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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我第一次拜访中国。那时，我正担任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即WWF，现在的世界自然基金会）日本委员会的理事。在四川省，大熊猫特别喜欢的冷箭竹大量枯萎，野生大熊猫面临危机，于是我们前去实地调查。虽然没能邂逅野生大熊猫，但是我一共见到了十六只大熊猫，还和通过人工授精诞生的、只有六个月的雄性熊猫川川成了好朋友。从小我就梦想着抱一抱熊猫宝宝，这次不但实现了心愿，还和川川一起玩了滑梯，真是美好的回忆。不过，或许是因为我穿着绿色的衣服，被认成了竹子，川川竟然一口咬上来，吓了我一大跳。
一九九一年，我受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音乐节。音乐节上演奏了《窗边的小豆豆》的音乐故事，我用特意学习的中文打过招呼后，决定演唱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可光是唱歌也太没意思了，于是我加入了模仿京剧的中文台词，结果出乎意料地大受欢迎，有人甚至笑得从椅子上掉了下去。那是我有生以来反响最好的一次演出。
二〇一〇年上海世博会，“日本周”的第一天，我穿了一套带有巨大翅膀的衣服，就像大天使加百列。那时我也在琵琶的伴奏下演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还加上了模仿京剧的表演。我本以为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受欢迎了，结果一点儿也不逊色。听说在我离开之后，接连好几天都有人围上前打听：“听说这里有很有意思的演出，今天还有吗？”
写书时，我总是选择写下自己感觉“真有意思”的事情。可每次回想起上海世博会的舞台，我总觉得比起日本人，我的“真有意思”似乎与中国的朋友们更合拍。《窗边的小豆豆》在中国成为畅销书，会不会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呢？
我是在二〇一七年春天得知简体中文版《窗边的小豆豆》累计销量超过一千万册的。这本书在全世界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而简体中文版的销量可谓遥遥领先。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到达一千七百万册，轻轻松松就超过了日本的八百万册。
人口众多当然是原因之一，不过出版方告诉我：“憧憬巴学园的不仅是小朋友，还有许多像小学老师那样的大人。如果算上在图书馆阅读和听老师朗读的孩子，应该有超过三千万的孩子在小豆豆的故事中长大，而且他们都有自己喜欢的片段。”这让我无比欣喜。
巴学园在我毕业后不久就毁于空袭。“我要做巴学园的老师！”长大后的我没能遵守和小林宗作校长之间的这一约定。但是，创作《窗边的小豆豆》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约定。“我好想上这样的学校。”“我也曾经是个像小豆豆一样坐不住的孩子。”“我想成为不歧视别人的大人。”每次收到这样的来信，我都会感叹：我的书能让大家都知道巴学园有多么了不起，真是太好了。
二〇二三年十月，《续窗边的小豆豆》在日本出版，如今听说中文版也即将面世。我创作这本书的契机是俄乌战争。在电视上看到孩子们在战火中四处奔逃，我突然想到自己还从未写过一家人离开东京避难时的故事。
在日本，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我想我要把“战争会给无辜的孩子带去痛苦”写下来。可是一动笔，说句实话，回忆当时的情形让我多少有些难受。我总想尽量讲述愉快的片段，因此也曾烦恼：“读者能接受这样的书吗？”一直以来，我一定是在下意识地回避避难时的故事。但是，当那些故事汇集成书后，我又不由得松了口气：原来除了小林校长和父母，小豆豆还遇到过那么多亲切的人啊。
战争结束后，举国上下的年轻人都在拼尽全力绽放“自己的花”。十多岁的我怀着成为歌剧演唱家的梦想进入了音乐学校。每当遇到烦恼和痛苦，我都会想起小林校长那句“你真是一个好孩子”。我在《续窗边的小豆豆》中写下了这一时期的事。虽然也曾遭到恶意对待，但是周围人的善意还是帮助我坚持了下来。
我还写下了日本出现电视节目后，我成为电视台专属女演员的故事。从美国来的制作人曾经对我说：“电视可能会为人们带来恒久的和平。”这让我决定在电视的世界中奋力一搏。不过，最近我开始觉得，能够“带来恒久的和平”的不只有电视，书籍、电影、绘画和音乐，乃至网络与社交媒体，只要使用得当，都能为和平做出贡献。
当和平的宝贵传递至世间每一个大人与孩子时，我大概会从心底觉得“写这本书真是太好了”。下次访问中国时，我盼望听到孩子们读完这本书的想法，也期待每一个童心未泯的大人与我分享。
二〇二四年三月 伴着春天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