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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厚植于东北振兴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基础、立足于国内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实际挑战、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进行的前瞻性战略考量，为新时代以科技创新赋能我国生产力水平跃升指明了转型方向，为新阶段加快发展新产业、构建发展新模式、增强发展新动能和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提供了重要指引，对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现实意义。
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和国家关注的核心议题，也是全体人民的殷切需求，这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进作用。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生产力发展构成托举人类社会前进的底层逻辑。回溯西方现代化历程，无一例外，均是建立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同理，中国式现代化也需要构筑起强大的物质生产力支撑。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的老路，而是根植于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之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生产力必然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是以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为核心要素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即新质生产力。鉴于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求相适应，这就需要全面探讨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与内涵特征，厘清和规划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目标要求。
生产力的相关概念最初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其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
阐明了驱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组成及其关系，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何为生产力。之后，亚当·斯密围绕劳动分工详细论述了劳动生产力理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说明分工对劳动生产力提升起到决定性作用。斯密虽然提到机械在分工中的重要作用，
但受限于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大背景，并未进行深度剖析。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斯密的劳动生产力理论虽然强调了“分”的重要作用，但忽略了“合”，也没有继续探究“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在于“各种精神、智力和一般生产能力的联合或者结合”
以及“科学与工业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机械力量”
，说明李斯特已经认识到智力、科学等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化了工业的制造能力。
马克思虽然批判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未揭示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残酷的剥削，但认可他意识到工业生产所代表的客观创造力，并在此基础上将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一步联系起来。马克思提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这一观点指明了科学的发展和应用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且“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科学和技术是驱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对工业革命驱动社会变革原因的进一步剖析，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
以及“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力量”
，并将上述思想提炼概括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恩格斯也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说明科学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支柱，能够革命性地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推动生产力质的提升。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以科技进步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跃升。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突出科学技术驱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论断，认为现代科学发展决定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日趋活跃，各国科技与经济竞争逐渐激烈，江泽民适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将科学技术提升至先进生产力范畴；胡锦涛进一步从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角度指出，“形成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机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以科学技术加快推动经济社会的前向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进入新常态，以及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入，为抓住发展机遇，转变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资源投入的传统低效率生产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因为以科技创新驱动社会生产力的质变性提升，需要新质生产力形成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最终破解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瓶颈、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基础的，是在当代经济建设中对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它以实践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底蕴和内涵，是一项重大创新发展。
社会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迈进的过程，是人类生产经验不断积累、科学技术知识的广度深度不断增加和广泛应用的过程，也是不断总结经验、提炼理论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是“立足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
。
从世界现代化历程看，近代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往往引起生产的深度变革，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18世纪末，由热力学理论引起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取代了传统手工工具，使人类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还多的物质财富总和，人类进入工业1.0时代。19世纪中后期，以电磁理论为支撑的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促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动机、机电装置以及围绕电力技术形成的各种新兴工业部门开始主导社会生产活动，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等联合体逐步成形，人类进入工业2.0时代。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原子能、生物科学、计算机、空间物理等技术突破引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物质生产面貌，诞生了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海洋技术、生物工程等新兴科技行业，科学技术创造出的巨大劳动生产率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显著推动作用，人类进入工业3.0时代。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产业变革都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为基础的，以此引发生产力在要素投入、规模结构、属性特征等方面的革命性变化，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一条普遍规律。
现今，全球科技创新紧锣密鼓，新一代信息、通信、生物、能源、材料等领域的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不断涌现，并呈现交叉融合、群体跃进、迭代加速态势，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表现为直接的竞争力，这是如今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特征，也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面向前沿领域及早布局、提前谋划，是我国不容错过的重要战略机遇，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在世界产业链重构中形成竞争新优势、抢占发展制高点。
