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种族和民族都考虑在内,那么仪式与典礼似乎是探寻本质不断变化的中国人身份最顺理成章的主题。种族和民族是将个体划分为不同群体后的产物,而这一划分既包括将个体划归到某一群体内,也包括将个体排除在某一群体外。仪式和典礼是进行划分的常见方式,这种划分勾画了人们对社会世界的构想以及就社会世界的意义达成共识的构想。 关于仪式与国家二者关系的诸多研究都可以在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著作中找到其根源,他指出,仪式使人产生“兴奋、激动”的情绪,这是凝聚集体或团体的一种方式。 负责设计和实施国家仪式的政府官员的意图就在于此,因此,过去探讨国家仪式时,学者们往往倾向于探究官员们是否达成了自己的意图,有学者曾探讨过苏联的国家仪式。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此表示反对,他指出,在19世纪巴厘岛“剧场国家”中,宫廷仪式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从理解仪式的角度来阐释20世纪中国学生的抗议和游行示威。 然而,这样解读存在很多问题。正如汤拜耶(Tambiah)所指出的,“戏剧”这一术语暗指舞台上的“虚构”表演以及运用各种技巧去创造幻觉, 因此,认为民国时期学生的抗议行为或国家典礼是在创建一种“虚幻的”民族身份,其实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它们的实际影响。在历史学家看来,以上这些方法都有问题,因为它们强调了仪式在凝聚集体性上发挥的作用不容置疑,却忽略了仪式在排外和区分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想要了解仪式对建立中国国民身份的作用,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仪式不仅仅是一种凝聚社会的方式,同样也是一种使权力倾斜的方式。 中国社会的各种仪式不仅创造了不同的族群,还在各族群中形成了权力等级制度。
“仪式”这一术语含义宽泛,也因而带来很多问题。本书主要关注国葬、革命烈士祭奠等“典礼”,这些基本相当于狭义上的“仪式”。本书还谈及其他内容,包括服饰、礼仪和历法改革等,当代中国人通常将这些视为“仪式”,因此,服饰、国葬、鞠躬及国庆典礼通常被冠以“仪式和习俗(即礼俗)”之名,它们由政府部门主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管的政府部门有着不同的名称,如“祠部”“礼部”;如果时任政府未设立此类部门,则会将此类纲要称为“礼俗事宜之谏”。 “礼”这一术语最初用于描述区分不同等级人群的行为标准,儒家高度注重仪式,因此成为儒家经典反复强调的内容之一。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指出,“定期参加规范仪式的人们更能认清自身的社会和道德义务,并以此行事” 。周启荣详述了清朝早期知识分子开始将仪式视为向普通民众灌输其价值观的最有效方式。三百年后,这些清朝知识分子的继任者,即中国早期的西化者,同样关注着礼法和礼节问题。然而,清朝早期对于仪式的强调导致中国人仍以仪式和典礼为核心界定自己的身份。 因此,诸如以鞠躬取代叩首,以及握手、穿西式服饰、戴西式帽子等相应的礼节变革不仅借鉴了对于礼节的普遍看法,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种族和身份的普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