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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政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提出的“海外雄飞论”、由尚武思想及武士道精神演变而来的军国主义思想等，影响深远，逐渐成为“大陆政策”形成的思想来源。其中，“海外雄飞论”系侵略扩张思想之总汇，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思想源头。
“海外雄飞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本多利明（1743—1821年），著有《经世秘策》（1798年）、《西域物语》（1798年）、《贸易论》（1801年）等。在这些著作中，本多利明为日本描绘了效仿英国，通过海洋贸易和战争建成殖民帝国的“蓝图”。他在其代表作《经世秘策》中，提出了人口生育率和日本发展的矛盾。日本生育率过高必然会导致人口增长过快，而日本本就地狭人稠，难以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需要。因而他主张日本应当走出国门，发展远航贸易和殖民事业。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本多利明所献上国政“四大急务”——“第一焰硝，第二诸金，第三船舶，第四属国的开业”
。完成这四大急务后，日本将“变成世界上第一大富饶之国、第一大强盛之国”。并且认为，要实现与英国并驾齐驱，必须对其他国家“诉诸战争，以谋国益”，这成为近代日本走上“战争崛起”道路的思想原点。“四大急务”中，所谓“焰硝”系指生产火药的原料硝石；所谓“诸金”系指制造枪炮的金属材料；所谓“船舶”系指从事军事扩张和海外贸易的船舶；所谓“属国的开业”系指殖民地开拓。不难看出，本多利明将“船舶”，即造船和航海，纳入与火药、枪炮和殖民地开拓同等重要的“四大急务”中。发展海洋事业必然成为关系日本崛起的急务之一。
本多利明强调北方大陆是对外用兵和获取殖民地的主攻方向。受地理条件决定论影响，本多利明建议将日本首都迁往纬度“与英吉利相同”的堪察加半岛，作为建立世界上第一大富国和强国——“大日本国”的中心地带。1796年，他在获悉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的消息后说：“今闻大德女帝叶卡捷琳娜去世，此乃获取虾夷诸岛和堪察加之良机也。”本多利明主张，在开发虾夷诸岛和堪察加半岛之后，应继而开拓库页岛、中国东北及如今俄罗斯滨海地区等地区，并在与巴黎同一纬度的库页岛“建立大城郭”。本多利明还将殖民扩张的目光投向遥远的北美洲，称：“堪察加及唐太（库页岛）皆成大都会后，要乘势开发堪察加以南诸岛。……亚美利加所属诸岛亦独属我邦。”如此则阿留申群岛也被纳入其殖民开拓范围。另外，本多利明在《西域物语》中将日本、松前岛（北海道）等统称为“南方二十二岛”，表明琉球王国也进入其殖民扩张视野。一句话，本多利明拟通过“北方开发”，建立一个以堪察加半岛为首都，包括东北亚地区（朝鲜除外）和阿留申群岛的庞大殖民帝国。
纵观本多利明的北方殖民帝国妄想，海洋扩张战略是其思想主线之一，占领库页岛、琉球等岛屿，继而进攻大陆，建立以岛屿为依托的、包括大陆在内的“第一大富国”。
佐藤信渊（1769—1850年）是“海外雄飞论”的另一典型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久保田藩（现秋田县）一医学世家，为德川幕府末期著名布衣学者、经世学派思想家。他发展了本多利明的思想，将扩张视角从东北亚拓展到整个亚洲和整个世界。佐藤信渊著有《海防策》（1808年）、《混同秘策》（1823年）、《天柱记》（1825年）等著作，其中也不乏对造船和海运的重要性的阐述，提出近代日本必须经略海洋和发展海上力量。
在佐藤信渊的著作中，他阐述了“三步走”战略
，提出如下论断：
