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世界历史语境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具体实际，方能把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苦难辉煌的历程。鸦片战争及其后百余年间，中国遭到西方坚船利炮侵袭和外族铁蹄践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法制社会组织土崩瓦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东方社会闭关自守的农耕文明被迫与西方现代文明发生联系，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文明碰撞中开始了现代化的初步探索。
西方现代化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难以产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内生性力量，国民的文化信念因之而不振，那时遭遇的正是资本现代性扩张造成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虽然在16世纪中国即有现代化的萌芽，商业和市场一度有扩大之势，经济繁荣程度至18世纪曾达于高峰，但因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迟滞，封建专制与保守思维固化，从未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中国在被动进入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不得不“师夷长技”，从洋务运动时期向西方学习先进器物和技术开始，以“求富”“求强”为目标，加入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之中。洋务派思想家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但这场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运动失败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甲午海战的惨败表明，仅仅“师夷长技”并不能“制夷”，也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
甲午海战后，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试图以实业救国，在发展新兴民族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以及包括纺织、农业、医药等在内的早期专科教育，开设了博物苑、图书馆、剧场等文化场所。实业救国的理念与实践在社会上一度有广泛影响，但这种壮大民族工业的愿望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盘剥与压榨而被扼杀在摇篮中，中国成为世界市场廉价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新兴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未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近代民族工业之不振与理性主义和现代教育之未能勃兴，使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在中国颇为坎坷，社会进步遂因之而迟滞，“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立足于本国大地的民族工业和相应的教育文化，是不可能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的”
。
维新派思想家试图从制度变革层面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他们以“托古改制”为旗号，倡导君主立宪制，强调以工商立国，改革政府机构，开办新式学堂，改进军事装备。这场变法运动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掀起了维新与守旧的论战，激发了人们改制求变的信念，形成与封建思想第一次正面交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现代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维新派塑造的孔子“改制立法”的形象缺乏足够的根据，即使在开明人士中也未能得到认同，还寄希望于光绪皇帝和少数官僚，且措施冒进，没有可以依赖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对新政体的期待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百余天后就被当时掌握实权的守旧派扼杀了。
在世界历史普遍性境况中开辟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颇为不易，需要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存在形式，任何调和或改良的思路都被历史证明是不可行的。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振兴中华”的呼声唤起了爱国志士的斗志，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实为一次“亚洲的觉醒”。这场革命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使社会习俗除旧布新，尝试走西方现代化道路。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未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未能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没有使中国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停留于小农经济体制，没有改变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境遇，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道路，辛亥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中失败了。这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以及由此形成的战争与殖民的态势，有识之士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内在反思，认识到西方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来改造国民性，并结合实际寻找中国现代化道路。这场运动的基调是以新文化推动中国现代化，将反帝反封建作为明确的历史任务。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从器物、技术和制度层面变革还不能彻底改变中国，为此深切反思国民性，谴责资本现代性的文化沦落，在对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的双重否定中强调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塑造新文化，作为开辟现代化新路的精神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现实性和科学理性思维，激活了支撑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历史的伟力，以一场由先进思想指导的社会革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根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结束了此前未能找到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的局面，从此团结带领人民在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确立中国现代化的方案。我们党在成立伊始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党将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强调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提倡现代化军事工业和军队现代化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中国现代化具有了根本政治条件。
随着新中国成立，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得到废除和取缔，中华民族实现了完全独立，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中国式现代化由此从梦想走向现实，在实践中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现实性，而且在理论上呈现反映实践思维方式的科学规定。经过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逐渐明确，具体体现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
这时中国现代化探索不再是被动的，而日益展现出内生性力量。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彰显中华民族的实践自觉，在内生性探索中体现为一种“历史的选择”。随着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步展开，这时中国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工业化，起初带有向苏联学习的浓重印记。在反思苏联现代化弊端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
。中国现代化逐渐体现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开始实行“两步走”设想，并将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可见，共同富裕这一重要特征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现实中淬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扫清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提供了理论基础，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形式，实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进步特征。历史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苏联现代化模式，亦非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条化运用，而是基于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探索，体现了生产方式变革与中国社会发展能动因素的结合。这是一条符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现代化新道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彰显了中国发展的历史选择。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不断前进，以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基本依据，制定政策、规划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实践逻辑表明，必须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开拓中华文明的崭新图景，这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深刻体现。
改革开放更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努力更快地赶上时代。邓小平提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在结合实际思考社会发展走向的过程中构思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蓝图”
，他将“四个现代化”概括为“小康之家”，并用“小康社会”
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就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这种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探索超越了资本现代性症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探索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场域呈现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走现代化道路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而历史规律的决定性要通过历史主体的选择性来实现，历史规律形成和实现于历史主体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正是因为将现代化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矢志不渝的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14亿人口的中国摆脱贫困，实现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跨越，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转折和历史性超越，其中的实践逻辑反映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归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在“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从而在制度现代化层面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发展。在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日益清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经过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过15年，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以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规模改写现代化的世界图景，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更好地满足分配供给的公正性需求，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社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视域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实体性内容，实际地超越了资本现代性的弊端，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其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一定的历史进程中承担着特定的历史任务，取得的成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百余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基本完成了西方国家20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在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质量上实现了“时空压缩”。几代中国人接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为一种实践逻辑，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公式化，而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实践中创造新世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实践的思维方式，遵循历史规律创造历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展现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现代文明形态。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历史性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其间在中国传播的功利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工读主义等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中国现代化的最初进程，但真正确立中国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并主导其历史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在这项事业的现实的历史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为一种历史的自觉，这项历史的事业不是先验设定的，而是在现实的历史中塑造的，它实际地体现了受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现代化的中国式探索，体现为党领导人民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赓续奋斗，体现为逐渐改进和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进而在世界历史中彰显普遍性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途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意义并非移植西方现代化的样本，而在于建构一种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文明形态。这表明，现代化并非仅指西方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文明新形态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具有彰显其历史规定性的文化特征，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