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需求及使用

长期的低生育率、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及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使得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不可阻挡。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来势凶猛且规模巨大，同时养老需求及养老成本急剧上升，带来前所未有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压力。

如何认识并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不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问题，也涉及相关政策的重大调整。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智慧养老这一新业态不仅为解决我国养老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并且将深刻改变老龄产业发展。我国政府也顺势而为，积极出台多项政策，201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1年版）》等多个文件聚焦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应用。这些包括智能手环、智能家居设备、安全监控等智能养老产品的应用，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加独立、安全地生活，并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然而，技术的发展及产品的设计如果不能贴合人们的需求，不被使用并获得市场认可，可能会导致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停滞甚至是衰落，进而影响到技术领域的进步和创新。

一 文献梳理及评述

国内关于智慧养老的研究主要分为智慧养老设备或产品认知及使用、智慧养老服务两大研究主题。多以物联网为基础，从宏观视角对智慧养老平台的搭建、顶层设计、医养结合等问题进行探讨，多聚焦于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及平台构建 、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而在智慧养老产品的需求及使用等方面研究较少，仅有极个别研究老年人对智慧养老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意愿 ，并未区分智慧养老产品或服务的不同及老年人实际使用情况。

国外研究则更多聚焦于智能家居、智能设备、环境辅助生活（AAL）系统等研究 。得益于科技水平提升和数智化发展，国内关于智慧产品认知和使用的研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智能产品或设备的智能化是使设备通过人工智能的部分或全部功能，尤其是应用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使产品达到最佳工况。国内对智能设备及相关研究更多是针对某一种智能产品的设计和评价，如智能手机、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手环 ，主要分析这些产品的种类、功能、价格及行业标准等，较少从产品使用者的角度进行分析。一些研究认为部分智能产品会对使用者产生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在信息、关系、行动等诸多维度和层面赋权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智能手机使用通过维系和扩大社会网络而促进老年人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 ，并且对老年人的主观健康产生积极显著影响，尤其在心理健康方面 。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要警惕对手机的依赖，手机成瘾与抑郁、幸福感，信息过载，认知失败行为等内外化问题存在密切关联，可能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威胁 。智能产品能适用于不同群体，然而由于不同群体的需求及能力不同，对智能产品的认知和使用也会存在较大差异。一些研究认为由于老年人缺少足够的数字技术帮助和关爱，在智能产品使用上会存在一些困境 。

目前，围绕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健康状况、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需求而开发的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大，智能产品在便捷性、安全性、舒适性等方面性能不断提高。然而，目前对老年人对不同种类或功能的智能养老产品的需求、偏好、使用、评价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需求及使用情况，比较不同类型老年人是否存有差异，并从个人主观感知和客观特征两个维度寻找影响老年人智能产品使用的因素，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快推进智慧养老产业的政策建议。

二 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需求及使用状况

2022年6—8月，南京邮电大学智慧养老研究院在南京市江宁区开展了老年家庭智慧养老服务与产品应用调查。问卷内容涉及老年人基本信息、收入与固定资产、健康与行为能力、社会交往与支持、对智慧养老服务/设备的认知与使用、互联网使用与互联网订购服务、老年人数字素养7个模块。其中，关于智慧养老服务/设备的认知与使用模块中，按照目前智能产品的普及和推广程度，以产品所具备的功能来划分产品类型（具体见表3-1），由于部分产品集成多种技术并具备多功能性，文中按照其主要功能来进行类型划分。

（一） 样本的基本情况

此次问卷调查共回收448份问卷，剔除年龄不符、缺失回答的无效填答，共得到有效问卷437份。调查的老年人男性占比为48.97%，女性占比为51.03%。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占比最多，为32.72%，未上过学为26.54%，初中为23.34%，高中/中专为15.33%，大学专科和本科占比极少。婚姻状态中初婚的占比最高，为81.46%，丧偶为13.96%，其他婚姻类型占比极少。老年人自评健康“很好”为11.44%，“好”为26.32%，“一般”为50.57%，“不好”为10.76%，“很不好”为0.92%（详见表3-2）。

