制度在建立之初是通过人口登记重建社会秩序，但随着政策需要转变为限制人口流动和调节城乡资源分配（Chan，2009；Chan & Zhang，1999；陆益龙，2002）。由于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地区从事非农工作，农村户籍出身的人很难实现社会流动，只有通过参军、招干、升学等极少数途径才能完成从农民向非农的转变（Chan & Zhang，1999）。即使父辈通过招工、招干等途径到城镇工作，只要他们的子女无法将农村户籍通过正规途径转为非农户籍，就仍然只能“回乡务农”（吴晓刚，2007；Wu & Treiman，2007）。这种城乡分隔的情况导致农民群体内部的代际封闭性非常高，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整体的代际流动程度（Chen，2013）。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有所放松，农民向城市流动、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户籍对劳动者的限制依然存在。大量研究表明农村户籍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面临不平等的待遇（Meng & Zhang，2001；Wu & Treiman，2004；陈映芳，2005；吴晓刚，2007；李培林、李炜，2010），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也与城镇居民存在差距（吴愈晓，2013；李春玲，2014）。这些社会分隔阻碍了农村户籍群体及其子女的向上流动，甚至影响到“农转非”之后的社会经济获得（林易，2010；张春泥，2011；王鹏，2017）。
单位制度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作为连接个体与国家的结构单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社会资源的占有与生活机遇的获得，也在代际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Walder，1992；余红、刘欣，2004）。一方面，工作、医疗、教育等资源都是通过单位来分配的，所以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工作单位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位获得的被解释变量（Lin & Bian，1991）。另一方面，单位的行政级别、经济效益又影响着个体所能分享的组织资产和社会福利的数量，因而即使同在体制内也会存在一定差异（Walder，1992；周雪光，2015）。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的兴起和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单位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似乎受到了削弱（Nee，1989；林宗弘、吴晓刚，2010）。但单位制度造成的社会分隔依然可能存在，也会继续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发挥着影响（余红、刘欣，2004；周雪光，2015）。
社会分隔除了制度层面的正式排斥，也延伸出了一种制度合法化的逻辑，构成了一些研究者所说的统治机制（李路路，2006）。这一机制源于韦伯所说的一种社会事实，即通过一种宣告了的“意志”（命令）影响他人的行为，并使他人将这种命令作为一种行为准则（韦伯，1997：269）。这其实包含了两个过程：一是将“意志”转化为“命令”，即建构制度化的权力；二是将制度合法化，使得对制度的遵从被内化为一种当然的义务或习惯（Johnson et al.，2006；李路路，2006）。统治机制其实回答了社会封闭如何通过制度化手段得以存续的问题。再生产的统治机制既体现在市场领域，即优势阶层利用利益状况特别是垄断地位实现社会封闭，也体现在社会领域，制度化了的社会分隔为成员所内化和接受，从而加剧了代际阶层固化（Kluegel & Smith，1986）。
与前文提到的市场分隔与体制分隔相关，中国社会中的排斥与区隔同样可以从制度合法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户籍是一种被国家赋予的制度性身份，户籍制度在自上而下的施行中，也会被个体逐渐内化成为一种身份价值观念（杨菊华等，2014）。这种心理上的区隔对于流动人口的城乡融合、社会融入甚至婚姻匹配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春光，2010；韦艳、蔡文祯，2014）。而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带来的社会价值取向变化与年轻一代的自我认同变化，也是制度化权力在民众心理层面的反映，并进一步影响着代际流动机会（田丰、林凯玄，2020）。然而，国内相对缺乏这一领域的研究，从制度化、合法化视角开展的研究大多着眼于组织研究或社会心态领域，而关于统治机制如何影响代际流动的机会与模式的讨论略显不足。
总而言之，代际流动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机制各有不同，但相互之间亦有所联系。同一种社会现象或制度，背后可能同时包含着促进或阻碍代际流动的力量，这取决于宏观社会背景的变化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社会经历剧烈变迁、内部异质性极强的中国来说，各种机制的互动和关联更加明显。如一些研究者所言，社会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在中国同时存在，两支力量的相对强弱决定了整体流动性的情况，因而也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复杂性特征（李春玲，2005；李路路等，2018）。
一、代际流动模式的变迁
中国代际流动的变迁一直受到不同领域的关注，流动模式的变迁不只是社会结构变动的产物，更是社会公平性和开放性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全球化等进程几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同时发生，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根据转型社会的一系列特征，基于经验调查的数据，对中国代际流动模式的变迁展开了激烈讨论。
