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代日本的崛起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外掠夺和扩张，尤其日本的侵华战争更是给中国及亚洲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以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破坏之巨、影响之深，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的战争印记。战争虽然已经结束70余年，“但时至今日，日本仍有少数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这也说明，必须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进行深入研究，以事实回击谬论” 。侵华战争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在逐渐走入研究深化和范围拓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界既注意探讨侵华事件、战争过程及其暴行等表象层面的问题，也关注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侵华政策、军国主义体制与政治因素、侵华思想与理论形态及文化心理，还有战争观、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等深层次的问题；既研究侵华战争与各种事件，也聚焦政治外交、经济扩张与资源掠夺、思想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等领域；既有侵华军队与人物史的研究，也考察机构、团体、社会民众等；既研究伪满洲国与日据时期的台湾，也研究华北、华中、华南等关内沦陷区的殖民统治，还把日本侵华与其在朝鲜、东南亚等亚太地区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相联系，并与纳粹德国等进行比较。在充分肯定前人学术贡献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地拓展研究视野，深入地挖掘研究资料，多角度地进行研究创新，在更大程度上继续拓宽日本侵华史的研究范围。

国内外关于日本对外扩张和侵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并且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从海运的角度研究日本的海洋扩张和侵华尚属起步阶段。纵观中日学界的侵华史研究现状，以海洋史角度系统、全面阐述日本近代海上交通与侵华战争必然联系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一课题目前虽已引起中国台湾学者的关注，但尚无大陆学者的研究报告和专著问世。台湾学者萧明礼的著作《“海运兴国”与“航运救国”：日本对华之航运竞争（1914—1945）》是研究一战和二战时期日本对华海运的新作，资料丰富，论证充分。该著作分时段对两国海运竞争进行了考察，研究重点放在1914年后中日两国海运的经营比较，侧重于经济史角度的探讨。但该著作没有涉及明治维新到1914年的海运发展，因此也就缺乏对一战和二战时期海运业发展根源的考证。习近平在2015年7月30日的讲话中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海上交通的角度对抗日战争进行深入研究，揭示日本利用海上运输推进“大陆政策”，进行侵华战争，将成为研究的新视角和新任务。

学术论文方面，杨栋梁于1986年发表《试论日本明治初期的海运政策》是中国学者利用日文资料研究19世纪末日本海运的发端之作，从政策史角度对日本近代海运业起步进行了探讨。朱荫贵对中日两国近代海运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对比，其成果主要集中于最新专著《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中。该著作透过对轮船招商局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对比考察，指出日本海运业的成功，得益于明治维新前后官方的辅助政策。同样，韩庆的《明治时期日本政府的航运扶持政策探究》一文，也揭示了日本政府对海运的扶持政策是日本海运发展的关键因素。两位学者的研究都侧重于突出日本政府的扶植作用。孙雁的《三菱财阀“国策会社”性质探析》和郑忠、仇松杏的《“国策会社”日清公司论析（1909—1939）》两篇论文，分别对三菱会社和日清会社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都是“国策会社”性质的海运会社。

国外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日本学者对于东亚海运史的研究中，小风秀雅《帝国主义下的日本海运》（山川出版社，1995年）和片山邦雄《近代日本海运与亚洲》（御茶水书房，1996年）较有代表性，两书皆从国际海运竞争与日本近代化的角度，分析明治维新至20世纪20年代日本克服西方垄断、扩张自身实力的经过。但两本著作均存在诸多局限，一方面，由于站在日本的立场，不能对海运发展和日本对外扩张的关系进行正确解读。另一方面，研究以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为止，完全没有涉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时期以及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海运问题。松浦章以日本学者的视角关注了东亚海域中的海运互动，发表的成果多以实证为主。由于立场的局限，几乎没有涉及侵华战争时期的研究成果发表，也缺乏对近代海运扩张思想的探究。

本书力求从江户时期日本右翼精英的“海上扩张思想”开始，按照从“侵略思想”到“侵略政策”再到“战略准备”直至“侵略战争”的主线，以史实为依据，分阶段真实还原近代日本汽船株式会社以交通运输为手段参与侵华战争的轨迹，阐明近代日本汽船株式会社与侵华战争的关系，揭示它们以“国策会社”身份充当军国主义帮凶的实质。有关“国策会社”的性质判定，关捷曾经指出：“国策会社”运营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国家资本占主导。第二，首脑由政府任命。第三，运营始终处于日本政府监管之下。第四，不仅经营盈利性事业，而且经营非营利性的行政事业。明治维新后，近代大型航运企业相继诞生，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不断被注入国家资本，逐渐形成海运“国策会社”，沦为国家和军方的附属。这些“国策会社”是“以国家资本为核心，由国家资本与财阀资本合资建立，受到国家政权严格控制、监督、管理，直接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特殊股份公司” 。但从日本近代海运企业的发展和变迁看，“国策会社”的形成并非日本政府的突然决断，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过程。从萌芽到形成内核，再到正式诞生，紧跟日本对华侵略的步伐，逐步沦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帮凶。从日本近代第一个海运会社三菱会社的成立以及首条中国航线横滨—上海线的开辟可以看出，三菱会社从成立之初就具有“国策会社”的雏形，是海运企业中“国策会社”形成过程中的萌芽阶段。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等大型海运会社以及原田汽船会社、山下汽船会社、川崎汽船会社等一般民营海运会社成立后，日本政府通过国家出面组建企业、颁布航海法律、提供政府航运助成金、指定特别命令航线等一系列措施，使主要海运企业为日本侵略政策所左右，深深打上“国策会社”的烙印。

平时开拓航线、建设港口、经营贸易，战时完全服从军事运输的需求，一方面对占领区域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使占领地逐渐沦为日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另一方面承担战备物资和人员的输送，充当支持侵略战争的工具，可以说，这些海运企业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军国主义和军事侵略直接相关且密不可分。

本书通过翔实的史料，通过挖掘日本各大汽船会社社史、近代中日报刊资料、日本近代海运发展资料、中日海关资料、“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资料等，考察了日本东亚海运扩张的步骤和过程，揭示了这些会社从成立开始，就具备“国策会社”的性质，发挥“国策会社”的作用，其实质就是充当日本推进“大陆政策”、发动和实施侵华战争工具及帮凶。从这方面说，本书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围绕日本海运与侵华的关系展开论证，以期以海洋为视角的探讨能对日本侵华史研究有进一步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