从老年人的收入来看，43.71%的老年人认为过去一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34.32%的老年人收入位于2万—3.5万元，15.79%的收入位于3.5万—5万，2.75%在5万—6.5万元，2.97%在6.5万—12万，0.46%在12万元以上。自评经济状况来看，0.69%的老年人认为家庭的经济状况“非常宽裕”，9.84%的老年人认为“比较宽裕”，84.44%的老年人认为“一般”，分别有4.35%和0.69%的老年人认为“非常困难”。0.23%的老年人认为自己在本地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很高”，7.78%的认为“高”，88.56%的认为“一般”，3.43%的认为“低”。

（二） 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需求情况

1.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不了解占比较高

总的来看，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需求较低，除智能手机以外，超1/3的老年人对这些智能产品仍处于一种不了解或不太了解的状态。主要原因是这些智能产品是近几年才被设计并推广应用，在老年人群体中的普及率并不高，很多老年人还未接触过这些产品，不了解产品的功能及应用场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智能产品并非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并且老年人对新技术和智能产品的接受能力相对较低，大部分老年人不会积极主动去了解这些智能产品，因而对这些智能产品的需求度也较低。

2.老年人对不同智能产品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

具体来看，老年人对不同功能的智能产品的需求是不同的，他们对社交互动产品、健康监测设备、安全预警类设备和紧急救援设备的需求是相对较高的，而对记忆辅助类、生活辅助类、精神娱乐类的智能产品需求较少。就社交互动产品来看，48.28%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智能手机，另有35.7%的老年人认为“不太需要”或“不需要”智能手机。就健康监测设备来看，12.13%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智能手环，12.36%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一些健康监测设备（如可联通互联网的测量心电/血压/血糖/血氧/体温/体重/体脂等设备），可见老年人比较关注健康问题，这些智能健康监测产品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监测身体从而有效进行健康管理。就安全预警类产品来看，老年人更需要烟雾报警器、燃气报警器、水浸报警器、门磁报警等安全预警产品，有12.59%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而对于室内安全监测产品如摄像头/红外探测器的需求较低，仅有7.78%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此外，老年人对紧急救援产品类的需求较高，12.58%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智能紧急呼叫设备。

3.老年人对记忆辅助类、生活辅助类和精神娱乐类的智能产品需求极低

老年人对记忆辅助类产品如智能药盒的了解程度最低，52.86%的老年人表示不了解。由于智能药盒作为一种比较新型的产品，大部分老年人不知道它的存在，并且不太清楚智能药盒实际的功能和使用方式，因此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评估和需求表达。与其他产品相比，老年人对智能药盒的需求较低，尤其是身体较健康的老年人根本不需要吃药。对于低龄老年人，大多记忆力还处于较高水平，因此不需要智能药盒提醒。现在的智能手机也大多集成较多的功能，也能发挥记忆辅助的作用。此外，老年人对生活辅助类和精神娱乐类的智能产品需求最低，仅5.49%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智能家居设备，4.34%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陪伴机器人。

（三） 老年人对智能产品使用情况

1.智能手机是最受老年人青睐及使用的智能产品

问卷调查显示，智能手机是老年人最常用的智能产品，有54.23%的受访老年人使用过。一方面智能手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能够提供资讯信息、社交娱乐等，给老年人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并且智能手机的普及程度和使用方便性在不断提高，已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将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需要程度和使用情况进行交互分析，可以得出，使用过智能手机的大多数老年人对它的需要程度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两者占据了大约84%的比例。与此相比，那些从未使用过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中，大多数人不需要或不了解，两者占据了81%的比例。这表明智能手机的需求程度与熟悉程度密切相关。那些熟悉智能手机的人更倾向于经常依赖它们，而那些从未使用过智能手机的人则不太可能认为需要它们。这可能是由于对智能手机功能的了解不足，或者是由于学习使用它们被认为很困难（表3-4）。中国消费者协会2022年养老消费调查项目研究报告显示，部分老年人在使用电子产品时会存在一些障碍，如58.15%的老人使用电子设备时，字体小，看不清；56.80%的老人表示操作复杂，学不会；51.66%的老人表示设备声音小，听不清。

