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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关于近代企业家的研究虽已不是新的领域，但格局似不无偏狭。目前的中国近代企业家研究，以张謇研究最为活跃，已连续举办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一系列专题讨论会，而像刘国钧、范旭东、卢作孚以及荣德生、荣宗敬兄弟等同样在中国近代实业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其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难与前者相匹。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不均衡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张謇的身份特殊外（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家，涉及许多方面），也与资料收藏及整理出版状况有关。张謇本人虽然科举夺魁之后，毅然改辙，弃文经商，但他毕竟具有相当浓厚的书生本色，国学功底深厚，善于运用文字，留下了大量文本。他去世之后，其子孝若编辑出版的《张季子九录》为研究张謇奠定了最初的资料基础，199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张謇全集》总字数达400多万；2012年新版《张謇全集》出版，字数扩大为600多万。此外，还有南通市档案馆与张謇研究中心等陆续推出的《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等专题文献。这些均为张謇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相较而言，刘国钧、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荣氏兄弟、吴蕴初等企业家虽然也有相关的资料专书出版，但都无法与张謇研究相比。
实业家之中坚持写日记的不多，张謇是其中之一，他撰写的《柳西草堂日记》被点校之后收入两个版本的《张謇全集》之中。但张謇日记较为简略，多为一些线索性的记述，所以使用价值远不及他的书札、讲演与政论等。
近代中国另外一个纺织大王刘国钧先生也留有大量日记，刘氏后人一直加以珍藏。致力于社会慈善工作的刘国钧嫡孙刘学进先生有意将先祖这份宝贵的遗产加以公开，交由常州大学葛吉霞副教授进行整理。葛教授在刘国钧研究方面倾力较多，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足证她是点校、整理刘国钧日记的最佳人选。承蒙刘学进先生和葛吉霞博士信任，笔者有幸目睹刘国钧日记的图像与点校文本，略谈几点感受。
第一，内容相当丰富。以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刘国钧赴美考察商务为例，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每天的行程、见闻与感想，包括采购机器、商谈合作、会友见客等，多则过千字，少亦数百字。尽管由于行程安排等原因，他的日记并不是每日都有，有时间隔数日，但总体而言，记录频度相当高，所记较为详细。
第二，专业性较强。作为常州大成等数家纺织公司的创办人，刘国钧一生追求技术创新，他的日记中有大量对于美国纺织企业设备型号、技术路线、工艺流程、管理规章、产品质量，乃至工人生活的记录，随处可见各种技术参数、机器名称等。
第三，富有生活化色彩。虽然关于生产工艺与技术装备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但刘国钧日记尚有许多日常生活的记录，诸如会客、赴宴、访友、阅报，以及自己的许多所思所想等，从中不难勾勒他在美期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日常生活样态。
第四，原生态性明显。笔者从刘国钧日记图像版看到，日记行文格式并不固定，部分内容带有速记性质，有相当多的手工绘图，也有一些涂改痕迹，说明这是他手写原稿，并不像现已出版的其他名人日记一样，经过二次修订。
刘国钧先生创办的大成企业集团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普遍萧条和中国棉纺织业动荡不定的时局下，创造了实业史上的巨大奇迹，成为时人与后人学习与研究的重要对象。刘国钧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实业家不是偶然的，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他自身具有的企业家素养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从日记之中不难印证他的许多卓越品质与成功之道。
兹举情商一例。但凡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定要有好的人际关系，然后才能形成广博的人脉网络，才能养成良好的个人威望。刘学进先生常讲乃祖喜欢广交朋友，从1945年日记中也可看出他与同期在美的范旭东、陈光甫数十位人士亲切交往，关系密切。例如1945年3月29日他与范旭东会晤之后，在日记中写到，“于｛与｝范旭东谈四小时，范63岁，精神较好，体重增加，诚工业界之福也”，他还大量记载了与范旭东推心置腹所谈各事。日记中还可见到刘国钧时常提醒自己友善待人的记述，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一些他的待人处事之道。例如生意场上的竞争博弈自属常事，难免与人吵架争执，但刘国钧事后则“恨自己气容太小，未能忍受”，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谅解”对方（1945年4月12日日记）。
刘国钧的高情商，源于他的善心和爱心。他将一颗爱心用于办实业，他将办企业“视为社会事业”“深怕不能得人谅解”（1945年5月11日日记）。他的一个原则是“为我做事的人福利优待”，以期“既用其人”，更“要得其心”（1945年4月27日日记）。
