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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纪刚 张林林 魏莹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样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依赖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此时，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型生产力便应运而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和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又为我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在当代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兴起，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蓬勃发展，形成了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产业和新生产力，有望引领全球经济走出低迷，开启新的繁荣。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的，主要是从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与现实问题出发，基于经济转型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多重考量，为东北地区创新发展指明行动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是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产业形态，强调的是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而不是生产要素数量的简单叠加，明显有别于东北地区传统的“老工业”。这正是东北地区经济转型所需的发展模式，也是东北地区有待提升的发展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也对全国其他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带动作用显著提升。但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是很强，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仍然有待提高，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仍然存在诸多堵点。“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而做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判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举措，关系到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能否赢得战略主动。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不断变革和升级，从原始的简单工具和手工劳动，逐渐发展成现代化的机械化设备、电气化设备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和生产工具。“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是社会生产力经过“数量”的不断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质变”的结果。
生产力的形成依赖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资本等有形要素，以及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要素）的供给状况。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是在已有要素之外出现了新型要素，使要素的范围和种类得以扩展，而且要素供给的侧重点从数量逐步转向质量。根据弗里曼和佩蕾丝（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生产力的跃迁源自“关键生产要素”的出现。关键生产要素的更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生变量，它通过影响企业的“超额利润”，进而引致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业的出现，最终带来生产过程、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等方面的改变。因此，对关键生产要素的“核心投入”，是经济不断发展的源泉，该要素的规模和使用效果决定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例如，在传统工业社会，形成生产力的要素扩展为土地、劳动、资本等，但在信息和智能社会，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开始衰落，资本驱动的生产方式和增长模式也在动摇，数据和知识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不但要素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且要素的重要程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不依赖传统物质资源投入、以新技术和新产业为发展引擎、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新发展范式，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生动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助力国家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新优势。基于以上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新质生产力的“新”。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包括新要素、新技术、新业态。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不同于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而是融合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先进生产技术等更新的生产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反映了新技术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的各类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代表了新技术发展的方向，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新业态强调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以新科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完成先进技术向高端产业的转化，代表着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维度。从这种意义来讲，新质生产力体现了要素新组合、技术新突破、经济新发展的有机统一。
（2）新质生产力的“质”。生产力的跃升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都是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从“旧质”到“新质”、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新质生产力的“质”主要区别于传统发展方式中偏重“量”的投入，而是把目光投向“高质量”发展方式，强调高素质人力资本、生产工具的技术含量以及绿色低碳等新型发展方式。单纯靠量的积累而没有质的突破，很难形成新质生产力。总体而言，“新质”是社会生产力在新生产条件下由科技创新与转化、产业升级与换代所衍生的新形式、新质态。
（3）与传统生产力的区别。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由于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创新特征，因而会带来“创造性毁灭”，即在创造新生事物、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组合、建立新的生产体系过程中，也在不断破坏旧的事物和结构、淘汰旧的技术和产业，会对传统生产力形成冲击与破坏。
（4）与传统生产力的联系。虽然新质生产力具有明显的创新特征，但它又与传统生产力联系得非常紧密。新质生产力是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是传统生产力的跃迁与升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出现资源短缺、市场饱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边际收益递减等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来解决，从而催生出新质生产力。然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在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方面需要物质基础、人力资本、资金和资源的支持，在接受新产品和服务方面需要一定的市场需求和消费能力等。只有在传统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具备了上述条件时，新质生产力才有可能发展起来。
相比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产业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要素配置优、环境友好等突出特征（盛朝迅等，2024）。
（1）产业领域新。产业是经济之本，是生产力变革发展的具体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紧密关联、相互促进，是通过新产业的发展、壮大、升级来实现生产力的跃升。新质生产力所涉及的产业领域主要包括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孕育兴起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将新质生产力与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科技与产业结合的产物。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和未来产业孕育兴起、不断壮大的过程。
（2）技术含量高。新质生产力是当今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科技创新交叉融合突破所产生的成果，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技术突破推动形成的生产力。传统工业时代的生产技术诞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很多技术是基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和环境开发出来的，如传统钢铁、石油、化工冶炼技术等，由于能耗高、污染大、效率低，已无法适应智能时代的生产需求。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处于大爆发时期，新能源、空间技术、海洋开发等技术创新更加密集，量子信息、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新材料等基于重大基础研究的引领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3）要素配置优。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科技、金融、人才、数据、信息等一系列重要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素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化，要素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带动产出效益、生产水平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实现质的跃升。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要求科学技术、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数据信息等高端要素与现代产业发展方向相协同、相匹配，并且尽可能扩大资源要素的协同范围，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高标准制度型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要素配置范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4）环境友好。环境友好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与传统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同，新质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生态属性，是兼顾发展与保护、当前与长远、重视生态平衡的绿色生产力，强调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前提下推进可持续发展，因而更加注重绿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质生产力由掌握绿色科技、具有生态文明理念的劳动者，以清洁生产的机器化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劳动资料，以绿色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对象等组成，是绿色理念得到普及、生态价值充分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和谐、运行机制更加完善、更加注重系统发展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的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表明了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科技创新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创新发展而产生的生产力。甚至可以说，没有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就难以产生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关键在于新技术的突破，通过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实现在生产中的应用，从而产生新的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发挥科技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库兹涅茨认为，真正区分现代经济增长和传统经济增长的标志是在经济活动中融入创新的方式和速度。纵观人类发展史，创新始终是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因素，科技的重大突破往往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催化剂。从蒸汽机的发明开启工业革命大门，到电话、电灯的应用拉开电气时代序幕，再到电子计算机把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以及当前的数字化、智能化社会，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跃升。
