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娄东风物

唐文治出生地太仓，为典型的江南市镇。太仓处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全境地势平坦，河流交错，位置介于北纬31°20'~31°45'、东经120°58'~121°20'之间，属于北亚热带南部湿润气候区，受季风环流影响，四季分明。春、秋季由于季风交替，气候冷暖多变，干湿相间；夏季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天气炎热而多雨；冬季受北方冷空气影响，天气寒冷而少雨。东临长江，与崇明岛隔江相望；南接上海嘉定、宝山；西连昆山；北通常熟。往东南而行，则至上海；往西直趋，则达苏州、无锡。

大约在六七千年之前，太仓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是波涛起伏的浅海湾，当时的长江入海口尚在扬州、镇江一带。由于长江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的泥沙沉积，以及地壳升降的影响，长江口外南北两侧各形成一条沙嘴，“南侧的沙嘴由镇江向东偏南方向逐步伸展，经江阴、杨舍至福山转向东南，沿太仓的直塘、南郊，上海的外冈、马桥、漕泾，与钱塘江北侧的沙嘴相连。这条由泥沙和贝壳残骸组成的高出地面的锯齿状海岸遗迹，就是自古以来所称的‘冈身’”。 冈身将原来的浅海湾封闭成潟湖，再由潟湖演变为太湖以及密布湖荡河道的低平原。距今五千年前，太仓附近的海岸线具有了雏形，太仓地区也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此后，长江口仍在不断延伸，直至约一千五百年前，太仓海岸线渐趋稳定，与当今太仓地域趋于一致。

太仓由北而东有长江，南有娄江，一直往西可达太湖。太湖为长江水系湖泊，通过支流与长江相连，既承接上游的水量，又向东面开出多条入海的水道。《尚书·禹贡》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是太湖的古称，“三江”即由太湖发源从西向东流入东海的三条主要水道，这三条水道一般认为是东江、松江和娄江。东江向东南方流入大海，至唐时已淤塞。松江即为吴淞江，从太湖瓜泾口流出，往东一直到上海苏州河汇入黄浦江，由黄浦江再经吴淞口入海。娄江则是由胥江流出的太湖水经苏州古城娄门一直往东而成其形，流经苏州、昆山、太仓，由浏河而入长江，汇入东海。太仓处于长江、娄江之间，又多有支流河道交错其间。东西向的河流，自南而北排列，则有浏河塘、杨林塘、七浦塘、浪港、鹿鸣泾、荡茜泾、钱泾、新泾等；南北向的河流，自西而东排列，则有吴塘、盐铁塘、半泾、十八港、江申泾、石头塘、随塘河等。上述河流，纵横交错，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水网格局。

太仓，又名娄城、娄东，这些地名之由来，皆与娄江相关。自苏州娄门至昆山境内的水道，称为娄江，至太仓境内，则称为浏河。经娄江，西进过苏州则可至太湖；东进过浏家港则可入东海。娄江的水上运输自古就很发达。早在春秋时，吴国就有较为先进的造船技术，《左传》载：“吴子……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 吴国的攻齐路线，即由娄江入海，由东海而北上。相传吴王在娄江东段设置东仓，以备战需。此后，历代君主亦多在此设置国家级粮仓，比如战国春申君、西汉刘濞、三国孙权、五代钱镠等，太仓之名因此而得。太仓者，乃国家最大仓库之意。

太仓之别名曰娄城、娄东，亦与古代娄县相关。秦时实行郡县制，现在昆山、太仓等地在当时皆属于会稽郡娄县所管辖的区域。《苏州府部汇考》载：“昆山县，秦娄县地” ，“太仓州，周时，相传吴王于此设仓。汉、三国吴、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皆娄县地” 。故现在昆山仍有娄县的古称，而太仓则保留了娄城的古称，由于太仓所处为秦时娄县治所之东，故太仓亦称娄东。至于“娄”字之来历，则有两说。一说以为“娄”以农事而来。“娄”与“疁”古音同，“娄”通“疁”，疁为焚烧草木之后播种，或者开沟引水灌溉。这两类皆为上古娄江流域常见的农业生产方式。所谓“娄江”，即为“疁江”。以此农业生产方式的缘故，遂有娄县、娄江之名，娄江往西通达的苏州城门亦随之而名曰娄门。另一说以为“娄”以天象而来。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建造姑苏城，设置了水陆城门各八座。娄门位于苏州城东北方，与鲁地遥遥相望。古代认为天上的二十八宿与地上的区域相对应，鲁地为娄宿的分野，故苏州东北门即命名曰娄门。由于有了娄门之名，故娄门之东的河道才命名为娄江，娄门之东所置之县才命名为娄县。