皇国征讨外国其势顺且易，他国征伐皇国其势逆且难。当今万国中土地最广大、物产最富饶、兵力最强盛者，非支那莫属。支那虽系皇国近邻，然倾其举国之力来伐，亦无加害皇国之良策也。……如若皇国征伐支那，只要调度得当，不出五至七年，必致彼国土崩瓦解。……故皇国开拓他邦，必由吞并支那始。以支那之强大犹不敌皇国，何况其他夷狄乎？此乃皇国能够天然混同世界之故也。故本书首先详论征服支那之方略。一旦支那入我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等亚洲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故由皇国混同世界万国，非难事也。
在以上论述中，佐藤信渊特别提出中国地大物博，兵力强盛，侵略中国是日本征服世界的起点，包括西亚、南亚、东南亚在内的亚洲诸国都将对日本俯首称臣，日本由此可以实现“混同世界万国”的梦想。就如何通过海洋实现对大陆的占领时，佐藤信渊还非常乐观地推测：“只要调度得当，不出五至七年，必致彼国土崩瓦解。”至于具体推行征服中国的计划和突破口，佐藤信渊继续指出非中国东北地区莫属：
经略他邦之法，宜从薄弱处攻取。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非支那国的满洲莫属。所为何也？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一水之隔，凡八百余里，相对而望，可知满洲为容易侵扰之地。侵扰时应以防备薄弱处下手，西有防备时则扰东，东有防备时则扰西，如此必令它东西奔走相救。在左奔右走之间，必可窥知虚实强弱。尔后可避实就虚，避强攻弱。未必动用大军也，暂时可以轻兵骚扰之。满洲人有勇无谋，支那人胆小怕事。稍有敌情，则兴师动众，令人困马乏，财帛靡费，不待言也。
从中国和日本的地理状况分析，中国地域广大，与日本距离最近的地方就是东北，只有“一水之隔”。而且用“左奔右走”“避实就虚”“避强攻弱”的兵略之法。虽然这是书生的纸上谈兵，但是这些步骤仍然显示了侵略的野心。此外，他还提出了海战的地理因素，先占领沿海再深入内地，首先占领黑龙江。
何况由支那王都至满洲海岸，复来往去，沙漠辽远，山峦险峻。所以皇国征讨之，仅隔一百六七十海里，如顺风扬帆，一昼夜可抵达南岸。无论由东还是由西出发，舟行均甚为顺畅。若支那人以大众防守，我国军士则窥其空虚之处，乘虚而入，即取之也。如此，黑龙江地区，将悉为我之所有。
继而，继续向西渗透，提出了更为狂妄的侵略朝鲜和全中国的计划：
得黑龙江诸地后，宜施产灵法教大施恩德于北方夷人，使之抚纳归化，对彼之夷狄行使皇国之法，抚纳统辖而逐渐向西渗透，则取得混同江一带亦容易也。再得吉林城时，则支那、鞑靼诸部必闻风而动，依附归顺焉。若有桀骜不降者，则兴兵讨之，此亦易如反掌也。鞑靼既定，盛京亦危在旦夕，支那全国必为之震动。故皇国征讨满洲，成功虽或早或晚，但终归皇国所有，此乃必定无疑也。且不仅取得满洲，支那全国之衰微亦自此而始。既已取得鞑靼，朝鲜、支那随后可图。
在佐藤信渊的著作中，对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兹述其详”，从地理、气候、物产、生活习惯等方面分析了中日的异同，并提出从日本北部的青森和仙台地区出兵。
满洲之最北端，有条大河，名曰黑龙江。此大河入海之处，与我虾夷之唐太岛（库页岛）仅十余里海水之隔。此处距支那的王都北京城七百里，如飞脚疾走，凡八九十日即可到达。然至支那以此地为枢要，在名曰齐齐哈尔之处构筑城池，由支那北京派来将军一名，率军卒镇守。故唐太岛北部，支那人居住者不少。彼处位于北极出地五十五度之外，气候寒冷，谷物难生。土人以鱼类、鸟类、草根、树皮等为食，与我虾夷人无异。又军士之食粮，又须自支那内地遥遥搬运来，常以食物缺乏所困。故此地喜爱米谷甚于金玉。而我奥羽及古志等诸州，盛产米谷，常以食之不尽，至腐烂为忧。以有余而济不足，符合产灵之法教也。今运送北州之余米，储藏于虾夷诸港，由青森省与仙台省出军船与人员，于虾夷诸岛操练水军战法，并使其逐渐开发唐太岛北境，经年累月，便可习惯于寒冷风土，另派清官及精明商家，与彼国土人通商交易，多施酒食，取悦当地夷狄，宣示产灵之法教，教化土人，使其归顺。然后接近黑龙江，大施恩德，让利让惠，输送米谷，虽云交易，不唯盈利，以醇酒与美食相赠予，彼土居民必抚纳也。凡有血气者，无不知感恩戴德，何况人类乎！彼等原以草根树皮为食，而代之以皇国粮米，彼等饮马奶以为宴乐，而代之以美酒，谁不欢喜而心悦诚服也？不过三年，四海平定。
佐藤信渊“乐观”地估计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提出不过三四年就可以由北到南侵略全中国，包括如何从饮食、道德、利益方面“教化”“取悦”当地少数民族，使其彻底“归顺”。
