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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纪刚
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政策启示，然而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却较少关注。为了更全面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有必要系统梳理与生产力相关的理论，特别是这些理论的发展脉络，了解它们如何从古典的生产力理论发展到现代的新质生产力理论，这对于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制定相关政策至关重要。
发展生产力是提升经济水平的关键，生产力理论也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在经济学发展史上，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过关于生产力的理论。古典经济学派是现代生产力理论的开创者，比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认为国家体系会塑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马克思不仅重视科技对生产力的重要性，而且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他们的思想是古典生产力理论的重要代表，为了解生产力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最早提出生产力（productivity）概念的是法国重农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他在1757年的《谷物论》中提出“农业是生产的自然源泉”，认为只有通过农业生产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主要强调土地和人口对于累积财富的作用。魁奈所说的生产力实际上是指土地生产力，这一观点在当时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是，由于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性，魁奈没有重视其他要素和行业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受重农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继承和批判魁奈观点的基础上，对生产力做了进一步阐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谈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增长。他在书中提出了“劳动生产力”的概念，认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增加生产量。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当一个人专注于某种特定的工作，不断重复并掌握技能，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分工可以使工人变得熟练，从而提高整体产出。分工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为它可以促进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市场，以及释放出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推动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通过分工，个体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从而有利于提供更高质量和更多样化的产品。这样，市场上的选择就会增加，消费者可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
斯密的这些观点对于后来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生产力的比例”理论。他认为：生产力的比例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而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又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如果某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那么该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下降，反之则会上升。如果生产要素的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那么该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保持稳定。此外，萨伊还指出：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也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如果某种生产要素的供给量相对较少，那么该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相对较高，反之则会相对较低。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会影响到它们在不同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比例，从而影响到生产力的比例，体现了市场机制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古典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生产力”的概念。他认为：不同国家生产力的差异取决于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以及它们的价格，不同国家根据比较优势进行贸易，从而改变自身福利水平。在李嘉图的影响下，英国更加强调交换和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为这一时期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高度过剩的工业产能促使英国政府与资本家开始大力推行自由贸易理论与政策。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应专门从事它相比于其他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然后通过贸易使两国的福利都得到提高，不同类型的经济体通过自由贸易会产生经济和谐与工资均等化。但是，这种经济理论构建的经济系统是一种“循环流转”过程，所有人都是为了交换而生产，最终供给和需求会稳定在一个由价格反映的均衡状态中（Schumpeter，1934）。贸易对财富创造确实非常重要，但生产的作用和国家能力差距也不应被忽视。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和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他强调国家系统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后发国家的追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李斯特原来是亚当·斯密等自由贸易理论的信徒，但是他在流亡美国期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产业保护政策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他从一名自由主义者转变为保护主义者（赖纳特，2007）。李斯特在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与英国经济学家倡导的经济学不同，李斯特关心的焦点是德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对英国的追赶问题。他强调经济发展的国家性和民族性特征，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发展特点，各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水平不同，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规律并不存在，后发国家需要建立一套关于国家体系的政治经济学（赖纳特，2007）。因此，李斯特提出了旨在加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广泛政策。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些政策中的许多措施在追赶型国家中得到了应用（弗里曼，2008）。要理解李斯特，就必须首先认识经济活动之间“质”的差异、多样性、创新、协作及发展进程的历史顺序，以及人的能动性（包含新知识、技术变迁和企业家精神等变革的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所有这些都是主流经济学中的“盲点”（赖纳特，2010）。
与李嘉图强调贸易的重要性不同，李斯特强调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李斯特认为生产力是财富产生的基本原因和基础，生产力比财富本身重要得多。“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因此，他阐明了生产力理论比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理论更加重要。李斯特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一时获得的静态交换价值的多少，而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通过贸易和交换，向国外购买廉价商品可以增加一时的财富，但从长远来看，却会导致本国的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始终处于落后和从属地位。李斯特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能创造出这种力量而农业却不能。制造业被认为能够带来竞争力的提高，而原材料则相反。尽管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点不可思议，然而，这一战略的实施后果——工业革命却很难被否认（赖纳特，2007）。李斯特认为，工业的生产力聚集在一起并以一个区域为中心，该过程最终创造的生产力是以几何级数而非算术级数扩大的。在大都市中，集中了各种各样的技能、生产力、应用科学、艺术和文学，同时存在着大量的公共和私人机构，竞相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工商业的实践中（赖纳特，2007）。