2.老年人对部分智能产品需求与使用存在较大背离

老年人对不同智能产品需求及使用的背离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健康监测类如智能手环和其他健康监测设备，有超过12%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但其使用比例分别只有2.52%和0.92%。安全预警类的产品如烟雾报警器等，有12.59%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但其使用比例仅为5.26%。12.58%的老年人认为智能紧急呼叫设备“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使用比例却只有0.23%。这表明有很多老年人意识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人身安全可能存在风险，智能紧急呼叫设备可以帮助他们在需要时及时得到帮助，但由于国内这类服务尚未成熟且服务覆盖面较窄，有的也只是单一的“一键式”“电话客服号式”紧急呼叫救助，对呼叫后救助落实、完成情况以及整个紧急呼叫服务政策还未形成，因而还未能在老年群体中广泛推广 。

3.老年人对室内安全监控设备、智能家居设备和陪伴机器人的需求和使用都极低

对于室内安全监控设备而言，从一方面看，很多老年人认为家人和邻居可以满足他们的安全需求，不需要额外的监控设备，并且老年人可能对如何安装和使用这种设备缺乏技术知识。从另一方面来看，安装监控设备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反而不安全。如一些设备能够拍摄视频并记录音频，如果黑客能够入侵这些设备，他们就能够监视住户的行动、记录有关住户的信息并进行其他有害行为。这些安全漏洞可能会导致财产遭受损失或个人信息被泄露。而如果设备安装错误或者不合适的地方，那么其监控信息可能会产生误报，或者不能及时提供可靠的安全警告。一些老年人觉得安装监控设备本身就是对隐私权的侵犯。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22年养老消费调查项目研究报告显示，37.88%的老年人不愿子女安装监控，认为侵犯隐私。30.87%的老年人认为部分接受，可在不涉及隐私的公共区域安装。尤其是生活自理能力越强的老年人对子女安装监控的行为反对比例越高。对于智能家居设备而言，老年人需求程度和使用意愿都极低，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本身智能家居设备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需要连接网络、需要下载应用，操作可能比较复杂。对于不熟悉技术的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并且智能家居设备在价格上通常比传统设备高出很多，很多老年人觉得没必要花钱购置。二是老年人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智能化的功能，觉得它们过度复杂，违背了日常生活的自然节奏与简单本意，有些智能家居设备有应用场景的限制。比如居所面积比较小，家具比较多就不适合使用扫地机器人。三是老年人对智能家居设备的认知度可能不高，不知道它们的具体功能和益处。他们可能更愿意选择相对传统的装置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对于小爱/天猫精灵等技术含量比较低的陪伴机器人，老年人认为完全可以用智能手机满足其社交陪伴、情感支持、日常生活帮助的需求，而无需单独去购置陪伴机器人。一些老年人可能受传统观念和文化的影响，更愿意依赖他们身边的亲友和家庭成员，而不是交由机器人来陪伴和照顾。一些老年人可能会觉得机器人无法提供真正的情感支持和关怀，特别是在面对重大疾病或丧失亲友等生活事件时。此外，市场上陪伴机器人在提供医疗和健康服务方面还存在诸多局限，比如缺乏一些复杂疾病的治疗、不能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保健需求等。并且机器人越智能，成本越高，维护和保养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和人力资源，而这些因素都可能降低老年人对陪伴机器人的接受度和使用率。

4.超半数老年人使用1种及以上的智能产品

从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种类来看，超44%的老年人没有使用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智能产品，45.77%的老年人使用1种智能产品，6.64%老年人使用2种智能产品，仅有3.44%的老年人使用3种及以上的智能产品。

5.不同特征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存在较大差异

性别方面，男性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高于女性，达到65.42%，女性只有46.64%。受教育程度方面，未上学和小学程度的老年人相对较少使用智能产品，相比之下，初中及以上程度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高达82.02%。年龄方面，60—65岁和65—70岁之间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75.74%和54.27%，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降至38.24%。自评经济状况方面，家庭经济相对宽裕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较高，达到71.74%，而家庭经济一般和较困难或困难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分别为54.2%和50%。自评健康方面，反而是身体越好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越高，可能与老年人的年龄有关，相对较年轻的老年人其身体健康状况就越好，而且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就越有可能使用智能产品。