创新化、绿色化、新产业和数字化是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趋势，正在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创新化主要聚焦于国际前沿科技，立足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物联网、区块链、空间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新赛道，进行革命性的科技迭代，以质变性创新形成的新质态引领经济发展新航向。绿色化表现在以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快速发展，既符合《巴黎协定》中碳减排长期目标，又满足全球产业绿色化转型需求，更是对传统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的变革。当前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产业的竞争，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缩短，以科技创新为依托的产业创新已经成为决定生产力质变提升的关键，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已经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落脚点和方向。创新化、绿色化和新产业发展均离不开数字化的加速突破应用，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新赛道。通过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重塑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数字技术时代。数字技术以信息技术为发展基础，突出表现为技术应用“连点成线”，更加关注“系统”和“赋能”的综合作用，
以整体推进取代了过去依靠单一技术发展的传统模式，抓住这次产业发展驱动因素革新的机遇就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作为对当前先进生产力发展模式的高度提炼，既是对人类现代化历程中科学技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经验借鉴，也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当今世界，由要素数量驱动的外延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瓶颈期，而由科技创新驱动的内涵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经济版图。在上述背景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
，这势必要求我国更大程度释放创新动能，以更快速度形成新质生产力，以前瞻性谋划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
第一，我国阶段性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约束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果，但新的约束函数和发展目标正发生着系统性变化。一方面，我国原有的依靠投资规模扩张、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增加以及透支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传统重化工业和制造业发展面临挑战和瓶颈，亟待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我国向世界做出庄严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新的“双碳”发展目标要求我国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转型之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能指引我国产业度过结构调整阵痛期，迈向高质量发展。
第二，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科技竞争格局复杂多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层挑战。从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频现，局部性冲突和动荡事件升级，世界呈现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此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动能消减，难以支撑起现代化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此外，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多数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中低端，“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而且，我国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需要的能力尚不充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间存在脱节现象，这也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提高。为赶上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我们需要新质生产力提供的突破性创新贡献。
第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加大，提醒我国以前瞻性视角合理应对冲击。新一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裹挟着更多复杂的非市场原因，由过去侧重成本、效率和科技优先的布局转向更加考量国家安全、国际关系、供给稳定等因素，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区域化和本土化特征，不确定性明显提高。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经济体公然鼓噪分裂对抗，竖起一道道关税壁垒、科技壁垒和断供壁垒，以超出国家间正常竞争的方式加大“脱钩断链”力度，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混乱性；另一方面，重大卫生事件和地缘军事冲突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也造成巨大影响，尤其是关键产品供给方面，企业危机意识增强，转而更加倚重多元化和近岸化供给体系，逐步降低对外依赖程度。为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依托新质生产力对其谋篇布局是必然趋势。
第四，全球多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也告诫我国，必须依托科技创新夯实实体经济基石，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世界现代化历程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要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关键要实现经济发展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跃升。世界银行研究表明，1960-2008年在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余均长期裹足于中等收入阶段，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实现上述质的转变。纵观拉美和部分东欧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其以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融入国际市场，借用外国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短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依托自主性科技实力支撑的实体经济发展势弱，加之过于依赖海外资本和技术供养，导致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不强，缺乏内生增长动能。因此，我国应以新质生产力为支点，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石，进而撬动现代化生产力的整体跃升。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生产力表现为人们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那么，新质生产力也就意味着在科技创新引领下，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机制，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高效能、高质量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新质生产力，起于“新”，发于“质”，兴于“力”。所谓“新”，指的是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新技术、新观念、新要素为主要内涵，开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生产力运用新境界。所谓“质”，强调区别于“量”的投入，要坚持科技创新驱动的本质，通过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赢得发展主动权。所谓“力”，突出表现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算力成为继热力、电力和网力之后的新动力，成为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增强算力和提升算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了生产力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需要通过一定途径与之结合。第一步，科学技术通过扩大劳动对象范围和提高劳动对象品质引发生产要素变化，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升级和引致新要素；第二步，科学技术通过发明创造物化为生产工具，带来新技术、新工具和新观念变革，从而运用于生产过程，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第三步，劳动者通过教育和学习将掌握的科学技术转化为自身经验和技能。由此，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实现了优化组合基础上的跃升，从而在生产中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由此可见，科学技术进步也是生产要素范畴和品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由过去的土地和劳动力双要素，不断发展至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多种生产要素，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也经历着自身性状和功能不断变化和拓展的过程。此外，劳动者也通过掌握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增强自身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在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能动作用。由于科学技术、生产要素以及生产力各组成部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不同时代和发展阶段不断变化，因而上述结合的性质、程度、方式不同也就造成了生产力在不同阶段的前后差异，造成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不同；这就意味着以新兴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内涵方面存在本质区别。
