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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演变为侵华理论与侵华战争的，除了明治重臣，还有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福泽谕吉（1835—1901年）。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密切联系起来，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
福泽谕吉最著名的论断是“脱亚论”。1885年3月16日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中写道：
我日本不幸的是有近邻国家，一曰支那，一曰朝鲜。……譬如支那、朝鲜政府古板专制，无法可依，因此西洋人亦怀疑日本为无法度之国。……故今日之谋，我国不可再有等待邻国开明、共同振兴亚细亚之犹豫，应摆脱与其为伍，与西洋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不应因其为邻国而有特别眷顾，宜按西洋对其方式对之。亲恶友者难避恶名。我们内心应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福泽谕吉以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为阵地，向日本社会鼓吹蔑视亚洲邻国的民族主义的“文明论”和“脱亚论”，主张对外侵略扩张。可以说，福泽谕吉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鼓手和帮凶，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很多言论都充满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日本侵华整体战略指明了方向。他被奉为“日本近代思想启蒙家”，可见，他蛊惑国民参与战争，煽动国民极端民族情绪，是日本“大陆政策”能够自上而下、自内到外进行贯彻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福泽谕吉向刚刚成立的明治政府提出以下建议，提出“开发”中国内地丰富资源的建议，实则是对侵略扩张的规划。
“开发”几千年来人手未曾触及的中国内地富源，变其未制品为制成品，以之一变世界之商情，乃我等日本人之职责也。……使旅顺变为东亚的直布罗陀以控制海上全权，是日本军人之天职；使东京变为远东之伦敦，而金州、大连湾变为日本所占有的华北香港，乃我日本绅商之使命也。
福泽谕吉看到从经济上推进“大陆政策”的重要性，提出除军事上的海权之外的海上“全权”，即强调在军事占领的同时，将经济侵略纳入“大陆政策”的实施过程。这一点，和幕末思想家佐藤信渊军事进攻辅以海洋贸易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比佐藤信渊更进一步，也就是经济和军事齐头并进、双管齐下的战略。福泽谕吉进行了狂妄的设计，要把中国的环渤海地区变成日本的内海，同时将北方的重要军港金州、大连等打造成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前哨阵地，奢望将东京变成东方的伦敦。由此，使明治时期的日本与英美一样进入世界强国之列。
明治初期，这些思想家脱亚入欧的言论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政府的海军决策，推动了其加强海军军备的步伐。1882年12月，日本天皇召集地方官，下达扩充陆海军以及为此而增加税收的敕令。当时，日本政府参照英式海军，制订了加紧建造拥有5艘大舰、8艘中型舰、7艘小型舰和12艘水雷炮舰的8年扩军计划。据统计，1881—1887年间，日本国家岁出总额所增无几，但军费开支却成倍增长。1881年军事开支1185万元，而1887年则达到2223万日元。
同期内，海军经费则急剧增加了200%。
右大臣岩仓具视认为，动用非常收税法，将“导致人民怨恨”，但是“不足深虑”。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在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上，并不考虑本国人民的穷困和怨恨。
日本海军以击沉中国北洋舰队主力舰为目标，决定建造所谓松岛级的“三景舰”，并发行海军公债，租借朝鲜绝影岛，设置煤炭储存所等。为了适应在中国南海和黄海作战，则在吴和佐世保两地（分别在广岛和长崎县境内，现今仍为重要军港）设置了镇守府。
明治政府积极实践海洋扩张，提出“海运强国”的主张，对造船和航运作了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一方面，以国家命令的形式，支持和整合日本海运企业，于1885年成立半官半民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另一方面，1896年出台《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奖励办法，大力推进造船和海运的发展。并在1906年整合四个航运公司成立专营长江航运的“国策会社”——日清汽船株式会社，进一步将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陆。这一系列的举措，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推进海洋扩张、实施“大陆政策”的决心和行动。
“大陆政策”出笼后，日本政府极力加以推行，并在实践中通过甲午战争侵占中国台湾，将朝鲜变为殖民地。不久，又提出了“满蒙政策”，逐步扩大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侵略势头。田中义一内阁成立后，1927年8月，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研究所谓“对华积极政策”。会后，田中向天皇提出了“对‘满’积极政策”奏折，即“田中奏折”。该文件在南京《时事月报》第一卷第2期上全文发表，全文共2.4万余字，内容分为21项，提出如下狂妄言论：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
