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年人智慧养老的数字素养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底，江苏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850.5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72.7万，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21.8%、16.2%，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出高寿老人多、增长速度快的特点。随着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老年健康服务发展也面临严峻挑战。在当前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老年人作为健康信息服务与利用的大规模群体，其健康信息获取途径与使用有效性研究格外重要。

随着数智时代来临，互联网使用已成为基本生存需要，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其中“银发一族”60岁以上网民占整体网民规模的12%。相比于其他群体，老年人更多地受到疾病困扰，对健康问题和健康信息有着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大的需求。随着互联网在公私领域的更深“植入”，老年人获取健康内容的渠道从传统的电视、报纸逐渐转向“贴身式”获取信息的移动互联网，网络为老年人获取健康知识、交流健康信息、了解健康产品、挂号问诊提供了服务。但由于老年人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互联网使用能力缺失，使得他们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健康信息遇到不少障碍。老年人作为“数字移民”或“数字难民”，其文化知识背景、ICT技能、学习能力和反应能力均处于弱势状态，在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数字思维方面均存在鸿沟，是急需提升数字素养和技能的重点群体。

因此，关注和研究老年群体健康信息网络行为模式及数字素养提升策略，设计面向老年群体健康数字素养社区培训课程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消弭数字鸿沟、推进老年群体网络健康数字素养提升，对加快老龄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提升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健康信息服务供给能力与水平、解决老年群体越来越高的信息技术技能需求切实而必要。

一 数字时代的智慧养老服务管理

（一） 智慧养老背景下老年人数字素养要求

数字时代，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深嵌于社会情境，开启了整个社会的数字化生产与生活方式。作为信息技术与养老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智慧养老是继传统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家庭养老之后的一种新型养老组织模式，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平台，为老年群体提供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以及养老院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平台化服务。同时，随着“互联网+养老”产业的兴起，数字技术优化养老模式的推广，数字技术将逐步参与老年人日常照料、福祉关怀、健康管理、医疗保健、紧急救助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能否快速融入数字社会，参与并享受智慧化产品与养老服务所带来的便捷，是未来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方面。数字素养成为未来信息社会发展的必备素养，也是老年群体亟待提升的生活技能。

（二） 智慧养老背景下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与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在社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老年群体依然是游离于数字世界的边缘，成为亟待帮扶的“数字难民” 。相较于“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能够快速适应新兴数字技术融入信息社会，老年群体在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学习能力与反应能力上均处于弱势状态，无法接触甚至抗拒数字文化，在信息技术工具使用日益增多的现代社会，难以把握数字机遇，自身发展与生活便利受到了严重影响。“数字鸿沟”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托夫勒1990年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认为数字鸿沟主要指代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鸿沟与差距 。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国家、地区、行业之间，也存在于人们日常经济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当前学者对于数字鸿沟的研究并没有达成统一共识，具体表现在数字鸿沟的界定与内涵、表现形式、结构类型等方面的差异。

二 数字素养：概念与内容

（一） 数字素养的内涵演变

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Paul Zurkowski第一次提出了“信息素养”的概念，用来指代运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1989年，ALA下属的信息素养总统委员会在其研究的总结报告中给信息素养下的定义为：“要成为一个有信息素养的人，必须能够确定何时需要信息，并且具有检索、评价和有效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这个定义为业界广泛接受与采纳并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成为各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甚至被列入终身教育的基本目标中 。尽管数字素养的概念晚于信息素养被提出，但是两者在概念与要素组成上拥有共通与融合之处，1994年，以色列学者Alkalai最早阐释了“数字素养”的概念，认为数字素养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图片—像素养、再创造素养、信息素养、分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并于2004年提出了数字素养概念框架 。1997年Paul Gilster在其著作Digital Literacy中提出了“数字素养”的术语，并将其定义为“理解及使用通过电脑显示的各种数字资源及信息的能力，简称数字时代的素养”，同时强调具备数字素养的人不仅需要掌握信息检索的能力，更需要掌握如何在生活中使用这些信息的能力，并将批判性思考技能作为数字素养的核心关键 。2000年学者Shetzer将数字素养与语言教育相结合，认为交际、建构、研究三者共同构成了数字素养的核心 。2006年欧盟制定核心素养框架，提出了21世纪欧洲公民必备的8项核心素养，其中就包括了数字素养，并将其定义为“在工作、娱乐和交流中批判性地使用信息化工具的能力” 。2013年欧盟开展了数字素养项目，构建了面向全体欧洲公民的“数字素养框架（DigComp 1.0）”，认为数字素养是人们在工作、就业、学习、休闲以及社会参与中，自信、批判和创新性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包括在检索、获取、存储、制作、展示和交换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网络交流与合作。该框架将数字素养划分为信息、交流、内容创建、安全意识和问题解决等5个素养领域以及21个子素养 。随着数字素养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信息技术对公民素质要求的不断提升，2015年欧盟委员会又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开发了“欧洲公民素质能力框架2.0”，2017年发布了更新的DigComp 2.1版。同年8月国际图联（IFLA）发布了《国际图联数字素养宣言》。该宣言是首次关于数字素养的国际性的系统宣言，明确了数字素养对于个人及社会的重要意义，即数字素养是指利用数字工具并发挥其潜能的能力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数字素养全球框架》，指出数字素养包括7个素养域：操作域、信息域、交流域、内容创作域、安全伦理域、问题解决域和职业相关域 。尽管当前我国还没有完整体系的数字素养全框架，但是通过上述对数字素养概念演变的梳理可知，数字素养是一个动态、综合、开放的概念，是在以往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网络素养等多素养概念上的延展与更迭。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对人们能力与素质的要求会进一步提升，数字素养的概念与内涵也将进一步丰富。