相关讨论的起始点是改革开放前或改革初期的代际流动状况。由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缺乏，对这一时期代际流动的考察或是从理论出发进行的回顾性探讨，或是基于早期间接数据的分析，又或是以近期数据调查中获取的较早世代的状况代替其改革前的状况。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白威廉（Parish，1981、1984）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的人群的代际流动情况的分析，发现父代与子代的联系在“文革”期间显著降低；布劳和阮丹青（Blau & Ruan，1990）利用1986年天津的一项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后，利用改革开放后数据进行的回溯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改革前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代际流动性这一观点（李路路、朱斌，2015；李路路等，2018；Zhou & Xie，2019）。如前文对流动机制的总结所言，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开放性，可以用社会-政治逻辑中的制度性推动力解释，即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运动带来了“去分层化”的后果，在重塑社会阶层结构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代际继承途径，并通过对弱势阶层出身的群体的政策倾斜进一步促进了代际流动。
然而，另一部分研究指出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封闭的一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在城市地区，尽管父代与子代职业地位间的继承性相对较低，但父代工作单位对子代工作单位的获得却有直接且显著的影响（Lin & Bian，1991），且在地位获得过程中，家庭的政治资本与私人关系网络也发挥着重要作用（Bian，1994、1997；周雪光，2015）。二是在城乡二元分割的背景下，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村户籍居民的流动机会，农与非农职业之间的流动性极低。由于农民群体占总体人口的大多数，全社会整体的代际继承性也因之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很难被称为一个开放的社会（Cheng & Dai，1995）。这种城乡分野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之后，吴晓刚与特雷曼（Wu & Treiman，2007）通过对1996年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农村户籍出身的群体依然具有非常高的代际职业继承性。农村中一部分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群体，克服结构性门槛实现了向上流动，而这种流动正是中国城市看起来具有很高的代际流动性的原因。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代际流动趋势的争论，主要围绕工业化与市场化两大主题及其之间的互动展开。前文提到，在现代化-理性主义的解释逻辑下，工业化会通过结构效应、程序效应和构成效应，使社会向更加开放和更具流动性的方向转变。工业化带来的职业结构变动，配合户籍制度改革对人口迁移的放松，使转型时期中国的绝对流动率不断提升（Chen，2013；李路路等，2018）。然而，在相对流动率的变化上，研究者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首先，从开放性视角来看，工业化包含了推动相对流动的力量，如农民与非农之间的部门壁垒的减小（Zhou & Xie，2019），教育扩张与绩效主义的扩散等。而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同样存在类似的推动力，新兴的私营部门更加强调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为较低阶层提供了更多体制之外向上流动的机会（Nee，1989、1991；Nee & Cao，2002；Wu，2002；Wu & Xie，2003）。由此推测，相对流动率也应该随之上升。
但与此同时，市场化转型也带来了与之相反的封闭性力量。一方面，市场化为原来的精英阶层提供了将政治资本转变为经济资本的机会，从而使其社会经济地位比以前更容易继承（Bian & Logan，1996）。革命时期被压制的家庭背景优势，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浮现出来。如众多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党政精英的后代在成为党政精英方面比其他群体更有优势（Zhou & Hou，1999；Walder et al.，2000；Walder & Hu，2009；郑辉、李路路，2009；吕鹏、范晓光，2016）；而再分配体制下的干部在改革后成为个体户或企业主的可能性也更大，尽管这种优势在城市和农村的表现形式不同（宋时歌，1998；吴晓刚，2006）。这也导致了精英阶层与非精英阶层之间的流动壁垒不断加强（高勇，2009）。另一方面，市场化使社会不平等程度迅速提高，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直接或间接代际传递也变得更为容易（Xie & Zhou，2014；Wu，2010）。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在改革后逐渐增强（例如，Deng & Treiman，1997；李春玲，2014）。综合这些因素，在排除了部门流动壁垒的影响之后，中国社会的相对流动性实际上可能在不断下降（张翼，2004；Zhou & Xie，2019）。但同时也有研究指出，中国社会的相对流动性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Chen，2013），或是根据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力量在不同时期的互动情况，呈现出一个波动的N字形趋势（李路路、朱斌，2015；李路路等，2018；石磊，2022）。
二、代际流动模式的国际比较
与中国自身代际流动性的研究相比，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流动模式进行比较的研究则较为缺乏。这类研究大多数聚焦中国社会，在理论框架上使用了许多基于其他社会的发展经验得出的结论，如基于美国与西欧工业化过程提出的工业化理论和FJH假设，基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经验提出的一系列命题等。而研究者在使用这些理论或命题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本土化实践的挑战，因此，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代际流动模式进行系统性比较显得尤为重要。
