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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模式下，健康主要指生理功能正常或者没有疾病，包括身体和器官功能正常，没有肢体和器官损失残障等。关于疾病分类，国际上一般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关于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的国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ICD）（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5）。ICD包括各类慢性病、中风、痴呆等疾病的分类、定义和编号，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发病率和流行程度制定和监测。ICD大约每10年更新一次，当前的标准是于2022年1月生效的第11版——ICD-11
。ICD-1从1909年开始最早在欧洲使用。
在医学模式下，对人口健康水平的描述一般采用预期寿命、特定人群死亡率、特定死因死亡率等指标。预期寿命依据时期分年龄死亡率数据计算，表明假定一批人按照时期分年龄死亡率度过一生，这批人的平均生存年数或寿命。更准确的表达是， x 岁预期寿命或 x 岁预期余寿表明从 x 岁起按时期分年龄死亡率度过余生的预期余寿。对人口健康水平的综合描述一般采用0岁预期寿命。由于预期寿命指标不受年龄结构的影响，能够综合反映时期的死亡总水平，并且其含义与生命长度挂钩，很容易理解，因此在各种健康和发展评价中广泛使用。
对于特定人群的死亡率，一般关注死亡率水平相对较高的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对于特定死因死亡率，一般关注顺位前五或前十的死因死亡率，如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恶性肿瘤疾病死亡率、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甲乙类法定传染病死亡率等。相对于全人群和全死因死亡率，这些特定人群和特定死因死亡率相对较高，特别是在人口死亡水平较高的时期，这些特定人群和特定死因死亡率的下降对人口预期寿命的提升具有较大的正向贡献。因此，其成为各个国家衡量和监测人口健康水平的主要指标。
在社会模式下，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健康的身体、心理、社会三维概念框架，于2001年给出了健康测量的多维度框架（Chatterji et al.，2002），认为健康包括人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和活动能力等多个维度，具体包括情感、疼痛、活动能力、认知、自我照顾和日常活动等多个方面。相应的国际标准是“关于功能、失能和健康的国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Disability and Health，ICF）（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1）。在更早的版本中，世界卫生组织在1980年给出了关于残损、失能和残障的国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s，Disabilities，and Handicaps，ICIDH）（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80），ICIDH被2001年的ICF替代。ICF提供了所有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功能和失能状态分类，区分了残损（impairment）、残疾/失能（disability）、残障（handicap）的含义（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1）。如果人体功能和结构损伤，则称为残损；残疾指由于身体残损导致日常活动能力的丧失和限制的状态，也就是进入失能状态；残障代表个体社会参与受限、无法完成社会活动的状态。ICF将健康状况分为身体功能和结构（body functions& structure）、个人活动（activity）、社会参与（participation）三个维度，每个维度都受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中，身体功能和结构指人体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以及人体肢体和器官功能，如视力、听力、认知、感知等功能。个人活动指个体执行日常活动的能力，包括个人生活、家务活动、使用工具、学习、交流、社区或社会活动等。社会参与指个人参与与他人相关的社会活动。环境因素包括设备和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服务条件、物理空间环境、政策环境等；个人因素包括性别、种族、年龄、受教育程度等。ICF将健康的概念和分类拓展到日常活动和社会参与当中，而日常活动和社会参与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技术、环境和政策可以为个人的日常活动和社会参与提供支持。可见，在ICF下，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残损，也要具备日常活动的能力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健康状况可以按无疾病、无残损和无失能等进行不同级别的分类。