尽管李斯特不赞同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政策，但他并没有否认市场的作用，同时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政治上的自由、完备的公共制度和法律，以及合理的国家行政管理和对外政策，这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讲，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是其国家干预论的延伸。李斯特指出：如果按照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当时落后的德国就不应当发展工业，而只应发挥自然禀赋优势，即为英国提供木材、煤炭和粗加工品。李斯特认为：英国的政策目的就是让德国这种当时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永远处在初级产品供应的地位。他指出：贸易政策应该服从国家利益，服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途径。李斯特（1961）认为，自由贸易学说在发达国家是适用的，但要求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进行自由贸易竞争是不公平的，落后国家进行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选择需要不同的时机：所有国家首先需要一段时间的自由贸易以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从而创造对工业品的需求；待产业建立起来后，则需要国家保护这些幼稚产业免受发达国家的冲击。只有在幼稚产业成长起来并获得比较优势之后，全球自由贸易的构想才是令人满意的。因此，李斯特既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他的贸易保护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赖纳特，2007）。
至于如何提高生产力，李斯特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借助海军和航海法规保护本国的商船；修筑公路、铁路、桥梁、运河、防海堤等基础设施；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投资技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工人；突出制造业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通过贸易保护扶持民族幼稚产业发展；重视政治和法律制度对促进生产力的作用；等等。这些政策中的大部分均涉及对新技术进行学习和应用。李斯特主张在国内实施自由贸易，呼吁德国废除内部关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对外关税体系，反映了其对制造业规模重要性的认识。因此，李斯特在德国被认为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而在其他国家，他却被看作贸易保护主义者（赖纳特，2007）。可见，李斯特的政策建议带有强烈的国家干预特征，但他认为国家干预不应是随意任性的，而应当是有目的的，使本国的经济发展“趋于人为的方向”。“关于国民个人知道得更清楚、更加擅长的那些事，国家无须越俎代庖；相反地，国家要做的是，即使个人有所了解、单靠个人力量也无法进行的那些事”（李斯特，1961）。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是其整个学说的核心，他通过对生产力的研究而建立起完整的国家经济学。这为后来德国培养世界一流的技工、技师、技术专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被看成德国快速崛起的关键。虽然李斯特没有解释这些政策措施的内在机制，但他将经济发展与国民财富创造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及报酬递增活动和基础设施巨大投资的产出看成国民财富背后驱动力量的整体视角却是开创性的。
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的主旨就是论证落后的农业国家必须实现工业化，在经济结构上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农工商并举的社会过渡。不仅如此，他还要求通过工业发展带动国家在文化、科学技术、公民态度、社会政治制度、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提高劳动者的身心素质和科技水平，改变公民的价值观念和工作态度，完善社会政治制度，维护国家经济独立和政治自主。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研究了李斯特的著作之后，改变了一度信仰的经济自由主义，成为“李斯特的崇拜者”。李斯特的理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其背后蕴含的基本准则已成为成功实现后发追赶国家的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的欧洲一体化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运用了相同的政策工具（赖纳特，2010）。
马克思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大潮时代，他本人非常关心技术革命，尤其是工业生产方式在西方世界兴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至于熊彼特本人坦率承认其创新理论的源泉来自马克思的创新思想。马克思在1845年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中，对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进行了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标志着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诞生。在此后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进一步成熟（李维森，1984）。
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及互相作用来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基本过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经常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社会生产的变革和发展，总是以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演进→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变革四者交互推动、不断强化的动态演进过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马克思将其概括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2012a：222）。“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2012b：3）。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a：222）。
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工业革命中的生产力大爆发，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和恩格斯，2018：32）马克思认为，在进入机器大生产阶段前，劳动过程过多地受到人的体力、精力、准确性等限制，只能以人的自然的、主观的条件建立和划分劳动过程，从而使得科学技术的应用受到限制。而进入机器大生产阶段后，劳动生产过程大大突破了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束缚，简单的人力不再是劳动生产过程的中心，整个生产过程建立在以大机器生产为中心的基础上，进而使得科学技术第一次被主动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在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技术进步一方面表现为单个部门内部生产工艺等方面的进展，使得生产效率提高，从而节约了劳动时间和提高了利润率；另一方面，对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新主导生产部门的出现（罗斯托，2014）。在长波理论中，每一次长期的经济增长都是源于根本性的新主导生产部门的出现，从而带动利润率水平的提高，进而刺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孟捷，2007）。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多次表达了这种观点，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期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而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经济增长，把资本主义与以前的一切社会区别开来：“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和恩格斯，2018：30）。