早期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曾比较了中国与西方的传统社会，并认为由于科举等制度的存在，中国传统社会更接近于“贤能统治”或绩效主义。比如，潘光旦、费孝通在《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中将清代中国与同期的美国、俄国进行比较，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似小实不小”（潘光旦、费孝通，1947）。余英时也认为，“中国的行政官员，自汉代始，即由全国各地选拔而来，并以德行和知识为绝对的标准，这是世界文化史上仅见之例”（余英时，2006：12）。
至于当代中国的国际比较研究，布劳和阮丹青（Blau & Ruan，1990）根据天津1986年的调查数据，将中国与美国的代际流动率进行比较，得出中国城市的代际传承度比美国更低的结论。也有研究对东亚中日韩三国的代际流动模式进行了比较，发现中国的代际继承效应与日本类似，但中国白领阶层与非技术劳动者间的长距离流动性更强，研究者将其归结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弱势阶层的照顾政策（Takenoshita，2007）。
除此之外，也出现了一些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更大范围的国际比较研究。李路路（2006）利用“国际社会分层与流动”项目收集的代际流动表数据，以及1996年与2003年在中国进行的两次调查的数据，对中国与其他16个国家的代际流动状况进行了比较。这一研究发现，相对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代际关联程度较低。各国虽然社会制度与发展程度不同，但在代际继承性与阶层渗透性的比较中，代际继承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后的研究中，李路路等人（2018）通过对更近期数据的分析，将中国与其他市场转型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相比较，同样得到类似结论。其中，中国剧烈的社会转型、与欧美国家相比更加标准化的教育考试制度、推崇教育的文化传统以及相对较高的城乡流动率被认为是导致中国代际流动率相对较低的原因。在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方面，中国与东欧转型国家虽然整体趋势大致相同，但存在差异，中国代际关联性下降的时间更长，整体上的关联性也更低。周翔与谢宇（Zhou & Xie，2019）将中国的流动趋势置于工业化变迁的全球背景中，认为工业化进程与农业与非农的部门壁垒之间的关系是先下降后上升，呈现U形变化趋势。而对于地位层级性，即父代与子代地位层级的关联性来说，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趋势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呈现出强化趋势，但从绝对的关联程度上看还是比其他国家低。谢宇等人对中美代际流动的比较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即排除农民之后，中国的代际关联性在上升，但比起美国来说仍处在较低水平（Xie et al.，2022）。
整体而言，立足中国社会且将中国纳入跨国比较视野中的研究还不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传统的社会流动研究主要基于欧美社会变迁的历史经验，中国长期仅作为一个特例存在，而非其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的重心所在。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也使得中外社会的比较研究缺乏明确的立足点和参照标准。正如李培林所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既由经济体制变革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两大转变组成，又是一种跨越式发展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叠加过程（李培林，2021）。因此，代际流动模式的国际比较，在考虑具有一定跨国相似性的宏观进程的同时，自然也无法脱离中国复杂且特殊的社会转型背景。
与此相关，当我们将中国与其他社会进行比较时，也需要明确究竟是哪种意义上的比较，是绝对流动或是相对流动，是整体代际流动水平还是排除了部门封闭性之后的代际关联性？譬如与东欧转型国家比较时，虽然中国与它们一样都经历了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但彼此的社会基础状况存在很不相同。首先，这些国家在开启市场转型之前，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农与非农的部门流动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水平上都与转型期的中国大相径庭（李路路等，2018；Zhou & Xie，2019；李培林，2021）；其次，中国的制度转型是一个渐进式、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共同进行的双向改革，而非苏联或东欧国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Popov，2000、2007；Kolodko，2000；Whyte，2009；Szelényi，2013）。这也使得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在社会整体流动性、部门流动性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变化趋势。在将中国与美国或是东亚社会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又有其他方面的差异需要注意。但是，社会差异的存在并不代表彼此之间无法进行比较。例如，当我们比较中国与美国时，会发现两个国家都有强调社会流动的传统，美国被称为“机会之地”，相信人能够通过个人能力与后天努力获得成功，这一点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Xian & Reynolds，2017）；同时，两国在过去几十年都经历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与教育机会的分化，又共同面临着新技术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冲击（Xie & Zhou，2014；赵昌文、许召元，2020）。这些层面的相似，又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中美两国代际流动的现实基础与理论价值。总而言之，比较视野下的代际流动研究，有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把握社会转型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从而加深对中国代际流动的理解。