三 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分析框架构建

1.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是一种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的理论。该理论由Icek Ajzen于1985年提出，并广泛应用于人口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具有较高的预测准确度和研究实用性。其基本结构包括3个主要组成部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是指人们对行为的持续正面或负面评价，是基于个人价值观念所反映的对该行为的喜好程度，与个人的信念、情感和价值观有关。主观规范则反映个体在决定是否执行该行为时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比如在使用智能产品所受到的社群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执行该行为的难易程度的感知，比如使用智能产品的操作难度等。通过综合这3个组成部分，计划行为理论能很好地估计人们行为的可能性。

2.风险社会理论

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风险逐渐进入了技术专家的研究视野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在工业社会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 。与20世纪相比，21世纪发生的社会风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反而影响越来越广。主观建构性是现代风险的突出特点之一，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感知是风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绝对风险的减少和对风险感知的增强是信息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 。风险感知的定义具有复杂的交叉性，它是由人的心理而引发的对外界风险事件的一系列的认识过程所构成的，最终能够指引人的决策行为。在信息时代，智能产品的使用就如一把双刃剑，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信息泄密、信息破坏、信息污染、信息侵略等安全问题，甚至是意外事件的发生。因而，老年人对使用智能产品的风险感知将影响他们对智能产品的实际使用。

3.分析框架思路

本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老年人个体层面的客观因素，从老年人主观感知和客观特征两个维度分析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促进和阻碍因素。

（二） 变量界定与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行为，使用过智能产品为1，没有使用为0。解释变量分为客观特征和主观感知两个部分。客观特征主要是参考以往的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分类变量。性别方面，女性取值为“0”，男性为“1”；年龄方面，65岁及以内为“0”，65至70岁为“1”，70岁以上为“2”；受教育程度方面，未上学为“0”，小学为“1”，初中及以上为“2”。同时分别用自评经济状况和自评健康来替代老年人实际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由于收入和健康是相对比较敏感的信息，老年人通常不愿意真实的回答，因而通过自评来了解他们的状况，但这两个指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可能高估或低估实际情况。自评经济状况赋值是“困难”为“0”，“一般”为“1”，“宽裕”为“2”。自评健康状况赋值是“不好”为“0”，“一般”为“1”，“好”为2。

主观感知分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风险感知、知觉行为控制四个方面，通过问卷中询问老年人对智能养老产品的认知反馈的量表来进行测量，所有问题统一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其中正向型问题回答为非常不同意为1分、不同意为2分、一般为3分、同意为4分、非常同意为5分，负向型问题回答反向赋值，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为5分、不同意为4分、一般为3分、同意为2分、非常同意为1分。老年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风险感知、知觉行为控制四个感知维度取值分别为其所包含题项取平均分（具体见表3-5）。

1.数据质量分析

本文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方法，其中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大于0.7，量表信度较好，说明各题项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测量结果是可靠和稳定的。量表结构效度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当研究变量的KMO系数值大于0.7，Bartlett系数p值显著时，说明量表效度较好。由表3-6可知本文研究变量所选取的测量维度对应KMO和Bartlett系数p值均通过检验，结构效度分析结果显示各维度对应的因子荷载数、共性值均大于0.4，方差解释率均大于69%，可见量表测量题项符合研究变量的测量概念，隶属于各自的维度因子。

2.主观感知状况

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的主观感知评价较高，行为态度、主观规范、风险感知、知觉行为控制的均值分别为3.25、3.53、3.04、3.00（图3-5）。其中，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主观感知中主观规范方面的评价最高，大多老年人都认为家人、朋友及社区工作人员使用或推荐智慧养老服务或产品有助于提高他们对智慧养老服务或产品的主观感知，尤其认同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补贴和服务。老年人对知觉行为控制的感知是最低，很多老年人认为经济条件、使用难度、操作过程等都会影响到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的主观感知（图3-6）。

（三） 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为是否使用智能产品的0和1二元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

Logistic函数的公式如下：P=e^（β0+β1X）/（1+e^（β0+β1X））

其中，P表示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概率，β0和β1是回归系数，X是自变量。该函数是一种S形曲线，随着自变量的增加，P值从0逐渐增加到1，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逐渐增加。

（四） 模型结果

模型1的自变量分别为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客观因素，模型2的自变量分别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风险感知、知觉行为控制等主观因素，模型3的自变量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模型3的Pseudo R2数值较其他两个模型较高，说明模型3的拟合程度越好，模型3中包含的变量能够解释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25%方差。具体结论如下：