就劳动者而言，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主要是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低技能劳动者，包括普通工人和部分技术工人；而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主要是高素质劳动者，其拥有更多知识技能、创新意志和实践能力。一方面，高素质劳动者对人类生产活动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具备更多面向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的探索能力，能从国家发展战略视角创造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高素质劳动者能够熟练运用现代技术、高端仪器和智能设备，具备知识快速更新和迭代能力，可以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进行生产。就劳动资料而言，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主要是通用机器设备；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则是高品质劳动资料，包括一系列高精尖设备、高水平技术、前瞻性理念等，且呈现形式越来越数字化和智能化，但只有依靠高素质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才能发挥其重要性能。高品质劳动资料的运用能够进一步提升和释放劳动对象的生产效率，提高供给体系的规模和质量。就劳动对象而言，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主要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原材料和部分加工后的半成品；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不仅仅包括上述劳动对象，更涵盖了伴随科技进步新开发的原材料、新合成创造的物质，以及数据等非物质形态的新兴劳动对象，数量、质量和种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物质材料在生产中的应用能够提升产出效益，推动生产力更快发展；数据等非物质形态对象则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从高素质劳动者、高品质劳动资料和新兴劳动对象三个方面超越了传统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理论内涵的丰富和深化。
进一步分析，新质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后呈现如下特征：
从整体理论视角看，生产力是对发展变化力量的概括和提炼，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科学技术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只要与某一部分相结合形成新的技术组合，都会引起生产力的变化甚至革新。新质生产力当中的科学技术不仅包括当今最先进、最前沿的科技创新能力，还包括科研转化能力、吸收再创新能力等，是全方位、多层级的创新能力。将前沿科技与生产力各组成部分有机结合可以驱动社会生产力整体实现质的跃迁，将转化和吸收能力与生产力各组成部分有机结合可以实现生产力商品化转型、生产力效益回报和生产力纵深发展，从而形成生产力变革的良性循环。
从经济发展视角看，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能源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更符合高效能、高质量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一种生产力的跃迁式发展。聚焦于产业发展会发现，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主要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需要依托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实现这些行业从0到1的质变，引导国家产业变革浪潮；另一方面，众多传统和一般性行业也需要新质生产力提升产品质量和水平，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增加产出效益，这又是一个不断增益的量变过程。因此，新质生产力也可以更广义地理解为一种创新驱动力。
从社会发展视角看，伴随社会发展的阶段差异、所处的不同时代和特定的历史环境，生产力发展呈现不同形态。新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上新征程，进而生产力水平随之变化提升所呈现出的新质态，表现为更具发展内涵、潜力和优势
。在高效能方面，以新质生产力推动要素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创新产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高质量方面，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稳定性和区域发展协调性，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人与自然方面，以新质生产力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更可持续发展，贯彻生态优先和保护环境的绿色发展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则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这种生产关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
。无论生产力发展到何种程度，都需要适时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以进一步激活社会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在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后产生的，因此，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指的就是能够促进技术发生关键性颠覆性突破以及促进关键性颠覆性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系列制度和体制。
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经济制度创新，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一，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承载作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培育、发展的土壤。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角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因为任何一种生产力革新都需要载体作为依托，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载体保障。一方面，发挥国有企业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的主力军作用，肩负起重要使命和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其核心要义是推动国有企业勇挑重担，以创新激励国有资本增值。国有企业融资约束低、自身资金雄厚，汇聚了更多科学技术人才和研发仪器设备，应当投入更多资金开展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研究，进行开拓性原始创新，创造更多从0到1的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应发挥在集成创新和跟随创新方面的优势，借助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应用场景丰富和创新收益放大的独特优势，以灵活的机制设计、高度的市场敏感、简短的决策链条、高效的执行能力等特点，通过模仿学习快速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商品化转向，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实现创新效益不断显现。此外，随着平台经济和自媒体快速发展，个体经济的言论地位逐渐提升，应汇集个体经济的创意之声、市场行为、试错经验等，为新质生产力进一步革新提供更多底层经验和面向市场需求的直接想法。
第二，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作用，集中力量进行新质生产力的科技攻关。党对科技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遵循，必须发挥党在制度设计、资源调动、统筹协调方面的能力，建立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尔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样指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聚焦经济建设和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已经使我国在量子信息、超导、移动通信、北斗导航等领域进入世界领先行列，为我国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大科技创新动能。发挥党领导下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作用，有利于聚焦国家战略科技需求，组织科研活动协同攻关，解决创新资源分散和碎片化问题，集中力量突破生产力发展瓶颈。此外，党的选人用人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人才储备，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
。高素质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应具备先进的科技知识，还要求具备洞察生产力发展和产业革新趋势的能力，这决定了新型举国体制的攻坚方向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
