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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静观堂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运动平息下来，在江北避乱的唐受祺与妻子胡氏渡江回娄，暂时赁居于太仓镇洋县岳王市陆宅静观堂。同治四年十月十六日（1865年12月3日）亥时，静观堂迎来了初生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新的生命给全家带来了喜悦。唐学韩望孙心切，自然喜出望外，亲自给这个小生命取名文治，字颖侯，号蔚芝。三天后，唐学韩赴亲戚家饮酒，酒阑微醉，将席间果饵皆兜入怀中，说：“带回家给我孙子吃。”别人笑话他：“你的孙子已经能吃果饵了吗？”唐学韩方才醒悟过来，与大家一起大笑不止。
唐文治两岁的时候，全家迁入太仓城中，借居在武陵桥南唐文治外祖父胡汝直的屋子中。在太仓城中的第二年，唐文治母亲胡氏有了身孕，可惜六个月大时忽患小产。当时唐文治的父亲唐受祺长期在苏州设馆教书以谋生资。胡氏小产时仅雇了一个老婆子来打下手。小产后的胡氏缺人照顾，多次昏晕，甚至到了不省人事的地步。这时，唐文治才三岁，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对于母亲的痛苦已然能够察觉几分。某夜三更，唐文治听到母亲的呻吟声，再也不能安心睡觉，跪倒母亲床前，伏在床沿焦急地看着母亲。母亲昏晕稍醒，察觉到有个小儿在床边，勉强抬手抚摸唐文治的头顶，轻声说：“是我的儿子吗？”唐文治说：“是我。”母亲说：“快起来，睡在我的脚边上。”唐文治稍微安心了一点，在母亲脚边睡熟了。
唐文治六岁的时候，开蒙读书。他人生第一个老师是胡汝
先生。胡汝
是胡汝直的弟弟，也就是唐文治的外叔祖父。当时胡汝
在设帐教书，母亲胡氏就命唐文治随去就读。唐文治首次读书的经历似乎并不愉快，他入塾第二天就逃学回家，母亲胡氏用大棒挡着门，说：“你父亲在苏州教书，你却逃学，怎么对得起你父亲？下次再逃学就打你。”唐文治害怕了，又去上学，可是第三天还是逃学回家，这次被母亲狠狠地痛责了一顿，吓得他再也不敢逃学了。在私塾里，胡汝
先生先教他识字，再教他读《孝经》《论语》。每次放学回家，母亲都要很严厉地督促他的功课，如果唐文治功课不熟，就要被母亲严责，说：“你与其明天功课不熟被先生打，还不如现在先被我打。”唐文治有段时间晚上和祖父唐学韩同睡，唐学韩就隔着被窝给唐文治讲经书内容，祖孙俩一直可以说到半夜。同学们觉得很奇怪，唐文治白天似乎不太用功，为什么回家睡了一晚，经文就记得滚瓜烂熟。
除外叔祖父胡汝
外，在唐文治16岁之前，他还曾受业于太仓萧黻廷、姚葆光、钱宫极之门，并先后跟随在苏州、上海等地设帐教书的父亲唐受祺、外祖父胡汝直学习。萧黻廷是唐文治表祖姑丈陈研香所延请的塾师，而姚葆光、钱宫极都是唐文治的姨丈。可见，唐文治家族虽然贫寒，但与其联姻的家庭，都是书香之家。唐文治在他们的教诲下，读遍了《孝经》、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在唐文治求学期间，还发生了很多琐事。这些琐事虽然零星，却见证了唐文治的成长。
当时唐文治家贫，母亲胡氏持家节俭，唐文治的衣服缝了又破，破了又缝。有几个同学嘲笑唐文治衣服破旧，唐文治说：“我是君子固穷，你们是小人穷斯滥啊。”同学们都特别惊讶，没有想到唐文治竟然能够活用《论语》中的句子来进行反诘。唐文治暗自得意，这两句话是他外祖父经常用来训人的，他时常听到，读了《论语》后才知道意思，这次只是拿来借用而已。