太仓周遭的长江、娄江，以及境内大小不一的横塘纵浦，给太仓创造了优越的水利条件。这些水利条件，既提供了灌溉基础，提升了太仓的农业水平；又促进了水路运输，便利了太仓的商贸往来。农业发达，商业繁荣，使太仓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太仓除具备上述江南水乡的一般特色之外，自元时起，又增加了海运的优势。《苏州府志》载：“太仓塘，在昆山，自具塘桥直至周泾出海。宋时湮洪，潮汐不通。至元时，娄港不浚自深，日往月来，不数年间，朝夕两汛，可容万斛之舟。于是……创开海道漕运，每岁粮船必由此入海。” 元初，吴淞江淤塞不畅，部分积水流向至和塘、浏家港，在海洋潮汐与积水冲击的双向作用下，浏家港成为一座天然良港。太仓官员朱清、张瑄等又疏通了娄江水道，这样就打通了河运与海运的通道。同时，由于北方屡经战乱，民生凋敝。而包括太仓在内的南方地区，则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北方政治中心急需南方经济中心的物质支持，而当时水路运输又是最为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输方式，故太仓就担负起南粮北运的重任。太仓的船只往西可走京杭大运河北上而至京城，往东由浏家港入海，可以沿海岸线北上京津，由此太仓成为漕运的重要节点。此外，太仓的海上运输，可以沿海岸线南下闽粤，甚至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与海外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太仓的人口户籍由于港口的发展而逐渐繁盛起来。元人杨记载：“朱氏剪荆榛，立第宅，招徕番舶，屯聚粮艘，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各循土风，习俗不一，大抵以善贸易、好市利。” ^[1] 可见当时太仓的人口构成，除本地人外，还有大量的其他民族和其他国籍的人，这体现了“天下第一码头”的海洋文化特征，太仓一跃而为中国东南部的国际大都市。至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皆由太仓浏家港出海。各国使者也多由太仓浏家港进入中国，太仓成为名副其实的通都大邑。明人陈伸记载彼时太仓盛况曰：“今永乐承平之岁，薄海内外，靡敢不服，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舟大船，次第来泊，太仓复旧之宏规。” 这样的情势一直持续至明宣德之后，明朝政府停止了元明两代持续了160多年的海运，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太仓海外贸易的发展有所中断。有清一代，政府兴修水利，重开海禁，太仓浏家港一度重新崛起，出现了万商云集的盛况。至嘉庆、道光年间，浏家港出海口出现横沙淤塞，于是浏家港的海港地位逐渐被上海所取代，但国内的官方漕运与民间贸易仍旧十分频繁。无论海外贸易的开放或禁止，太仓浏河以及四周茂密交错的内河水道仍旧为太仓的繁荣提供了绝佳的交通便利与灌溉支持。在浏河两岸，商贸通达，交易频仍，元、明、清三代都有繁荣的牙行生意。“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商品生产的分散性、流通的无序性是当时市场的特点。商人的贩卖仍以长途贩运为主，但他们又不能直接与分散的小手工业者发生联系，以及客商对某处市场环境的生疏等，这些因素更加需要专业中介机构的帮助。‘牙行’经济便应运而生。” 牙行是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评定售价、判断质量的中间商。从事牙行生意的人又称为牙人。太仓牙人数量的增多，也说明太仓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

清康乾年间，太仓政治安定，物阜民丰，在江南鱼米之乡就享有“金太仓”的美誉。太仓的农业在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基本农作物有稻米、小麦、棉花等；养殖业有牛、羊、猪、兔、鸡、鸭、鹅等；水产有鱼、鳖、虾、蟹等；农副产品有油菜、大豆、白蒜、薄荷、蔬菜、瓜果、桑蚕、竹子、药材等。太仓的手工业早期以造船业闻名于世，郑和船队的大部分航海设备即在太仓配置。明清时期，太仓则以棉花产地的优势大力发展棉纺织业。纺纱织布遍布千家万户，太仓的棉纺织品随着航运远销各地。此外，太仓的手工编织和副食品加工也十分普遍。手工编织主要有箬帽、蓑衣、蒲鞋、蒲包、篾席、竹器、渔网等；副食品加工更是门类繁多，有糟油、制糖、酿酒、腌肉、肉松等。随着江南一带经济繁荣与人口增长，清政府为了加强赋税征调，自雍正二年（1724）始，将太仓升为江苏直隶州，管辖镇洋、崇明、嘉定、宝山四县。由此太仓州与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并列，构成了苏松常太道的建制，此格局一直持续至清末。

太仓的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也带动了当地文化的兴盛。明清时期，太仓流行昆曲，官员、商贾、士绅都以延请戏班为风尚。明嘉靖时，有“曲圣”之称的魏良辅流寓于江苏太仓，改革了昆山腔，使其唱腔更加舒缓细腻，委婉动听。清乾隆时，沈秉麟精研音韵，七易其稿，撰成《韵学骊珠》上下二卷，成为昆曲咬字发音之准绳。太仓的园林也颇具盛名，有“园林之盛甲于江南”的美誉。较为著名的太仓园林有明代刑部尚书王世贞的弇山园、离园；大学士王锡爵的王氏园、南园、东郊园；刑部郎中陆昶的锦溪小墅；吏部员外郎王世骐的贲园，清代太常寺少卿王世懋的澹园；太常寺卿王时敏的西田等。太仓的旖旎风物熏陶出不少文人士子，宋元明清太仓考取进士者就有314人，其中较为显著者有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明末清初复社创立者张溥；“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梅村；“江南大儒”陆世仪；撰写《续资治通鉴》的经史学家毕沅。在书画界，还有“明四家”之一的仇十洲；清代“娄东画派”的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太仓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唐文治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杨 ：《昆山郡志》卷一，《宛委别藏》第4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C487P379WBKnMPFF+gANJV2auN8llzl6Lxi8RWiuCOgrBfHdfLvcB0SL0M0r9BZ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