第三，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跃迁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有机结合，离不开各类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这就需要以科学合理且高效的方式进行统筹协调，需要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配置手段予以协同。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向集中分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些产业倚重自由探索式研究和原创性认知突破，类似于市场的自由竞争状态，要发挥市场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给予相关产业发展压力，但压力同时又是动力，要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激活其产出效能，以先进产出供给驱动新质生产力迈向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还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为市场提供公平竞争的良好营商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化创新生态构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制度设计降低企业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引导企业集中优势资源和创新力量进行新质生产力攻关；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赋予创新生产要素合理报酬，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此外，政府还应当通过顶层设计、规划引导以及组建产业投资基金加大对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指引，通过搭建国家实验室、研究中心等为创新要素集聚提供空间载体和平台支持，通过加大科研人员培养力度保障高素质劳动者供给，等等。
第四，发挥数据和资本相关制度设施的赋能作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驱动途径。在数字技术时代，创新始于数据，成于资本。数据和资本是带动其余生产要素配置的重要纽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后依托其共享性和万物互联性已经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应规范健全数据要素产权属性，着力搭建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完善数据流通规则、构建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培育数据服务生态、畅通数据循环网络等，从制度层面赋能数据要素参与新质生产力创造和收益分配，从而提高数据要素改造传统产业以及创造社会财富的内生动力，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能力。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样离不开资金融通，特别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拓宽创新类企业融资渠道，缓解创新活动所需资金投入压力，有效分散技术创新风险；能够通过并购重组对创新类企业进行筛选和培育，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引领产业转型升级；能够汇聚各类创新要素，提高创新效率，为企业创新注入内生动力。因此，要发挥资本市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更多地投向科技创新，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企业发展壮大。
马克思指出：“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
这说明一个国家的历史地位与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成正比，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因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是，在现代化的赛道上，我国是“后来者”和“追赶者”，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并联式”的发展过程；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有其自身国情和特征，基于巨大的人口规模，追求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绿色及和平发展，又明显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路径模式。因此，西方现代化赖以实现的前提条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阶段均发生改变，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依托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供给新动能。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既存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又需要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作为支撑，同时还要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驱动转向，这些都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核心作用。西方现代化历程往往囿于相对有限的本国人口，通过攫取和侵占他国要素资源供给本国生产力提升，这种传统生产力提升模式带来的现代化仅能造福于本国人民，却严重阻碍了广大发展中和落后国家的发展；可以说西方现代化是在掠夺他国现代化机遇的基础上实现的。但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的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是迄今为止难度最大的现代化，也必将极大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意味着我国不能也不允许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必须在实现自身现代化过程中兼顾广大发展中和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需求。因此，我国必须变革依托巨大要素资源投入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需要新质生产力驱动新的人力资源培育，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依据转化为人才体量优势，以高素质劳动者奠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基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生产力发展归根到底依赖于人民的创造精神和行动能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备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能力，必然要求与之适配的人才优势。这就需要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充分发挥人在创新中的能动作用，将人口红利的消退转化为人才红利的爆发和人才体量的扩张，提升运用新质生产力的能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另一方面，明确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方向，以合理的产出满足更广大群众的现实需求。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依据难免造成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劳动力分层现象，部分劳动者由于自身技能结构、所属行业变迁、规模化机器运用等情况面临失业风险，加之新质生产力对高精尖人才的需求与之难以匹配，导致规模化的就业压力。此时，需要新质生产力聚焦方向性创新，突破常规性商业模式、运营管理制度等，更加聚焦能够容纳规模化就业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产出方向，使得关键性技术突破更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为此，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做优分配蛋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至关重要。传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长期依靠殖民扩张、非法侵占以及牺牲底层劳动群众利益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增值，导致西方现代化历程呈现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的贫富分化现象，现代化红利并未惠及全体民众，未能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阶层的自由流动。这种诱发社会危机和加剧民众撕裂的现代化模式在我国不仅不可行，也行不通，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初心和使命。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实现现代化面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依据，虽然借此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但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使全体人民共享美好而富裕生活的任务也更加艰巨。我国“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为使经济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创造出规模同样巨大的社会财富，再通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一循环互嵌的联系过程使人均财富水平得到本质提升，收入差距得以相对缓解。