1.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是影响智能产品使用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模型1还是模型3，受教育程度和年龄这两个变量对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产品都具有显著的效果。男性的使用情况比女性略高，感知经济状况一般或好的老年人比感知经济困难老年人更易使用智能产品，感知身体一般或好的老年人比感知身体不好的老年人更易使用智能产品，但这些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模型3中受过小学教育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可能性比未上学的老年人高出1.29倍，初中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可能性更是高出7.14倍。年龄方面，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比60—65岁相对较年轻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概率更低。

2.主观感知因素中知觉行为控制的高低对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具有显著的影响

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对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产品几乎没有显著影响，大部分老年人都认为智慧养老服务和产品会给生活带来不同方面积极影响，但未必会影响到他们对智能产品的使用。并且他们也不会因为周围家人、亲戚朋友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使用和推荐而自己去使用智能产品。风险感知层面，老年人越不认为使用智能产品有风险就越有可能使用智能产品，但这个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老年人知觉行为控制越强，就越有可能使用智能产品，即老年人认为自己越有经济条件、了解智慧养老设备使用原理或认为使用简单、操作方便就更愿意使用。

四 对策建议与讨论

（一） 对策建议

1.重视老年人的主体性和差异性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学者克里斯托弗·贝里将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手段性需求。基本需求是非自主的或者是必需的，而手段性需求是一种物品可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为人所需，手段性需求是主观选择和偶然的结果。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智能产品只是实现健康管理、安全预警以及交流娱乐的一种手段，而实现不同目标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具有很强的替代性。虽然智能产品具有很多方面的优势，但老年人未必觉得这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一定要去使用这些产品。他们从小生活在非数字化和信息大爆炸时代，在过往的生命体验和历程中都未习得或学习有关数字智能方面经验。随着社会变迁，以“为你们好”的心态要求改变老年人累积的习惯本身并不可取。他们也是个体，有自己的需求和权利，不应该被简单粗暴地归纳为“脆弱的群体”或“边缘性群体”，也不应该被强迫接受并适应智能产品。因此，要重视老年人的主体性，更多地考虑他们实际需求，尊重他们的选择，在运用技术的同时，注重与老年人相关的社会、心理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老年群体也存在异质性，由于老年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能力、生活水平以及过往生命经历的不同等，他们在需求、偏好、行为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智能产品设计要重视这种差异性，为他们提供更加人性化、智能化、文化多元化的服务。

2.促进双向互动的适老化，增强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体验感

老年人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这些智能产品，需求是可以引导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了解不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智能产品的需求和使用。重点在于如何向老年人介绍这些智能产品，增强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体验感，才有可能让他们更易接受智能产品并乐于使用。首先，引导促进线下老年用品实体店布局和线下推广。针对老年人的传统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积极引导商场、超市、社区建设线下养老生活圈，组织“银发专场”，让老年人现场体验各类智能产品，让他们深入了解智能产品的应用场景和潜力，提高他们的使用动机和体验感。也可以利用抖音等直播或社交媒体、社区论坛等渠道，向老年人推广智能产品的使用，让更多的老年人了解智能产品带来的好处和便利。其次，针对老年群体的智能产品的设计应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研究显示，老年人主观感知智能产品设计复杂、操作不便，会影响到他们对智能产品的使用。老年人的需求和挑战与年轻人是不同的。智能产品应该要考虑到老年人的视力、听力和记忆力等方面的生理特点，要更加注重老年人的舒适性和易用性，而不仅仅是技术的先进性。例如，智能手机应该具备大字体和声音提醒功能，以方便老年人使用。智能门铃等应该提供一些易于接听的选项，并考虑到老年人可能在使用上的困难。同时，智能产品设计上应该更加注重用户的隐私性，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保护老年人的信息不被泄露。此外，老年人更青睐具有多功能集于一身的智能产品，以满足他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

其次，在智能产品的推广上，应关注不同老年群体对智能产品的需求及使用情况。对于低需求低使用的智能产品，说明这类产品未能满足用户的期望、需求、生活习惯，导致用户无法完全利用产品的功能。这可能是因为产品功能不够强大，功能比较单一，或者是对用户体验的设计不够出色。对于高需求低使用的智能产品，可以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老年人使用这类智能产品存在的困难以及该智能产品不能普及的原因。如果是产品性能上的问题，可以从提高产品功能性、安全性等方面入手，不断促进智能产品质量提升。同时加强建设标准化、专业化的智能产品第三方质量测试平台，加强质量测评、验证和认证工作，制定产品信息和隐私安全的检测评价技术方法。

