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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历史学家认为,“国史有日历,私家有日记”。 事实上,日记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的个人编年体史书,由此,日记亦被誉为“我之历史”。因应于日记内容的保密性、形式的灵活性、选材的广泛性、情感的自由性等特点,日记是人物研究的第一手文献,日记文献在历史研究的史料利用上有着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价值。

一、 刘国钧及《刘国钧日记》整理概况

刘国钧(1887~1978),原名金生,号丽川,出生于靖江县生祠堂镇,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实业家、爱国民族工商业者。自称,幼年家境贫寒,在13岁那年“白天在老师那里读,晚上在家由父亲教读”,一年之后,就外出谋生。 早年在常州奔牛镇做学徒,创办京货店,后以实业救国为志投身工业,并将原名“金生”改为“国钧”。

从1918年独资创办常州广益染织厂始,1922年兴办广益二厂、1930年改组大纶久记纱厂为大成纱厂、1932年创办善余染织厂、1932年将广益染织厂改名为大成二厂、1935年筹建大成三厂、1936年改组武汉震寰纱厂、1938年与协理刘靖基创办上海安达纺织公司以及与卢作孚在重庆合办大明染织厂、1947年收购通成棉毛纺织厂,至1949年收购意诚布厂,在30余年的创业历程中,刘国钧先后创办或改组或合办的企业遍及常州、上海、武汉、重庆、香港等地,达10余家。规模发展为共计近10万枚纱锭的大型纺织集团,其中大成公司纱锭5万余枚、布机1322台、日产5000匹印染设备全套 ,安达公司纱锭3万余枚 ,重庆大明公司纱锭近1万枚等。毛泽东曾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盛赞大成企业对技术的创新。 经济学家吴景超通过对全国民族企业的实地考察,在《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一文中,力证在洋货激烈的竞争下,民族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得法仍大有可为,所举例证便是刘国钧创办的常州大成企业 ,大成企业已成为民族企业创新的代表。金融家陈光甫曾说,“张謇、卢作孚、范旭东和刘国钧”是其一生最钦佩的四位实业家。

中国近代政治人物、学者、教育家等留下了颇多的日记,构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多维镜像。所见日记中,企业家的日记并不多见。《刘国钧日记》是近代中国企业家创新创业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是研究中国近代企业史和近代企业家的重要史料。另外,《刘国钧日记》让世人更好地认识刘国钧的创新精神与家国情怀,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当代我国政府提供企业和企业家工作的新镜鉴。

《刘国钧日记》稿本现由刘国钧之孙、刘汉良之子、江苏省政协常委刘学进先生珍藏。刘学进先生将其所珍藏的6本日记稿本复制件或原件全部委托课题组整理。同时,刘学进先生还认真审读了《刘国钧日记》的整理稿,并提出非常宝贵的建议,课题组采纳其建议,对极少量的个人隐私内容暂不收录。课题组现已整理6本《刘国钧日记》稿本,具体而言,为1945年日记2本、1946—1949年日记1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书画收藏笔记2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读报笔记1本。从记载时间上看,主要为1945年2月26日至1949年12月26日的日记、1957年5月22日至1965年的书画收藏笔记、1967年1月至1972年7月7日的读报笔记。

与一般名人日记不同的是,只读了不到1年私塾的刘国钧,其日记记录大多并无固定章法,更像是工作日记。通过日记稿本可以发现,刘国钧记录日记时间并不固定,往往随手翻到一页,就开始记录,记录内容既有一天的经历,一时的感触,也有工作笔记、账略等。在记录时间上,当天记录的也有,事后记录情况也较多。

