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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生于甲午之役时期，恰恰遭逢中国思想文化上的转型时代开启，后卒于1990年。在各种党争激烈纷扰的20世纪里，他代表了源自传统的那份平正与通达。和钱穆先生比较起来，康有为的思路是在共和鼎革、易政之初，对于共和国精神根基与权威危机的对治。可以说，君主制和国教论是共和初立期，人们对于时潮过于强调共和的民主性，康有为强调共同体维系在精神上与体制上的传统维度。
对钱穆而言，政教是一个大概念，我们还需要从“政”的角度，特别是从“政”所代表的宪制角度来重新认识。钱穆先生依托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做出了深入的解释、论证与改善、改进。这一点，其实是他相较康有为的一个重要时代价值。这个时代价值到现在还有效，因为他依托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所进行的解释与改进，其中很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化解现代政党的问题以及我们后来比较熟悉的党国结构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基于中国政治传统精华的宪制方案，从而有效克服了政党政治激化带来的弊病。譬如，他通过考试权、选举权、监察权的设置，来凸显贤良参政、贤能引领的意义；他通过元首制，吸取以往君主制优点，在新的五权架构当中重新安顿总统代表的政治角色——他对于这个角色的阐发不同于国民党的“五五宪草”方案，更强化了它相对于国民大会的超然角色、强调了超乎党派之争的仲裁者角色。这些方案，其实都要落实中国政治传统“公忠不党”这样一个特质。钱穆认为这是一个更为民主其实也可以说更为共和的政治精神传统。
如何在依托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的架构下将其落实，在这方面，钱穆和康有为处理的是阶段性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共和初期党治的问题还不很突出，到了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时期，党国架构的问题在现代宪制中的中心地位已经比较凸显了。如何利用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来诊治其中的一些病症，是钱先生在重新构思现代中国宪制的一个重大贡献。《政学私言》的命名里包含了一种超脱党见的“不合时宜”。这样的贡献，可以联系董子在秦汉政治架构下的现实运思的特征。也就是说，钱穆是在时代所衍生出来的一套架构下运思的，而不是完全基于自己的学术理论重新想象一套政治架构。而依照义理重新想象政治架构，在当代很多思想流派的思考中还展现着这样一种气质，体现的是一种理论性的规范建构。这是否与康有为有些类似，值得辨析。这样的政治思想气质与现实政治脉络之间产生的张力相当大。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方面。
笔者在阅读钱穆先生作品的时候，最震撼的是他对于政治权力和时代精神的那种警惕。20世纪的学界和政界，在这一点上要么被时代精神所裹胁，要么被政治权力所俘虏。钱先生大体上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在针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时代精神方面，能够保持学术上相对独立自主的尊严和品质。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尤其大。我们现在儒学的发展、政治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很难跳出对时代精神逢迎、对政治权力谄媚的圈子。
那么，跳出去的资源在什么地方？钱先生最大的启示就是，他深深地进入中国学统、道统中去了。他能够以几千年的学术传承、国家治理传统作为依凭，针对这个时代精神以及时代精神塑造下的政治权力，提出非常具有洞见而独立的主张。这是钱穆先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个贡献，实际上在钱穆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展望中也有很强的表现。钱穆不断强调我们要引入法治，应注意到法治在文明系统中的一些条件，他推崇“尊师重道、自由讲学、独立思想”——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学统、道统之所以能够对政统、治统发挥提摄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义。钱穆在论述这一点的时候，不断批评国民党以来的政府主导垄断教育和思想权力的现状。钱穆认为这恰恰是我们20世纪中国学人、思想界，没有生机、没有理论创造力，从而在实践当中也总是随着西方人打转的根本原因所在。在笔者看来，这是他在经受了现代精神熏染之后又重新基于中国传统做出的阐发。也就是说，对于法治理想，钱穆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心智的发扬。这一点，是我们今天需要反复强调的。
举个例子，前几年有人提出“国父论”的问题。我们看到，钱穆论及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就提及国人遇到大小节日都要纪念国父，这一点其实过犹不及：孙先生再伟大，也只是一个治统权威，我们在道统上还另有权威。自古以来，我们在祭祀帝王之外、纪念帝王之外，还尊圣敬贤，因为我们自有道统。治统上的事功再大，也不应该僭越了道统的地位。这一点讲得非常好，可以看到钱先生对于传统的坚守、对于现代精神的吸收，综合显示出来的是一个现代儒者的面貌。