支那人探知夷狄诚服于皇国之法教，必严禁与皇国通商。夫《经济大典》云，产灵神教，乃救济世界万国苍生之法，然有人竟敢抗拒之，实乃天地之罪人也……以皇国有余，济彼土之不足，是乃奉行天意。然支那人拒绝之，其暴虐何甚矣。《尚书》云“惟天奉民，惟辟奉天”，奉天意而正万国之道，自开天辟地始，即是皇国专务也。于是乎出兵黑龙江，以行天罚，以救苍生，使其免于沉溺于恶俗之中。
佐藤信渊在著作中详细地分析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地理形势：“复来往去，沙漠辽远，山峦险峻”，因为远离政治中心而防守薄弱；中国东北地区距离日本本土很近，“仅一百六七十里海上航程，顺风举帆，一昼夜便可至其南岸。西征东伐，舟行甚便”；气候寒冷，衣食与虾夷人生活习惯相近，“土人以鱼类、鸟类、草根、树皮等为食，与我虾夷人无异”；距离日本大米产区和军事训练之所隔海相望，“我奥羽及古志等诸州，盛产米谷”，可以从“青森省与仙台省出军船与人员，于虾夷诸岛操练水军战法”；并加强贸易和文化教化，使中国东北地区归顺，“与彼国土人通商交易，多施酒食，取悦当地夷狄，宣示产灵之法教，教化土人，使其归顺”。诸多因素，使佐藤信渊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应是距离日本最近的首要侵略目标。乘船跨海，登陆中国东北地区，并将中国东北地区作为殖民地予以“开拓”，是日本推行向大陆进军、实现“海外雄飞”的第一步。佐藤信渊思想的主线始终贯彻“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中国，要吞并中国，必先征服中国东北地区，循序渐进。这一整套战略的实施，无疑离不开舟楫和海洋。
对于对华出兵的步骤，佐藤信渊在其代表作“《宇内混同秘策》”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划，分为九个步骤：
至于出兵顺序，第一为青森府，第二为仙台府。因开发唐太岛（库页岛）经年，二府之兵已习惯寒冷风土，可作先头部队，由黑龙江出发，以军船驶进西南部“考米尔河”“塞肯河”“伊尔河”“亚拉河”等地方，或者登陆施土人以谷类美酒等，以抚纳夷狄。或者将屯兵之要塞尽数烧毁之，将敌兵击毙之，对防守严密之处，则不必登陆，而以大炮、火枪轰射之，骚扰其海岸；对防守空虚之处则见机渗透，或战，或以食物安抚夷人。第三为沼垂府，第四为金泽府，此二府出军船数十艘，抵达朝鲜国以东之满地，即“萃林河”“亚兰河”“库里因河”“纳尔肯河”等岸边，与青森、仙台等地的兵士会合，共商计策，以骚扰敌国为主。以上四府的兵力七八千人，于满洲八百里海岸周旋，伺机登陆，各显其能。如此不用四五年，则令支那人大为困窘，终至放弃满洲，黑龙江各部，可悉为我所有也。由此逐渐向松花江推进，攻陷吉林城，安抚收纳夷狄，再攻盛京。第五为松江府，第六为萩府。此二府凭众多之军船、载火器大炮，抵朝鲜国东海，以经略咸镜、江原、庆尚三道诸州。第七为博多府，其兵力凭众多军船抵达朝鲜国南海，袭击忠清道诸州。朝鲜既为我松江与萩府之强兵所攻，困于东方一角，南方诸州，必有空虚之处。而我直攻之，尽显大炮、火枪之妙用，诸城必闻风溃逃。乃取数城为皇国郡县，留置清官及六府官员，施以产灵法教，厚待其民，而使其归化之。由此处再出军船，于渤海边时常耀武扬威，以骚扰登州、莱州滨海诸邑。此处距支那王都北京较近，支那全国必为之鼎沸矣。又，青森、仙台、沼垂、金泽四府之兵力，自其本省渐次增加，以成大军，直攻盛京，且鞑靼诸部之夷狄皆已服膺皇国之恩德，大军一旦总攻支那，盛京必不能守。况我以武器炮术之妙，无坚不摧，自不待言矣。盛京既不能守，而北京亦岌岌可危也。清主必败走陕西，或不走而防守北京，但皇国雄兵即已席卷满洲，攻陷盛京，节节取胜，直达山海关，令智者无防守之策，勇者无迎战之法矣。第八为大泊府之兵，由琉球取台湾，直达浙江各地，经略台州、宁波等地。支那人强敌当前，远近之难皆不能救，诸城必皆悲叹连连，弃城奔走，溃不成军，又如何防御我火攻之法耶？惟杀人应谨慎从事，不用三炮（水战炮、行军炮、防守炮，引者注）利器，以安抚教谕即可降之也……第九为亲征。而必以熊本府之兵相从焉。而欲亲征，必先端正各方皇师之形象，探得所谓清王一筹莫展之时，尔后渡海出兵。先头兵力，直冲江南地区，速取南京应天府，以此为临时皇居。征用支那人有文才者，作大诰，周示天下，痛陈清主如何崇信邪魔左道，蔑视天地神意，拒绝皇国法教，不恤民情，得罪皇天，不示天罚无以救度苍生云。对归顺之支那人，则人尽其材，选用加官，封明室子孙朱子为“上公”，使其祭祀先祖，大施恩德，以抚育支那人民。若能启用此策，十数年间，支那全国悉可平定矣。