相对而言,既有的《刘国钧日记》稿本中,1945年刘国钧赴美国、加拿大考察时期的内容最为丰富。刘国钧赴美、加考察路线大致为首站世界棉花交易之都曼费司(孟菲斯)→旧金山→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纽约→北明汉(伯明翰)→美丽亭(密西西比州)→纽奥林(新奥尔良)→再往曼费司(看印花厂)→爱克朗脱(亚特兰大)→又回纽约→加拿大孟屈楼(即蒙特利尔盼登毛纺厂)→回纽约→再到爱克朗他(亚特兰大)哭文登纱厂→奥古斯塔(美国佐治亚州)→波士顿(参观麻省理工学院和洛惠尔纺织学校)→(第二次到)加拿大(再去蒙特利尔盼登厂)→托郎托(多伦多)→京城渥太华→安大略湖→再回美国波士顿仔细参观萨克洛威尔织机厂等地→纽约办理各项订货事宜→乘货轮回国。

纵观1946—1949年的刘国钧日记内容,这一时期他的活动主要涉及大成的复工生产、与合伙人刘靖基之间的纠纷、大成与安达的分家与合并、对国家前途命运所作的思考。这段时期日记记录内容较为零散,有的月份出现没有任何记录的情况。根据刘国钧记录日记的习惯,在1967年日记中曾言“以前十年日记散失了”,另基于1957年5月刘国钧开始着手记录书画收藏笔记的情况,其散失日记当为20世纪50年代初的内容。

在语言表达方面,《刘国钧日记》口语化现象较多,参以吴语方言和个人对英语的音译,也存在错字、别字的现象。日记行文中出现多处同一人名、地名、厂名或机器名,有多种不同的称呼,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国钧对日记记录的随意性,说明其日记并非为了美化自己而做的有意识的“创作”,生动地反映了刘国钧对日记的记录更在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行。

由此可见,刘国钧对日常所思所想、平时重要工作和事项的记录,既鲜活地体现了刘国钧创新创业的特征,也真实地反映了一代实业家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对1949年之前一些时代因素的文字,《刘国钧日记》整理稿多予以保留。刘国钧书画收藏笔记、读报笔记,多遵从原稿以作品时代为序。整理稿主要分为三大部分:1945—1949年日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书画收藏笔记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读报笔记。本文主要围绕企业家精神和书画收藏两方面对《刘国钧日记》作初步解读,以期抛砖引玉。

二、 从日记看刘国钧的企业家精神

有学者将中国近代企业家划分为五种类型,即绅商型、商人型、买办型、侨商型和知识型,那么刘国钧属于什么类型的企业家呢?从日记所记载的内容和创业经历看,刘国钧虽早期从商,但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精研技术和管理,逐渐成长为知识型的企业家代表。刘国钧不仅是大成公司最大的股东,而且长期担任大成公司的总经理,其企业管理活动更能体现企业家精神。

就企业家精神而言,日记首先体现了刘国钧的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1945年刘国钧赴美国、加拿大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考察、订购纺织设备和棉花的活动,先后考察了50余厂,日记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发源于20世纪初美国的科学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民族企业的改革和创新。早年,刘国钧曾向在华英商、日商等外资企业探求管理和技术的创新。1924至1935年刘国钧先后四次东渡日本,如表1所示,积极进行企业管理和技术的革新。刘国钧把这种探求技术和管理之道的艰辛,喻作“真像唐僧取经一样的艰巨”,“远涉重洋,去访求制造、产销、技能等情况”。

表1 1924~1935年间刘国钧出访日本后进行的管理创新

资料来源:根据《刘国钧先生年表》,李文瑞主编:《刘国钧文集·传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154页等资料整理。

其次,刘国钧以传统中国文化精髓指导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粗略统计,《刘国钧日记》有近百处关于儒家经典和历史故事的引用和分析,涉及办厂哲学、为人之道和处事之道诸方面,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是刘国钧的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思想来源。

对于义利之辨,刘国钧在日记中指出,相对于个人的“利”,国家工业化的“义”更为重要,人人都应为早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家的强大而努力。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其后刘国钧为了国家工业化所表现出的“舍利取义”的家国情怀。他写道:

义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个人之私也。以义为利,以私为耻,何事不可让人?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如国不治工业,农业都不能机械化。而个人权位能保几何时?恐人不我待也,即能保持,但这种贫病交加的权位有何乐取?既不安乐,即如受罪矣。