唐文治8岁那年，开始学习《孟子》。有次去姑母家吃午饭，同坐有人询问唐文治的志向，唐文治答道：“我愿意做伊尹”。伊尹是商朝的良相，辅佐成汤兴商灭夏，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圣贤，孟子在书中屡次赞叹伊尹，称其为“圣之任者也”。同坐之人听到了唐文治的回答都很惊讶。这事传到唐文治祖父唐学韩那里，祖父想不到唐文治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高的志向，也暗自高兴。
唐文治10岁之时，因家中有亲戚，母亲胡氏给唐文治一百二十文钱去买炊饼。唐文治中途见一妇人，怀抱小孩，啼哭不已。询问后才知道，该妇人因其夫殁，流落异地，不得归乡。唐文治赶紧抓了一大把钱给她，等他到了卖炊饼处，发现自己只剩三十文。唐文治不敢回家，在附近徘徊，看到有摆地摊赌钱的，就押了三十文，没有想到一博而胜，以三偿一，正好一百二十文，于是急忙买了炊饼回家。他不敢把这个事情告诉母亲，就偷偷告诉祖父。唐学韩说：“那些地摊经常骗人钱财。这是老天爷借你的手，将钱给那个妇人，不是你真能靠赌钱去行善。以后不许去地摊赌钱，不然一定要打你。”唐文治事后也觉得这是天道因果的表现。
唐文治11岁时，有次丢弃了一个印有洋文的火柴盒，母亲胡氏很生气。唐文治说：“这不过是洋文罢了。”母亲就更加生气了，说：“洋文难道不是文字吗？是因为你不读洋文，所以轻弃洋文吗？就是因为你不爱惜文字，所以读经书不能纯熟。你应该知道中西文字都一样值得尊重！”母亲的话真是醍醐灌顶，让唐文治刻骨铭心。这种对中西文字同样尊重的教诲，不免影响到唐文治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唐文治12岁时，随父亲唐受祺参观上海制造局。唐受祺有《沪上观制造局》一诗记载此事，其中有“人巧夺天工，借此药愚蠢”以及“相臣经营初，万象归抟控”等句，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唐氏父子并没有以“奇技淫巧”视之，反而以开放融合的姿态来看待新事物。唐文治父母亲对西方文字与文化的态度，应该说对十来岁的唐文治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唐文治后来主政南洋大学，大力聘请洋教员，使用洋文教材，主动引进西方科技，这些行为的源头，可能就萌发于父母亲的一番教导里。在上海的这段时间，由于外祖父胡汝直在沪设帐教书，故唐文治也跟随外祖父受业就学。胡汝直讲到《左氏春秋》“郑伯克段于鄢”一文，问唐文治：“郑伯与段，谁优谁劣？”唐文治说：“郑庄公没有承担起教育弟弟的责任，共叔段也不敬爱哥哥，没法比较优劣。”胡汝直微笑道：“孺子可教矣。”又有一次，胡汝直饮酒微醉，对唐文治说：“你记住了，我挑的女婿，都是家境贫穷的。天下惟穷为至清、至高、至美之事。君子固穷，穷能自立，富则斯滥矣。”外祖父狷介严毅的性格，充分体现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文人风骨，这对唐文治性格的塑造也有重要的影响。唐文治丝毫不以家境贫困为苦，反而更加发奋读书，常常读书到半夜。
唐文治14岁那年的秋冬之际，可能是他童年最为伤心的时刻。不到一个月时间，外祖父胡汝直与祖父唐学韩相继辞世，母亲胡氏惨遭两丧，哀痛欲绝，肝郁症发作。适逢父亲唐受祺适馆沪上，不能及时归来。唐文治与姐姐唐文珠强忍悲恸，照顾母亲，承受起家庭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