在理论研究上，Nagi（1965，1976，1991）提出了从疾病到失能递进的失能进展模型，简称Nagi模型，其对健康状况分类产生了较大影响。Nagi模型将个体从健康状态到失能状态的进展过程分为病理学（pathology）意义上的患病、人体器官受损导致的身体和智力残损（impairment）、身体或智力缺陷导致的身体和心理功能受限（functional limitation），以及在环境和辅助设备支持下无法独自完成日常生活活动的失能（disability），即从患病到残损，再到功能受限，最后到失能。因此，在Nagi模型下，健康状态可以分为4个递进的等级：无疾病、无残损、无功能受限、无失能；相应地，不健康状态可以分为疾病、残损、功能受限、失能等4种逐步严重的状态。可见，健康的最低要求是无疾病，不健康的最严重情形是失能。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功能、失能和健康的国际分类标准ICF虽然为个体健康和功能评估提供了分类分级标准，但缺乏可操作性。与ICF相对应，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相应的失能评估量表（WHO Disability Assessment Schedule，WHODAS 2.0）（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0）。其既可以用于对个人和人群的健康和失能水平的测量，也可以用于临床干预效果的评价。世界卫生组织的失能评估量表包括6个维度，（1）认知（cognition）；（2）移动（mobility）；（3）自我照顾（self-care），包括个人卫生、穿衣、吃饭、独处；（4）与他人相处（getting along）；（5）生活活动（life activities），包括家务、休闲、工作和上学；（6）社会参与（participation），包括参与团队、社区和社会活动的能力。
除了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失能评估量表，在实践中，基于不同的评估目的，常用的健康和失能评估量表还有ADL、IADL、EQ-5D、SF-36等量表。Hansluwka（1985）对多种应用广泛的人群健康测量工具做了对比分析，认为这些健康测量工具均能反映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多维特征，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既适用于临床研究，也适用于对一般人群的健康评价。
ADL是日常生活活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的英文缩写，最早由Katz提出（Katz，1963）。ADL是测量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量表，包括如厕、进食、穿衣、梳洗、行走和洗澡等6项，每个问题的回答选项包括独立、部分独立、依赖3种。Lawton and Brody（1969）提出了工具性日常生活量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IADL包括打电话、购物、备餐、做家务、洗衣、使用交通工具、服药和自理财务等8项。Lawton and Brody（1969）将ADL和IADL合并形成生活自理量表（Physical Self-Maintenance Scale，PSMS），多用于评测老年人的失能状况和医疗康复措施的效果。
EQ-5D由欧洲生命质量研究组（最初由英国、芬兰、荷兰、挪威和瑞典的多学科研究人员组成）于1987年开发使用，后来被全球不同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使用，至今被广泛用于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评价、临床评价、健康投入效率评价、人口健康和卫生经济评价等（Devlin et al.，2017）。欧洲生命质量研究组由欧洲生命质量学会（EuroQol Group Association）和欧洲生命质量研究基金（EuroQol Research Foundation）提供支持。欧洲生命质量量表（European Quality of Life Scale，Euro-QoL）
包括健康描述系统（Health Descriptive System）和直观模拟标尺（EQ-Visual Analogue Scale，EQ-VAS）两部分。健康描述系统从5个维度测量个人的健康水平，包括行动能力（mobility）、自我照顾能力（self-care）、日常活动能力（usual activities）、疼痛或不舒服（pain/ comfort）、焦虑或抑郁（anxiety/depression），每个维度包含5个水平（没有困难，有一点困难，中等困难，严重困难，无法进行/有非常严重的困难），所以其简称为EQ-5D-5L量表。直观模拟标尺采用0～100刻度的标尺测量受访者的自评健康水平。EQ-5D量表在给出5个维度健康得分的基础上，通过公式将其转换为一个综合指数，用于对人群健康水平的综合评价和比较。
美国兰德公司于1992年开发了包含36个健康问题的简易健康调查表（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Ware et al.，1992），主要用于对特定人群医疗效果的评价和与健康相关的生命质量评价。SF-36是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健康多维度来测量人口健康状况的量表，其包括8个维度：（1）身体功能（physical function）；（2）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3）身体限制（physical role limitations）；（4）情感角色限制（emotional role limitations）；（5）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6）精力和活力（energy and vitality）；（7）疼痛（pain）；（8）一般健康问题（general health problem）。SF-36的缩减版还有SF-12，其包括12个问题（Gandek et al.，1998）。兰德公司开发的更为完整的健康评估量表包括149个项目。