（二） 数字素养的研究现状

当前学界对数字素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多种素养理论引介与本土化探讨。表现在对数字素养产生发展历程进行述评，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主要国际组织发表的一系列声明、报告、评估框架、推广会议等，闫广芬对欧盟七个教师数字素养框架进行了比较分析 ，张恩铭解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为我国数字素养框架及评估方法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2）数字素养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集中于指标体系构建并对不同群体进行素养评价研究，姚争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经验，从数字接触与使用、数字理解与评估、数字安全、数字传播与创新、数字就业与发展五个能力域出发构建数字素养评估指标体系并评估了传媒类大学生的数字素养现状 ；（3）素养教育与技能提升研究。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素养教育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已有素养教育取得的成就与不足进行反思，并引入新的素养评价理论，从高校、社会、家庭等角度为教育实践提供针对性建议等。国外注重开展数字教育实践研究，形成了教育机构、企业、图书馆等多主体共同支持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 ；国内主要关注国外数字素养教育实践与政策解读、公民数字素养培育路径两方面，如张娟梳理了美国数字素养教育现状，总结探讨了美国数字素养教育特点 ；马星提出要从学生的基本数字素养、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体系出发，提升数字教育的质量 ；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以下特点：（1）研究主体多集中于新闻传播、教育学与社会学；（2）研究对象主要以探讨大学生群体居多，老年儿童等特殊群体研究相对薄弱。（3）学界对相关技能素养研究较为分散，包括信息素养、数字素养、媒介素养等，缺乏相对统一与整合的概念。从公共服务水平角度，消弭数字鸿沟、推进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对推进老龄事业发展，提升针对老年群体信息服务供给能力与水平切实而必要。

（三） 数字素养测量框架

对数字素养进行定义或框架约定，能够为群体数字素养测量与评价提供指导，这里对数字素养测量框架与维度进行梳理：

三 智慧养老服务中的老年人数字素养调查设计

（一） 问卷设计与数据发放

问卷采用2022年《老年家庭智慧养老服务与产品应用调查》，该调查由南京邮电大学智慧养老研究院组织实施，目标是了解当前老年群体对智慧养老设备产品、智慧养老服务提供的认知以及使用采纳情况，采用配额抽样方法，以南京市江宁区居住在家户内、年龄在55至80周岁之间的老年，问卷中除了询问老年人智慧养老相关情况之外，还涉及老年人的个人和家庭基本状况、身心健康、社会交往与支持等信息，符合本研究调查的样本为168份。

（二） 老年人数字素养测量

本文老年人数字素养测量指标的选取根据已有数字素养框架为基础，其中一级指标的参考来源是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二级指标在参考各类数字素养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老年群体网络行为特征进行了删选与修改。具体修改后的测量问项如下。

信息域：指老年群体在网络环境下对各种信息的使用、评估域管理能力。数字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提供者，互联网上充斥的虚假信息，这里从三个层面测量老年群体的信息域，包括能否独立使用互联网获得需要的信息，能否辨别互联网上信息的真伪，能否理解信息并能够对信息进行管理使之效用最大化。

交流域：指在老年人在网络环境下能通过信息工具或智慧工具进行交互、共享合作和个人账户管理等。数字社会中，老年群体尽管作为“数字难民”，相较于年轻一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弱，但是在数字社会中需要共享科技带来的生活便利性，同样需要网络人际交往互动、学习、娱乐与生活，老年人利用信息技术交流互动、共享合作的能力等是十分必要，有利于丰富老年生活。这里交流域侧重于利用数字技术交流互动、协作等，从五个层面进行测量包括能否利用信息工具（智能手机）进行信息分享，能否利用社交软件清晰地表达想法、能否在网络交流中主动参与讨论与交流、能否利用交互软件进行合作游戏或合作办公，能否管理自己的网络账号。

