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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在人类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质态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是基于对国内外发展条件与环境变迁的认知、适应与主动引领。从国内发展需要来看，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点，供需两侧均面临新挑战，只有打破依靠传统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才能掌握竞争和发展主动权。从复杂的国际情境来看，大国博弈带来深刻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调整，部分国家出现“脱钩断链”倾向、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带来的发展痛点凸显等，从增加发展主动性、自主性、安全性等多维度提出了新挑战。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主动契合时代特征的战略选择，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导向：实体经济是根基，实现先进制造的系统化再造是关键。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关键在于形成并有效发挥先进制造的引领作用。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仍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其中，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具有一定基础性产业功能，在相当程度上是作为制造业发展的投入品。先进制造业是综合体现“新质生产力”（最终产品）的部门，也是承载新发展动能的关键载体。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呈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必须具有自觉性、多维性、发展性视角，以全面、准确地了解其科学含义。关于新质生产力，学界的注意力较多集中在“新”“质”上。如张占斌教授认为，“新质生产力中的‘新’，指的是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领域、新动能；新质生产力中的‘质’，指的是物质、质量、本质、品质”
。简新华教授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指“新的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力，即新类型、新结构、高技术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生产力，也就是以前没有的新的生产力的种类和结构，相比传统生产力而言其技术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效率更高、更可持续”
。朱克力教授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是生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综合来看，对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理解，既包含投入（要素）层面，也包含产出层面的复杂的、持续的系统变化；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科技创新驱动实现的高质量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目标、结果，也是新一轮发展过程的持续推进。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和主体。制造业高端化发展不足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短板。新质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在产业中应用的现实体现。制造业是科技力量起决定性作用的载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对传统生产力的系统化再造。也就是说，没有传统型产业，只有传统技术。经济系统的各个部门之间，经由复杂的产业关联网络构成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巨型系统，只有真正实现系统提升才具有持续生命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新”的增量式内涵主要体现为新科学技术主导的产业升级，是其主导性、引领性功能的发挥。数字生产力可以赋能工业生产力以形成新质生产力，
应由工业化时代制造业发展模式向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变，形成要素集成、生产过程集成、流通过程集成等多链式集成网络。
传统生产力以传统制造为核心，综合表现为生产能力与生产效率的提升，无论是主导要素层面还是生产方式层面，都表现出特定的发展阶段特征。传统生产力对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积累与组合方式等依赖性较高，也是驱动我国前一轮发展的主要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实质是“卡”在先进制造上。中国制造业发展在规模、结构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在高精度、高效率的先进制造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以芯片制造为例，我国芯片应用市场规模最大、增速最快，但自主生产能力不足，尤其在高端芯片领域问题尤为突出，进口依赖率超过90%，核心芯片和高频射频器件的设计和制造仍依赖进口，在部分国家限制高端芯片对我国出口的形势下，相关产业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新阶段我国与先发国家间技术距离缩小，乃至并行、赶超，与领先国家间的竞合关系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垂直分工向水平竞争转变
，抑制与反抑制成为常态，内生、自主创新成为关键突破与唯一选择。发动机、机床、变速箱、液晶显示器等高端领域的许多核心零部件对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我国目前对外依赖程度较高，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有待提升。新质生产力尤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性突破，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强调传统生产力改造能力建设。
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未来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备重大引领和变革作用。
从国内来看，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各地也先后提出各自的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如表1所示），初步形成主导方向明确、细分领域有差异的未来产业发展空间格局。江苏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建设10个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未来技术学院、未来产业科技园等平台载体，引育50个未来产业领军人才（团队），涌现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应用场景和重点企业，重点领域、关键产业实现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南京、苏州率先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加快培育第三代半导体、未来网络、氢能、新型储能、细胞和基因技术等10个成长型未来产业，谋划布局量子科技、深海深地空天等一批前沿性未来产业，初步形成“10+X”未来产业体系。