上述量表一般由专业人员通过专门的工具和询问来测量，调查成本较高。在实践中，更为常用的健康调查是自评健康（self-rated health，SRH），即被调查者根据给出的问题回答自评健康结果。Jylhä（2009）认为，自评健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常用于社会学、流行病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缺点是不利于不同文化和不同年龄人群间的比较研究。欧洲国家广泛采用活动限制指数（Global Activity Limitation Indicator，GALI）综合评价人口健康水平（Robine and Jagger，2003）。GALI是由健康预期寿命和失能过程国际网络组织（Réseau Espérance de Vie en Santé，REVES）提出的自评健康指数（Robine et al.，2019），调查的问题是：“在过去至少6个月的时间里，你感觉在多大程度上由于健康问题导致日常活动受限？”答案选项有非常受限，受限、但不严重，完全不受限3种。该问题限定了活动受限要至少持续6个月，同时活动受限是由健康问题导致的。与多维量表的失能调查相比，GALI仅用一个问题调查失能情况，调查成本较低，在实际中容易操作。在我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对60岁及以上年龄人群增加了自评健康的问题，答案选项为健康、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生活不能自理，但目前还没有对全年龄段人群的全国性自评健康调查。
如前所述，在医学模式下，健康的综合测量主要采用人口预期寿命和特定人群的死亡率。在社会模式下，除了关注死亡率和生命长度之外，也要关注生命质量。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社会，随着生命长度的延长，人们带病或带残生存期也在延长，如何测量人口的综合健康水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衡量人口健康水平的综合指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映人口健康水平的健康预期（health expectancy，HE）类指标，另一类是反映与预期寿命和健康目标相比的健康差距测量（gap measure）。
1.健康预期寿命
健康预期寿命采用类似预期寿命的概念，测量预期在完全健康状态下生活的等效年数，指依据某时期死亡水平和健康水平计算的、假定同批人未来平均健康生存的年数，即假定一批人按照时期分年龄死亡率和健康率度过一生，这批人的平均健康生存年数或健康寿命。依据对健康的不同分类，健康预期寿命有不同的定义和名称，例如，在Nagi失能进展模型下，健康受损过程从“患病”到“残损”，再到“功能受限”，最后到“失能”。健康状态相应分为无疾病、无残损、无功能受限、无失能。与此相对应的健康预期寿命分为：无疾病预期寿命、无残损预期寿命、无功能受限预期寿命和无失能预期寿命等。另外，在不同的研究目的下，基于不同的健康定义、基础数据和计算方法，健康预期寿命的计算结果会存在差异。
在理论研究中，Sanders（1964）最早提出将死亡率和失能率联系起来，以同时反映人口的生存长度和生存质量。Sullivan（1965，1971a，1971b）最早提出了健康预期寿命的计算方法，将计算预期寿命的生命表方法扩展到同时考虑分年龄死亡水平和分年龄健康水平的沙利文法。美国健康、教育和福利部最早在1969年采用沙利文法计算并公布了健康寿命期望（expectation of healthy life），采用的健康定义是无伤残，因此健康寿命期望的确切定义是无伤残预期寿命（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DFLE），指无卧床和无需机构护理的寿命（free of bed-dis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报告显示，1958—1966年，美国男女人口的无失能预期寿命均有所增加，但预期寿命基本没有增加（US 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1969）。1974年，日本经济计划局（Economic Planning Agency，EPA）计算和公布的社会指数中包括了无失能预期寿命，其中，失能定义为因疾病导致的功能损伤（free from functional loss due to disease）。报告显示，在1966—1970年间，日本的人口预期寿命增速快于健康预期寿命增速，即人口寿命的增长伴随着疾病的扩展（The Council of National Living，1974）。随后，健康预期寿命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1989年，由多国研究者合作组成了健康预期寿命和失能过程国际网络组织，它在推进健康预期寿命和失能过程的相关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93年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中包含了用无伤残预期寿命衡量的健康预期寿命。