代际流动的模式与变化趋势之所以备受关注，还因为代际流动会作用于不同领域，对个体与社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对个体而言，代际流动意味着个体的出身阶层与现时所在阶层存在差异，往往也意味着其自身占有的资源、交往的群体、接触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可能影响到个体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例如，Wilson et al.，2022）。代际流动影响个体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实现：一是阶层出身通过社会化过程将价值观念与行为倾向等内化为个体特征，或是通过代际联结影响当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选择（Kiley & Vaisey，2020）；二是现时所在阶层的资源或文化状况使个体改变了原有的态度和行为特征（Blau，1956）；三是社会流动过程本身可能会对个体产生独立的影响，比如向上流动带来的满足感或向下流动的失落感等（Hope，1975）。在社会层面，一方面，受代际流动影响的个体行为和态度可以汇聚成群体性集合，成为超越个人层次的集体表征；另一方面，流动机会的结构性差异也会影响不同群体的社会态度，因而代际流动与群体间冲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都存在密切的关系（Tocqueville，1835；Acemoglu et al.，2018；Breen，1997；Galor & Tsiddon，1997）。
这里，我们根据中国相关研究的关注内容，重点梳理代际流动对个体在客观与主观、态度与行为等不同层面的影响。
代际流动对个体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健康不平等与幸福感方面。在中国，健康不平等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密切联系（Lowry & Xie，2009），但代际流动本身对于健康的作用则存在差异。有研究发现长距离的向上流动对个体健康有促进作用，长距离向下流动则不利于个体健康，总体而言代际流动有利于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健康差异（王甫勤，2011；池上新，2016；Yan et al.，2018）。而关于代际流动与幸福感的研究则有不同的结论。有研究指出代际流动对个体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由于代际向下流动的群体将更低的社会阶层作为比较时的参照，因此向下流动者的幸福感也不会因此降低（Zang，2016）。但不同的观点则认为，向上流动提升了个体的幸福感（李路路等，2018），而从非体力阶层到体力阶层的向下流动并不会对幸福感有明显影响，原因是其家庭出身提供了资源帮助和回到原阶层的期待（Zhao et al.，2017）。也有研究发现向下流动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向上流动的作用则不明显（鲁元平、张克中，2014）。相互矛盾的结果可能与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对阶层地位的测量标准不同有关。
代际流动对个体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的影响同样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如代际流动是影响民众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的重要因素。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提升，但人们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却一直较高，有研究者将民众对绩效主义的认可和实现社会流动的乐观预期作为一个重要解释（Whyte，2010；谢宇，2010）。同时，民众对不平等的归因和对再分配政策的偏好会随代际流动状况的不同而变化。有研究发现，具有向下流动预期和向下流动经历的人更加支持再分配政策（潘春阳、何立新，2011；徐建斌，2015）。与此相关的是，代际向上流动会显著增强个体的社会公平感，同时削弱个体的社会冲突感，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度和政治参与度，从而促进社会政治稳定（李路路等，2018；胡建国，2012；盛智明，2013；Fan & Yan，2019）。此外，代际流动还与民众的阶层感知与群体间态度相关。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向上流动感知能够提升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虽然这种提升作用近期有所下降（陈云松、范晓光，2016）。与之类似，向上流动的经历也对少数民族的主观阶层认同起到了拉升作用（王军、陈可，2016）。关于外群体歧视的研究则发现，经历了向上流动的群体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主要受到现时所处阶层的影响，表现为这一群体对陌生人的信任更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也更低（秦广强，2011；高学德，2015；聂伟，2017）。而在性别观念方面，研究者发现代际向上流动，尤其是长距离的向上流动，能够提升女性的平等意识（李姚军、王杰，2021）。
