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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宗主国清廷乞兵，日本也乘机出兵朝鲜，蓄意挑起战争。同年7月25日，日本向中国不宣而战，击沉了中国“高升”号运兵船。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了。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平壤的陆战还是黄海的海战，中方皆节节败退。11月，日军继而越过鸭绿江，从陆路接连攻陷大连和旅顺。
唐文治在户部供职几年后，渐渐对官场的运行机制有所了解，而对其中的各项纰漏也开始有所警醒。在甲午战争期间，唐文治看到国家惨遭内忧外患，心中忧愤，毅然向清廷呈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该奏稿有一万余言，所述两个方面十二件事。一个方面是要具有长远效用的治理措施，共有八条。一曰“宜正人心，别流品”，即任用清廉之士，对于贪污军饷者，必须处以重刑，并且没收家产，充作军费；二曰“宜务刚断，严赏罚”，即对于不法将官，要依法处置，不得姑息；三曰“宜奖气节，去阘茸”，即去除逃避责任的乡愿式官僚和趋炎附势的鄙夫式官僚，任用气节之士；四曰“宜正官常，破资格”，即不应遵循升官的一般程序，如此容易消磨人的志气，变得老于世故，精于揣摩，而是要大力提拔有真才实干的人才，委以重任；五曰“宜拔真才，变科目”，即改革科举，既要保留四书、经艺来保证中学的基础，又要增加舆地、兵学、制造器械之法以通西学；六曰“宜改武科，用火器”，即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与武科合一，学习西方的军事技能；七曰“宜联邦交，简使臣”，即需要罢免阿谀奉承的外交官，任用真正具有气节，可以详尽考察国际情势的外交官；八曰“宜塞漏卮，节浮费”，即对于军费之使用，需要任用廉洁之士，并时时加以考核，杜绝贪污浪费。另一个方面是急于施行的军事措施，共有四条。其一曰“置经略，专责任”，即设置一统帅，总揽大局，各部不可相互推诿；其二曰“置兵轮，练水师”，即各省训练水师，或调长江水师为海军，以增兵力；其三曰“行反间，散叛士”，即悬重赏让降兵反叛，增加敌人的疑心；其四曰“安民心，禁妄动”，即禁止官民逃离京城，发榜安定民心。
这十二件事，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可谓切中时弊，句句见血。倘若清廷依奏折行事，或许真能延续几年国运。所以京中有识之士，争相传诵，翁同龢、沈曾植也大为赞赏，称为“万言疏稿”。可惜该奏折递上之后，清廷对唐文治的奏议留中不发，不予采纳。可叹唐文治满腔热血，只能“惜两行痛泪，无补时艰”。
1895年2月，日军攻陷威海卫，海军提督丁汝昌殉国，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由于边境告急，前线吃紧，当时北京城里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江浙等地的达官贵人纷纷遣送家属离京回乡，甚至有些官员并未请假便私自离京，间有迁都的小道消息四处频传。唐文治与王清穆商议，认为他们都是通过科第享受朝廷俸禄，在国家有难的关键时候，却不能为国家分忧解愁；若再以闲曹无职守为理由逃离京城，苟延性命，真是无面目见天下人。于是二人决定镇静不动，生死有命。
同年4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赴日本马关议和。日本提出朝鲜独立、割让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等苛刻要求。消息传来，举国哗然。这一年正逢春闱，全国的举人聚集京城，在各省、府的会馆议论国是，他们纷纷以地区为单位，发动各省公车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太仓人汪曾武是江苏举人的联络者，故江苏的公车上书即由汪曾武领衔。唐文治在太仓会馆探访同乡，见汪曾武事务忙碌，难以静心写作，故用半日一夜之功，代替汪曾武拟就《上都察院呈》。该文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土地不能割让；二是土货不能改造；三是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不能免税；四是苏杭等地不可开埠通商。唐文治写定之后，即由汪曾武领衔，江苏举人50多人联名上书。在各省的公车上书中，“以唐文治代拟的江苏稿，梁启超（卓如）所拟的广东、湖南稿，陈衍（石遗）代拟的福建稿最为突出，可称鼎足而三。梁、陈当时均为‘公车’，而唐则以进士代为捉刀，实属难得。”
此后，广东举人康有为写就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获得18省举人响应，1000余人联署，这是全国范围内的“公车上书”。
无论是各省范围内的公车上书，还是全国范围内的公车上书，都没有影响到清政府的决策。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天下士子痛定思痛，开始主动探索中国未来的出路。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内部与外部对于未来的走向各有不同的声音。