表1 我国各地未来产业发展布局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各政府网站资料整理。
从全球实践来看，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焦点，也构成影响未来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动力。2019年美国发布《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提出充分发挥独特的研发生态系统优势，重点发展量子信息科学（QIS）、人工智能（AI）、先进通信网络/5G、先进制造和生物技术等领域，以及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未来计算生态系统和未来产业发展实现的远程车辆自动驾驶技术。德国自提出“工业4.0”战略以来，相继出台《高技术战略2025》《国家工业战略2030》，重点围绕智能制造、基础科研、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数字化转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未来产业作出战略部署。日本以“社会5.0”为愿景，2016年首次提出建立将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高度融合、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经济发展与解决社会问题并重的、以人为中心的“超智慧社会”。
综合来看，在抢先布局未来产业上，国际上的主要经济体已达成共识，但源于未来产业技术的通用性、跨界融合性及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对于未来的技术迸发点、产业技术涌现点及终端产品形态乃至产业化路径等均处于探索期，成为决定未来全球创新格局与影响发展格局重构的重要力量。
不同的时代，生产力具有不同的生长点，
即主要依靠某一种要素。当代，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规模和速度、质量或水平，不仅是指科学技术本身的水平，还包括科学技术扩展到生产力其他要素上的效率与程度，实质是科学技术转化、移植能力的体现，这也是其在经济系统中根植性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各类资源或要素的相对价值，应在科学技术生成、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功能视角下加以重构，实质上是不同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突破性变化的过程。不同区域、城市的资源禀赋格局亦将重塑，进而对其在全国乃至世界创新版图、产业网络中的节点功能与定位产生直接影响。
先进制造的先进性的实现，关键在于“从0到1”的创新支撑，这对高素质资源、颠覆性基础研究等提出更高要求。新质生产力对初级要素的依赖性降低，但对高素质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依赖性增强。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以数据和算力为关键生产要素，推动生产方式快速转变，“技术—经济”范式面临深刻变革。其中未来产业往往具有原创性、颠覆性及高度不确定性等显著特征，在未来产业发展格局演进中引领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成为长期发展的重要部分。从关键性技术的自主性方面来看，江苏在关键零部件、核心原材料、高端仪器设备、工业基础软件等重点环节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直接制约着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根基有待进一步夯实。先进制造业或高端制造业应是实现科技自立、自主的产业，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与控制力，对要素支撑提出更高要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创新过程的不同环节，对资源的本质规定性存在差异，由有形主导到有形无形并重、从静态资源禀赋到动态融合资源、从资源规模到资源匹配度等思考逻辑的转变，实质是对区域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先进制造的融合性发展需求，对资源匹配度提出更高要求。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产品的最终价格中，制造环节增值占比往往不到40%，服务环节增值约占60%。但制造是决定性环节与关键落脚点，是服务环节价值实现的载体，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程度显著影响着制造业发展的质量与水平。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为制造业提供高效率的基础性产品和服务支持，还将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高级要素嵌入制造业的各个生产环节。
数字经济是与工业经济不同的经济形态，数字技术的赋能具有深度融合特征，将重构物理世界的要素、产业、经济格局；这一过程日益呈现出非线性、涌现性等复杂系统特征，亟须匹配治理模式和理念的创造性发展。因此，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塑造，需要高度重视数字革命、人工智能等与工业技术的深度融合
，助力颠覆式创新及其产业化过程。在数字经济时代，先进制造业分工与传统生产力条件下的技术分工也显著不同，在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下，“行业门槛”“行业技术壁垒”呈现弱化、边缘化现象，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的资源整合能力构筑的新比较优势成为决定竞争格局的关键。
先进制造的整体性发展需求，对区域资源整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国家或区域生产力总是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实现新的跃迁。先进制造业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基石，但先进制造业不是特指部分产业，而应是基于整体制造业提出的发展导向。不可否认的是，一方面，江苏制造业发展中依旧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冲击和挑战持续增强，江苏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供应链的韧性仍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产业结构总体上偏重、偏散、偏传统的状况尚未发生根本性扭转，产业基础能力相对薄弱问题仍比较突出。这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难以回避的现实约束。因此，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是新发展阶段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前提条件。新型资源观从系统角度更加强调动态化、体系化、高质量化，强调资源识别的新视角、资源运用的新方式、资源评估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与紧迫性。