其三,刘国钧的创业体现了务实求真的实业精神。刘国钧曾言:“我别的嗜好没有,惟一的嗜好是办工厂。” 当时很多企业家热衷于在“交易所”做“空”做“多”,但刘国钧从未参加“交易所”投机交易 ,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只热衷于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在考察美国和加拿大的50余厂期间,刘国钧“白天对每个厂生产过程和产品特色都很仔细用心观察,每晚回到旅馆都要记录笔记,看不懂的,记不清的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日记生动体现了刘国钧从细微处着手,务实求真,计算成本、原料、生产、销售等各环节,洞察企业的兴衰之源。

刘国钧曾言:“日本商人在中国开办纺织工厂,千方百计地压制、阻挠、破坏中国纱厂的发展。他们操纵上海纱布交易所,有一个时期故意压低纱价,抬高布价”。进而指出,“这完全是利用中国实业家办纱厂、少办布厂,办纺织厂,不办印染厂的弱点,日商从中渔利,企业挤垮中国纺织业,达到垄断的目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刘国钧决定让广益染织厂改为大成二厂,实现了纺织染印一体化经营模式,推动大成企业的产业发展。

在日记中,刘国钧多次提到计划、研究、组织、技术、信用、道德、时机等,多处记载技术改良和科学管理的要点:

凡办一种工业成功与否,要有步筹{骤}、有计划、有研究、有组织、有合理的技术、有商工的经验、有诚心、有信用、有用人的才能、有使人佩的道德,近能感动,远有帮助。身体好,能把得住时机……

其四,刘国钧重视人才,发挥企业的教育作用和社会服务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国钧不仅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在日记中,刘国钧特别强调“创办工业是人生天职,且应作社会事业”,“提倡工厂学校化”,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此外,刘国钧还组织创办厂刊《励进月刊》,推行练习生制度、工徒制度和养成工制度,使得企业培养了一批批管理精英、技术精英和一线纺织工人。刘国钧曾言:“懂经营管理,又懂技术,是一等人才;懂经营管理,不懂技术,是二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经营管理,是三等人才。”

在谈到工业要点时,1945年3月24日的日记特别强调需要训练各种人才,如工人训练、试验室和研究所。他写道:

要加意在事前设计考虑,而后动。既做,要设研究所、试验室,训练各种人才,且须继续不断。切勿以为人才已敷应用,而疏忽。

其五,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日记体现了刘国钧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忆及1941年香港遭遇时,刘国钧感叹唯有国家强大,个人方可过上幸福生活,“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寄人篱下,受人摆布,任人宰割,哪怕他是百万富翁,心情也是很苦闷的”。 正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刘国钧创办的企业和事业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让中国成为“世界棉王国”是刘国钧一生追求的目标,而他的立足点是在大成企业的根基上,通过大成公司的发展,刘国钧坚信中国可以实现“世界棉王国”的宏图。黄炎培曾言:“刘国钧倡纺织最早,人呼为甘地。” 在日记中,刘国钧深情地谈到报效国家工业化事业的宏大志愿:

本人以纺织为终身事业,环观各国,中国纺织应该发展,如扩充得法,能横行全世界。钧已认识清楚,且以身许国家、社会、朋友,有生之日为纺织业尽责之时,不忍坐视,非尽力推进,不得心安。

刘国钧在自述中言:“纺织工业投资小,周转快,收益大,是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的重要途径。”他坚信,政治走上正轨,依托廉价而勤劳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精研技术和科学管理,以纺织业为桥梁,为重工业建设提供亟需的资金支持和发挥纺织产业的联动作用,可以更好地实现我国的工业化。

在抗战胜利前的几年内,盘旋于刘国钧脑海里的是一幅振兴中国棉纺织工业的蓝图,如图1所示,刘国钧于1944年完成一篇战后振兴中国棉纺织业的万言书——《扩充纱锭计划刍议》,指出可用15年时间将全国纱锭扩展到1500万枚,与世界纺织业争王座。1950年刘国钧毅然从香港回内地,投身国家的建设事业,在江苏省私营棉纺系统中率先实行公私合营,曾任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

