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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经济学诞生早期，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他们一直都非常关心经济发展问题（纳尔森，2001）。只不过到了20世纪初，新古典学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研究长期发展的理论逐渐被边缘化。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主要经济学家中，几乎只有熊彼特真正把创新和发展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并且认真论述了社会和制度变革问题。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兴起的创新经济学继承了熊彼特的思想，用演化理论解释创新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因而被称为“新熊彼特学派”，并且成为当代创新发展理论的主要分支（眭纪刚，2019）。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从创新发展理论的内核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和创新驱动发展具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强调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都强调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都强调产业变革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都强调生产关系（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反作用……因此，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除了古典时代的生产力理论外，还包括现代创新发展理论。
熊彼特生活的年代（1883—1950年），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占据主流地位的时代。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既定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偏离了古典时代对长期发展问题的关注。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不同，熊彼特始终强调把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用历史眼光从概念上区分发明、创新及其扩散，提高了人们对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联系的认识。这使他像其他伟大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马克思）一样，建立了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并成为后续经济学家的研究基点（弗里曼等，1992）。
熊彼特在一生中目睹了铁路、汽车、电话、飞机、电力、收音机和电视等复杂性不断提高的创新，目睹了许多伟大发明家和企业家的涌现。熊彼特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梅特卡夫，2007）。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变”过程，它在某个历史时期会被创新推动而产生质变。依靠创新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如果特定产业或部门的一个企业成功地引入了一项重要创新，它将享受到高额利润回报，这就向其他企业发出了信号，这些模仿者将蜂拥进入这个产业或部门，以期分享收益（法格博格、莫利和纳尔逊，2009）。熊彼特认为，创新使经济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使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使资源利用方式得到了改善，而不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可见，创新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概念。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熊彼特（Schumpeter，1934）提到的创新过程包括以下五种情况：①引进新产品或产品的新特性；②采用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式；③开辟新市场；④开辟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⑤采用新的组织方式。当代经济学家在构建创新理论时，大多会以熊彼特的上述论述为起点展开研究。但是，一些经济学家曲解了熊彼特的基本观点，认为创新就是技术创新（纳尔森，2001）。从熊彼特的论述来看，创新的内涵比较广泛，技术创新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对研究创新发展而言，无论怎样强调《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因为这是研究创新发展问题的基础理论。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日语版序言中承认：他对经济动态的理解与马克思相似，他们都是“在经济系统内部寻找力量之源，而经济系统本身会打破它可能达到的任何均衡”（赖纳特，2010）。在序言中，熊彼特陈述了他的学术思想基础，就是理解经济体系如何产生变化及变化的动力问题，理解这种变化纯粹是一种内生力量作用的结果，以及经济系统如何产生一种不断改变自身的力量这个问题。经济系统本身具有内在的能量可以打破任何已经取得的均衡。因此，应该建立一个不依赖外界因素而引发经济变化的经济理论（罗森伯格，2004）。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首先重点辨析了经济运行过程中“循环流转”与“发展”的区别。熊彼特认为：一般均衡理论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无法解释动态发展现象，静态分析不仅不能预测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而且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纳尔森，2001）。因此，那种忽略了打破均衡和促进发展动力的理论研究方式至多触及了次要现象，或只是表面现象（罗森伯格，2004）。与循环流转不同，熊彼特将“发展”定义为经济系统及其社会条件的巨大跳跃，是经济生活中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如果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而只是经济连续不断地适应数据的变化，那么就不存在经济发展。例如，仅由人口规模的扩大产生的财富只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发展，因为这种增长本质上没有产生新现象。熊彼特所说的“发展”是指“经济生活中不是外部强加给它的，而是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发展的核心不在其均衡力量，而在于系统有不可避免地背离均衡的趋势，即打破均衡的力量，这种革命动力就是创新。因此，我们对经济为什么变化和如何变化的论述不能局限在新古典均衡分析的静态框架中。因为发展有其主导经济行为的内在逻辑，其实质是创新产生的经济变革（Rosenberg，2004）。