数字化、智能化领域呈现加速的颠覆式创新特征，不仅创造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也引致生产组织形态、边界与结构产生深度重构，将推动新一轮全球资源配置方式的重组。知识技术、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日益凸显，其组合模式与传统劳动力等要素不同，其空间流动方式与动力机制与传统要素相比也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是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关键变量。同时，新外部环境下存量资源的整合能力、智能优化能力成为关键。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全球经济发展可能进入收缩型、慢增长区间，各类资源的稀缺性及空间不均衡性更加凸显，存量调整将是主导较长时期全球资源流动与配置的基调。关键性资源的国际争夺与限制也日趋激烈，国家、区域对资源尤其是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能力、集成化运用水平成为主导新一轮竞争格局的核心力量。因此，不断提升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能力与水平，为资源整合、集成提供了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如何在国内外新形势、新开放格局中提升先进制造能力与水平，是重大时代命题。制造业优势面临转型与重塑，高水平开放型资源观是必要条件。从科技本身来看，科学技术发展日趋复杂化、协同化，科学世界网络面临部分国家的“人为干预”“小院高墙”等阻碍，但开放式发展的必要性、不可逆性毋庸置疑。从科技成果产业化来说，单个企业、组织离不开全球协作网络体系；它们已高度嵌入这一复杂网络系统，虽有可能因不同因素冲击面临发展阻碍，但这一影响往往是暂时的、短期的、局部性的。国家、区域和企业需要做的是在开放思维导向下思考应对之策，而非重回封闭状态，也难以回到封闭状态。因此，在存量调整逻辑的主导下的如何根据新的发展需求匹配合适的创新资源，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从而持续实现增量式创新产出及生产方式变革，是探寻新质生产力形成路径的关键性前提。
前一轮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高效范式正在逐渐趋于失效，已难以支撑我国经济的庞大体量和高速发展，也难以适应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格局重构。未来产业发展对前沿技术的突破性、颠覆性创新的需求，以及发展的不确定性特质，内在地要求重构产业发展范式，以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产业体系的加快形成与发展。
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新挑战、新需求，技术范式加速演化，发展动力面临重大变化。技术研究能力与技术应用能力加速融合是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这一问题既有一般性，也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讨论的特定性。从一般性角度来说，关于“技术范式到底是什么”尚未形成清晰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可能主要源于产业概念界定的动态性、多样性，也源于缺乏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一方面，创新型经济具有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对政府干预式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而另一方面，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等领域因其外部效应，具有典型的公共品性质，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作为，这已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 [1]
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角度来说，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定位发生了战略性转换，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和目标任务，自主性、引领性导向要求技术范式必须实现从引入型、应用型转向自主型、原创型、颠覆型。一是引领思维主导。改革开放以来的“跟随为主，引领为辅”的技术创新范式，缺乏引领性意识和思维，已难以有效回应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因此需要颠覆式创新思维。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通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将深刻重构制造业技术创新范式，因此必须牢固树立引领性思维，抓住创新主动性、自主权，这是积极主动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前提。与传统产业不同，未来的产业发展内部差异显著，在技术路线多元化、大规模试错范式主导下，选择主动权往往掌握在创新主体手中。二是加速扩散思维。供给侧尤其是技术供给侧方面将作出大规模的调整：一方面解决增量的技术创新供给升级；另一方面是推动成本降低，使原本高成本的服务少数人或者少数机构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能够快速、大规模应用到社会中去，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水平。三是分布式合作思维。新发展阶段，虽缺少对标的发达国家或地区，难以模仿与借鉴其发展路径，但信息的有限性与不对称性得到数字技术的有效弥补，跨界创新的可能性与效率日益增加。远程办公、虚拟社交、在线会议等数字手段改变了传统研发合作、知识交流以及技术应用培训的组织模式，正重塑产业技术创新的路径。全球大量开源科学平台的相继涌现与用户量的快速增长，加速了各国开放式科学研发合作的时空拓展。
新兴技术产业发展范式可分为大规模试错和一致行动两种模式。
产业发展过程是一个集体学习过程，
包含个体与集体层面的共性行为特征。中国工业化进程处于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变阶段，
需要综合考虑国家、区域产业布局各方面的平衡。一是在稳住存量且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深入探索增量创新。需要注意的是，往往是增量提升到了一定能级再支持存量，甚至可以转化成新的存量，从而实现高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二是未来产业发展“投入—产出”关系显著不同于现有产业关联模式，耦合关系发生转变。工业经济时代以基于投入产出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为主，数字经济时代则以基于横向、复杂协作的产业网络为主，其协作范式取决于高度动态性、交叉关联性、跨界性等交互行为，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与难预测性，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化，也是融合化发展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