那么，工业国家如何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出威力巨大的工业和科技革命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马克思，2004：178）。“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马克思，2004：683）。马克思描绘的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动力机制源于企业家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推动着企业家不断发现新的生产方法，发明和使用新的技术及机器，不断地进行企业内部和市场的分工，并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正如马克思（2004：717）所言：“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可以看出，马克思不但洞悉了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是现代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制度因素。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日文版序言中曾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回到他这里来。”
马克思生活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工业革命时代，该时代背景让他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演变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211）特别指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1980：217）。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如此重要，以至于导致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带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的。正因如此，有关技术变迁的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杨勇华，2007）。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马克思和恩格斯，1963：372-373）。所以，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了，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即制度创新）（李玉虹和马勇，2001）。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包含的“创造性破坏”思想比熊彼特更早。马克思的“创造性破坏”思想表明，一旦新技术适应了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引起旧机器提前报废。资本家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他们为了获取高于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淘汰旧机器。二是引起生产者的分化，破坏就业结构。由于改进与引入新机器，一部分企业必然由于技术与产品的落后而退出市场，打破了原有就业结构的平衡。掌握新技术的工人代替了掌握旧技术的工人，部分不能适应技能转换的工人陷入失业状态。三是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的普遍革命。这种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竞争，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并会进一步扩展到世界范围内（任力，2007）。
虽然马克思特别强调技术和生产力的作用，以至于后人常常把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甚至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经济社会理论的一种极大误解（韦森，2007）。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重视不亚于生产力（技术创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2012b：2-3）中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生产关系的“正面”，即一定的管理制度，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与利用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专制性、集中化的管理制度会严重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生产要素利用效率降低，而自主性、民主化的管理制度能够极大地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生产关系的“背面”，即一定的分配制度，也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与利用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剥削性、失衡化的分配制度会严重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生产要素利用效率降低，而分享性、公平化的分配制度能够极大地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推动要素变成桎梏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于金富，2012）。
生产力领域的创新活动迟早会带来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要想让社会保持稳定的发展，就需要对生产关系本身进行适应性创新，即对既存经济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或创新。过去，人们过度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哲学，导致人们对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或创新消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不够重视。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在大多数时候都会遇到的情况，就像一项突破性技术被采用以后需要通过长期的渐进性创新才能不断完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曾普遍实行以计件工资为主的包工制，劳动者每天要工作长达15~18小时才能免于饥饿，马克思称之为“血汗工厂”。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这种“血汗工厂”因为不适合大规模生产的要求才被泰罗的“科学管理”替代。
当既有的生产关系不能随着生产力进步做出相应调整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需要对既有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创新。这种变革与上述适应性创新截然不同，而是一种创新主体、创新动机都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创新，通常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震荡。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都会发生这种革命性的创新来实现生产关系的更替（蔡兵，2012）。“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马克思和恩格斯，2018：32-33）。对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论述道：“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2018：33）。
从经济思想史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不同学者的生产力理论强调不同的要素，如魁奈强调土地和人口，斯密强调劳动分工，李嘉图强调比较优势和贸易。这些学者因为所处时代的原因，没有看到创新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强调国家、制造业和技术发明，可以说建立了创新发展理论的雏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登上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舞台后，结束了单纯研究生产力的历史，纠正了前人研究生产力的不足，把生产力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在生产力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首先，强调了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次，不再孤立地考察生产力，而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联系的视角，把生产力作为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因。由此，他们揭示了社会问题最根本的规律，为后来的学者和理论，包括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派的创新发展理论以及新质生产力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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