最后，代际流动的作用还体现在其对个体行为模式的影响上，包括社会交往、婚姻匹配、教养方式以及生育态度和行为等。上文提到了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之间的关联，事实上除了内在的态度，代际流动同样会作用于实际的交往行为（秦广强，2011）。有研究者通过对农村出身的城市劳动者的研究发现，社会流动会从不同方面影响流动者的社会网络，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使得社会网络的选择性、扩大性增强，而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则会使网络总量增加，同质性增强（张云武，2009）。虽然社会流动能够弥合出身阶层与流入阶层之间的差异，使向上流动者获得与当前所在阶层成员相同的社会网络资源，但工农出身者会在社会交往方面面临阻力，影响他们进一步向上流动（边燕杰、芦强，2017；芦强，2021）。同时，代际流动还可能通过婚姻匹配与教养方式影响阶层再生产的过程。例如，研究发现代际社会流动会反向影响婚姻匹配模式，实现向上流动的城市男性更可能向下婚配，而向下流动的城市女性和农村男性更可能向上婚配，从而呈现出“社会阶层回归”的结果（石磊，2020）。但从家庭教养方式来看，从工人家庭向中产家庭流动的家长更可能采用中产阶层的教养方式，从中产家庭向下流动的家长则会保留原有阶层的教养方式，这种非对称性的流动效应有利于打破阶层结构的固化（田丰、静永超，2018）。
除此之外，社会流动也会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研究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从农民向非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会使这一群体受到当前所在阶层文化观念的影响，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Gan & Wang, 2023）。但宏观的相对流动性与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则呈正相关，因而推动机会公平、促进社会流动是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重要方式（蔡韦成、谢宇，2024；蔡昉，2024）。
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关于代际流动影响的研究立足于中国大规模社会转型与代际流动的宏观背景，涵盖了客观与主观、态度与行为等不同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大部分研究聚焦于主观层面与态度层面，有关客观领域、行为的研究略显不足。同时，代际流动在不同领域的作用机制和流动效应的群体差异性等方面仍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地方，代际流动影响的动态变化也相对缺乏关注。如果将这些视角引入相关研究中，也许会有更多有价值的发现。
作为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议题，代际流动研究始终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同时又有着超越学科本身的社会意义。社会现实的发展演变、社会开放性的动态变化，给相关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中国在最近几十年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还会继续进行的变革，如城市化、工业化与市场化等进程，都为立足于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研究创造了独特而丰富的研究土壤。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有关中国代际流动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当中。从聚焦的议题看，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初期的研究更多涉及社会主义制度和“文革”对于社会流动的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内外研究者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市场转型过程对地位获得和流动机会的影响，21世纪初开始关注代际流动的具体模式和相对流动性，更近期的研究则将目光转向代际流动的变迁趋势以及流动的社会后果。从研究方法和途径来看，早期研究限于数据收集的困难，多基于质性研究和小范围的定量调查；之后，随着一些全国性抽样调查的开展，对代际流动的定量分析成为主流，数据分析方法也更加多样，包括不同形式的回归分析、对数线性模型等；近期数据来源的多样化和长时段数据的积累，为代际流动的趋势性研究和历史大数据研究奠定了基础。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多数据联合使用、利用大数据开展的分析可能会逐渐增多；在方法层面，得到改进的对数线性模型和新兴的衡量代际关联的方法会被更多地运用于相关研究，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也会加入其中；此外，新技术革命对社会分层的冲击逐渐显现，立足于技术变革背景的社会转型研究，以及更为广泛而系统的比较研究，相信能够为深入地揭示这些影响机制及后果提供富有启发的见解。
另外，目前中国的代际流动研究依然存在一些有待充实的地方。在理论方面，一些研究者基于中国的经验进行了相关领域的探讨与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尝试（例如，Nee，1989；李路路，2006）。但整体而言，大多数研究主要还是建立在西方经典理论之上，以中国社会为基础进行的理论建构和解释还不多。因此不论是理论的本土化应用或“桥接”，还是本土“中层理论”的建构（王宁，2017；谢宇，2018；梁玉成，2018），都有赖于研究者的进一步挖掘和探索。与此相关，将中国的代际流动置于国际比较视野中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因其同样是讨论中国代际流动特殊性与建构本土化理论的起点。在社会现实方面，中国快速且持续的社会转型使得代际流动的新议题不断涌现，但与此相关的实证研究有所欠缺，比如经济不平等与代际流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会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代际流动的模式、代际流动在社会层面产生了哪些新的后果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也有待研究者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边燕杰，芦强.跨阶层代际流动是否增加人们的社会资本：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分析 .求索，2017（12）：103-112.