就清政府内部而言，既有以徐桐等人为代表的保守派，又有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对于保守派而言，晚清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似乎并不能动摇他们的顽固信念。面对风起云涌的各种思潮，保守派都以“夷夏之防”为理由拒绝接受。在这个群体中，徐桐可为代表。徐桐（1820—1900）专攻理学，师尊宋儒，曾任内阁学士、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可谓晚清一代名臣。但其主张极其守旧，恶西学如仇，不但反对维新变法，连对洋务运动也颇有微词，保守派人士暗地里都以徐桐为首领。徐桐的住宅处于东交民巷，与外国使馆为邻，徐桐在自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望洋兴叹”，下联是“与鬼为邻”。他不穿洋布衣服，只穿国产的绸缎和土布；看见中国人戴西洋眼镜就要骂。徐桐的儿子徐承煜喜欢洋货，家里放置全套西洋家具。徐桐从儿子门口走过，都要闭眼捂耳。有一次徐桐看见儿子在抽西洋雪茄，当场怒不可遏，大骂道：“我活着的时候，你就敢这样做。等我死了，你更要做胡服骑射的鬼奴了。”徐桐的学问主要在于四书五经，并强烈排斥西方传入的科学与技术。有人建议修建铁路，徐桐强烈反对，理由是火车的轰鸣声会损伤地脉。徐桐对于整个世界格局也不甚了解，他认为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仅仅是英、法胡诌出的国名，理由是：“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这些保守派虽以正统自居，却是极端僵化地去理解儒学，不但不具有儒学“圣之时者”的灵活性，更是阻挠儒学发展、时代进步的极大障碍。
与之不同，朝廷内部还有以张之洞（1837—1909）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希望儒学能够与时俱进，在新的格局下产生新的拓展，应对新的问题。同时，这种新的变化，还不能改变自我立足的根本。于是，“中体西用”就成为一句响亮的改革口号。在这样的口号下，西方的器械作为“西用”可以大胆地引进并采用，而中国自己的根本之体则仍旧不会改变。这一口号的好处是，洋务派与保守派在“中体”上可以获得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免受他们的掣肘。同时，洋务派又可以在“西用”的掩护下源源不断地引入西学。只是，在“中体西用”的分界上，则仍旧有程度的差异。比如，哪些内容属于不可改变的“体”，哪些内容属于可以与时俱进的“用”，却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中体西用”口号初创时，“西用”可能仅仅指西方以船炮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引入科学技术后，发现这种科学技术要变现为器械并能维持的话，必须要推进矿业、铁路、教育等一系列改革。而这些改革的维持，又需要发展商业，启用现代金融体系。于是，传统的农业社会需要转向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一旦变革走到这一步，那么传统的政治体制就极其不适合新的社会状态，必须进行改变。在这样的变化趋势中，原来被认为是“体”的不能改变的内容，其范围不断地被缩小。虽然在甲午战争之后，“中体西用”的诠释框架比保守派的僵化思想更具有积极意义，但现实的变化比理论的设想更为激进。在后来更为激烈的革命思潮中，“中体西用”的主张很快就被人们抛弃了。
就清政府外部而言，有两个人物的探索颇具代表性，可以代表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康有为所代表的改良道路，一条是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道路。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州南海人。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得中第八名进士。作为清廷重臣的翁同龢特意与康有为晤谈，这使康有为大为兴奋，在北京创办了《中外公报》，组建了强学会，宣传变法主张。康有为的这些行为，虽然得到了朝廷中改革派的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保守派的攻讦，《中外公报》、强学会遭到了封禁，康有为不得不离开北京，回到广东，其追随者梁启超先去上海，又去长沙。这些重要人物的离京，将新思想传播到中国各地，维新变法的呼声愈来愈盛。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再次赴京请求变法图强，经过翁同龢的推荐，康有为才得以见到光绪帝，并呈上自己所作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希望光绪帝能够仿效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来推进改革。