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卷序

在中国，就博物馆的藏品陈列做相关研究，应该还是有不少的。这是因为，博物馆的陈列，一直以来都是博物馆工作及理论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博物馆以历史的叙说、藏品的呈现、知识的建构为重，自然，长期陈列也就是它们最主要倚重的方法与形式了。在欧美，“博物馆”（Museum）的指称多用于那些以艺术的形态与历史为主线处理艺术收藏的博物馆，而其他分类的博物馆则一般会冠以特指分类的名称，如“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科技博物馆”“战争博物馆”等，并且即便在分类博物馆中，以视觉为主导的艺术方式也往往会伴随而行，涉及物品的选择、陈列的形态及空间的呈现等各方面。不过，在中国，其情况与欧美有显著不同：“博物馆”首先是一个大类型，涵盖历史、科技、自然等，而艺术，更确切地讲是美术，则被冠以“美术馆”的统称，多与“博物馆”分列而论。在现实中，国内的博物馆与美术馆分别由不同的主管机构——文物部门与艺术部门来区分管理，在国家政策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就致使在艺术界及大众认知里，中国的美术馆与博物馆仿佛是两回事。在中国的美术馆历史和现实中，艺术史的“陈列”几乎没有较稳定地实现与存在过，更毋宁谈“长期陈列”及其模式与相关方法论的建构和衍变了。因此，我们也就很难来对美术馆“陈列”“长期陈列”做深入研究。而刘希言博士的《建构与思辨：艺术博物馆陈列方法论研究》课题，专题性地针对国内外艺术博物馆的陈列方法论展开历史追溯、理论思辨及现实思考，可以说是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切入口与路径。

刘希言的研究来自她长期对博物馆，具体一点是对艺术博物馆陈列问题的关注、考察与思考。她在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读期间，得到博物馆学专家与艺术史家李军教授的指导，对北京地区的艺术博物馆陈列现状展开过大量调研，以此形成了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之后，她进入美术馆工作，持续性地参与收藏与陈列、藏品与研展等议题的写作。在她攻读“美术馆学研究”博士学位时，提出对艺术博物馆陈列的方法论进行系统研究，我作为导师，深知她具有推进这一课题的能力：一则因为长时段的调研准备、一手材料和工作经验使她积累了大量素材；二则在于多年美术馆学理论的浸润也为她奠定了厚实的知识基础与开阔的学术视野。我深感，这一针对艺术博物馆陈列模式及方法论的研究，将可能对中国的新美术馆发展与新美术馆学研究产生实践和学术上的双重意义，值得期待。

那么，刘希言的这一研究课题，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突出意义？我认为，其一，从方法论层面入手，她对艺术博物馆陈列可能具有的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如何促成方法论形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分析、论述，甚至质疑，这本身就很具有建设性。我们之前一般会更多地关注艺术博物馆陈列中的具体问题，譬如收藏的类别与陈列的样式、陈列的历史溯源、陈列的艺术史意义与社会性功能等，然而，对于收藏与陈列如何形成这样的历史，其背后的观念、逻辑是什么，这样的观念经历了怎样的衍变历程，如何生成出历史与当下同一又多元的陈列方式等问题，我们探讨得相对较少。刘希言在这一研究中，采用了新博物馆学、新美术馆学的方法，突破了常规研究多就特定时期具体案例展开的方式，打破时间发展和地域分布的一般框架，将陈列并置在了一个跨越时间和地域的范围内，从陈列目的、策划理念、展示形式、空间安排等角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将不同时期、国家、机构的陈列实践从趋同性角度归类，提炼出其内在的方法论，并进一步探讨这一方法论建立的历史诉求、文化背景和实践指导意义。可以说，是为常规的陈列纵向史研究提供了横向的理论扩展。

其二，刘希言将陈列方法论的研究落在了陈列模式上，她颇有见地地总结了这一模式的建构基石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艺术史正典、意识形态与空间权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艺术博物馆的藏品陈列不断地做出一种颇具一致性的选择：既对艺术史正典有选择与守护，也对反艺术史有包容与实践；既对意识形态有维护与警惕，也表现出对多元文化的接纳与推动；既有对空间的仪式化与权力化的热衷，也反思着去权威化、去中心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借由这三方面论述的展开，她以如何建构陈列模式与如何思辨陈列模式为线索，分析了陈列的发展脉络和其对不同问题的处理方式，以及以此形成的模式又是如何在处理“普遍性”的过程中最终形成“方法论”的。刘希言在文尾对此总结为：“陈列可以作为探索艺术博物馆立场、动机和空间意义的一个线索，藏品陈列的呈现与陈列模式的生成，并不是简单地对艺术史进行视觉呈现，其背后裹挟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和不同立场对话语权的争夺。但这也不意味着陈列由此被简化为一种政治工具或是权力产物，从它自身的逻辑来看，陈列有来源于物品陈列史丰富的思想积淀，有环环相扣的方法推演过程，有能够自省和在自省中进步的能力，这些支撑了它自身形成了一种方法论的可能性。”

其三，比较与反思中国的艺术博物馆陈列历史与状态。刘希言一方面敏锐地指出由于中国的艺术博物馆历史较短、制度方式相对滞后、复杂多变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以及陈列所依托的相关学科建制不尽完善等原因，导致中国的美术馆文化，包括基本准则、学术化标准、陈列模式构架等，在不到百年的历程中经历了一次次的断裂与修复，极大地影响了其前进的步伐，使中国的美术馆发展道路颇为坎坷。她对中国20世纪早期的陈列曾评论道：“在理念尚不明晰、中国的‘美术史叙事’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陈列的叙事性和审美性都不会尽如人意。”其实，何止陈列的叙事性和审美性不尽如人意，更主要的还在于美术馆陈列的长期缺失，使得我们无从在学术性、专业性的层面与社会文化认知及教育的层面，来完善中国艺术史的建构、反思与普及。另一方面，刘希言也努力地在中国这一美术馆理论和系列实践与国际行业存在相当差距的历史及现实下，从“思想基础、建构模式、思辨模式”这一国际艺术博物馆陈列方法论的推演过程着手，勾勒出具有特殊性的中国艺术博物馆陈列方法论的雏形，并且这其中不仅有与国际陈列模式在方法上的一致，还有一些关键话语上的关联。该研究或将为当下反思如何借鉴国际陈列经验，如何将中国的美术馆实践与艺术史、文化史建构有效结合等问题提供新的角度。

在重读刘希言这一书稿的过程中，再次引发了我对中国艺术博物馆现实与未来的颇多感触与思考。期望年轻的学人以新的思想、观念、学识、视野及践行能力，为中国的艺术博物馆事业做更多的具体工作。

王璜生
2021年4月23日于北京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