熊彼特的另一部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也是创新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前已述及，古典经济学非常关心经济发展问题，但到了熊彼特所在的时代，主流经济分析的主要方向已偏离了发展与创新，而是转向了能用均衡概念处理的问题，并用均衡理论分析了经济活动和现象（纳尔森，2001）。例如，完全竞争假设居于经济学模型的核心，人们对如何分配现有资源等问题纠缠不休。而熊彼特关注的是经济系统如何促进在本质方面的变化。在该书中，熊彼特认为必须把由创新推动的经济发展理解成一个演化过程：“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资本主义过程的这种演化性质不只是因为经济生活是在变动着的社会与自然环境里进行的，并且这个环境的变化又改变经济行为本身”（熊彼特，2013）。这段话不仅包含对资本主义内在动态性质的认识，而且是对完全竞争这一理想假设的摒弃（罗森伯格，2004）。熊彼特（2013）强调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在创新中的优势及作用：“在迥然有别于教科书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有价值的不是通过低价格实现的竞争，而是关于新商品、新技术的竞争，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别，犹如炮击和徒手推门间的差别。”熊彼特认为，将垄断简单归结为束缚和反社会的力量是错误的，因为某种程度的垄断力量是创造性毁灭过程的一个短暂的副产品而已。他指出，20世纪的企业规模不断增长的意义重大，一些拥有内部研究能力的大企业正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我们必须要承认大型企业已经成为经济进步最有力的发动机，特别是总产量长期扩张的巨大动力。完全竞争不但不可能，而且是二流的，不配成为理想效率的典范”（熊彼特，2013）。
但是，摒弃完全竞争假设并不等同于说垄断力量本身有利于创新，垄断只是创新过程的一个暂时阶段。如果企业暂时的创新垄断利润得不到保护，就没有动力继续创新。熊彼特认为，企业经营所处的环境条件：一方面，由法律加以界定，它们使企业能够拥有所有权，拥有企业创造的新技术；另一方面，由公共的科学知识加以界定，知识使企业在从事产业研发活动时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研发活动创造出有市场前景的产品时，企业将从中获利。假若竞争对手受这种利益的诱导也进行研发，其结果是促使企业重视研发方面的投资，致使涌现出大量的新产品和新工艺流程。剩下的问题便是让市场对不同企业的创新和企业做事后的选择（纳尔森，2001）。熊彼特提出的基于创新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市场经济如何管理现有组织，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并毁灭这些组织。创新作为破坏均衡的主要因素，推动经济走向更高收入、更高产出和更高福利的水平。只有创造性毁灭的风暴才能横扫反对变革的守旧力量，这便是创造性毁灭成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力量的原因（罗森伯格，2004）。
此外，熊彼特还对经济周期提出了独到见解。在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的基础上，熊彼特论证了长波的存在性、持续性和规律性。熊彼特对长波的解释是，不同的经济时期是以一组不同的技术及相关的产业为标志的。一组新技术和产业的问世会刺激投资，带来经济活动的扩张，从而引导出一个长期的上涨阶段。熊彼特提出，每一次这样的长期上涨阶段之所以会最终消失，都是关键部门的技术进步减缓、投资机会缺乏的结果。因此，每一次上涨阶段后都会出现一个长期的比较低速的增长和衰退。不同经济时期是以出现不同群体的战略技术和产业为标志的，关键性技术必须快速扩散，这样才能出现应用技术的开发浪潮（纳尔森，2001）。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演化这个术语和生物学类比就已经在经济学界非常流行了，以至于马歇尔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不仅熊彼特和马歇尔，甚至亚当·斯密、马克思等学者都可划归为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之列。然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却历经坎坷，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遗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注意（贾根良，2004）。
一般认为，演化理论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其核心观点为：任何程度的变化对于任何物种的个体都是有利的，而这种变化将会使得该个体得以持续存在并由其后代继承。达尔文把这种有利的细微变化的保存称为自然选择。梅特卡夫（2007）认为：演化虽然是生物学的核心概念，并不意味着它只能应用于生物学领域。只要具备了演化过程所需的各种条件（如多样性、变异、适应、选择、保留等），演化也可以发生在其他领域（多普弗，2011）。弗里曼把马克思看作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其范式的硬核而言，并不排斥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研究主题。
从经济思想史来看，演化经济学与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和经济学中的其他演化思想流派相关联（多普菲，2004）。1898年，凡勃伦在美国《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从而催生了演化经济学。此后，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为首的老制度学派成为美国当时的主流学派。在这一时期，演化方法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倾向于把演化经济学等同于美国制度经济学
，而后者又被看成19世纪下半叶德国历史学派的衍生物。这些思想流派中都有经济学家把经济系统看作演化过程的产物（福斯特和梅特卡夫，2005）。熊彼特的理论也带有强烈的演化特征，并强调“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我们是研究一个演化过程”，发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引擎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些变化也说明了产业变异过程，是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经济结构，不断地创造新产业，不断地毁灭旧产业。但是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经济学数学化的趋势日益加剧，演化经济学在这个时期进入了沉寂状态（贾根良，2004）。
