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学”分类和实证

上一节分析了珍奇屋在建构世界、保存文明、彰显趣味基础上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即对世界秩序和真理的认识。从珍奇屋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一认知的过程表现为不断地对分类进行细化，尽管这里的分类和今天意义上博物馆的物品分类有很大不同；美国艺术史学家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就认为不可能从过去的分类中找到今天的博物馆起源 ^[17] 。诚然，在自然科学发展还较为落后的阶段，珍奇屋的分类毋庸置疑也是错漏百出的，但是它留给今天博物馆的并不是分类的具体内容，而是关于“科学分类”的概念。事实上，“科学”在当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它更近似于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所谓的“科学分类”是希望突破更古老的自然志（Natural History）的进步。科学分类在这里指的不是各成一家之言的分类，而是有逻辑、能够被证明和传播的，并且要包含一定分析的分类。它反映了人类在认识世界中的一种努力方向，即通过不断的分类、归纳、总结，进而得出结论。虽然这个方法在今天的博物馆中看起来较为普遍：自然科学博物馆按照纲目对动物的陈列是一种生物科学分类，历史博物馆按照历史文献对时代区域的陈列是一种历史科学分类，艺术博物馆从美学出发对流派、风格的划分当然也是一种艺术史科学分类，但假设放弃科学分类，也不是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去处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譬如可以去追寻苏格拉底的秩序或是毕达哥拉斯的方法（苏格拉底认为世界秩序主要包含气、以太、水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东西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用数来组成 ），而人们将“科学分类”作为首选的方法应该要与前博物馆时代对科学分类和实证这份财富的继承联系起来。

在经过了整个中世纪神学对认知的垄断后，15世纪中叶起，人们在数学、物理学以及地理大发现、纸张和印刷术等发展的鼓励下重新开启了认识世界的篇章 。机械论启发人们将“认识世界中的各种物”作为方法，这与广泛收集物的珍奇屋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巧合。珍奇屋首先对物进行平等并置，一定程度上尝试通过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对其进行去神性的处理，然后进一步探寻它们之间如何构成世界规则。当然这种规则从早期的珍奇屋面貌来看是“混杂”的，福柯对此解释为：这是由16世纪的知识型决定的。虽然接受了科学的引导，但并没有完全剔除对神的崇拜，当时还是普遍认为事物和话语都是上帝所造，它们身上有上帝隐而不见的签名，而可以基于对这些相似之处的发现来认识上帝所造的世界 ^[18] 。这也让人联想到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的开篇提到的那部不规则排序的百科全书 。直到16世纪晚期，这种“随意性”仍然是表现世界的主要方法，上文提及的阿尔德罗万迪的百科全书也遵循了这样的办法 ；萨缪尔·奎切伯格在1565年提出的在珍奇屋和未来的博物馆学界影响深远的理想分类，在今天看起来也有些不可思议，它们是“历史学家神圣的片剂、技艺精湛的木工、令人难以置信的动植物、人工工具、世界著名家谱” ^[19] ；在因佩拉托的珍奇屋插图中 ^[20] ，可以看到爬行动物和犬类放在一起（画面左侧，图1-4），天花板两侧的海洋生物呈现一种奇异的对称而不是进化发展和纲目的细分，右侧一只海星和左侧一只螃蟹基于它们可能在形式上的相似而被分置在设计好的对称位置（图1-5）。但是这其中并不是没有分类，就像阿尔德罗万迪的百科全书首先采用了字母排序的方法，同时期的《动物图谱》（ Icones animalium ，1553）《自然简史》（1599）也都采用了字母顺序，体现出一种秩序；在《自然简史》中的珍奇屋插图上，海洋类的生物也被尽可能地都放置在一起。不过，这些分类在今天看来仍是有问题的，比如一些具体的物种分类显得有些随意，存在传说和虚构部分，尽管如此，仍可从中窥见其向更科学分类靠拢的探索倾向。

珍奇屋真正开始有序、科学地分类，还要等待植物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提供更为有科学价值的参考。而这些学科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基于珍奇屋提供的样本。福柯进一步指出，17世纪，人们用“比较”来代替相似性的寻找，通过观察和比较，能够寻找到世界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珍奇屋和它的广泛收藏成了一个可以提供观察的场所，科学分类的萌芽建立在二者的互动之中。上文提到的居维叶的珍奇屋就参考了瑞典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的生物分类方法、德国博物学家克里斯蒂安·斯托尔（Christian Storr）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法国博物学家玛利·道本顿（Marie Daubenton）的解剖学等学科知识 ^[21] 。基于这些建立起的珍奇屋为检验这些知识提供了实物样本。像当时的数学、物理等学科用实验来论证假设一样，珍奇屋成了自然相关学科的实验场，物品的有序陈列成了一个实证的步骤。

依据科学的分类和实证似乎看起来对后来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影响更大。事实上则不然，分类走向科学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利用材料进行分类、分析和归纳等具有逻辑思维的思想并不是仅仅指导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分类成为新的理性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也指导了人文科学的发展。以艺术史学科来说，《大艺术家传》（ 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architetti， pittori， et scultori italiani， da Cimabue insino a’ tempi nostri ， 1550）这样的传记研究法逐渐被一种新的方法取代，这种方法不再强调天才、个体，而是试图通过分类和分析来验证一种艺术和美的生成过程，整理出一个关于艺术的“体系”或者“系统” 。艺术史方面出现了《古代艺术史》（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 1764）这样的体系研究著作（这也成为后来艺术博物馆建立陈列模式的依据之一），而作者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德国）还对实证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在另一篇《论在艺术中感受美的能力》（ Treatise on the Capacity for the Feeling of Beauty ）的文章中，他提出要加强对实物和原作的观看才能进行完整研究 。像约翰·埃尔斯纳总结的那样，分类科学是人类感知历史的最终指南 ^[22] 。对18世纪末即将敞开大门的艺术博物馆来说，这份财富来得刚刚好，这样进步、科学的方法将与它代表的新的文化形象相宜。依照一种科学分类的办法排列艺术作品，进而在叙事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历史观，也将指导艺术博物馆接下来走过漫长岁月。而作为艺术史实证的陈列也接受着公众和知识体系的检验，这也从某种层面上解释了艺术博物馆需要不断调整它的陈列以对学科知识进行回应。 WqECF8EDasbmTXjxYOzDzEXiXpb3NOv7NcLPgQVDDt/Z1Sp18L1rEmRkJs3Qh3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