18世纪以前的农业社会之所以增长缓慢，是因为在当时给定的技术和产业条件下，各经济体经过世代反复实践和积累，其资源配置已接近最优，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已经极为有限（林毅夫，2012）。农业社会的生产主要依靠自然条件，其中土地是对农业经济发展最普遍和最有约束力的限制条件。农业社会没有产生出能够稳定地应用于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这种技术的局限性限制了土地的生产力。因为生产率太低，人类为求生存必须集中于粮食生产。在这种社会里，财富和贫困是一种零和博弈，财富主要是通过占领新的土地来获得（赖纳特，2010）。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在于能把科学和技术系统地、经常地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方面。这种持续的技术创新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生产因素。人类有组织的创新活动已成为一种生产力，足以补偿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种种局限，摆脱了李嘉图的土地报酬递减和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约束（罗斯托，2014）。蒸汽机的应用带动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交通运输业、机器制造业的飞跃发展，而电力在生产、通信等诸多领域的应用，通过机械化和电气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远远胜过农业社会依靠大自然赐予的种类和数量，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不仅是工业品数量供应上的急剧增加，更是物品多样化供给上的生产力飞跃。
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第四次经济长波开始进入下降期。与此同时，微电子和信息技术等领域正在酝酿新的技术革命。从90年代开始，这场新技术革命加速向新产业革命转变，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大工业经济模式的“新经济”。在美国的带动下，信息和网络技术作为新一轮技术创新的核心，开始在其他国家迅速扩散，并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第五次经济长波。在经历了大约20年的长波繁荣期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一片低迷，意味着第五次经济长波进入下降期。按照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作为带动本轮经济长波的技术核心——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后劲乏力，是全球性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以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技术变革正在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突破性创新连接起来，形成整个技术体系的“群体变革”。在技术变革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科学-技术-生产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过程，使得许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随着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技术变革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很多新兴业态尽管形式不同，如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但它们在本质上都符合新质生产力低碳、智能等大趋势，显现出与前几次经济长波截然不同的特征（眭纪刚，2018）。
产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科技创新成果要想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依托产业这一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自提出以来一直处于产业发展的语境之下，表明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两次提及“新质生产力”时都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紧密联系：这两种产业都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产业辐射面广等特点，将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同时，形成新质生产力也可以更好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未来产业的新赛道。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未来产业是指由处于探索期的前沿技术所推动、以满足经济社会不断升级的需求为目标、代表科技和产业长期发展方向，会在未来发展成熟和实现产业转化并形成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和巨大带动，但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未来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因而未来产业的成熟度更低、不确定性更高。在未来产业的赛道上，世界各国处于相同的起跑线上，都面临相同的不确定性，因此成为后发国家“换道超车”的重要领域。一些未来产业已进入商业化开发阶段，如果不及早进行布局，一旦当产业到达爆发式增长的拐点时，就会由于前期人才积累不足、工程技术进展慢、产业配套弱、市场开发不力而被甩在后面。因此，尽管未来产业的不确定性更高、投资回报期更长、风险更大，但仍必须及早进行布局。
当未来产业的技术进入相对成熟阶段、产品开始大规模生产时就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已经具有较大的规模，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形成了新的日益强大的产业部门，而且许多技术、产品具有广泛的用途，通过在其他产业的应用、与其他技术和产品的融合，能够使既有的产业部门发生效率和质量变革，从而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既需要重大科技创新的不断突破，也需要市场的拉动和相关配套产业的支持。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能够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市场支撑，齐全的产业门类、完备的产业生态是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供应链和维持其高效运转的基础。近年来，我国的光伏组件、风机设备、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移动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甚至成为最大的生产国。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而且体现了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注重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新兴产业的融合，代表了生产力的革新和未来发展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新技术、新要素、新产出，蕴含着更为巨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增长质量，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财富，因而具有更高的发展质量。因此，从科技创新到未来产业，再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新质生产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及支撑，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应用的现实场景及表现形式。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加强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又要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
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障。生产关系是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能进一步激发社会生产力。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与旧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若要继续发展生产力，需要适时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有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才能推动生产力实现更高程度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生产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因此，生产力的提升是发展命题，生产关系的变革则是改革命题。
新质生产力内在地要求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相契合的制度环境因素。如果缺少相关制度的支撑和配合，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相耦合的“新质生产关系”，即能够促进科技不断创新，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系列制度和体制。这些制度既要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又要激发经济创新的活力。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产生出一种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本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形成有利于前沿技术突破、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不断发展的新机制。在此过程中，新质生产力不断形成和发展，而旧的生产关系则逐渐被扬弃，进而可能会引起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变革。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我国提供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契机。科技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需要根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做出适应性的转型。由于新技术和未来产业的高度不确定性，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政策需要做出重大改变，应从原来支持特定技术路线和特定企业的选择性方式，转向政府进行方向引导、市场支持，更多地鼓励市场微观主体的科技创业和对技术路线、应用场景的“试错型”探索，转向创造更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环境，弥补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早期阶段的“市场失灵”问题。比如科技政策应鼓励科研机构和科学家进行更加自由的科研探索，并改变过去那种“以成败论英雄”的科研考核机制，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创造早期应用市场以及适时进行制度、法律和政策改革，以适应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发展的要求；产业监管政策的实施应非常谨慎，需要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给新技术更大的应用空间，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通过有效竞争在众多的技术路线中筛选出可行的方案。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对影响经济发展的科技领域做了重点部署；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技术的本质就是创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
新质生产力论断和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以及我国的发展战略一脉相承，同时将发展战略提升到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且处于深度调整的世界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的发展战略做了新的历史定位，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新质生产力是在分析总结全球创新发展一般规律和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论断，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现阶段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谋划和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生产力条件，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理论，反映了新时代生产力由“量”的积累转向以“质”的突破带动“质量”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为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提供了新思路。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涵，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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