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念界定及理论建构

中国纪念馆行业具有鲜明的发展特色，无论是其场馆组成大部分为底色鲜明的革命纪念馆，还是其在社会记忆中承担的职能定位，都与博物馆有着和而不同的特质。强调纪念馆的特质并不意味着要将纪念馆从博物馆话语体系中剥离，也不意味着博物馆定级评估体系无法反映中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是旨在探究如何在实现纪念馆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从更微观的角度更有针对性地评价纪念馆的发展质量。而要想理清中国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中国博物馆定级评估之间的异同，首要的是尝试对纪念馆的相关概念展开讨论研究。

一、纪念馆的内涵与外延

纪念馆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人类社会自发形成的纪念活动遗址，不过这类纪念活动往往与信仰相联系，后来为了方便，而在相对固定的地点逐渐形成了庙宇、祠堂等设施，从而成为古代意义上的纪念馆。 虽然古代的宗庙祠堂起源带有迷信与封建的色彩，但这与中华民族敬爱先祖、崇尚英烈的民族精神有着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其在场所设立、仪式流程和氛围营造等方面的做法于现代纪念馆仍有着一定借鉴意义。

古代纪念性祠堂的设立往往都会有一整套完善的流程来进行规范，而来访者在参观祠堂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仪式流程，以体现对纪念对象的敬仰追思。在纪念对象活动过的地方兴建祠堂，标志着情感认知的升华与塑造，如无祠堂、纪念馆之类的纪念设施矗立其中，难免要使人产生悲凉、怅然无所寄托的感觉。可见这种记忆与怀念并不仅仅是针对历史，而是人们如何通过博物馆、纪念馆所展示出来的器物、所呈现的故事来形成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过去的历史已经无法再现，人们只能通过历史想象来复原、感知某种记忆，正如《记忆之场》中所提及的，“之所以存在记忆之场，是因为已经不存在记忆的环境”。

纪念馆不仅是一种记忆和怀念，更是一种反思和领悟，其目的在于激励生者积极前行。 博物馆、纪念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承担着记忆之场的职能，为观众提供历史想象的条件，以形成对相应历史的认知塑造。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纪念馆在对这一历史记忆进行塑造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情感的挖掘与共鸣。特别是纪念馆在仪式感方面的塑造，组织人们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开展纪念活动，而这样的仪式感通过将观众的心理活动以合适的行为规范表达出来，实现无形到有形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将会使得观众更加具有体验感。除此之外，博物馆与纪念馆在藏品的沉淀时间上也有所差异。博物馆的藏品沉淀时间通常都在50年以上，而纪念馆的藏品往往集中在近现代，这为纪念馆进行情感记忆的塑造提供了博物馆所不具有的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博物馆无法在历史记忆的塑造过程中唤起情感共鸣，而在于博物馆多以物件来塑造历史记忆，重在以科学与逻辑来构造理性认识；而纪念馆则更加强调物件背后的故事，常以叙事性的手段来表现情感和信仰。

2022年5月9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公布了经特别咨询委员会会议投票产生的关于博物馆定义的两个最终提案。提案一：“博物馆是常设的非营利机构，面向公众，为社会服务。它以专业的、符合道德且可持续的方式研究、收集、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致力于提供教育、深思和欣赏。博物馆以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参与性的方式进行运营并与社区和公众进行交流。”提案二：“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2022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选择了提案二作为新定义公布。 纪念馆作为博物馆的重要类型之一，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地变化。课题组结合国内现有研究认为，纪念馆是纪念重要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专题博物馆，以人物、事件的相关资料或人物故居、事件发生原址为兴建基础，从而达到宣传教育、研究、收藏、纪念等目的。 而革命纪念馆则是为缅怀、见证、记忆或者认同之目的征集、保护、纪念、研究、教育和传播并展示新旧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革命物质遗存与革命精神文化的仪式场所和非营利性机构。革命纪念馆具有“场所”和“机构”两种基本属性，革命纪念馆是缅怀纪念传承的场所，也是开展研究、教育、传播活动的主体机构。缅怀、纪念与存证是革命纪念馆的根本使命。革命纪念馆是记忆之场和塑造集体记忆的机构。中国革命纪念馆按照主题时间跨度可以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纪念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纪念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纪念馆、改革开放时期革命纪念馆和新时代革命纪念馆以及反映中国人民遭受侵略的实证性、遗址性相关纪念馆。同样，革命纪念馆按照题材类型则可以划分为历史遗址类、重要人物类、重大事件类以及综合地志类。

纪念馆的分类对于了解纪念馆行业发展情况，更有针对性地实现分层分类发展大有裨益。分类属于认知的一种基本手段，是对于纪念馆概念的解构与重组。在现有的分类中，人们大多将纪念馆归属于博物馆中的专题性场馆，而要将纪念馆在现有的“革命遗址”“综合地志”“历史文化”“自然科技”“考古遗址”“艺术”六大项博物馆题材分类 中凸显出来，可以通过聚焦纪念馆的纪念主题来实现。除了直接按照纪念内容划分出来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借鉴考古学中的遗址定义“人类和自然界留下来的非移动性文化载体”，则在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针对该遗址文化进行保护、研究、陈列的专门性纪念馆可以归为历史遗址类纪念馆。而其余综合性介绍、纪念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或特定地理区域的则被划归为综合地志类纪念馆，其中包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也与全国博物馆年度报告信息系统中的题材类型是相互匹配的。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类似，以特定部队或团体为主题的纪念馆均归为综合地志类，其解释为部队或团体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在相应活动区域内进行斗争中所产生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遗存的历史遗址的综合性记录。