光绪帝非常欣赏康有为的才干，决定启用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实施变法。在1897年6月11日到9月20日的百余天里，颁布法令50条左右。比如，在教育领域，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设立新式学堂，致力于中学和西学的研究。各省会的书院改为学院，府州县学改为中学堂，乡学改为小学堂；设立编译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附属医学堂；出版官办报纸；举行政治、经济特科考试。在行政管理领域，裁撤冗员和不必要的机构；任用政府中的进步人士；涤荡拖延陋习，并且删改旧例，另定新则，提高行政效率；士民上书言事，不许稍有阻隔；允许满人经营四民之业。在工业领域，建设铁路；发展农工商；奖励发明；美化京师。在国际文化交流领域，高级官员游历外国；保护传教士；改进和简化法规；筹备预算。
康有为的改革计划遭到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反对。慈禧也开始警觉起来，怀疑变法是从她手里夺权的阴谋，于是变法演变为皇帝与皇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康有为、谭嗣同想要拉拢袁世凯，密谋刺杀慈禧。袁世凯背叛了维新派，通过荣禄向慈禧告密。于是慈禧幽禁了光绪帝，重新回朝听政，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废除维新期间一切新政。康有为、梁启超侥幸逃脱，而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惨遭杀戮，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彻底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但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主张。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人。香山毗邻澳门、香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较大。同时，由于长兄孙眉在檀香山经商，故孙中山早年即在檀香山、香港等地接受教育，视野开阔。在中法战争时期，孙中山就萌生了推翻清廷、创建民国的志向。甲午战争之后，孙中山开始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同一年，孙中山来到了檀香山，创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之后，孙中山将革命的火种带到香港，建立了香港兴中会总机关部，计划在1894年重阳节那天发动广州起义。由于叛徒出卖，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先经香港，继而东渡日本。在断发改装后，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复又横穿美洲大陆，经纽约再至英国。孙中山在流亡过程中，无不宣传革命，结合同志，筹募款项。在英国，孙中山一度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康德黎等营救，方始脱险。此后，孙中山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博览群书，结合其流亡过程中对欧美制度的考察，完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框架。1897年，孙中山离开伦敦，取道加拿大，回到日本横滨，并以日本为基地，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1903年，孙中山开启了第二次环球之旅，希望结合海外的会党与留学生，组建更大的团体。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会面，决定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建同盟会。同盟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的革命力量，树立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确定了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此后，同盟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筹划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深受同盟会影响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了武昌起义，第二天全城遂告光复。