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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国人否认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特质”这一矛盾对学者们来说有多明显，他们的作品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民族主义”现象隶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而“种族”则主要是人类学家的研究范畴。19世纪时，人们认为个人既属于民族也属于种族，这一区分得以在学科分野中延续下来。
多年来，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西方、现代化和帝国主义的影响，这些研究侧重于变革和参与国际秩序，
使历史学家与广大中国知识分子达成了共识，即将历史看作理解中国如何成为现代独立国家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受过专业学术训练和拥有丰富田野实践经验的人类学家往往会忽视20世纪以来的变革，他们认为，相较于中国农村保留下来的传统习俗，前者从某种程度上说算不上真正的中国特质。例如，华琛（James L. Watson）在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文中表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各种各样共同参与的仪式之上的，他特别指出中国人是通过一系列标准的葬礼仪式来标识自己的身份的。
然而，华琛的大部分资料都源自20世纪，当时，其中一些仪式受到了追求现代化的中国爱国人士的激烈批评。
在本书中，我将阐述中国人身份这一新概念是如何从20世纪早期的变革中演变而来的，为此，我将种族和民族主义都视为历史的建构，二者与古老的过去和现在有着极深的渊源。历史学家们常常积极参与关于“民族主义”的项目，通过该项目追溯民族的古老起源。当代学界使我们意识到，许多民族主义的传统本质上都是人为建构的，尤其是民族这一概念本身。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阐释了“民族”这一概念是如何紧随殖民地政府的脚步从欧洲传入东南亚的，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因何被视为“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先前存在的实体。
安德森要求我们在讨论民族主义时，将其与亲属关系和宗教关联起来，而非与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关联；他还清楚地认识到，就像亲属关系往往是想象出来的一样，“民族”也不是什么先前已有的实体，它只不过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不断变换着。直到现在，这种对民族传统建构本质的认识才开始影响到人们对种族的看法。
我们开始意识到，就像“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样，种族身份的象征与仪式也倾向于将个体划分到某一特定群体中，这些群体与不断变化的权力结构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