但是，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充分融入国际市场、充分发挥传统生产力比较优势实现的全面小康，虽然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但依旧是低水平和不全面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布状况未能使全体人民公平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不甘坐视以其为主导的全球发展格局发生变化，妄图通过“贸易壁垒”“科技脱钩”等手段遏制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和社会财富增长，导致我国传统外向型加工贸易发展模式遭受逆流，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受制于人。实际上，从采集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社会财富实现跨越式增长的本质是生产力由落后迈向先进、由低级走向高级、由旧质跃迁至新质，故而当传统社会财富增长路径遇到阻滞时，需要变革生产力实现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寻求创造社会财富的新途径，这时“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对应而言，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先进生产力，有助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打造新兴产业集群、孵育未来产业萌芽，从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发展优势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增长极，进而保障社会财富持续稳定增长、更迭财富积累机制，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向提供重要物质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合理渠道引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同步发展，推进人的自由全面进步，这与西方现代化所呈现出的属性特征有本质区别。西方现代化历程贯穿着资本的积极作用，突出物质生产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但这一积极成果并没有被大多数人享有，仅仅实现了部分人的精神文明富足和自由发展，而没有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发展。这印证了马克思所言，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当中，“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
。反观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出发点，这就要求中国的发展不仅要使得人民在物质层面富裕，也要在精神层面充盈，以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的本质力量为目标导向，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平衡、齐头并进的良性格局。因此，唯有扬弃资本主义的传统生产方式，形成富含中国特色的先进生产力，才能够实现物质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全面发展。
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我国人民在精神文明领域空虚、匮乏的窘境并未得到有效改善，人的发展被局限于以财富多寡为主要衡量指标、以物质满足为单一追求目标等方面。当然，中国式现代化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但也要充分体现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全面发展，这就需要把新质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需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为达到使物质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全面发展的生产力水平，需要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产出更多品类健全、质量优异、覆盖面广的生活资料，这只能依托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产生的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需要更加关注人民精神需求的满足。随着新质生产力取代传统生产力，科技创新所蕴含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逐渐为劳动者所掌握，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知识技能、价值理念等得到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境界亦将得以显著提升，从而有利于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长远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强化绿色发展对于生产力的引领作用，驱动传统生产力转型升级，实现生产力生态化跃迁。西方现代化历程着眼于人类中心主义范式，长期视人类为自然的主宰，视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可用工具，在资本积累逻辑和利益最大化取向下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索取和压榨，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和自然资源过度浪费。随着自然条件的恶化，人类生存环境和空间遭受压缩，这进一步加剧了人类向自然的索取，人与自然呈现出紧张和对抗的状态。恩格斯在批判这种生产的资本逻辑时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鉴于西方现代化割裂人与自然关系、无视自然规律造成的后果和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永续发展，以合理而有效的方式“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
为抓手，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唯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升级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才能保证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迈进。
然而，过去我国依靠大量要素投入、无视自然约束和高度消耗资源的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人与自然的深层次矛盾，资源开采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约束、人口规模与土地资源空间、人类生存和物种多样性共存等矛盾始终未得到有效缓解。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的论述，探寻有别于依托大量消耗物质资源和危害生态环境的传统生产力发展途径的绿色发展新途径，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和可持续发展。为形成这种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的生态生产力模式，必须转向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能够研发出更多新能源、新材料、新利用方式，降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索取力度，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和循环运用；另一方面，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资料多为精密仪器等高端设备，这势必提升现有资源的转化和利用效率。此外，针对环境保护相关议题，新质生产力不仅能依托高新科学技术推动传统重化工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突破传统产业高能耗、高污染困局，还能壮大节能环保、清洁技术、环境修复等产业，增强对自然的保护力度，为人类生活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生条件。随着社会成员思想观念、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人类生产和生活系统将与自然有机衔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将形成良性循环。
现代化历程所需的巨大生产力离不开大量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人力和要素资源持续不断的投入，但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突发性历史事件等造成的人力和要素资源约束告诉我们，一定区域内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不是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这势必造成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同特定范围内资源有限性之间的尖锐矛盾。为应对这类困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往往存在对内推行压迫和剥削式制度，对外依靠侵略战争、殖民体系、黑奴贸易等手段进行资源掠夺，从而积累了大量用于推进现代化的要素作为基础的阶段；这造成了受剥削民众、民族、地区和国家的艰难处境。与之相反，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
和平发展强调我国绝不会以压迫性制度设计和掠夺他国发展自己的行为方式推进现代化建设，而是要依据中国具体国情、人民需求和现阶段发展瓶颈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并通过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全球发展中及落后国家和地区，以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思路突破特定范围内人力和要素资源有限的难题。
但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确实面临着要素资源有限的挑战和难题，诸如人口年龄结构恶化使得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日渐消退，来料加工及重工业发展遗留下的环境问题亟待解决，部分资源依托进口和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依旧存在，等等。为此，必须开发、转向和利用既能满足现代化发展需要，又能促进人力和要素资源节约的新动能。马克思指出，人口增长和科学力量都是“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衰减，科学力量的进步和迭代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越来越呈现出巨大作用，因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它们的巨大效率……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这有助于一定程度上减少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人力和要素资源的消耗，发挥关键性抵补和替代作用。因此，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为内核和引擎的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有效压缩并消除对各类要素资源的极度需求与深度依赖，突破西方现代化实现路径中依靠掠夺和侵占积累作为前进动能的歪路，从而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南京大学葛扬、丁涵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