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孙中山的就职典礼确实是由政治精英们筹备和实施的，在这种场合下，这是意料之中的。同时，此次就职典礼旨在向世人呈现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新形象——一个基于西方准则的中国形象。就职典礼定于阳历1月1日举行，这一天在阳历中意义重大，但在传统阴历中却并不是一个黄道吉日。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员身穿礼服，留着短发；孙中山举起左手宣誓就职，这一行为使人联想到美国总统就职时的场景；此外，孙中山就职典礼的整个流程都是在仿照国外共和制国家总统的就职仪式，而非依照中国的先例。
然而，在1912这一年，孙中山并不是唯一举行就职典礼的共和国领导人。黎元洪和袁世凯也举行了就职典礼，他们获取正统权力的方式与孙中山及其幕僚所举办的就职典礼形成了对比。不同的就职典礼折射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政治背景。
武昌起义爆发仅一周后，黎元洪便举行了祭祀大典——祭天、祭地、祭黄帝，此举首次提出了革命政府应具有正当性的诉求。政府大楼附近的阅兵场上建有一座巨大的土质祭坛，它的前方是用于献祭贡品的篝火，祭坛上面是一张祭台，祭台上摆放着香火、牛和酒。所有这些贡品都将遵照传统的程序献给祭祀对象。军队整齐划一地站在祭坛下，乐队演奏着军乐曲，黎元洪身着军装，带领一干将领和指挥官走上祭坛。他走到祭台前，供上香火、牛和酒，然后退回原位跪下，他身后的将官也随之跪下，祭坛下的士兵则立正、举枪。黎元洪和众位将官脱帽、俯身叩头四次；与此同时，旁边有人诵读祷文：讲述满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祈求黄帝帮助革命人士建立共和国。随后，黎元洪把奠酒倒在地上，士兵们将枪放下。黎元洪在祭台前发誓要消灭敌人、光复中华传统并建立共和国。祭祀的最后，士兵们举枪高呼三声“万岁”，祭祀典礼至此结束。
六个月后，当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清王朝已经倒台，而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赋予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合法地位上。就职典礼的举办地成为报纸上的热点话题，各党派政要之间也进行了严肃的磋商。最终，袁世凯以一场兵变为由称自己需要留在北京而没有前往南京，于是，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在北京举行，孙中山派代表出席。就职典礼在前清外务部公署举行，约有一百人出席。除南京代表团外，出席人员还有黎元洪和各地军阀派出的代表、北京政府文官、常备军和八旗军的将领、警署官员、地方官员、各省派出的一名乡绅代表以及满、蒙、回、藏和总商会代表各两名。此外，袁世凯还邀请了各国驻华领事，但是外交界人士并未出席。国内记者没有注意到外交界的这种犹疑不决，他们关注的是现场为数不多的外国记者，他们在报道中自信满满地称，英美两国大使均已到场。大部分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员都身着礼服或军装，有趣的是，两名身穿黄色长袍的喇嘛、几位穿着颜色丰富的旧式军装的军官和一群仍然留着长辫子的司法部官员们也出现在了典礼上。
来宾到齐后，袁世凯从侧门走入，向来宾鞠躬并宣读誓言。整场仪式的焦点都是袁世凯本人，但他却没有孙中山那般的个人魅力。措辞规范的报道不过是称他看上去很“健壮”，而伦敦《泰晤士报》（Times）的记者莫理循（G. E. Morrison）则刻薄地评价袁世凯“身材肥硕、面带病态，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像鸭子一样；他身着元帅制服，脖子上的赘肉都已经垂到衣领上了”。
袁世凯的就职宣言十分简短，与黎元洪、孙中山的就职宣言大相径庭。他并未提及满汉矛盾，也没有祈求神灵的庇护，反而将中国描绘成一个由五大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把由清政府统治的藩部也包括在内了。袁世凯在就职宣言中说道，他将大力发展共和民国，扫除一切君主专制带来的弊端，遵守宪法，建立富强的国家。随后，作为既定就职程序的补充，袁世凯将就职宣言文件交由蔡元培带回南京的国民议会（临时参议院）。蔡元培代表孙中山向袁世凯致贺词，而袁世凯也表示真诚的答谢。正如前文所说，就职典礼一直是南京革命党派和袁世凯争论的焦点。各家报纸详尽地刊登了这场典礼的种种细节，如此一来，全国各地读者都能了解两派在其中所表现出的对立立场。
接着，袁世凯接受了两名喇嘛献上的哈达——中亚佛教的传统礼物，由此，就职典礼正式提出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在新共和国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随后，在音乐声中，与会者列队向袁世凯鞠躬示意，而到场的外国友人和记者则坐在袁世凯身后，并未向他鞠躬。各组织机构的代表也纷纷向袁世凯道贺。这一环节过后，就职典礼也就结束了，袁世凯命人将用于装饰会场的牡丹花分发给到场的每个人，之后大家移步到隔壁房间就餐。