纳尔森和温特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继承了熊彼特的思想，自称“新熊彼特学派”。该学派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传统，广泛地探讨了“熊彼特竞争”的各种问题，如创新收益率、竞争的可持续性、企业规模分布、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和新企业创办的作用等；提出了技术、制度与产业结构共演的演化增长理论；发展了目前对企业战略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能力理论；以研究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等闻名于世（贾根良，2004）。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关注的焦点重新回到了创新和生产的一面（赖纳特，2007）。在演化经济学看来，为解释持久的经济变化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来自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及新资源的创造，即经济演化的关键取决于“新奇的创生”，这是引发经济变化永无休止的根本原因。正如威特（Witt）和霍奇森（Hodgson）所指出的，演化经济学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这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
纳尔森和温特的著作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变成探索技术和生产“黑箱”的经济学分支。国家创新体系方法就是新熊彼特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由于以生产和创新为焦点，现代演化经济学恢复了研究由历史学派和老制度学派提出的重要问题，而这正是熊彼特方法的来源。新熊彼特学派强调协同效应、多样性和异质性，而这些因素正是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盲点。总的来说，可以将更多的研究焦点放在企业创新所产生的宏观效应上。目前经济学界都认为，知识是解释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即使最新的主流教科书也声称“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知识的积累”。各种形式的学习都成了演化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制度学习、“干中学”、互动式学习等，经济思想正在进入这种新的未知领域（赖纳特和贾根良，2007）。
弗里曼和卢桑（2007）在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增长可以理解为历经的一系列不同时代，而每个时代都以一种技术集群为标志，这些技术集群的进步和发展会推动经济增长。但他们一再强调，这种观点不同于技术决定论。因为作为每个时代核心的特定技术的有效开发和应用，都需要必要的制度结构提供支撑。弗里曼和卢桑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看作一种内在一致的整体，同时与其他主要社会子系统和制度交织在一起，也就是与科学、技术、政治、文化紧密相关。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先后领先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领先国家的各个子系统相互匹配并为关键技术提供了完善的支撑结构。每个时代在一定制度框架下基于核心技术取得的进步迟早会进入报酬递减阶段，而建立在这种技术基础上的经济进步必然会减慢。经济的再次迅猛增长需要一套新核心技术的推动，要求重塑制度结构以适应新的需要（弗里曼和卢桑，2007）。例如，几次工业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重大新技术、组织创新集群的出现与扩散，造成结构、职业、技能和管理系统的深刻变革。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经济发生“质”的变化。例如，汽车工业，飞机工业和航空公司及其零部件供应商，石油、石化和合成材料工业，公路和机场基础设施，以及维修、保养和销售服务等，构成了工业国家经济总产出的很大比重，其中的大部分产业在190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弗里曼和卢桑，2007）。
总体而言，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扩散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演化理论是对经济变迁的速率和方向的解释，是关于一般动态过程中主体的差异在绝对和相对数量上的重要性变化的理论。对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说，对经济现象的演化解释为他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使创新、竞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有意义（Dopfer，2004）。演化理论的发展为理解社会、技术和组织创新的意义及其与经济发展、结构变迁和竞争过程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系统性思想（福斯特和梅特卡夫，2005）。
创新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运行机制，因为经济变迁具有质变和量变两个维度，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演化分析的主线。质变与创新过程、新经济活动的引入和老经济活动的退出密切相关；量变则与投入、产出的数量密不可分。创新和竞争作为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可以为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提供帮助。在演化经济学看来，影响经济发展的众多要素（包括资本、劳动、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技术、制度、文化等）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很难区分某一个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由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外生因素相对难以改变，经济发展理论必须更多地关注内生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创新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结构性变化，经济发展理论就不能将解释的重点放在要素累积上，而必须转向影响要素累积的深层次原因与机制。技术和制度是决定要素累积与创新的重要原因，它们构成了创新发展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黄凯南、何青松和程臻宇，2014）。因此，经济发展理论需要对创新发展的上述特征予以重点关注。