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对于中国的未来方向，保守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给出不同的方案。保守派在任何方面都不愿意变革；洋务派则在帝国的外围部分给予了变革；维新派由帝国的外围进入到帝国的权力核心，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维持君权与民权的平衡；革命派则彻底瓦解了老旧的帝国，主张以民权彻底代替君权。可以说，保守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四者的主张，一派比一派激进，不断地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在上述四派主张中，翁同龢的政治主张主要介于保守派与洋务派之间。翁同龢在光绪元年（1875）之前，一直不甚在意洋务，坚决反对西化，其立场基本与保守派相近。但在其逐渐进入清政府权力中枢，统观整体局势之后，则开始转向改革，试图成为改革派的领袖。他知道进行改革需要取得最高权力的支持，所以他尽力调和光绪与慈禧的关系，甚至向光绪、慈禧进呈变法思想家冯桂芬的著作《校邠庐抗议》。由此可见，翁同龢已经不再是徐桐一类的保守人物，其思想反而与张之洞等洋务派更为接近。但在现实的执政措施上，翁同龢一直在阻挠李鸿章、张之洞所做的努力，有研究认为“这两人凭其声望与知识，可能会威胁到翁氏在变法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于是，翁同龢试图物色一批资历较低的年轻人加入自己的改革队伍，以保证自己在变法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翁同龢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压制其政敌的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又企图发展自己的改革力量。其实，如果不考虑错综复杂的人事斗争，就单单看改良主张，翁同龢的主张与洋务派类似，仅仅愿意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来补充中学之不足，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则视为洪水猛兽，将程朱理学视为中华立国之本，丝毫不能动摇。翁同龢本来打算扶植康有为来推动自己的变法运动，后来却大大震惊于康有为的激进主张。康有为不但要移植西方政治体制来改造古老的帝国，甚至援引公羊家学说，提出孔子改制之说，大大有别于作为王朝统治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所以，当康有为逐渐显露出其真实意图后，翁同龢急忙与其切割，甚至批驳康有为居心叵测。同时，翁同龢惊讶地发现康有为获得光绪帝极大的赏识，有将自己取而代之的态势。更为担忧的是，康有为的激进措施大大惹怒了保守派，由于他是康有为的推荐人，他不但得罪了保守派大臣，甚至连慈禧也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于是翁同龢尝试排挤康有为，但他的这番努力反而给自己带来不幸的后果。在光绪面前，他俨然成为改革的绊脚石；而在慈禧面前，他却被划归为敌对的维新派。这两面都不讨好的尴尬境遇，反而让他更快地失势。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底，翁同龢开缺回籍，这代表了其政治生涯的结束。五月出京，唐文治一路相送。当时车马阗咽，送者流涕。翁同龢谓唐文治：“人臣黜陟，皆属天恩，吾进退裕如。所恨者，不能复见皇上耳。”
翁同龢回常熟后，杜门不出，不闻外事，六年后卒于常熟家中。
翁同龢的罢免，使唐文治在京城里失去了一座靠山；而维新运动的失败，更是对唐文治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触动。“戊戌政变之后，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新学家们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从这时候起，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这些人，或脱胎于洋务运动，或惊醒于民族危机。他们处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时之思；向西方追求真理，为中国寻找出路，成为最自觉的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
唐文治正是脱胎于洋务运动、惊醒于民族危机的知识分子。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以及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三个层面的改革看法，貌似近于翁同龢、张之洞等人的观点，实则导源于自身的学术思想。从理学自身的理解上看，唐文治认为徐桐等保守派的行为不是真正的理学家应有的作为，反而洋务派才是理学应该予以承认的开展方向。唐文治认为徐桐等人，“好恶拂人之性，而夜气不足以复存，斯真无理不学之尤者，而世犹被以理学之名，谓之何哉？”
