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湘粤边界 过第二道封锁线

出行日期：10 月 1 日（第 6 天）

自驾路线：城口—汝城—官亨（延寿）

行车里程：约 198 公里

午后离开梅岭，绕经大余县，然后一路向西再次进入广东。中央红军当年没有占领大余县城，也是绕过去的。

此行目标：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两个标志性节点：仁化县城口镇，汝城县官亨村。

1934 年 10 月 25 日，中央红军渡过桃江，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同一天，蒋介石发出把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并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悬赏布告：“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这个金额达到了悬赏红军领袖的最高值。

这一悬赏，也吸引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关注。1936 年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的一条街上，斯诺亲眼见到了正与路人交谈的毛泽东。他在《西行漫记》里写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11 月 1 日，中革军委命令：左路（南线）红 1 军团第2 师夺取广东仁化县的城口，右路（北线）红 3 军团夺取湖南的汝城，以这两地为突破口，撕开第二道封锁线。

广东仁化·城口镇

在中革军委下达命令的当天，聂荣臻率领左路红 1 军团部、直属队和第 2 师，由聂都、冷饭坑、犁壁岭向城口进军。聂荣臻后来回忆：

城口临河，河边有一道木桥，公路从上边通过。敌人在桥上设有岗哨。负责主攻的六团一营，非要从木桥上经过不可。十一月二日晚，一营到达距桥头数百米处，敌人就发觉了。敌喝令一营停止前进，一营佯称是“自己人”，一面上前夺哨兵的枪，一面派部队涉河包抄。这时，二营也迂回过去了，歼灭了城口这股敌人，生俘了一百多人。军团部移驻城口。

第 1 营营长叫曾保堂，后来成为开国少将。袭占城口第二天，他从抓到的敌探口中得知，国民党军一个师昨晚进至距离城口 20 里处，听说红军进镇了，立即后退 40 里。曾营长想想都后怕，如果红军行动稍有迟缓，结果就是面对敌一个正规师的恶战。兵贵神速，此言不虚！

为保障红军主力安全通过城口，11 月 3 日至 5 日，红6 团一部又从城口镇南下，血战铜鼓岭，挡住了北上增援的粤军独立警卫旅第 3 团。此战红军牺牲 140 多人。

如今在城口，红军智取的木桥早已不存。镇子东西两头都有河，河上不止一座桥，有走汽车的，也有步行的。镇上红军遗址众多，大部分在正龙街，其中修缮维护得最好的是毛泽东旧居“广兴栈”。

据仁化县政府网《毛泽东在城口》一文记述：“1934年 11 月 6 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到城口。当时，毛泽东身患疟疾大病初愈，身体十分虚弱。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没有把地图及时展开而大发雷霆。”

出城口后沿京广线北上，不远就是三江口，湘粤边境的一个瑶族镇。当年，红 6 团奇袭城口镇时，耿飚、杨成武率红 4 团进占此地，北遏湘军，掩护城口之战。随后又向西抢占九峰山，保障左翼主力安全。

在三江口，开车告别先后两次穿越的广东，进入湖南。

湖南汝城·官亨村

继续向北，途经汝城县。

汝城位于湘粤赣交会处。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曾任汝城（时称桂阳）县令，在此写下《爱莲说》，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千古名句。

1934 年 11 月初，右路红 3 军团在占领热水镇、抢夺苏仙岭后，进逼汝城之下。但是，“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彭德怀电报语），红军遂放弃攻城，由一部钳制城中之敌，主力改道经大坪、泉水镇穿越第二道封锁线。我驾车北上时，也从大坪、泉水镇境内穿过。因为红军没进汝城，我也没进。

绕过汝城，直接前往官亨村（青石寨）。该村隶属延寿瑶族乡，相距 3 公里。

在官亨村，影响较大有两件事：一是延寿阻击战，二是红军借据。

延寿阻击战 1934 年 11 月 6 日起，在湖南境内的红军汇集到延寿圩一带。国民党军立即分三路尾追和堵截，企图在此与红军决战。在这危殆之际，挑着“坛坛罐罐”的辎重队伍行动迟缓，拥塞在 20 余里的山间小道上。担任后卫的红 5 军团第 34 师奉命阻敌。从 11 月 11 日起，红军在官亨村的制高点青石寨与敌展开激战，阵地几次易手，反复争夺。至 13 日，浴血三昼夜后，红军辎重队伍终于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阻敌的第 34 师，就是后来血洒湘江的那支“绝命后卫师”，师长是陈树湘。

我抵达官亨村时，巧遇村支书胡炳灯，由他带路参观了红军指挥所旧址。出来后，他指着村旁一座突兀的山头说：这就是青石寨，国民党军占领山头时，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当时红军正在过延寿江，牺牲了好多人。

实地走访，才明白长征史上著名的青石寨是座山，不是村寨。

延寿阻击战，对国共双方的军事战略及此后的行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中央红军而言，使运输队伍庞大的问题进一步暴露，并开始毁弃或分散一部分辎重，也为该问题的彻底解决提供了思想和行动基础。

对国民党军而言，则是发现了红军几个主力军团的番号，判定“朱毛红军”确实离开了江西，前去与贺龙部会合。这为蒋介石之后制定“追剿”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使红军在湘江以东陷入了更加不利的局面。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减员 9700 余人。

为什么减员这么大呢？一是伤亡；二是“掉队者非常严重”，开国上将彭绍辉、陈伯钧等在日记中均有提及。李德则在《中国纪事》中回忆：“在越过湘赣边界之后领导上决定，把一部分笨重的机器和工场设备就地丢下，摆脱了沉重负担的挑夫大部分也都留下了，有的留居在当地老百姓中间，有的成群地或单个地返回自己的家乡。”

借据的故事 1996 年暮春的一天，官亨村村民胡运海重修自家灶台时，在墙角洞里发现一个生锈的铁盒，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一张保存完好已经发黄的纸，上面写着：

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 105 担牲猪三头重量 503斤鸡 12 只重量 42 斤。此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具借人叶祖令（印）
公原（元）1934 年冬

借据里提到的胡四德，是胡运海的爷爷。

1934 年 11 月 6 日，红军长征先遣部队到达官亨村时，当地村民胡四德得知红军严重缺粮，有的战士几天没进食，心有不忍。于是召集族人，从各家各户筹集来稻谷、生猪、鸡等，送到红 3军团某部司务长叶祖令手中。在红军撤离前，叶祖令写下上面那张收据，盖上印章，郑重交给胡四德，并承诺革命胜利后一定兑现。

叶祖令是汝城县热水镇黄石村人，于当年 12 月作战时牺牲，年仅 28 岁。

1997 年 5 月 17 日，当地政府举行仪式，按时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人民币 1.5 万元。跨越半个多世纪，一个庄重的承诺终于兑现了。

胡运海将其中的 1 万多元捐献给村里新建的学校。

带我参观胡家老宅的是该村原支部书记胡新塘，73 岁了，身体硬朗，热情好客。他很自豪地说，红军借据就是在我任上发现并上报的。

来去都是轻骑摩托车，老书记开，我坐后面。这样的“待遇”，还是第一次享受。在起伏不平的村道中左转右拐，清风送爽，目不暇接，感觉很奇妙。

先后两任书记给我带路，都是偶遇的，你说巧不巧？！

遗憾的是，借据发现者胡运海已经去世，我没有见到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