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分析经济长期动态发展是经济学的主题。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创新和经济发展已不属于经济学主流问题。虽然马歇尔曾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但马歇尔自己并没有坚持这一方向，而是把经济学推向了力学。他解释了经济学发展方向转变的原因，“生物学概念比力学概念复杂得多；因此，一本论述经济学基础的书必定会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与力学类似的原理，并且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即均衡，表示的就是一种类似于静止的意思”（纳尔森，2001）。此后，分析资源配置的静态均衡分析和数学形式主义的新古典主义开始统治了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试图为整个经济学的发展重新定向。由于物理-机械与制度-演化范式的分歧，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演化理论是不可调和的两种范式（多普菲，2004）。这两种理论范式存在多方面区别：在假设前提上，现代演化理论强调人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尤其重视学习、认知的过程及其对偏好、行为选择的随机扰动作用，而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市场是完全信息并追逐最大化收益的。在方法论上，现代演化理论主张群体思考，强调个体差异性和群体选择的作用，而不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子式、无差别的个人。在研究对象上，现代演化理论关注时间不可逆世界中的经济进程，而不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强调结果。在研究方法上，现代演化理论对经济行为主体和经济活动的“环境”，如制度、习俗、政治格局尤为重视，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理论那样在静态的假想世界中进行纯粹研究（杨虎涛，2006）。除上述这些学科范式上的区别之外，在对创新发展的态度上，这两种理论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1）关于发展的动力。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和劳动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而将技术和制度看作外生变量。但是，随着人们对经济发展理解的加深，发现用资本和劳动解释经济发展的不足越来越明显。演化理论从众多因素中选出一种特定的因素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那就是创新。其中，技术进步不仅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导致新增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两项增长的必需伴随品，起着关键的催化作用。在这一景象的背后是一套组织制度，维持并引导着经济发展各主要阶段的正常运行（纳尔森，2001）。
（2）关于技术的特征。一些新增长模型已经认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居于中心地位。然而，这些模型至今还没有认识到下述事实，即技术进步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新技术方案不断产生。它们除了要进行相互之间的优劣竞争之外，还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并与先前的技术进行比较，从而决定哪些新技术获胜。技术创新的演化观点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也不同于新增长理论，虽然它们都假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动态均衡的过程。新增长理论没有认识到，在一个发生持续技术进步的社会里，经济从总体上看是处于连续的不均衡状态之中。虽然在现行技术条件下，可能有力量随时使经济系统向均衡方向移动，但技术进步和其他突发事件不断使那些均衡势力遭到破坏，从而使经济增长呈现出非均衡性（纳尔森，2001）。
（3）关于制度的作用。经济组织的成长演变是为了孕育和促进技术进步与其他活动，也是为了刺激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投资，这一观点也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认识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主流经济理论把追求利润的企业放在首要位置。其他经济组织（如政府组织和管理机构）几乎都被视为辅助性安排，其作用是对市场失灵做出反应。像大学、科学技术学会及行业协会这类组织，至少在常规的经济理论中是不予考虑的。事实上，现行的一套组织制度，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竞争的还是合作的，都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涉及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来的。组织制度的变化如同技术的进步，也应当被看成一个演化的过程。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在为那些转型国家提供政策咨询时，不负责任地忽略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复杂性。这些国家现在开始意识到，现代经济制度有着比私有化和市场更多的内涵（纳尔森，2001）。
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到演化经济学的创新发展理论，与当前的新质生产力理论具有相通之处，它们的发展脉络也具有传承性，将给创新发展政策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重要启示。鉴于创新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关注促进创新的各种方法。通过对创新发展及其理论的深入研究可知，创新的源泉不只是研发活动，还有教育、学习、人力资本积累、市场需求、国家意志等；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是导致环境不稳定的非均衡因素，它们是推动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除了要强调研发和科技创新，还需要国家战略的引导，以便塑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制定合理的产业、教育、人才等政策，从而将科技创新能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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