二、评价理论模型的建构

基于纪念馆相关概念及理论的梳理，结合社会记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组织要素理论以及评价相关理论，课题组尝试构建中国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评价理论模型。

社会记忆理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以“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最先提出。 社会记忆有两种传播方式：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纪念仪式有着明确的原型人物和事件，具有一种文化上的渗透性，对社会记忆的塑造是极为重要的。 社会记忆作为人们对共同记忆的认知和重构，在人类文明传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社会记忆又是民族或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可以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来源。 近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建立，就是因为人们拥有共享的记忆，而提供这些记忆资源的载体之一就是纪念空间，如国家设立的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等场所。

从社会记忆理论的角度来说，纪念馆具有保存社会记忆、塑造社会记忆的功能。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纪念馆以不同的方式保存着某个事件、某个组织、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甚至与全人类命运相关的记忆，为民族、国家以及各类共同体提供了认同资源。而纪念馆中保存记忆、塑造记忆的认同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相关人物或事件的专题档案。因此，社会记忆理论对于理解纪念馆的产生、内涵、功能有重要的意义。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出现的政府行政改革指导理论，其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经济人”假设，认为政府的作用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新公共服务理论作为公共管理理论的继承，促使西方国家在公共文化机构管理评价标准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十分注重服务的高效率和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与满意度。 这意味着在公共文化管理中，管理部门需要更注重与公众之间有效稳定的沟通互动，并为公众提供表达诉求与期望的通道，从而根据公众多元化的公共文化需求，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此外，管理部门也应将公众文化需求作为改进工作和管理的方向；同时，注重公众对公共文化事务管理过程的参与，鼓励公众在参与过程中积极表达观点、看法和意愿。 纪念馆可看作公共文化产品的重要生产和提供机构之一。新公共服务理论中一再强调的“服务”理念与当今纪念馆发展方向不谋而合：纪念馆根植于社会并履行社会责任，以观众的需求为导向，更好地为观众服务，更好地发挥纪念馆公共服务功能。

在组织要素理论中，从组织的构成来说，组织要素是组织的最基本单位或元素，是组织运作、发展的基础。组织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对组织的特点、属性、功能、结构、效益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关于组织要素，各国学者提出了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等多种定义。从目前的组织要素的分类可以看出，无论对组织要素采取何种分类方式，都包含以下四个基础方面：一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一定的组织结构、一定的组织运作（功能）以及共同的目标。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组织构成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资源要素、管理要素、活动要素、环境要素和目标要素等。组织要素阐述了组织的基本构成维度，要素之间相互依赖，存在不同的层次和作用关系，如图2-1所示。

在评价相关理论中，绩效评估作为一项通用的管理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业、高校和其他非营利组织之中。 1973年，美国学者奥尔（Orr）在评价图书馆服务质量时，曾提出将绩效评价视为连续体，反映资源转化为商品或服务并最终对社会产生影响。 如图2-2所示，四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循环关系，而组织能力在其中承担了一种连接贯通的作用，将组织的资源投入转化为组织提供的服务，继而产生相应的影响。

美国著名博物馆学家史蒂芬·爱德华·威尔（Stephen　E. Weil）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威尔认为博物馆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人们的生活，重要的不是博物馆的藏品，而是博物馆用它的藏品做什么。因此，威尔提出了衡量博物馆运行成败的评估矩阵，指出以博物馆规划为核心的目标、资源、效益、效率四大评估要素 ，如图2-3所示。

一方面，从评价角度来说，威尔的博物馆评估矩阵是带有绩效导向意味的，但与普通的经济性质的绩效不同，博物馆评估矩阵更注重博物馆所带来的影响，对观众态度、知识结构的改变；另一方面，该评估矩阵以完成既定目标为评估依据，按照特定顺序，对博物馆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估 ，其中博物馆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能力成为重要的评估维度。因此，对于纪念馆评价而言，纪念馆服务于何种目的？纪念馆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纪念馆的用途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从评估的角度来看，纪念馆的评价依据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着重考虑。

纪念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服务是其职责所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效益是纪念馆最终追求的目标，即纪念馆利用各项投入资源，通过开展藏品收藏保护、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社会教育等工作发挥自身功能，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从而实现“以史育人”的使命，为社会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因此，评价纪念馆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关注纪念馆产生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需要评估纪念馆的各项组织要素，即从纪念馆的各项组织到纪念馆提供的服务，再到纪念馆完成的使命目标。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看，纪念馆的资源要素、管理要素等属于投入维度；纪念馆举办的各项展览、开展的各项活动以及提供的各项服务都属于过程维度；纪念馆的目标属于产出维度；而在此过程中，纪念馆还将受到环境要素的影响。因此，根据以上社会记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组织要素理论的分析，结合评价相关理论，可以提出中国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评价理论模型，如图2-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