刘国钧的“爱心”与“善心”，还体现在他对于企业员工的“关心”方面，他的企业非常注重工人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在各处工厂、各个车间，“为工人防受伤，勿惜保险装置费用”。同时，尽量提高工人生活福利待遇，大成公司在员工的住宿安置、幼稚托育、子女教育、文化娱乐、合作信贷等方面，处于当时国内前列。同时，刘国钧积极承担地方公益事业，他在日记中写道：“地方公益量力补助，勿怕勿退缩，别家不能而我能之。”（1949年12月24日日记）
《大学》有言，“道善则得之”“唯善以为宝”。刘国钧善待他人、善待员工，为他个人赢得了威望，为企业积累了人气，形成了创业过程中的一种宝贵的无形资本。
再举智商为例。此处所谓智商，与心理学上的概念稍有不同，并不是完全指人的聪明程度，而是借用这个概念以说明企业家通过不断学习以提升自己的理论与业务水平的能力及其实际效果。大成公司在印染工艺以及灯芯绒生产方面，在相当长时间之内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刘国钧的一条重要经营之道就是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他的钻研精神从1945年的日记中也可得到一些反映。他在日记对于外国纺织企业的工艺流程、产品质量、原料供给、用人制度、设备型号与功能等做了不厌其烦的记录，还配有自己的思考。例如1945年4月20日，他参观了美国“北明汉来文戴而纱厂”之后，特地记下10条“特别事项”，其中关于“大盘头染色”过程，他在记录了美国工厂的做法之后，提醒自己要“特别研究试验”，并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至要！至要！”他发现此厂的染盘头结构简单，功能较好，于是决定仿照，“先做两部染锅”。他参观了“恩舍英纱厂”之后，专门就棉毛合纺法的难度及其改进办法进行了思考，并将毛棉合纺办法比喻为“碎豆和面之后，即可做饼吃了”（1945年4月30日日记）。这些都可说明，刘国钧是一位学习型企业家。他出身学徒，只有初级文化程度，但坚持学习、刻苦学习的意志与能力令人钦佩。他曾在给好友吴景超的信中这样讲述自己的创业历程：“民国三年，即来武进城内，与友人合组大纶机器织布厂，创全国未有之单纯单纱织布厂之新纪录。国钧虽自己只在私塾读书一年，未曾进过学堂，办此机械织布新工业，学识不足。但想外人非生而知之者，制造机器，无中生有者很多，吾人买得此等进口现成布机，只须认真苛求，无有不能织布者，自信只要功夫深，铁亦磨成针。以此自励，并未聘请工程技师，全凭苦干。于民国四年二月开工排机，至六月尚无成效。常有夜半思得一事，披衣而起，或乘半夜车往申求教。又费时四五月，毫无眉目（因彼时有织布机械知识者甚少，且购此旧机，无人负责装置），请来机匠，连换三次，终未见效。在万分困苦中，国钧易服工衣，私进上海怡和织部，练习二天，并得一机匠，返常研究，始克略具头绪。日在车间研究，忘食午膳者有之，烫伤轧坏我皮肉有之，此为国钧在发展工业过程中最初之困难。”吴景超在其名著《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中将这段话用作中国缺乏工业技术人才的佐证，但读者也不难从中领悟刘国钧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依靠刻苦自励和坚持学习，刘国钧不仅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创业难关，而且成为一名优秀的纺织专家，说明他借助“智商资本”的优势，弥补了技术资本与货币资本的不足。充分发挥“智商资本”的作用，不正是刘国钧先生留给后人的又一个有益启示吗？
除了情商与智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还须具有相当的“政商”。这同样是一个借用的概念，是指企业家关心政治的眼光，以及因应于某一政局，处理好与政界关系的能力。刘国钧和其他实业家一样，意识到在晚清时期，不仅“清政府不管工商”，而且“生意人亦不必问政治”。但是，“今后则不同矣”，企业家必须关心政治，甚至过问政治，参与政治（1945年3月24日日记）。从日记来看，刘国钧对于抗战胜利前后的国民党执政理念与能力显有不满，他在美国通过《美洲日报》阅读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全大会所作报告之后，特地将其中关于“（政府）必须实行平均地权及管制资本之政策，以消灭垄断及操纵”的部分摘录在日记之中，并加了一段很重要的评语：“何以将此全国工业化的存亡问题，使一党包办到底？目无党外热心政治、工业建设、爱国的人”（1945年5月10日日记）。后来，刘国钧亲身感受到国民党不可能领导中国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强国目标，他的“实业救国”理想也全部幻灭了（《刘国钧自述》手稿本，刘学进提供）。
看清国民党“没有实行使国家现代化的改革，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政党”（1949年12月24日日记）的刘国钧，毅然决然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1949年12月26日日记），大成公司于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常州乃至江苏社会主义实体经济建设的重要阵地。刘国钧本人也以新的姿态参加党和政府委任的各项工作，成为“新苏商”的杰出代表，先后担任江苏省和全国工商联的一系列重要职务，为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表扬，被中央统战部称为“爱国老人”（1967年2月7日日记）。
总体而言，《刘国钧日记》是一部非常珍贵的中国近代企业家文献，不仅会极大地促进刘国钧及大成纺织公司研究，而且对推进常州地方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助力，甚至在工业文明史、纺织科技史等学术领域亦能产生较大影响。
（本文原载《团结报》2017年6月1日，第7版，略有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