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健康水平国际比较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健康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本节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按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给出不同收入组和中国的0岁和60岁的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的水平以及健康预期寿命在预期寿命中的占比的比较分析；第2部分采用社会人口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分组，对我国与高SDI国家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进行分解。其中，第1部分的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估计》（2000—2019年） ，其提供依据世界银行标准将全世界经济体划分为四个收入组别，即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组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水平。第2部分数据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健康测量与评价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IHME）公布的全球疾病负担的结果。

2.4.1　不同收入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差距

世界卫生组织从2000起每年公布各成员的0岁和60岁的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由此计算出健康预期寿命占比。图2-27为2000—2019年按收入划分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以及健康预期寿命占比。由图可知，2000—2019年，所有收入组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都有所上升，收入与出生时预期寿命、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存在正向关系：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及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依次升高。全球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从2000年的66.8岁增加到2019年的73.3岁，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从58.3岁增加到63.7岁。中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从2000年的71.6岁增加到2019年的77.4岁，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从63.7岁增加到68.5岁，均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然而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占比与收入无正相关关系： 2019年，中高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的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占比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及高收入国家。中国的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占比高于各收入组国家，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出生时预期寿命与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低收入国家增长速度最快，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及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逐渐减小：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差距从2000年的23.8岁缩减到2019年的15.8岁；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从2000年的20.8岁缩减到2019年的13.2岁。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差距从2000年的6.1岁缩减到2019年的3.4岁；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从2000年的4.0岁缩减到2019年的1.3岁。另外，所有收入组国家以及中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导致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占比呈下降趋势，即人们一生中处于残疾生活年限的比重有所上升。

图2-28为2000—2019年按收入划分国家的60岁预期寿命、60岁健康预期寿命以及60岁健康预期寿命占比。2000—2019年，所有收入组国家的60岁预期寿命、60岁健康预期寿命都呈上升趋势，国家收入与60岁预期寿命、60岁健康预期寿命存在正向关系：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60岁预期寿命及60岁健康预期寿命依次升高。全球的60岁预期寿命从2000年的18.8岁增加到2019年的21.1岁，60岁健康预期寿命从14.1岁增加到15.8岁。中国的60岁预期寿命从2000年的18.4岁增加到2019年的21.1岁，60岁健康预期寿命从14.0岁增加到15.9岁，略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然而，60岁健康预期寿命占比（60岁健康预期寿命/60岁预期寿命）与收入无正相关关系： 2019年，中高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的60岁健康预期寿命占比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及高收入国家。中国的60岁健康预期寿命占比高于各收入组国家，处于领先地位。

从整体上看，60岁预期寿命与60岁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低收入国家增长速度最快。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以及中高收入国家的60岁预期寿命与60岁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较为一致，其60岁健康预期寿命占比基本不变；而高收入国家以及中国的60岁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略快于60岁健康预期寿命，其60岁健康预期寿命占比呈下降趋势，即老年人处于残疾生活年限的比重有所上升。

2.4.2　健康预期寿命的差距分解

社会人口指数（SDI）是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价研究中心提出的一个发展分类指标。该指数结合了经济、教育和生育率的信息，由25岁以下女性的总体生育率、15岁及以上平均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等数据综合评估得出，是一个衡量社会人口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与人口健康结果指标密切相关。宇传华和白建军（2020）的研究证实SDI可作为重要协变量预测各地的疾病负担与健康发展状况。

一般来说，SDI值越高，表示人口的健康水平越高。当某地区的SDI值为0时，表示在理论上该地区与健康结果相关的发展程度最低；当SDI值为1时，表示在理论上该地区与健康结果相关的发展程度最高。我们可以将国家按SDI的水平顺序分为低SDI、中低SDI、中等SDI、中高SDI、高SDI等五类国家。我国属于中等SDI国家，而高SDI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在国际比较中，我们按照SDI水平，对我国和高SDI国家进行比较，以期寻找我国与高SDI国家的健康差距，为我国进一步提高健康预期寿命提供方向。

图2-29至图2-31显示了中国与高SDI国家（平均水平）健康预期寿命分解的对比情况 ，正值表示高SDI国家优于中国的方面所带来的健康预期寿命的差值，负值代表中国优于高SDI国家的方面所带来的健康预期寿命的差值。利用Andreev et al.（2002）基于沙利文方法和逐步替代思想的健康寿命分解方法，可将中国与高SDI国家的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分解为由死亡和残疾所导致的健康寿命差异的死亡效应和残疾效应。

由图2-29可知，中国与高SDI国家的出生时健康预期寿命差异主要源于由死亡率差异所带来的死亡效应，差距为0.76年。这些差异主要集中在小于1岁及65岁以上人群中，其中80～84岁人群的差异最大，为0.44年，75～79岁、85～89岁次之，均高于0.35年。相反，1～79岁人群由残疾所带来的健康预期寿命的差异，中国均优于高SDI国家。这说明，死亡率下降是人口健康改善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与高SDI国家相比，中国须更多关注分年龄死亡率的降低。

图2-30展示了死亡效应和残疾效应在疾病和伤害方面的细分结果。在健康预期寿命总变化中，传染性疾病、孕产妇疾病、新生儿疾病和营养性疾病（以下简称传染性疾病）的总效应为0.20年，高SDI国家优于中国；非传染性疾病为-0.40年，中国优于高SDI国家；伤害的效应最高为-0.80年，中国优于高SDI国家，但各疾病分类在死亡效应和残疾效应上的作用各不相同。伤害无论在死亡还是残疾方面都导致了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高于高SDI国家，这说明中国在伤害（运输伤害、意外伤害、自残和人际暴力）方面的死亡及残疾控制方面表现较好。相反，传染性疾病无论在死亡还是残疾方面都导致了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低于高SDI国家，但占比最低。此外，尽管非传染性疾病（各慢性病）在残疾效应方面的表现是中国优于高SDI国家，但其死亡效应导致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低于高SDI国家1.123年，占比最高，为68.6％。因此，提高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防控十分必要。

图2-31展示了各类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效应在中国与高SDI国家健康预期寿命差异上的细分结果。由图可知，有两类疾病对健康预期寿命差异存在正向影响，即导致中国低于高SDI国家最大的疾病为心血管疾病（1.67年）和慢性呼吸道疾病（0.44年），其他均为负向影响，即高于高SDI国家。因此，中国须进一步改善人口健康状况，在健康水平上追赶高SDI国家，有效控制老年群体多发病心血管疾病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死亡率。

综上可知，我国与高SDI国家健康预期寿命差异主要源于由死亡率差异所带来的死亡效应，尤其要关注各类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防控，特别是对老年群体多发病心血管疾病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死亡防控。 Xoi3clteQsY7EYGtcp4YVn06iEoEfoJ70doZ5bOSJza11uCWffoT9nlR489IU1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