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发展特征对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导向性，需要具备以下特征：一是高度开放。先进制造业涉及的领域与前沿技术高度相关，这就要求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尤其是全球创新和产业技术发展网络中的枢纽，从而有能力集成高端创新要素，培育出新的引领性产业技术并高效扩散到产业中去。二是持续创新环境。要具备良好的创新生态，激励多元化创新主体保持创新热情，多举措降低门槛和成本，尤其是大力支持原创性、颠覆性探索。三是高效协同。对于科技创业者而言，不仅需要政、产、学、研、资、创要素齐备，更为重要的是实现高效的多要素系统协同，不断完善匹配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的营商环境。
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发展模式需要重构，突破工业经济思维模式的惯性。
由于发展特征的本质规定性，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不同于传统制造业，需要从标准、动力、要素与生态等多方面重塑发展路径。先进制造业发展技术路线、方向等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多可能性，带有确定性的政策设计可能难以匹配其发展的内在需求，提供激励创新、试错探索的产业发展生态尤为重要，需要由干预市场型制度设计向提供市场友好型制度转型。
生产力评价是有效的“指挥棒”，对资源、要素流动方向、组合方式选择等产生重要影响，也是有为政府作用发挥的有力工具。衡量传统生产力的指标评价体系难以充分反映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评价标准体系，形成对新质生产力有力的、科学的导向作用。由此，新质生产力评价标准应能综合体现先进制造的本质特征，能反映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对传统生产力的改造程度等。用好评价标准这个“指挥棒”，构建先进性、融合性、整体性、安全性等多维评价系统，需要注意，在相关衡量指标的选择上要兼顾数量型与质量型、规模与结构型、动态调整型（全生命周期）“新标准”。
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导作用。聚焦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高水平实验室建设集群和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集群，加快培育战略科技力量。以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高地等为目标，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努力创造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突破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要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健全新型“举省体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今后参与国际竞争及在竞争基础上形成新型国际分工，原有的跟随、被动式创新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需要，须由追随向并行、引领阶段转换，自主可控创新的战略价值更加凸显，需要更多重大的、突破性的源头型创新。而这些必须建立在基础研究取得创新成果且创新成果快速转化的基础上。自主创新更加依赖于基础研究的发展，而基础研究需要政府资金投入予以支持。加速“从0到1”的创新迸发，江苏既要积极参与全国有组织创新的“举国体制”，也要聚焦原始性创新全力构筑基于自身要素的科创“举省体制”。不同类型产业成长过程中，资源需求、组合方式、技术创新模式及其成果转化路径等都存在异质性，亟须有组织创新与市场激励下的自发创新过程同时有效发挥作用，促成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乃至新业态“自发”生成，以形成可持续、具有根植性、有生命力的先进制造业。
动态塑造创新体系。现代技术的复杂性对创新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关键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不能缺位，而要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举省体制”，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争取尽快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科技创新成果。依据江苏的科学研究水平和资源条件，有能力争取建立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议进一步整合建设以苏州实验室、紫金山实验室、太湖实验室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及一批领军型科技企业等为代表的战略性科技力量。培育价值链链主企业，重点遴选已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与中国国内市场建立价值链的企业，在现有单项冠军企业与培育企业的基础上，将在价值链中逼近链主位置的企业吸收进来，分市分层次建立核心企业培育库。另外，强化链条融合与集群发展。通过政策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着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着力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统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全面提升六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支撑公共性研发机构运转的制度结构往往是十分复杂的，只有具有动态适应特征，才能匹配处于持续变化中的发展情境，这对政府决策水平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政策制定与实施是多因素复杂交互的过程，内在要求各类相关政策具有集成性，以应对技术与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高度动态性。实质上，不同政策实施耦合作用发挥的“合成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有效性，这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中讨论政府干预行为特征与边界的重要方面。
加快形成与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结构。优化长效激励机制，为人才成长和发展提供宽松环境和广阔空间，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进一步激发其创新创造活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能力取决于区域高素质要素的集成化利用能力。江苏科教资源丰富，新一轮发展中最大的优势在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力资本，要真正发挥人才优势，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将现有优势转换成驱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比较优势，进一步完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青年人才”梯度培育体系。聚焦科技自立自强、聚焦高质量基础科学问题，培养集聚一批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占领科技制高点的顶尖科学家，提供专班服务，量身创设、按需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或定制式实验室。以攻克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基础底层等“卡脖子”技术为目标，建立科研特区、特殊资金、特别项目等“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特殊调配机制，贯通产业、科技、人才项目评价支持，鼓励支持一批具有探索精神和发展潜力的高端科研人才。聚焦制造强省建设，以应用基础研究为牵引，大力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行动，遴选培育一批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青年工程师人才，持续推进省博士后专项支持资金，鼓励设站单位与国外一流科研机构开展联合培养。
