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菁求学

南菁书院由江苏学政黄体芳（1832—1899）于光绪八年（1882）在江阴所建。当时两江总督左宗棠（1812—1885）奏拨旧水师营游击、协镇两署故址及白银二万两协办书院。书院之名出自朱子《子游祠堂记》“南方之学，得其菁华”，设置经学、古学两大内容，主要培育江苏籍取得功名的读书人。

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浙江定海人。其父黄式三是著作等身的经学大家。黄以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常年手不释卷、锐意著述，以读书治经为乐。40岁时，供职于浙江书局，参与典籍校勘。43岁乡试中举之后，会试屡次不第，遂无意仕途。光绪十年（1884），黄体芳邀请黄以周赴江阴担任南菁书院院长，主讲经学。此后，黄以周遂在南菁书院讲学15年。黄以周在书院自书座右铭：“多闻阙疑，不敢强解。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由此座右铭可知，黄以周的治学风格侧重汉学，偏于考据训诂。

当时，唐文治在王紫翔的教诲下，宋学的研究已有门径，但汉学的研究仍旧不够充分，便于光绪十一年（1885）报考了南菁书院。在赴江阴之前，王紫翔告诫唐文治说：“昔顾亭林先生有言，经学即理学，明理必在于通经。彼强分门户者，皆鄙倍之徒也。吾闻南菁院长黄元同先生经学大师，子守吾理学之教，而更采黄先生之所长，博闻强识，穷理尽性，他日自成一家，斯可矣。” 至江阴后，先拜谒黄体芳先生，黄体芳谆谆训以有用之学，再受业于黄以周先生。黄以周听说唐文治研习宋学，就很高兴，他告诫唐文治说：“亭林先生有言：经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不可歧而为二。圣门之教，先博后约，子其勉之。” 王紫翔和黄以周两位先生，都以顾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语告诫唐文治，但后面的道理却有差异。“唐文治两位老师的教诲，似同出一辙，实际上却大有区别。理学家王紫翔希望弟子能采黄先生之长，但最终应‘守吾理学之教’；经学家黄元同却希望弟子‘先博后约’，虽说‘经学即理学’，最终能得‘圣门之教’，但这博习训诂，研习经学、小学的功夫是绝对少不了的。” 理学家的思维是演绎性的，故王紫翔所谓的“经学即理学”，则是以理学思想来囊括经学；而经学家的思维是归纳性的，故黄元同所谓的“经学即理学”，则是在名物度数的考辨中归纳出所以然的道理。唐文治在南菁书院的学术成长，就是要深入掌握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将之融合在自己的治经方法之中。

在南菁书院里，唐文治每天晨起练字，临摹《九成宫》《玄秘塔》，然后学习音韵、经义等，常在师友之间切磋学问。黄以周教导学生以《易》之“静”“专”二字作为读书求学之法：“学问必由积累，初无顿悟之方。而积累全在静、专，亦无袭取之道。人有终日读书而掩卷辄忘者，病在不静；有终身读书而白首不名一艺者，病在不专。静则记性强，专则学术成。”又说：“昔之儒者尚专经，故能由一经以尽通诸经；今之学者欲无经不通，乃至一经不通。” 黄以周要求学生养成沉潜的学术品格，不要好高骛远、贪多求全，而是要专心、静心于一部经典，日久自然能触类旁通。

黄以周门下有进讲的习惯，要求学生将平日研究心得讲出来，以便老师耳提面命，现场指导。有一次唐文治进讲完毕，黄以周教导大家：“近日讲学极难，有避道学之名者，则讳而不讲，即有讲者，先入主出奴之见存于胸中。夫既存一入主出奴之见，原可不讲学了，故戴东原先生《孟子字义疏正》立说俱是，而近于毁骂。至焦理堂作《孟子正义》更失东原先生之旧。” 当时治经学的，注重训诂音韵，闭口不谈性理。而偶尔碰到谈性理的，又存有极强的门户之见。从这一点看，戴震、焦循的著述都有缺陷。黄以周的一番言论对唐文治触动很大，他回去在日记中写道：