同时，唐文治又为洋务派进行辩护，认为：“近世浅人又假理学之名，辟洋务为异教，庸讵知洋务之本在纪纲政治，时与三代之典章相合，此非真有累世圣神、斟酌损益之功用，特以含生负气之灵，同禀天地五常之性，本无华夷彼此之殊；故其分虽殊，而理实未尝不一，特中国圣人统其全，而彼得其偏耳。”
对于维新派，唐文治反对康有为的公羊学，其言：“我朝乾嘉而后，《公羊》学尤甚，然大半惑于
之辞，互相矜炫。”
但对于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则又有相当程度的同情。唐文治弟子黄汉文曾回忆说：“唐先生倾向于变法维新，但没有参加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他认为康氏操之过急，虽有光绪帝支持，而政权实际上仍在慈禧太后手中，急则生变，难以有成。”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唐文治坚定地认为程朱理学是儒学的精粹，也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他反对把徐桐的顽固保守或者康有为的理论翻新当作真正的儒家精神。在唐文治思想中，理学的体用变化似乎更接近于洋务派的方向，但不局限于洋务派所圈定的范围。这突出表现在，对于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唐文治与洋务派一样秉持开明包容的态度，甚至认为这是儒家开物成务精神在时代中应有的表现。而在政治制度上，唐文治比翁同龢、张之洞、康有为走得更远。他并不拘泥于忠君的思想，而是抓住儒学思想中仁民爱物的精髓。唐文治认为无论是君主制、立宪制还是民主制，都要体现儒家仁民爱物的精神，若不能体现，则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其流弊。在唐文治思想中，中学之体就是儒家的仁爱精神，至于政体与科技，则都需要为天下百姓服务。儒家之“体”是古今不变的真理，而“用”则需要在时代大潮中不断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唐文治的改革思想是“中体西用”，还不如说是“中体今用”。
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再次亲理朝政，保守派势力一时甚嚣尘上。“由于对国际政治的现实毫无所知，这些人拒绝外交手段和与各国互相和解，反而提倡一种顽固的抵制政策。……强烈的排外情绪不仅充满太后统治下的宫廷，也渗入士人、官员、士绅和广大的民众中。半个世纪的外来羞辱，无论战争还是媾和，都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在中国土地上趾高气扬的外国公使、咄咄逼人的领事、气势汹汹的传教士和自私自利的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折磨人的不公正的感觉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报复欲，直至在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中爆发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团运动气势汹汹地拉开了序幕。
义和团源自山东地区叫作义和拳的中国秘密会社。他们以练习义和拳的名义进行结社，最初遭到官方的禁止。但在19世纪90年代，义和拳呈现出明显的排外色彩。面对这股新兴的民间力量，山东省巡抚李秉衡以及其继任者毓贤对之进行暗中支持，并将之更名为“义和团”。后党中的一些保守派势力也极力鼓吹利用拳民来抵抗洋人。20世纪初，拳民进至北京，并在慈禧面前进行了一场“刀枪不入”的宫廷表演。他们的“神通”获得了慈禧的肯定，使之在京城获得了公开的合法地位。拳民们在北京与洋人发生矛盾，最后激化为围攻外国使馆和教堂。
满朝上下对慈禧与保守派默许义和团的行为不敢多置一词。唯有当时在总理衙门任职的许景澄、袁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唐文治虽然供职户部，同时又在总理衙门兼职，故与许景澄、袁昶等人有很深的交往。由于许景澄曾出使欧洲诸国，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唐文治询问许景澄对外交涉要旨，许景澄长叹道：“方今刚柔俱失其宜，无交涉之可言也。”
