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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东
现代汉语中的“艺术”概念，本就是在“中外互动”中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即使在古汉语中也有“艺”“术”二字的连接，其意思也只是大体等同于“数术方技”。所以，虽说早在《汉书·艺文志》那里，就有了《六艺略》《诗赋略》的范畴，而后世又有了所谓“琴棋书画”的固定组合，可在中国的古人那里，却并没有可以总体对译“art”的概念，而且即使让他们发明出一个来，也不会想到以“艺”和“术”来组合。由此，在日文中被读作“げぃじゅつ”（Gei-jutsu）的“芸術”二字，也不过是为了传递“art”而生造出来的；尔后，取道于王国维当年倡导的“新学语之输入”，它又作为被快速引进的“移植词”而嵌入了中文的语境。由此所导致的新旧语义之混乱，还曾迫使梁启超在他的《清议报》上，每逢写下这两个字都要特别注明，此番是在使用“藝術”二字的旧义或新义。
此外，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实则海外的“中国艺术史”这个学术专业，也同样是产生于“中外互动”的过程中。如果说，所谓“汉学研究”按照我本人给出的定义，总归是“外邦人以对于他们而言是作为外语的中文来研究对他们而言是作为外国的中国的那种特定的学问”（刘东：《“汉学”语词的若干界面》），那么，这种学术领地也就天然地属于“比较研究”。而进一步说，这样一种“比较”的或“跨文化”的特点，也同样会表现到海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那里。要是再联系到前边给出的语词“考古”，那么此种“中外互动”还不光在喻指着，这是由一群生长于国外的学者，从异邦的角度来打量和琢磨中国的“艺术”，而且，他们还要利用一种外来的“艺术”（art）概念，来归纳和解释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感性”活动。这样一来，则不光他们的治学活动会充满“比较”的色彩，就连我们对于他们治学成果的越洋阅读，也同样会富于“比较”的或“跨文化”的含义。
进而言之，就连当今中国大学里的艺术史专业，也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外互动”中，才逐渐被想到和设立，并且想要急起直追的。回顾起来，我早在近二十年前就撰文指出过，艺术史专业应该被办到综合性大学里，跟一般通行的“文学系”一样成为独立的人文学科：“如果和国际通例比较起来，我们不难发现一种令人扼腕的反差：一方面，我们的美学是那样的畸形繁荣，一套空而又空玄而又玄的艺术哲学教义被推广到了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就好像它是人人必备的基本文化修养；另一方面，我们的艺术史又是那样的贫弱单薄，只是被放在美术学院里当成未来画家的专业基础课，而就连学科建制最全的大学也不曾想到要去设立这样一门人文系科，更不必说把对于艺术史的了解当成一个健全心智的起码常识了。”（刘东：《艺术究竟是怎样流变的》）也正因为这样，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这个最新抱负，也即要在规模庞大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里，再从头创办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系列”，也就密切配合了国内刚刚起步的艺术史专业。
更不要说，我们也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相信，正是在“中外互动”的“跨越视界”中，这个正待依次缓慢推出的、专注于“艺术”现象的“子系列”，也会促使我们对于自己的母文化，特别是针对它的感性直观方面，额外增补一种新颖奇妙的观感，从而加强它本身的多义性与丰富性。
2023年12月11日
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致阿德里安娜和乔治·石慢
老冉冉其将至兮，
恐修名之不立。
【衰老倏至，即将降临于我，
我所惧怕的，是我无法留下身后不朽之名。】
——屈原，《离骚》
（译文出自大卫·霍克思的《楚辞·南方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