近世有训诂之学，有义理之学，其外又有顿悟之学。言训诂者病义理为空疏；言义理者，病训诂为泛骛；而言顿悟者，更病义理为支离；甚有主训诂之学，目未见程朱之书，而亦痛斥宋儒者。主义理之学，目未见许郑之书，而亦痛斥汉儒者。痛斥宋儒而躬行视为迂腐；痛斥汉儒而经书束之高阁；至言顿悟者，并且绝圣弃智，专认本来面目矣。此岂复成儒者气象哉。夫学术不明，吾党之责也。文治天资既钝之极，于经学犹生望洋之叹，然窃愿于训诂义理二者，皆稍稍涉其流。俾言训诂者不至斥义理为空疏，言义理者不至斥训诂为泛骛，而顿悟之学，犹思辨其似是之非，至于其他，非所敢志。

唐文治反思了学习儒学的三种方式：训诂之学、义理之学、顿悟之学。训诂之学重于文字考据，但失于躬行实践。义理之学重于躬行实践，但失于文字考据。而顿悟之学，则完全是受了佛教的影响，非儒门正宗。故唐文治决定自己应该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学好，吸收两家之长，杜绝两家之短。放眼唐文治一生之学术成就，具有兼采汉宋之特点，此治学之综合性，即根源于南菁书院的学习。

光绪十一年（1885）年末，黄体芳的江苏学政任期已至，继任者为王先谦。王先谦有个心愿，在学政的任期内要刊刻《皇清经解续编》。早在60年前，学者阮元曾经刊刻《皇清经解》，该丛书收录清初至嘉庆年间73家、183种经学著作。而近60年来，经师辈出，著作纷呈。王先谦想要仿照阮元之《皇清经解》，编纂《皇清经解续编》，将以前遗漏的以及新出现的经学著作收集刊刻。但是，此书工作量巨大，非几人之手、一时之力即能完工，故王先谦只有在担任江苏学政之时，倚仗南菁书院诸学子之力，才能共襄此文化伟业。于是，王先谦甫一上任，就四处筹集资金，设立南菁书局，搜罗著作版本。而南菁书院的学子，则参与书籍的校雠。“校雠非常严格，翻开《续经解》，每一卷末都附录两名校对者的姓名，可能前一人初校，后一人复校。众多校勘者中，可确定是肄业南菁的课生有：陈庆年、陈汝恭、冯铭、沙从心、章际治、赵椿年、曹俨、唐文治、丁国钧、范本礼、邵元晋、孙同康等。” 该丛书的刊刻工作从光绪十二年（1886）开始筹备，直至光绪十四年（1888）完成，前后历时两年有余。《皇清经解续编》共收录111家、209种经学著作，为经学的传承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文治由于担任校雠工作，故以半价购得丛书全套。这样的出版工作，对于唐文治等南菁学子而言，不仅能够看到很多世所罕见的珍本，而且大大拓宽了其学术视野，更对他们日后的学术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南菁书院，唐文治还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吴县曹元弼、江阴章际治、阳湖赵椿年、武进刘翰、丹徒陈庆年与殷松年、昭文孙同康、常熟丁国钧、吴县曹元忠、泰州卢求古、如皋姚彭年、宝山邵心炯、阳湖庄蕴宽、上海赵世修、海门刘宗向。同学泰兴于璠、华亭雷瑨还问业于唐文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则为同门曹元弼。曹元弼（1867—1953），字师郑，号叔彦，晚号复礼，吴县人。光绪十一年（1885）入南菁书院，求学于黄以周先生门下。是年，乡试中举。光绪二十年（1894）会试中选，委以内阁中书之职。后任教于两湖书院、存古堂。辛亥革命后，曹元弼以遗老自居，闭户绝世，殚心著述。唐文治在南菁书院初次见到曹元弼时，认为“曹君精于《易》《礼》诸学，笃守郑君家法，尤为笃实” ，虽然曹元弼长于《诗经》、三礼，而唐文治长于性理之学，但两人立即“如旧相识，忻合无间” 。

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末，唐文治在南菁书院整整学习了四年。这四年对于唐文治而言，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一，南菁书院的学习，大大拓宽了唐文治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其兼采汉宋的治学风格；其二，南菁书院的师友，日后多为学界、政界之人物，唐文治的社会交际圈由此初步成形。 ZpuXgK7oqWQFdY2y4E57Ivb2NdeBCyK8JxngOaedm0vsZdcGN7qnsChXjGIKdy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