在健康预期寿命的计算方法上，Katz et al.（1983）采用双减因生命表法（double-decrement life tables）计算积极预期寿命（active life expectancy），用于测量无功能残损的预期寿命。后来发展出多状态生命表法（multistate life tables）（Rogers et al.，1989；Branch et al.，1991）。Mathers and Robine（1997a，1997b）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采用沙利文法、双减因生命表法和多状态生命表法计算的健康预期寿命差别不大。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发布的《2000年世界健康报告》中首次引入残疾调整预期寿命（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expectancy，DALE），作为衡量人口健康水平的综合指标，用于评估191个成员的健康系统运行状况（WHO，2000）。DALE是基于300多种疾病、残损和失能经过权重调整计算的健康预期寿命指标。从2002年起，为了更直观地体现健康预期寿命指标中不仅包含残疾因素，也包括疾病和残损等因素，并从正向方面反映人口的健康总水平，世界卫生组织将残疾调整预期寿命更名为健康调整预期寿命（health adjusted life expectancy，HALE）。HALE更能体现对健康状况不佳的时间进行调整后的预期寿命，即根据目前的健康状况和死亡率，一个假定队列人口在所定义的完全健康状况下预期的存活年数。其中，对健康状况不佳时间是结合《200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的特定病种（condition-specific）估计值与健康调查中得出的不同健康状态的流行率的估计值计算的。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健康预期寿命相关指标包括每个成员的居民0岁和60岁的HALE。
健康预期寿命与预期寿命类似，具有可解释的实际意义，符合人们的经验认知习惯，很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因此被认为是目前可用的最佳的人口健康综合测量指标。
2.健康差距测量
在健康差距测量方面，常用的指标是失能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衡量人口的实际健康与某些确定的目标之间的差距，包括过早死亡损失生命年（years of life lost due to premature mortality，YLL）及由于疾病损伤和失能损失的健康生命年（years of healthy life lost due to disability，YLD）。DALY同时考虑过早死亡以及疾病损伤和失能造成的健康损失，等于YLL和YLD之和，一般用每10万人的DALY表示。
DALY一般按年龄、性别、时间和病种分别计算，测量不同病种导致的健康损失和疾病负担，可用于分析疾病干预的效果和健康投入的效益。 t 年 x 岁 s 性别 c 死因的过早死亡损失生命年表示为YLL（ t ， x ， s ， c ），等于 t 年 x 岁 s 性别 c 死因的死亡人数 N （ t ， x ， s ， c ）与 x 岁 s 性别的标准损失寿命年 L （ x ， s ）之积。例如， t 年50岁男性每10万人死于心脏病的人数为10人，50岁标准的预期余寿为30年，那么 t 年50岁男性因心脏病死亡的过早死亡损失生命年等于每10万人300人年（YLL= 10×30= 300）。
t 年 x 岁 s 性别 c 病种的疾病和失能损失的健康生命年表示为YLD（ t ， x ， s ， c ），等于 t 年 x 岁 s 性别 c 病种的发病人数乘以 t 年内 x 岁 s 性别 c 病种的疾病持续时间（从发病到疾病康复或死亡的时间）再乘以 x 岁 s 性别 c 病种的失能权重。其中，失能权重介于0～1之间，0代表完全健康，1代表失能，该权重反映疾病对健康影响的严重程度，通常由专家确定。例如， t 年50岁男性每10万人心脏病发病人数为10人，疾病平均持续时间为0.5年，疾病权重为0.5，则疾病和失能损失的健康生命年等于每10万人2.5人年（YLD= 10×0.5×0.5= 2.5）。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采用疾病模式来评价个体健康，疾病负担一般采用YLL来评价。Dempsey（1947）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用于计算YLL的标准寿命目标为65岁。Erickson et al.（1989）认为，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非致命的健康问题导致的疾病负担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综合考虑死亡和疾病的负担，采用DALY综合衡量疾病负担受到重视。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的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disease，GBD）预测分析报告中，采用DALY衡量健康差距。在世界银行发布的《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World Bank，1993），首次采用DALY描述疾病负担。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获取种类繁多的疾病发病和持续时间的纵向数据难度较大，失能权重的确定较为主观，YLL基于标准生命表或目标生命表计算的结果很难用于不同国家的直接比较。特别是在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退行性疾病和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情况比较普遍，分解单一病种的疾病负担意义不大（Williams，1999）。另外，在测算中，对患有两种及两种以上疾病的共病情况进行调整的难度较大，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一定的限制。
考虑到DALY在计算和可解释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在1995年，健康预期寿命和失能过程国际网络组织基于计算DALY的数据计算了残疾调整预期寿命（DALE）。与DALY相比，DALE不受年龄结构的影响，没有疾病权重问题，同时更容易理解和解释，更容易用于国际比较分析，但缺点是不利于成本效益分析。全球疾病负担使用DALY来评估全球疾病和伤害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