平时办公，许景澄极为勤劳，自旦至暮，殚精竭虑。唐文治经常为其撰写公文，许景澄有时在唐文治原稿上删削润色，有时则欣然赞叹，不改一字。有一次，北京在修整东交民巷的道路。东交民巷多有各国使馆，意大利公使指责中国车辆会轧坏道路，要求中国车辆不得行走东交民巷。唐文治知道后非常气愤，认为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让外国车辆也不准通行。许景澄听了唐文治的建议，笑着对唐文治说：“你这么说就太直了。我们应该说，修路是为了便于中西车辆往来通行。如果加以阻碍，彼此都会造成不便。”后来总理衙门以此回复，意大利公使也不好再说什么。许景澄的榜样给予唐文治启示，国与国之间，在以弱事强之时，不可意气用事与之对抗，而要在公共道理上力争。倘若弱国由于情感冲动而与强国对抗，那么这也会引起强国的反弹，大家都不讲理，剑拔弩张，这样一来，反而弱国更加吃亏。只有在强国面前讲公理，营造大家讲理的局面，并以理力争，弱国才能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强国自知理亏，为了维持其在国际上的形象，也不敢贸然推进，强横的要求也容易不了了之。许景澄、袁昶两位大臣既有爱国情怀又能通达事理，在义和团事件上，他们能够分辨事实，弄清方向，对朝廷的举措充满了忧虑。他们请求慈禧不要默许义和团攻击使馆，并不可与各国轻易开战。慈禧非但没有听信两位大臣的忠言，仍旧决定向各国宣战，而且听信谗言下旨赐死许景澄、袁昶二人。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求情，又向徐桐求情，皆不允。屠杀许景澄、袁昶的监斩官则为徐桐之子刑部侍郎徐承煜。临刑时，袁昶大骂徐承煜，说：“国家之事，都被你们父子俩败坏至此，我在地下等你们。”许景澄制止他说：“何必如此。”随后，许、袁二公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唐文治闻之十分辛酸，感叹道：“呜呼，自我圣祖、世宗以来，未尝有杀戮忠良之事，此时许、袁两大臣被祸，盖国家元气因此大伤，而人心亦自此渐去矣。”
在朝廷宣战之时，与北方不同，东南诸省拒绝承认宣战的有效性。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作为省里的最高权威，他们将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并在他们的管辖区内镇压拳民；而外国列强不派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
义和团运动在北京愈演愈烈之时，唐文治仍旧在户部供职。唐文治在北京的居所距离比利时使馆较近，周围经常火光冲天、枪声累累，有一次，唐文治父亲唐受祺待在自家庭院，就有子弹从其头顶掠过，真是危险万分。于是唐文治将家人安置到北京城外往北六十里的北山平义分村。城里义和团与各国使馆的战斗导致户部所在地已处于战线，于是内廷国史馆就成为户部临时办公地点。唐文治安置完家人，就只身回京，仍旧赴户部与总理衙门办公。有散乱的拳民扬言总理衙门外通洋人，要火烧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人员没有办法，只得邀请义和团的总坛首领来保护衙门。
同年七月，避居北山平义分村的黄彬琼夫人产下第二个儿子唐庆平
，唐文治得知喜讯，急忙告假去北山看望家人。在北山几日后，唐文治雇车再度返回京城，路上见大队义和团拳民向北撤离，并听说洋兵已经入城，慈禧和光绪也未知所在。车夫不敢再前进，唐文治说：“若有不测，我赔偿你的车辆。”车夫说：“车辆可以赔偿，性命不能赔偿。”于是，只能重新折回北山。
京师失守，联军入侵，烽烟四起，生灵涂炭。慈禧则挟持着光绪逃至西安去了。徐桐之子徐承煜听说两宫西狩，洋军进城，就倡议全家殉国。徐桐不肯，被其子“骗死”。
徐承煜还未出城便落入日军之手，后被处死。
早先，北山的乡民为了防备不测，在山沟中搭了十几间棚屋。唐家也参与出资了。这次大家商量是否要避居到山沟里去。考虑到山路崎岖，唐文治母亲胡氏年迈不能上山避险，唐文治夫人也不去，唐文治父亲唐受祺说索性合家并命吧，于是孤注一掷，仍旧留在平义分村。这时，黄彬琼夫人产下的第一个儿子唐庆诒才两岁，奶妈刘氏坚决要将唐庆诒抱到山上避难，分手的时候，家人悲恸欲绝。然而，隔天一大早，奶妈又抱着唐庆诒回来了。原来唐庆诒一晚上大哭不止，导致山沟里一起避难者有很大意见，奶妈不得已只能将他再抱回来。没有想到，就在返回后的第二天晚上，山沟避难处被乱兵抢劫一空，唐庆诒的哭闹竟然救了自己与奶妈。
唐文治避居乡间一月多，听说朝廷已命庆亲王奕劻留京与各国议和，于是急忙赴京。在赴京的路上，迎面碰到盗贼三人，皆骑马带枪。为首的盗贼与唐文治擦肩而过，说声：“先生去京城吗？”唐文治说：“是啊。”唐文治听见边上的盗贼问为首的盗贼：“你认识这位先生吗？”为首的盗贼说：“这是城中的唐先生，怎么不认识？”唐文治抵京后，把这事告诉朋友，朋友大笑说：“连这种人都认识你，你真算是英雄了。”唐文治也笑，但对盗贼认识自己莫名其故。又过了月余，京城事务安排妥当，唐文治回北山将家眷接回城里。在回京的路上，有一人单骑而来，说：“唐先生连日辛苦，消瘦多了。”唐文治一看，正是那日所逢盗贼，急忙问他缘故。此人名唤杨七。唐文治曾与他在市场购物时礼貌闲谈，没有摆半点官架子。杨七虽然行盗，但深感唐文治之为人。北山至京城，一路上多有强徒，这次杨七特意前来帮忙护送。果然，车行十余里，唐文治又碰到单刀李五。杨七与李五交涉后，对唐文治说：“李五不会惊动您的眷属，但需要请您把四个箱子留下来。”唐文治说：“可以是可以，只是箱子里都是书籍和旧衣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李五不信，逐一将箱子打开检查，果然如唐文治所言，于是将唐文治以及家眷放行。杨七一直将唐文治等人护送到京城外，才告别而去。唐文治事后反思乱世中为人谦逊的重要性，后来听说杨七因劫掠而被人击毙，怅然了很久，感叹杨七可算“盗亦有道”，并认为官府的腐败才是产生盗贼的真正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