此外，尊重老年人主体性的同时为他们赋能。老年人在社会信息体系中的生活地位和生存状态，也决定着他们获取社会信息和社会资源的可能。应通过多方协作来帮助老年人融入信息社会，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一是在数字化应用方面，鼓励家庭成员多关注老年人数字化的需求，提高家庭的代际反哺。家庭成员可以与老年人一起尝试使用智能产品，帮助老年人熟悉和理解智能产品的使用方法和应用场景，并通过体验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使用。也可以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和偏好对智能产品进行设置，以减轻老年人的使用难度和提高使用效率。家庭成员还可以提供周到的后勤支持，及时解决老年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避免老年人因使用智能产品而陷入被动局面。二是引导社区、老年大学开设老年信息媒介类、智能产品使用类培训，指导老年群体更好接触信息技术和科技设备，为生活带来便利。成立老年互助团队，鼓励数字素养比较高，能力较强的老年人帮助其他老年人解决智能产品使用中的问题和困难，增强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交互动。

3.促进养老服务和智能产品融合创新应用

老年人对部分智能产品的使用往往需要相应的养老服务的支持。调研显示，健康监测类设备，还有安全预警类的产品如烟雾报警器等，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但使用很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服务支持，健康监测和安全预警只是一种对老年人自身及周边环境进行监测提供预警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相关服务的响应。因此，智能产品既需要完善的硬件，更需要探索符合老年人实际需求的服务模式。调研显示，大多数老年人非常认同由政府提供或赠送智慧养老服务终端设备。政府在政策出台、资源整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积极作用。在加快建成覆盖全体老年人、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中，应借助科技发展的力量来建立精准服务主动响应机制。尤其在健康监测、安全预警类服务方面，早期相关服务产业的起步阶段，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扶植政策和优惠政策，保障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实现市场化和公益化“双赢”效果。政府要引导扶持智慧养老产品生产企业、软件开发企业更加注重服务的落地，组建队伍开展养老服务，或者寻求与相关养老服务运营企业合作。推动信息平台运营企业更加注重线下服务的拓展，建立自己的线下服务网点。同时要完善相应服务的评估监督体系，保障老年人的权利，防止智能产品形同虚设，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南京市江宁区“小江家护”品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推出物联网和远程智能安防监控技术产品，对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下发智能手环、联网式烟雾报警器、联网式可燃气体报警器、智能红外探测器等智能设备，实现24小时安全自动值守，降低老年人意外风险，改善服务体验，增加安全防线。最关键的是这些智能产品使用需要不断的运营和维护。江宁区民政要求运营商对于智能手环，呼叫中心可通过系统后台实时查看智能手环在线情况，手环出现质量及通信问题时，简单故障可通过线上远程指导操作或护理员上门服务时帮助解决，出现需要维修故障时，可进行1个月内免费换新，1年内免费维修，3年内有偿维修售后服务。对于联网式的烟雾（燃气）报警器，运营后台在监测设备工作状态的同时，联动线下“小江家护”护理员服务团队，在上门为老人服务时，定期对设备进行测试检查，对电量低的设备及时更换电池，确保设备可以长期正常有效工作。对于智能红外感应探测器，后台工作人员对报警情况进行有效确认排查，对设备的在线离线情况进行有效排查，有效解决了空巢独居老人的上门探视工作，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二） 讨论

本文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调查的样本量较小，只有400多个样本，并且在南京江宁区，样本的同质性比较高，可能存在较少的变异性。在做模型统计的时候，由于变量多，使得一些变量显著性得不到准确的评估。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增加样本容量来提高模型的精度和可靠性。二是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使用智能手机，而对其他智能产品使用极少，因此分析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影响因素实则反映了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可能对老年人使用其他智能产品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fRkKCHQFL1FIrEbtlnznMEZCsLSqxjrfbK6jTrA4CO5OfpasAGiAZzzrzE/ryL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