蔡禾，吴小平.社会变迁与职业的性别不平等.管理世界，2002（9）：71-77.
蔡昉.生育意愿、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 经济学动态，2024（3）：3-12.
蔡韦成，谢宇. 孕育希望：宏观代际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社会，2024，44（1）：178-212.
陈纯槿，李实. 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1989～2009. 管理世界，2013，（1）：45-55，187.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3）：119-132，244.
陈云松，范晓光.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中国社会科学，2016（12）：109-126，206-207.
池上新.阶层流动与中国居民的健康及其不平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50-59.
代谦，别朝霞.土地改革、阶层流动性与官僚制度转型：来自唐代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6，15（1）：53-84.
高学德.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6）：29-37，189.
高勇.社会樊篱的流动：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09，24（6）：1-17，243.
古德曼，秦晨.新经济精英：地方权力的社会基础.中国研究，2013（1）：67-87，242.
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7（6）：94-107，206.
胡建国.社会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中国公众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再探讨.人文杂志，2012（6）：148-154.
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社会，2006（6）：190-208，212.
李春玲.“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14（4）：66-77，205.
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2）：74-102，244.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中国社会科学，2003（3）：86-98，207.
李汉林，李路路.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4）：46-65.
李路路，石磊，朱斌.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社会学研究，2018，33（6）：1-34，242.
李路路，朱斌.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5（5）：40-58，204.
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2）：37-60，243-244.
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2002（6）：105-118，206-207.
李培林，李炜.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10（1）：119-131.
李培林，田丰.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社会，2010，30（1）：69-87.
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12）：4-21，199.
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3（6）：58-72，206.
李实，宋锦，刘小川.中国城镇职工性别工资差距的演变.管理世界，2014（3）：53-65，187.
李姚军，王杰.社会流动与传统性别意识：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为例.社会学评论，2021，9（2）：92-114.
李煜.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社会，2009，29（6）：60-84，223-224.
李煜.代际社会流动：分析框架与现实.浙江学刊，2019（1）：32-37.
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6（4）：97-109，207.
李忠路，邱泽奇.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31（4）：121-144，244-245.
梁晨，董浩，任韵竹，等.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社会学研究，2017，32（3）：48-70，243.
梁晨，张浩，李中清.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北京：三联书店，2013.
梁玉成.走出“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的误区.新视野，2018（4）：49-54.
林易.“凤凰男”能飞多高：中国农转非男性的晋升之路.社会，2010，30（1）：88-108.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
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社会，2010，30（6）：1-40.
刘精明.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社会，2006（3）：158-179，209.
芦强.社会流动对社会交往的影响研究：基于西部社会的实证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21（2）：142-150.
鲁元平，张克中.社会流动影响居民幸福感吗：来自中国转型期的经验证据.财经科学，2014（3）：96-107.
陆益龙. 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23-130.
罗楚亮，刘晓霞.教育扩张与教育的代际流动性.中国社会科学，2018（2）：121-140，207.
吕鹏，范晓光.中国精英地位代际再生产的双轨路径：1978—2010.社会学研究，2016，31（5）：114-138，243-244.
聂伟.社会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CGSS2005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17（4）：102-110.
潘春阳，何立新.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1（5）：20-29，56.
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1947，4（1）.
秦广强.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2011，31（4）：116-136.
秦广强.社会流动的影响与后果：基于2003 CGSS的实证分析.湖南社会科学，2011（5）：58-62.
盛智明.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2013，33（4）：35-59.
石磊. 中国代际社会流动的变迁：基于多重机制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2022，37（5）：156-178.
石磊.社会阶层、代际流动与婚姻匹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6）：74-81.
宋时歌.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1998（3）：26-36.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2）：47-62.
孙明.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1950—2003.社会，2011，31（5）：48-69.
田丰，静永超.工之子恒为工？：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与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2018，33（6）：83-101，243-244.
田丰，林凯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北京：海豚出版社，2020.
田毅鹏，李珮瑶.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以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4（9）：128.
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人口研究，2010，34（2）：31-34，55-56.
王甫勤.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社会，2010，30（1）：109-126.
王甫勤.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社会学研究，2011，25（2）：78-101，244.
王军，陈可.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流动与民族间的阶层认同差异.南方人口，2016，31（4）：18-28.
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2017，32（5）：15-38，242-243.