在以上论断中，佐藤信渊详细提出了征服中国的九大步骤和方针，包括从青森和仙台出兵进军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以大炮、火枪轰射之，骚扰其海岸”；提出对朝鲜和渤海地区以海战方式进行侵略，“出军船数十艘，抵达朝鲜国以东之满地”，“众多之军船、载火器大炮，抵朝鲜国东海”，“再出军船，于渤海边时常耀武扬威，以骚扰登州、莱州滨海诸邑”；继续进军南下，“由琉球取台湾，直达浙江各地，经略台州、宁波等地”，“渡海出兵。先头兵力，直冲江南地区，速取南京应天府”。可见，就日本地缘政治来看，以中国东北沿海作为突破口，北上夺取中国东北地区、朝鲜，进而进攻北方诸岛，南下由琉球夺取台湾，同时侵袭浙江沿海各地，攻占南京作为日本临时皇居。由沿海向内地进军和扩张，同时辅以开展海洋贸易和文化侵略，使中国彻底臣服于日本，最终实现“岛国”到“陆国”的彻底转变。可以说，海战和海洋贸易是日本实现对外扩张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
佐藤信渊乃一介平民书生，竟然能在19世纪20年代就亮出了征服中国的计划，而且进行了具体、系统的规划。“《宇内混同秘策》”问世后，不断再版，逐渐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特别是对华侵略的思想渊源之一。20世纪40年代初，当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并向整个亚洲推进，企图建立“亚细亚共荣圈”的时候，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论被一些人视为经典。孙立祥曾经指出：佐藤信渊的上述亡华计谋和统治谋略，同样被百年后的军国主义者不折不扣付诸实施。
佐藤信渊征服中国的九大“秘策”后，继而提出日本无北顾之忧后再继续“南进”，攻取“吕宋诸岛”作为图南基地，再征服东南亚安南、占城、柬埔寨、印度及印度洋中诸岛，“数年间，南洋数千里之地当悉入版图”。由此可见，佐藤信渊所描述的是一个征服中国东北地区、吞并中国，进而征服世界，最终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帝国的侵略扩张蓝图。向北防俄国南下，主张日本应当迅速开发库页岛、进而攻占勘察加半岛；向南开发小笠原诸岛、进而向菲律宾群岛等地发展势力，防止英国势力北上。这些策略实际上为日本提出了北进、南进相结合的国防政策和海洋战略。跨海入中国东北，到乘势进军中国江浙，在进而占领南洋，同时兼顾侵占库页岛和勘察加半岛——佐藤信渊的“海外雄飞论”无疑可以被称为“海上雄飞论”！
此后，美、英、俄各国先后迫使日本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日本的危机日益严重。此时风靡一时的“海外雄飞论”立论的焦点更侧重于保国动机，即欲借向外发展，解决亡国的危机。幕末长州藩士吉田松阴便是这种“海外雄飞论”的典型代表。
吉田松阴（1830—1859年）是江户幕府末期被改革派武士奉为师表的著名维新思想家、“海外雄飞论”晚期代表、明治维新先驱。他和佐藤信渊在社会思想上保持一致，尤其在对外政策的观点上，受了佐藤信渊的影响，并发展了其思想。在吉田松阴的著作中许多问题都涉及佐藤的著作内容。吉田松阴的对外侵略论是佐藤信渊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不仅要吞并朝鲜和中国，还要君临印度。吉田松阴兴办松下村塾培养出一批明治维新干将，他的著作言论也成为日本明治维新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之一。
吉田松阴曾因偷渡美国不成和刺杀幕府老中事泄而两度身陷囹圄，他在监狱中完成了其代表作《幽囚录》。在这本书中，他指出日本已处在世界强国的包围圈内了，面对这样的形势，“夫水之流也，自流也；树之立也，自立也；国之存也，自存也。岂有待于外哉！无待于外，岂有制于外哉！无制于外，故能制外”。为了日本的自存自立，必须首先“修武备”，造舰炮，然后对外扩张。