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人才禀赋优势向技术创新优势的转变。一是创建产业集聚和科创平台。大力创建施展才干的事业平台，塑造促进人才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的空间。二是深化改革，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分配制度，提升整体薪资水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各类人才进行的是知识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不能简单地将其与公务人员、其他事业单位人员直接比较，必须制定符合其行业性质和劳动特点的收入分配政策，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江苏成为最能吸引人才的高地。针对过去困扰科研人员的各个难题，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赋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让经费为创新活动服务。三是超前布局人才供给侧改革，以解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为重点，赢得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主动。
现代产业发展日益呈现出技术上的复杂性、发展中的交叉性与外部性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政府治理系统调整过程，是技术与经济范式协同建构的过程。
制造与服务日益融合，服务对产业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支撑促进作用更趋凸显，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维护竞争优势的核心环节。生产性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发源和根植于制造业。有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提高1%，制造业效率可提升39.6%。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与创新，增强产业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外在协同。数字生产力可以赋能工业生产力以形成新质生产力，
充分释放“智改数转”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未来产业发展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但其对信息基础设施的需求是相对确定的，完善的、高层次的、高水平运作的新型基础设施支撑系统是加速生成未来产业的“硬件系统”。须进一步加强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算力网络、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新型基础设施网络化支撑系统。
区域创新系统是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内部联结模式的社会化特征和系统要素之间的紧密互动，促成竞合机制及学习机制的动态演化，不断重构区域合作架构。要实现制造业系统整体发展质量提升，需要进一步织密区域一体化创新网络。构建集“原创思想—技术开发—产品中试—市场推广”于一体的全链条式、集成化创新体系，通过创新要素集成优势，有效缩短“科学发现—发明—产业化”时间，破除“单点突破式创新”产生的“技术孤岛”现象，打通研究和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打破“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线性思维下形成的相对固化的分工模式，由渐次跟进向同时并进转变，形成多学科交叉、多元性主体互动的集成化思维导向下的开放式创新模式。
进一步强化市场充分激发新兴技术产业的活力，
着力营造创新主体多元共生、创新要素多维聚变、创新服务多链融合的一流创新生态，为高水平创新主体、未来企业孕育与生成创造优良环境。在前沿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技术路线、主要用途、领先企业都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因此，鼓励试错、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具有重要作用，开放生态尤为重要。各地方政府为营造良好的未来产业发展环境推出了系列政策，如上海推出“开源计划”“雨林计划”等六大计划，通过试点示范、政府采购、开放合作等，为未来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应用场景；广东深圳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为未来产业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需要注意的是，先进制造产业发展立足于长期性、先导性、不确定性、高度专业性，对其的评价标准、支持政策等都应从这一根本特征出发，忌短期化、数量化、分散化与同构化，不能一哄而上造成有限资源的低效配置，从而需要协同化推进；同时又要保持充分的政策弹性，为自由探索的“意外突破”创造足够空间。因此，迫切需要基于资源、组织形式、结果等多维度、多层次分类施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僵化”“老化”的政策支持比“无为”带来的发展约束更大，需要深入、系统、科学的政策设计与评估、反馈。与此同时，先进制造业发展必然伴随“创造性破坏”与重建过程，引致经济、社会等多系统变化叠加，往往面临“两难”困境，也需要政府做好“兜底”工作。另外，产业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需要其他产业的支撑，单靠政府力量难以支撑整个体系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不断试错应对新兴产业领域的高度不确定性。因此，时机、方式选择、强度把握至关重要，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各类主体数字能力提升是当前及中长期发展的突出短板，不仅包含各类市场主体，而且包含各级政府自身的数字治理能力提升问题。如何实现工业经济思维向数字经济思维的转换，是具有紧迫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议题。
（南京师范大学蒋伏心 南京中医药大学高丽娜）
[1]
参见Park Taeyoung，Ji Llyong，“Evidence of Latecomers' Catch-up in CoPS Industries：A Systematic Review”，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32（8），2020，pp.968-983。
参见贺俊《新兴技术产业赶超中的政府作用：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