王鹏.“农转非”、人力资本回报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分位数回归分解的方法.社会，2017，37（5）：217-241.
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韦艳，蔡文祯.农村女性的社会流动：基于婚姻匹配的认识.人口研究，2014，38（4）：75-86.
吴晓刚.“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社会学研究，2006（6）：120-146，245.
吴晓刚.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2007（6）：38-65，242-243.
吴愈晓.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社会学研究，2010，25（2）：125-150，245.
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2013（3）：4-21，203.
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30（3）：1-20.
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33（2）：1-13，242.
徐泓.《明清社会史论》译注及其后续研究：重论明代向上社会流动.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6，17（上）：1-19.
徐建斌.收入水平、社会流动与再分配偏好：对“POUM”假说的再检验.南方经济，2015（11）：70-85.
杨菊华，王毅杰，王刘飞，等.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双重户籍墙”情景下何以可为？.人口与发展，2014，20（3）：2-17，64.
杨中超.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社会，2016，36（6）：180-208.
余红，刘欣.单位与代际地位流动：单位制在衰落吗？.社会学研究，2004（6）：52-63.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张春泥.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社会，2011，31（6）：153-177.
张桂金，张东，周文.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社会，2016，36（3）：216-240.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张顺，郭小弦.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社会，2011，31（1）：94-111.
张天虹.“走出科举”：七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再思考.历史研究，2017（3）：137-148，191-192.
张翼.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社会学研究，2004（4）：76-90.
张云武.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社会，2009，29（1）：122-141，226-227.
赵昌文，许召元.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升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9，24（6）：65-86，244.
周雪光.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郝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周玉.社会网络资本与干部职业地位获得.社会，2006（1）：83-97，207-208.
朱斌.文化再生产还是文化流动？：中国大学生的教育成就获得不平等研究.社会学研究，2018，33（1）：142-168，245.
邹谠. 20 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ACEMOGLU D，EGOROV G，SONIN K. Social mobility and stability of democracy：Reevaluating de Tocquevil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8，133（2）.
BIAN Y J，LOGAN J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1996，61（5）.
BIAN Y J.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ties，network bridges，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7，62（3）.
BIAN Y J. Guanxi and the allocation of urban job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1994，140.
BIAN Y J.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
BLAU P M，DUNCAN O 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67.
BLAU P M，RUAN D.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urban China and America.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1990，9（3-32）.
BLAU P M. Bureaucracy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Random House，1956.
BREEN R，LUIJKX R. Conclusions//BREEN R. Social mobility in Europ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BREEN R. Inequality，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mobi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97，48（3）.
CHEN J R，ZHANG L.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Processes and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1999，160.
CHAN E J R.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CHAN E J R. 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t 50.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9，50（2）.
CHEN M L. Tiger girls：Women and enterpris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1.
CHEN M.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2013，45（4）.
CHENG Y，DAI J Z.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modern China.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5，11（1）.
DAVIS D S. Job mobility in post-Mao cities：Increases on the margins. The China quarterly，1992，132.
DAVIS D S. Self-employment in Shanghai：A research note. The China quarterly，1999，157.
DENG Z，TREIMAN D J.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7，103（2）.
ELMAN B A. Political，social，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1，50（1）.
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ERIKSON R，GOLDTHORPE J H. The constant flux：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
FAN X G，YAN F. The long shadow：Social mobi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2006—2012.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19，81.
FEATHERMAN D L，JONES F L，HAUSER R M. Assu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S.：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1975，4（4）.
GAN Y Q，WANG P. Social class，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and desired number of 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23（114）.
GALOR O，TSIDDON D. Technological progress，mobility，and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3）.
GRUSKY D B，HAUSER R M.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Model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16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4，49（1）.
HO P T.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HOUT M. More universalism，less structural mobility：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1980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3（6）.
HOPE K. Models of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social mobility effe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5，40（3）.
JOHNSON C，DOWD T J，CECILIA L R. Legitimacy as a social proces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6，32.
JONSSON A O，GRUSKY D B，MATTHEW D C，et al. Microclassmobility：Social reproduction in four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9，114（4）.
KA C M，SELDEN M. Original accumulation，equity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The cases of socialist China and capitalist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1986，14（10-11）.
KILEY K，VAISEY S. Measuring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personal culture using panel dat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20，85（3）.