20世纪学者对于宋学、宋代文明的敬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比如大家熟知的陈寅恪先生的论断以及严复的论断。但是，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推崇却不主攻宋代，这就很有意思，他对宋代的文明高度推崇备至，但是他并不研究宋代历史。而钱穆先生思想活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宋学。也就是说，他思想上的精神力量、构建力量、评价价值的力量很多来自宋学，但是他对宋政、宋史评价却不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放在20世纪学术思想、文化史的脉络当中来看，怎么来重新理解中国自宋以来开启的具有现代性气质的文明精神，并透视这种文明精神在20世纪的变迁？有朋友提到平等性问题，宋代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恰恰发展出了自身的应对。钱穆先生对此是有明确提及的。宋儒的大公天下情怀也因此而生。新宋学的工作是钱穆先生、陈寅恪先生在20世纪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具有根本性质的挑战。“近己则俗变相类”，我们要用一种源发于中国文明内在精神的视野，来重新认识自己所经历过的传统与现代变迁。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钱先生，笔者对钱先生的工作有一个感慨，就是20世纪以来，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和现实政治之间的有机联系大大减弱，甚至到了一个从对抗到相互拆台的混乱地步。也就是说，我们的实践政治的积累是与历史的黑暗化、污名化和解构共生的。这和传统中国政学的基本精神是相违背的，和我们看到的像英格兰普通法宪制中处理历史的实践性的态度也是相去甚远的。例如宋人对宋政的了解，是置于祖宗之法传统中浮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真正把传统政治的精妙之处讲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沿着钱穆的学术脉络，来推进“钱穆先生们”没有充分展开的事业。叙述中国的共和传统、自由传统、保守传统，脱离这一条基线，是无根之木。
我们通过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的总结就能看出来：历代政治的转变首先在于教化转变，教化之转变在于人心价值精神之觉醒。我们看汉代、宋代对于历史的启示都非常清楚。政的变化仍然在于教的变化，只有把握到政教相维的基本结构，我们才能够把握到中国政治转变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所以具体落实还是人心价值精神之觉醒。只不过这个觉醒，今天表达为更强烈的回归传统的面向。这个方面，在精神觉醒之外，不仅仅是一种理性之学和知识之学的重新建立，而是有一个精神的面向。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坐在一起讨论钱先生意义的地方。中国的学问妙处在于知行互动，而不只是坐在书斋当中讲困惑，这是我一直的感受。
学术或者政教发展的议程掌握在谁手里，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笔者阅读钱先生作品的时候深刻感觉到这一点。钱穆明显受到来自民主、宪政、法制、自由这种西学话语强大的挑战压力，他是生活在压力刺激之下的。从历史学来讲，他是生活在革命派历史撰述的压力之下的。但是，他又不甘于向那样的一种叙事、那样的一种价值引进下的跟时髦与赶潮流妥协。因此，他要开辟出探讨问题的不同道路。
所以，笔者阅读钱穆的很多政法文章，其中钱穆不断强调：学人谈及民主法治，离不开谈英、美。但是，我们应该谈汉制、唐制、宋制、明制，谈儒家、道家、法家，谈君主大臣、诸司群吏。这样谈，难道就不是在谈民主法治吗？钱穆有很多这样的辩解。钱穆这种方法，其实比直接用西学资源来谈民主法治，带来的启示更大。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例如钱穆论及民主法治，是从君主大臣、诸司群吏的体制构成来讲的。钱穆指出，宪制的最终目的是使分处于不同角色的政治人物尽可能地发挥其政治自由、养成其政治能力。当他借用这样一个结构性的视野来观察的时候，笔者觉得他其实提出了一个远比我们20世纪流行的个人主义，或者后来人权本位、过于现代的西方自由主义视野更为开阔的图景。
例如，钱穆讲元首，一个成熟的宪制需要很重要的元首制度，特别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讲。再例如，论及大臣，钱穆指出大臣尊严、体貌大臣、优礼大臣、礼臣，这也是中国礼贤传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大臣之道”根植于中国传统政治，但是在西方，只有英格兰责任内阁制度成熟之后才有“大臣之道”。像钱穆这种观察民主法治的方式，非常高明地体现出依据历史经验发掘、提炼宪制理论的思路。
总体而言，一方面，钱穆活在民主、法治、自由的西式话语压力之下，另一方面，他又尝试从不同的进路来处理这个问题。最后就回归到笔者刚才提及的，民主、法治、自由的特殊处理方式，多少仍然存在于“抵御性”立场。也就是说，在话语议程的设置上，我们还处于防御性立场，目的是做出一个辩护、辩解性的方案和回应性的方案。今天我们要比钱先生看得更远一点，再往前一步，在今后的中国政教发展的议程当中，要深思熟虑建设主动权。这对我们来说，很具有挑战性。
[1] 本部分出自在纪念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2015年7月30日由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弘道书院主办）上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