政治背景的差异和组织者关注点的不同使黎元洪和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大相径庭。黎元洪的就职典礼遵循传统帝王登基仪式，而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则仿照现代共和制国家总统的就职仪式。黎元洪在起义不久之后就举行祭天仪式，这表明在当时，为新国家正名，赋予它反抗清政府的正当性是刻不容缓的。在这次典礼中，人们认为新共和国是要推翻满人统治、恢复汉族统治，因为他们注意到祭天仪式中使用了“光复”一词（“光复”一词字面意思为恢复汉人政府的统治），祷文是写给黄帝的，而且军歌也在呼吁汉族崛起打败满族。
黎元洪的祭天仪式为这场革命赋予了传统爱国主义的标志，但又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其进行了重新诠释。根据汉族神话，黄帝是汉人的第一位统治者。对于革命党人而言，汉族的象征是黄帝而不是满族统治者。通过祭黄帝、祭天、祭地，黎元洪为这次起义赋予了民族意义，但同时，选择黄帝作为民族象征也意味着将清王朝中的非汉民族排除在了新共和国之外。黎元洪祭祀的祷文控诉了满人对汉人的种种伤害，使起义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此外，尽管祭天仪式乍看之下充满传统韵味，该传统已经脱离了它原本的历史语境，如今服务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黎元洪宣誓要推翻满人政府、光复中华传统并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似乎在暗示，光复中华传统等同于建立一个由汉族统治的共和国。上述内容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复兴传统的新共和国形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另一方面，袁世凯则通过他的就职典礼宣告众人，中国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同，但彼此平等。后来这一观点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对塑造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很难想象这一观点在1911年依旧具有新意。为了与其他国家进行区分，中国的革命领导者们认为要采取塑造国家形象的惯用方式，例如，打造一款和别国国旗形状相同，但设计不同的国旗。现代性是平等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体现中国的现代性，中国必须采用其他现代国家通用的习俗。像黎元洪的祭祀典礼一样，袁世凯的就职典礼也试图将中国定义为由新共和国创立的国家。但与黎元洪不同的是，袁世凯的首要关切是让中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因此，在黎元洪将新共和国同满族对立起来时，袁世凯则只将参加鞠躬仪式的中国人（不考虑他们各自的民族是汉、满、蒙、藏还是回）与在现场观礼的外国人区分开来了。典礼将外国人排除在外，纵使他们的出席很重要——因为只有当外国人承认中华民国是拥有清政府全部领土的现代民族国家时，才有可能阻断令人畏惧的外国侵略行为，不仅如此，袁世凯也需要通过向国人展示外国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可来树立威望。因此便有了正式而西化的典礼、穿着军装或礼服的与会者以及会上的外国面孔，如此种种，以至于一位外国记者将身着黄色袈裟的喇嘛描绘为典礼上“唯一一抹东方气息”。
然而，孙中山、黎元洪和袁世凯三人的就职典礼也具有一定共性特征，理解了这些共性，我们才能了解这些仪式是如何突破由政治精英构成的小圈触及普通民众的。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那些折射国家典礼价值理念的小规模仪式，正是在这些小规模的仪式中，新的共和国才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起来。例如，在广东省和广西省交界的梧州市，约2000人在宣布独立的当晚就剪掉辫子。次日，1.4万多人举行集会，人们在集会上发表演讲、鸣礼炮、升旗、朗诵颂词，颂词以“中华民国万岁”结尾，随后，人们热烈鼓掌欢呼并燃放爆竹。街上所有商店都挂出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白旗。
尽管小规模仪式各不相同，但是这些仪式中使用的象征符号却有着共通性。几乎所有的仪式都使用了旗帜，有的是代表革命的白旗，但大部分是所谓的“国旗”。参加仪式的男性留着短发，通常不允许仍然留着长辫子的男性参加这些仪式。装饰和灯笼也是这些仪式的共同特征。在举行庆祝仪式时，人们参加的各种活动也很相似：沿街游行时，人们高举旗帜，放声歌唱；举行集会时，人们发表演说、升旗、剪去长辫，临结束时还要不约而同地高喊“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
综观孙中山、袁世凯和黎元洪的就职典礼以及各地举行的仪式，不难发现，一些象征符号反复为人们所使用。正是这些革命初期出现的代表新国家的象征符号，日后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理解中华民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