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仪式和典礼是国家身份构建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一种当时新出现的政治文化，这对研究中华民国的历史学家而言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无论是同时期的新闻报道还是现今的学术研究都有许多关于中华民国早期的探讨，它们聚焦在晚清新政和1911年辛亥革命是否成功引入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上。
然而，这些文献大多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首先，很多学者试图用单个理论框架来解释人们对于民国的各种反应，这一理论框架甚至还将传统的独裁统治与现代民主相提并论。
当代学者试图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寻找现代民主的根源，然而，他们却常常忽视了政治文化中其他同样重要的变化。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文献关注理论层面上关于这一时期的探讨以及参与探讨的学者、官员和政治家。
当我们从这些文献辩论中抽离出来，观察文化中的变化时，我们可以看出，除官方正式声明以外，这种新的政治文化还通过个人穿着、所用历法、节日传统，甚至是沐浴日期得以确立。
这一时期，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出现，文学和政治层面的争论将“精英”（学术）与“民众”对新共和国的反应区分开来，这往往会证实并强化学者们的想法——社会分为普通民众与精英人群。
这一区分吸取了帝制末期将通过科举考试的士绅或官员与其余普通民众划分开来的经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士绅”一词的定义争论不休，这意味着，即使在清朝，这一建构也并未获得人们的一致认可。
民国初期的各种文化变化表明，将社会划分为精英人群与普通民众只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的众多方式之一。
国庆节等诸多典礼是展现国家形象的方式，它们表明，社会不仅分为精英人群和普通民众，还包括各种职业团体。这种认知超越了按照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社会进行划分的方式，说明我们既要关注这种新兴政治文化在由文学和政治争论构成的“精英文化”中的发展，同样也要关注它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即所谓的“大众文化”中的发展。
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可能更善于解读政治与文化间的互动，这是因为，自西方与中国的交流伊始，中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就通过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来解释政治事件。19世纪，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用这种方法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研究，
其中一些研究回答了诸如中国人为何没有转而信仰基督教等问题，这些研究由此启发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在著作中，他们试图将中国文化理解为一个独立系统，问题是，他们往往会呈现出一个静态、单一视角下的“传统中国”。（费孝通等中国人类学家身处中国文化中，他们更加清楚他们所讲述的是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情境和行为。
）这种对中国社会的静态描绘与突出中国社会发展、变革和现代化的研究形成了对比。
20世纪60年代，思想史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试图在其论述中解释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国家历史之间的明显脱节。列文森指出，19世纪末，受西方帝国主义影响，很多知识分子坚信中国亟需一种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这才是中国走向强大，抵抗外国势力的唯一途径。这些知识分子提出的现代民族主义摒弃了许多传统和文化意义上独立国家所包含的元素。列文森将这种变化称为从“文化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变。
近来，在极力避免使用列文森提出的术语同时，孔迈隆（Myron L. Cohen）指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民族主义者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对民族认同的定义与真正的传统身份标识大相径庭。他认为，早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出现前就已存在的汉族身份认同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在他看来，这种认同感既来自恪守仪式与礼仪，成为大家公认的诠释共同价值观典范的精英人群，也来自于观察和模仿这些精英人群的普通民众。这种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传统身份认同却遭到了现代民族主义者的抨击，他们认为这种民族认同感是封建迷信的表现。孔迈隆指出，“20世纪伊始，中国精英阶层对早期传统的、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民族认同感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和近乎全盘的否定，而这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开始成形的时期。”
他将民国政府未能获得普通民众对其合法性的承认归咎于精英阶层对传统民族身份认同的否定。与其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一样，孔迈隆和列文森并不喜欢这一转向，他们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精英人群差不多是将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强加给了极不情愿的人民群众，且并未如愿。我认同将20世纪初期视为两种不同民族身份发生转向的时期，但是我并不赞成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发生在普通民众间的广泛的文化变革。我以较为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一过程，在本书中，我将通过探讨法国大革命对法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来阐明我的观点。
在探究法国大革命中的仪式与符号时，林恩·亨特（Lynn Hunt）、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等学者指出，政治文化具有重塑人们日常生活的能力。
她们和关注这一主题的其他学者一致认为，从共有“政治文化”的变化入手有助于开展研究。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界定“政治文化”的术语迥异，鉴于本书的研究目的，我们只将政治文化视为一种高级政治与日常生活互动的机制。
当我们根据这些术语考量中国民族认同感的变化时，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种形成后强加给普通民众的新意识形态，而是一个类似于卡罗尔·格鲁克（Carol Gluck）所述的曾发生在日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政治文化的发起者、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参与了对这一政治文化本质的塑造。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创建一种新政治文化的过程也是界定一个共同体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带来冲突与差异，也会带来团结与相似。
中国的政治文化必然会随着封建帝制的终结而发生改变，本书将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探讨这些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