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中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
“田中奏折”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已上升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根本战略。其理论体系较之山县有朋的主张更为明确、具体和完善。就侵略目标而言，将山县有朋的“利益线”具体化为中国“满蒙”地区、中国关内、印度及亚洲各国，进而扩大为全世界；就侵略步骤而言，明确规定，继吞并朝鲜之后的第一步为中国“满蒙”地区，第二步为中国关内，第三步为亚洲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就侵略手段而言，其所谓“征服”，既包括军事的、政治的，也包括经济的，而以军事为主。就侵略路线而言，坚持从中国“满蒙”地区入手的“北进”路线。“田中奏折”是山县有朋的“保护利益线”理论和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标志“大陆政策”的最后形成。
“田中奏折”中还提出“以大连为中心，建设‘大连轮船公司’和‘满铁’，以垄断亚洲的陆海交通运输业……改善‘满铁’的经营方针，大力发展钢铁业，企图利用中国东北的资源，实现煤铁自给自足，欲为世界第一国”
。充分证明了海洋运输业在日本近代侵略政策中的地位，日本妄图成立新的轮船会社和‘满铁’相配合，垄断亚洲的陆海交通，借以掠夺朝鲜和中国东北丰富的煤炭和其他矿产，冶炼钢铁，为在亚洲的军事扩张，继而成为“世界第一国”做准备。
综上所述，纵观“大陆政策”形成的根源和过程，这些日本幕末时期到明治初期的主要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论代表了该时期日本思想界的亚太战略，他们都认识到制海权、海洋贸易在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性。无论是“北攻”朝鲜、中国东北地区及北方诸岛，“南进”中国关内、印度、东南亚，还是进而雄飞于海外、“挫美折欧”，他们的主要著作和言论中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日本海外扩张过程中造船业和航运业的重要性。本多利明献上国政“四大急务”——“第一焰硝，第二诸金，第三船舶，第四属国的开业”
，将“船舶”即造船和航海，纳入与火药、枪炮和殖民地开拓同等重要的“四大急务”中。此外，以海洋扩张战略为主线，提出建立北方殖民帝国妄想，占领库页岛、琉球等岛屿，继而进攻大陆，建立以岛屿为依托的、包括大陆在内的“第一大富国”；佐藤信渊则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始终贯彻“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中国的思想，并进一步具体提出发展舰船和火炮，同时辅以开展海洋贸易和文化侵略，兼顾“北进”和“南下”，由沿海向大陆实现“岛国”到“陆国”的彻底转变，最终实现“混同世界万国”的梦想。吉田松阴继承了佐藤信渊的大陆扩张思想，更加明确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战略步骤，还并提出“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打造大型舰船，“练习操舟之法，熟悉海势”的具体方案。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紫宸殿率公卿诸侯向内外宣布《五条誓文》的同时，又向国内发表了“安抚亿兆、宣布国威”的“宸翰”，再次宣称“欲继承列祖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
。明治重臣木户孝允侵略朝鲜的理论和山县有朋的“利益线”论，都直接受到其老师吉田松阴对外扩张主义的影响，也贯彻了明治天皇的旨意。与前述思想家不同的是，作为明治政府的骨干力量，他们将这些理论付诸实施。有如臧运祜所说：“幕末思想家的主张及其初步勾画的日本对外战略，成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直接渊源。”
明治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家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所谓“启蒙”实则为将日本“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朝鲜、中国密切联系起来，提出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重视海外贸易，将东京变成东方的伦敦，实现脱离亚洲，与西方列强为伍，争霸世界的战略。由此可见，日本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理论和实践，深刻地打上了由海洋向大陆扩张的烙印，深刻地影响到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对外侵略的决策，并由此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近代日本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投降，其东亚海洋扩张经历了一个持久而漫长的过程。侵华战争既是大陆战，也是海洋战；海上航路既是经济线，也是军事线；海洋扩张既是日本的国家战略，也和所有裹挟在这场战争中的企业、个人息息相关。因此，担负军事运输、战备储备任务的近代日本汽船会社和侵华战争有着必然的关系，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工具，也同样摆脱不了应负的战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