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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乾隆中后期开始，就走了下坡路。在这个时期，康乾盛世的美好图景仅仅留在年长者的追忆中。清朝经过嘉道中衰，国运急转直下。倘若此时没有任何外力的介入，那么清朝说不定会重复中国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老路——在不断高涨的农民运动与随之而来的军阀割据下被推翻，从而促成新的王朝的建立。然而，世界格局却出现了具有决定作用的新的变量。西方列强在经过科技革命后，具备了横跨大洋的能力。于是，作为中国东南天然屏障的海洋反而变成了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的便利通道。中国第一次发现东南的海防比西北的陆防更为关键。鸦片战争彻底打破了东方大国的优越感；太平天国运动又几乎夺去了清朝的半壁江山。这些突如其来的内忧外患，使清朝无法仿照历代王朝那样去解决危机，反而在西方文明、技术、制度、思想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几无还手之力。中国知识分子突然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跌醒，发现中国仅仅是世界各国中任人鱼肉的一个弱国，如果再不奋发自强，则有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西方强势力量的渗透下，中国再也无法闭关锁国、自成一统，而是必须面对西方文化进行融合与创新，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兴运动可以视为清朝统治者与官员、知识分子共同展开的自强运动。于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此下坡路中出现了一段平稳期，这就是所谓的“同光中兴”。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国内的农民起义相对进入平静期；同时又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达成相对和平的交往。在暂时解除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朝统治者开始与士大夫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新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动汲取西方器物文明。
然而，这次中兴运动与历史上的其他中兴运动具有很大的区别，“国家大权被紧紧地握在母亲慈禧太后手中，她执掌朝纲达四十八年之久，一直到1908年去世。就同治帝个人而言，他的统治肯定称不上是中兴朝代。但是这位皇帝主要是作为一种机制而非作为一个个人存在；他手下干练的大臣创造了一些不平凡的成就，引起了急剧的变化，这些成就可以被视为中兴的要素。”
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无能，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则促成一批才学兼备的汉族士人的崛起。这些新兴的汉族士人，正是进行自强运动的主力。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对于自强运动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变革，则持犹疑态度。一方面，迫于西方势力的压迫，清朝统治者要维持其统治不得不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又唯恐改革的步子太大，削弱了皇权以及统治阶层的势力。因此，清朝统治者只能被迫进行有限度的改革，并时常使用保守派来牵制改革派的行动，这屡屡导致改革不彻底并削弱了改革应有的成效。
甲午中日战争，堂堂中华竟然败于蕞尔小国日本，让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意识到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仍然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同处于东亚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则成为中国改革的榜样。于是，中国的改革由器物的西化，发展到制度的西化，康、梁诸君子公车上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进行比洋务派更为激进的戊戌变法。可惜这样的变法运动受到保守派的反扑，百日维新后即告夭折。
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拒绝通过变法维新的道路来融入西方诸国构建的世界文明体系，转而支持民间组织义和团进行“扶清灭洋”的对抗行动。义和团具有朴素的爱国情怀，同时蕴含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通过画符念咒、神灵附体等方式来吸收大量的底层平民。在教案事件之后，由于清政府的默许，义和团焚烧教堂和外国人居所，破坏一切与西方文明有关的建筑设备，比如毁坏铁路、拆毁电灯等。这些行动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近代化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义和团针对洋人的敌对行动，给予了列强侵犯中国的口实，最终导致八国联军侵华。被义和团神功护体的宣传蒙混了头脑的清朝统治者向西方宣战，义和团的冷兵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之下，很快就溃不成军。八国联军经大沽口登岸，由天津直逼北京。清朝皇室成员在北京失陷后逃至西安，让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在京城与外国人谈判，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告终。义和团事件可以视为保守派面对现代化的一次逆时代而行的操作，但事与愿违，落得一个惨败的下场。与此同时，东南诸省的地方官员，则具有较为清醒的头脑，实施东南互保，既免受了义和团的破坏，又避开了外国侵略者的暴行。
开历史倒车失败后，清政府又重启改革，进行清末新政，开展立宪运动。但是，这次立宪运动由清廷保守派被迫发起，故进展十分缓慢，刻意拖延立宪的时日。“太后把立宪当成是用来安抚公众而不需真正损害她自身权力的一个方便工具；满族人则把它看作是实行集权和把汉人排除核心集团的机会，从而攫取各省汉人总督的权力。”
这样虚假而无实效的立宪运动，让公众再一次失望。大家相信在清政府的统治下，无法实现真正的立宪。故而整个时代的诉求由立宪转向了革命，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翻开了历史纪元的新篇章。
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救运动，经历了洋务派、立宪派、革命派的变化。由洋务到立宪，则是一种渐进的变化。这条道路若能成功，或许近代中国的创伤会更小一点。但清朝统治者的强力镇压与虚假经营堵住了这条平稳改革的道路。革命派则一改温和的作风，其主张愈来愈激进。清政府虽然垮台了，但旧有的文化意识仍深藏在国人的心中。革命派从改革中国器物、制度、文化，进一步演变为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并在五四运动中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旗帜，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文化角度看，这是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不断丧失自信的过程，在“事事不如人”的自卑中，最终准备走向“全盘西化”。
唐文治先生的青少年正处于同光中兴时期，故可谓其生于不幸时代里难得的大幸。在这一段少有的平稳时期，唐文治接受了严格的儒家式教育，并矢志不渝地成为一位真正的儒者。在此后出仕清廷的过程中，清朝的国运由平稳期进入最后的垂死挣扎。唐文治经历了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看到清政府的贪婪与无能，故毅然辞官而从事教育事业。鉴于洋务派的主张源自儒家内部思想体系，中学为体，是立德树人的内圣之学；西学为用，则是开物成务的外王之学，故唐文治较能接受洋务派的观点。在西学为用的立场上，唐文治主动接受西方器物文明，并在其主持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引入颇多的西方教学设备以供实务操练，而在中学为体的立场上，唐文治极力反对“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态度，并提倡“尊孔读经”来把握中国未来的命运，故其在五四风潮下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之职，而去惠山脚下开办纯粹读经救国的无锡国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