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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0世纪的变革之前，中国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数百年来，我们现在称之为“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均由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理，国家元首称为“皇帝”，也称作“天子”。皇帝通过祭祀仪式宣示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彰显皇帝是统领宇宙万物的中心。皇帝之下则是官僚体系，它是通过一系列科举考试组建起来的。事实上，科举考试使得社会精英认同国家价值观，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种普遍的精英文化。
此外，精英阶层还反映出了一种文化共同体意识，大多数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意识，尽管他们说着各种不同的方言，但他们对恰当的行为举止和仪式的看法很相似。古代中国拥有很多通常是现代民族国家所具备的特征，包括统一的印刷体、官僚体制和统一的教育体系；
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帝国的疆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这并不是说清政府没有意识到其他国家的存在，也不是说清政府缺少与他国沟通的策略。清政府可以，也确实与他国进行过沟通和协商，但是这种华而不实的沟通始终蕴含着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
当时的广大民众普遍称现如今的“中国”为“天下”，贬称外来者为“蛮夷”，他们认为蛮夷需要被同化、被镇压，也可以通过象征性地向皇帝进贡而被纳入版图，但更多时候，他们会对蛮夷置之不理。在绝大多数皇帝的子民看来，清帝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清朝文化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化。
19世纪40年代，西方海上列强入侵给清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带来了严峻挑战，清政府和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也都逐渐接受了当代西方对于世界的看法，即清帝国不再是“普天之下”，而只是整个世界中理论上彼此平等、实际上相互竞争的众多国家之一。这一思想上的转变正是列文森所说的从文化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列文森主要研究的是晚清时期的思想家，正是在19世纪后半叶，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才意识到中国早期对世界的认知所带来的重重问题。西方海上列强入侵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则为之后共和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哲学基础：严复呼吁政府追求富强；梁启超主张国家富强需要改造国人思想，还需要新一代人的努力；章炳麟呼吁要增强民族意识。
在这些思想的鼓舞下，一些有志青年前往欧洲、美国、日本等地留学（大多数前往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他们震撼于西方国家的实力，也震撼于日本在西方国家模型基础上所建立的新型现代国家。回国之后，一些留学生开始穿西式服饰，使用阳历，让家中女孩不再裹脚，他们甚至还创立政党。与庞大的中国人口相比，这些留学归国人员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们既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也无法融入普通民众。尽管如此，他们选出的现代性典范，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都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制度改革来得稍晚一些，直到20世纪初，思想上对问题的反思和对解决方案的探索才转变为政治体制改革，新的政治文化也由此开始建立。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推行新的教育体系。清政府的官员们早就意识到，如果想要在军事上抗衡外国侵略者，国外科技知识不可或缺。因此，清政府开办了西式军事学校，并派遣学生出国求学。然而，军事技能水平还需要其他领域的专业技术作为支撑，自然就包括数学、化学、外语和采矿等。
传统考试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实现精英群体的道德社会化和政治社会化。1905年，传统科举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体制，在该体制下，从各级新式学校毕业后可以取得官方授予的学历。传统教育以考试为导向，侧重考察对古代经典书籍的背诵，而新式学校则讲授数学、历史、地理、音乐、英语、体育，以及中国文学和伦理学等。
表面上，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似乎是重视技术知识，忽视社会化的表现；事实上，在为新式学校编写教材时，教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不仅致力于传达技术信息，还注重推广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化。
因此，在民国成立前的数年间，儿童（主要是男童）便已经开始适应这种新的政治社会化思想。
1908年前后，清政府在全国各省、县内筹设咨议局，甚至还打算建立国家级议会机构。这些议会机构为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源于“民众”这一思想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传统思想中，皇帝统治的合法性归根结底源于他与“上天”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皇帝与“上天”之间关系适宜是有利于民的，但这种适宜的关系并不是靠民众的支持得来，而是体现在皇帝，即“天子”本人履行一年一度的祭祀仪式上。清政府赋予议会机构合法性，将权力交予地方精英，同时，清政府还给予了他们“议员”或“代表”的头衔，使他们手中的权力名正言顺。清政府也鼓励地方精英组建各种团体组织：商会、农会和教育会等。这些组织由清政府授权，与早期的职业团体（如行会、同乡会）不同，虽然时任政府承认行会和同乡会的存在，但从未将其纳入国家权力意识形态。
然而，成立新职业组织的目的之一在于吸纳“非官员”，即普通“民众”，从而使清政府的统治合法化。因此，苏州商会吸纳各行各业的人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广州商会也将其成员称为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对代表性的重视也体现在新组织的民主构成和他们对宗教仪式的抵制中。
这些代表行业所有成员的组织存在，使得宣称代表全体“民众”的新型议会机构实际上更像是代表教育会、商会和农会之类机构。
参与新组织使人们习惯于“民众”可以由行会和职能组织作为其代表，这一想法将成为中华民国政治文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