内容创建域：指老年人能够创作数字内容或者对他人发布的数字内容进行搜集整理与再编辑的能力。内容创建域体现了老年群体利用网络信息编辑进行自我展示的能力以及自我创建内容的能力。这里从四个层面进行测量是否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利用信息工具采用多种形式在互联网上展示，能否根据自己想法对搜集到的互联网上多种形式信息进行加工编辑，能否自己修改和设定常用软件使之符合使用习惯，能否留意和关注互联网信息来源。

安全意识域：指老年人可以了解互联网信息工具的正确使用、安全风险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等。互联网在给老年人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信息安全风险，如虚假信息、诈骗信息等。如果老年人不了解信息工具使用规范、不了解互联网隐私保护等相关知识，会给休闲健康生活带来危害。安全意识域从健康安全与信息安全两个维度来了解老年人安全意识与隐私保护相关信息，从五个方面进行测量，包括是否知晓互联网的风险性，能否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保护个人隐私，是否主动掌握添加安全防护软件，能否区分恶意网站及区分软件的安全性，是否知晓长期使用智能设备会造成听力、视力的损伤。

问题解决域：指老年人利用信息技术解决生活中问题的能力。数字素养需要在具备信息知识与能力的基础上，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可以熟练运用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加以解决，并具备发展眼光看待数字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能够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这里从四个层面来测量老年群体对数字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方法的态度，包括：能否独立解决智慧工具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了能否选择合适的智慧工具加以解决，对新的数字产品与电子设备是否充满好奇并学习使用，是否认识到自身对智能设备使用的差距和欠缺并想要主动提升使用技能。

（三） 问卷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亦称可靠性分析，是用来测量量表中所设立的一系列指标是否能体现被调查对象的某一特征。在本研究中采用的是最常用的克隆巴赫（Cronbach）Alpha系数法，结果如下：

通常认为Cronbach's Alpha系数大于0.9表示信度非常高，由上表可知，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大于0.9，故量表信度很高。

四 老年人数字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

（一） 老年人数字素养现状

1.老年人基本情况

南京市受访老年人基本情况如表2-3至2-4所示。

由表2-3可知，在编制的有效问卷中，男性老年人为93名，占比为55.36%；女性老年人为75名，占比为44.64%。

由表2-4可知，在编制的有效问卷中，从年龄看，55—59岁的老年人为5名，占比为2.97%（为了方便后续统计和分析，现已经归于60—64岁组，并更名为65岁以下的老年人）；60—64岁的老年人为43名，占比为25.60%；65—69岁的老年人为75名，占比为44.64%；70—74岁的老年人为43名，占比为25.60%，75—79老年人为2名，占比为1.19%（为了方便后续统计和分析，现已经归于70—79岁组，并更名为70岁以上的老年人）。

由表2-5可知，在编制的有效问卷中，从户口性质来看，全部调研的全部老年人有85人是农业户口，占比为50.60%；有74人是非农业户口，占比为49.40%。

2.老年人数字素养情况

（二） 个人因素对数字素养的影响分析

1.性别因素

研究性别因素对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影响，通过SPSS26.0对性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在方差齐性检验结果中，若P>0.10，认为方差齐性，t检验看第一行的结果；否则认为方差不齐，t检验看第二行的结果。一般取a=0.05，P<0.001，即P<0.05，可认为差异存在。

从性别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而言，交流域（0.45）、安全意识域（0.47）以及问题解决域（0.32）的显著值小于0.05，说明性别在老年人日常使用智能产品进行交流互动、安全意识以及问题解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性。而信息域（0.84）、创建域（0.99）显著性大于0.05，说明性别在老年人对互联网信息的使用理解以及内容创建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地区因素

地区以户口性质加以判断，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统计显示，地区因素仅在“信息域”构念上达到显著（P<0.05），表示两组方差具有差异性，即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仅在对各种信息的使用、评估域管理能力上存在差异，而在“交流域”“内容域”“安全域”“问题域”等方面均没有显著不同。

3.受教育程度

对受教育程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其中F值若达显著，则表示进行多重比较中至少有两组的平均值会有显著差异。通过数据分析可知，受教育程度在“信息域”“交流域”“内容域”“安全域”“问题域”五个维度中均呈现出显著差异。根据多重比较结果可知，学历程度越低其数字素养能力越低。