KIRKBY R，Jr. Urbanization in China：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KLUEGEL J R，SMITH E R.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Americans’views of what is and what ought to be. New York：Routledge，1986.
KOLODKO G W. From shock to therap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KRACKE E A，Jr.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studies，1947，10（2）.
LIANG Z. China’s great migration and the prospects of a more integrated socie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6，42（1）.
LIN N，BIAN Y J.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1，97（3）.
LIPSET S M，ZETTERBERG H L. A theory of social mobility// LIPSET S M，BENDIX R.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
LOWRY D，XIE 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differentials in China：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at older ages. PSC research report，2009，9.
MAAS I，VAN LEEUWEN M H D. Toward open societies？：Trends in male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European countries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6，122（3）.
MENG X，ZHANG J S.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3）.
NEE V，CAO Y. Post-socialist inequalities：The cause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2002，19（2）.
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9，54（5）.
NEE V.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1，56（3）.
PARISH W L.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WATSONJ L.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PARISH W L. Egalitarianism in Chinese society. Problems of communism，1981，29.
PARKIN F.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4.
PENG X Z. China’s demographic history and future challenges. Science，2011，333（6042）.
POPOV V. Shock therapy versus gradualism reconsidered：Lessons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 after 15 years of reform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2007，49（1）.
POPOV V. Shock therapy versus gradualism：The end of the debate（explaining the magnitude of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2000，42（1）.
SHU X L. Market transition and gender segrega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05，86.
SONG X，CATHERINE G M，KAREN A R，et al. Long-term decline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50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20，117（1）.
SZELÉNYI I. Varieties of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and after socialism：Russia，East Europe，and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2013，46（2）.
TAKENOSHITA H.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ast Asian countri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Korea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2007，16（1）.
TAM T，JIANG J. Divergent urban-rural trends in college attendance：State policy bias and structural exclusion in China. Sociology of education，2015，88（2）.
TOCQUEVILLE A. Democracy in Americ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835.
TREIMAN D J.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1970，40（2）.
WALDER A G，HU S H. Revolution，reform，and status inheritance：Urban China，1949—199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9，114（5）.
WALDER A G，LI B B，TREIMAN D J.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0，65（2）.
WALDER A G.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101（4）.
WALDER A G.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2，57（4）.
WHYTE M K. Paradoxes of China’s economic boo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9，35.
WHYTE M K.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WILSON G，VINCENT R，CARSTEN S，et al. Mobility，inequality，and beliefs about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Social forces，2022，100（3）.
WONG R S，HAUSER R M. Trend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hungary under socialis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1992，21（4）.
WU X G，TREIMAN D J. Inequality and equality under Chinese socialism：The hukou system an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7，113（2）.
WU X G，TREIMAN D J.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1955—1996. Demography，2004，41（2）.
WU X G，XIE Y. Does the market pay off？：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3，68.
WU X G，ZHENG B D. Household registration，urban status attainment，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2018，53.
WU Y X，ZHOU D Y.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1990—2010.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2015，47（4）.
WU X G. Communist cadres and market opportunities：Entry into self-employment in China，1978—1996. Social forces，2006，85（1）.
WU X G. Economic transition，schoo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1990— 2000.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2010，28（1）.
WU X G. Work units and income inequality：The effect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2002，80（3）.
XIAN H，REYNOLDS J. Bootstraps，buddies，and bribes：Perceived merit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017，58（4）.
XIE Y，DONG H，ZHOU X，et al. Trends in social mobility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22，119（7）.
XIE Y，ZHANG C 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9，116（39）.
XIE Y，ZHOU X.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4，111（19）.
YAN F，HE G Y，CHEN Y S.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8，15（12）.
YANG T. Determinants of schooling returns during transition：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33（2）.
ZANG E，NAN D D G. Frustrated achievers or satisfied losers？：Inter-and intra-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nd happiness in China. Sociological science，2016，3.
ZANG X W.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002，43（1）.
ZENG Z，XIE Y. The effects of grandparents on children’s schooling：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Demography，2014，51（2）.
ZHANG Y P，EMILY H，WANG M Y. Gender-based employment and income differences in urban China：Consider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Social forces，2008，86（4）.
ZHAO Y Z，LI Y J，HEATH A，et al. Inter-and intra-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effec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evidence from Mainland China.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2017，48.
ZHOU X G，HOU L R.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9，64（1）.
ZHOU X，XIE Y. Market transition，industrialization，and social mobility trends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9，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