图1 刘国钧关于工业发展道路的设想

资料来源:根据刘国钧《扩充纱锭计划刍议》《重视棉纺织工业,来配合重工业建设的建议》《国外纺织业概况》《建设纺织公司计划书》《我国纺织工业的回顾与展望》等资料绘制。

据《中国纺织通史》记载,改革开放初期,为满足百姓衣着类消费需求,国家大力推动纺织业作为先导产业的发展。在内销方面,1983年12月取消布票,国内市场消费增加,纺织类零售额从1983年的491.5亿元,上升到1985年的717.4亿元,增长近50%。在出口方面,纺织品出口年年大幅增加,到1994年中国纺织品出口额达到355.5亿美元,占全球纺织品服装比重的13.2%,成为世界纺织品服装第一大出口国,成为真正的“棉王国”。 纺织品出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更是一度高达出口总比重的30%左右,成为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产业。

三、 从日记看刘国钧的书画收藏

大成公司还有个神奇现象,总经理刘国钧收藏上千幅的书画作品,他后来向南京、常州、扬州、苏州、无锡、广州、靖江、常熟等地八大博物馆捐赠书画。 协理刘靖基也收藏有数千幅的书画作品。曾任大成一厂厂长的华笃安是金石收藏专家,向上海博物馆捐赠1546方明清篆刻流派印和近百册明清名家诗札及尺牍。 大成总工程师陆绍云有一定书画造诣,曾参加豫园书画善会、海上书画会,还曾在日本举办画展,担任上海美协的首届会员理事,参与筹建上海中国画院。

谈及书画收藏,刘国钧曾言:“1941年开始在沪买书画,跑展览会,认识钱镜塘,1944年至重庆买画,1948年在香港再买画,1950年由港回沪大买,到后来要购古画,明清不多买了。”刘国钧收藏古书画精品,既有重金搜求的心仪之作,也有交往密切的艺术家、政治家和社会名流的酬答之作。

刘国钧将其书房命名为读画轩,书画收藏的掌眼人主要有钱镜塘、吴湖帆、陈万里等;交流和欣赏书画好友,或是收藏家、或是画家、或是文人,有谢稚柳、王南屏、朱光、张炯伯、黄炎培、刘靖基、许厚钰等。而刘国钧自己也形成了独特的鉴赏能力。他欣赏书画多从设色、构图、人物布景、题跋、款识等角度,对书画技艺如没骨、细笔、工笔、一笔画、墨笔画、泼墨画、白描、缂丝、矾头皴、飞白书等都有研究。刘国钧还非常重视作者的生平,在欣赏左光斗的书法作品时,特别标注了“忠臣遗迹,永为枕宝”。

刘国钧从对书画知之甚少,到有所欣赏,再到鉴赏,并形成一定的书画鉴赏水平,这从某种角度也反映了刘国钧的工匠精神。书画收藏多来自上海、南京、北京、重庆、香港、常州等地,有愚斋藏品、庄氏藏品、端方藏品、李鸿章藏物、刘蓉峰藏物、项墨林藏品、庞莱臣藏品、徐渭仁藏品、梁章钜藏品等。收藏笔记从魏晋南北朝始,至当代名人书画,刘国钧最喜欢黄公望的画作,还收藏有苏轼、范仲淹等名人珍贵手札。

《刘国钧日记》不仅为当代我国创新创业教育提供经典案例,而且为传承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提供鲜活的珍贵文献,为经济史学者研究中国近代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新的观察视角,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创新创业教育和企业家文化遗产开发提供研究新成果。与张謇、荣氏兄弟一样,刘国钧是苏商精神的典型代表,其创新创业的历程具有典型特点,特别是刘国钧的创新精神、工匠精神、实业精神、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诸方面,对当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大力传承和发扬。 nt12RPi0wDFGVAAsX7UNr5YSyDYua7RGTPUC0GubXm4ZpZBVlGqT0OsQsSFgbg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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