五 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面临的问题

本次调研显示，总体而言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偏低，由于疏于对信息技术的关注与学习，无论是在搜集信息、理解信息、共享信息、创造信息方面都存在较大困难，其均值均没有突破3，对于数字素养测量的问项均选择“不确定”与“不太符合”。信息域层面，通常采用询问亲属、朋友的方式获取需要的信息，属于被动信息接收者，缺乏主动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积极性，搜集、整理与储存网络信息的能力差；交流域层面，老年人乐于和倾向采用较为传统的交流方式与家人和朋友进行联系，以此维系自己的社交圈，且老年人生活娱乐行为较为单一，更喜欢采用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对虚拟网络社交缺乏热情；内容创建域层面，对于智能设备的使用限于基本通话需求，对其智能属性、娱乐属性使用较少且不关注；安全意识域层面，老年人对新兴智能技术呈现出警惕性较高和抗拒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智能工具使用产生的信息资费的担忧，本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对于网络流量产生的资费较为担忧；二是对网络使用过程中自身无法辨别虚假信息的担忧以及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复杂性造成的误触担忧；三是对自身健康影响的担忧，如造成视力下降等问题。问题解决域层面，由于受教育程度、年龄、身体健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对新技术表现出相对保守的思维习惯，对新兴智能设备的进一步学习缺乏热情，对是否有免费智能手机操作能力提升班兴趣度不高。根据调研结果以及调研过程中随机访谈发现的问题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总体数字素养能力偏低，数字意识鸿沟难跨越。对于老年群体出现数字素养整体能力偏低的问题，最突出的因素表现为数字素养意识鸿沟。老年人缺乏使用智慧工具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主要表现为：缺乏使用智能设备的迫切需求，尽管科技日益进步，政府层面也在不断打造和推进数字化生活，但是老年群体生活环境相对单一，缺乏任务情境，如工作需求、社交需求，在日常交流生活中仍愿意采用相对传统的交流方式来解决问题，日常生活娱乐、出行、生病就医更多依赖子女亲属朋友；同时，在调研过程中随机抽访的老年人表现出强烈的风险敏感性，即对智能设备使用安全性的担忧、对由于网络使用带来的流量资费的敏感性以及对网络虚假欺骗信息的警惕性。这些风险因素也进一步降低了老年群体对智能设备的使用热情。

（2） 数字产品使用能力总体偏低，数字能力提升再教育意愿偏低。一是由于受到自身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缺乏主动探索智能设备和接受数字素养培训与再教育意识。对新兴数字技术和智慧工具仅保持观望和了解的态度，对于信息的需求与知识的获取仅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不能准确认识到数字社会对数字素养的需求，缺乏主动学习和利用数字工具或智慧工具的动力与热情。二是由于老年群体生活环境周边缺乏成体系的数字素养教育与培训活动，较多关注于对老年群体防诈骗教育与警示，形式多为宣传栏展示、散发教育传单、社区组织宣讲等，缺乏长期学习氛围。

六 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策略与建议

（一） 构建老年数字生活保障政策机制

为了帮助老年群体尽快融入信息社会，尽早享受由科技带来的生活便利，1999年国务院发布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要关注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2019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中指出需要推进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硬件设施；在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要求各部门聚焦涉及老年人的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突出困难。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相应政策加快信息无障碍建设，帮助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共享数字生活。

（二） 推进智慧服务平台适老化建设

从政府统筹规划层面，推进各类数字硬件设备与软件设备的适老化建设，对数字终端设备进行适老化改造，增添“老龄版”，使之符合老年人的阅读与使用习惯，同时针对各类信息服务平台，提供无障碍老年模式与服务手段，从硬件技术层面拓展对老年群体的接纳融入程度，消除老年群体使用智能设备的硬件障碍，帮助老年人口更好地融入智慧社会。

（三） 打造老年数字技能培训体系

我国关于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弥合老年群体数字素养鸿沟缺乏整体规划、具体措施以及成体系的教育培训体系是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首先，将全民数字素养建设作为构建数字社会、打造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工作推进，关注其中重点人群、老弱群体的数字鸿沟弥合问题，参考国外较为成熟的数字素养建设经验，立足本土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小核心+大外围”数字素养能力建设方案；其次，政府应鼓励社会企业、公益组织开发和配置适合老年群体的数字教育资源，引导市场化的教育机构针对老年群体开展信息服务与数字素养能力提升培训；再次，当地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教育培训力度，关注老年群体智能设备使用中的需求，依托社区老年大学、老年服务机构、区域公共图书馆，组建由老年社会工作者或志愿者为主力的宣教团，为老年人开展较为专业化的数字素养专题培训服务，采用集体宣讲、专题培训、点对点指导操作的形式展开，以消减老年群体对智能设备使用的警惕性与误区，提升学习兴趣培养学习能力。

（四） 鼓励志愿服务与家庭数字反哺

通过调研可知老年群体对家庭与亲情的依赖程度较高。从信息的获取、共享以及保护层面，更倾向于从家庭成员处获知。因此，鼓励建设以家庭成员为主力的“小核心”反哺教育更为合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或孙辈协助老年人学习数字化设备，通过“亲情沟通”在使用方法与使用技巧上更有助于老年人自我提升。 VS5kN/TGo/pfEIqbOXAgC5INfPXEjYhqjoYgCjCJp/CNIfzcwOpfQKSLqVknv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