明确提出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亏，国不隆则替。故善保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无。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多加摸察加、奥都加，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群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不然，坐于群夷争聚之中，无能举足摇手，而国不替者，其几欤？
由此可见，面对幕末时期的亡国危机，吉田松阴的观点不是闭关自保，而是利用炮舰，继续扩张，以解除民族危机，即“善保国者，不徒无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无”的观点。明确提出发展海上力量，向北开垦虾夷、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向南占领琉球、中国台湾地区、吕宋诸岛的计划。
在此前他还发表了《幽室文库》，提到维护国家的强大和稳定，必须“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利用武力加速对外扩张，“果丰国之所未果”，实现丰臣秀吉跨海作战，侵占大陆的计划。
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二虏”似指英、美两国，引者注）。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凡皇国臣民，不问公私之人，不拘贫富贵贱，均应推荐拔擢，为军师舶司，打造大舰，操练船军。东北，则虾夷、唐太；西南，则琉球、对岛。往来之间日夜留心，以通漕捕鲸，练习操舟之法，熟悉海势。……然后于广东、咬留吧、喜望峰、豪斯多拉理，皆设馆，留置将士，以探听四方之事……如此不过三年，可知大略。
吉田松阴在以上的论述中，继承了佐藤信渊的大陆扩张思想，更加明确了大陆扩张的战略步骤。这虽然和佐藤信渊的主张颇为相近，但在实施步骤上，吉田松阴则更加重视海上力量的投入和发展。为实现北攻南进的目标，迫切需要“打造大舰，操练船军”，还需要“以通漕捕鲸，练习操舟之法，熟悉海势”，并在沿海各国各邦设立情报机构，“探听四方之事”，及时搜罗信息。
到了江户幕府末期，吉田松阴声嘶力竭地叫喊，提出修建军舰、参与海战的重要性：“急修武备，一旦军舰大炮大体充实，即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收复琉球。”这一侵略思想，受到日本明治政府当政者的重视，并将其上升为国策。1868年3月14日，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即天皇亲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吉田松阴在荻城外的松下村塾任教，以佐藤信渊的著名论著作为主要讲义，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明治重臣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和山县有朋的“主权线”“利益线”论，都受到吉田松阴对外扩张思想的影响。这些维新“志士”和明治重臣，以及后来的军国主义分子基本都贯彻了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所提出的由朝鲜到中国东北再到整个中国的“割取”计划，挑起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和亚洲的侵略战争。
可以说，幕末时期“海外雄飞论”的三大代表人物，无论是要建立“第一大富国”的本多利明，还是要实现“宇宙混同”的佐藤信渊，还是为加强海军战备、实施海战呐喊的吉田松阴，都一致提出经略海洋、再由海洋向大陆扩张的根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