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轻微的生灵

2001年夏天，我刚到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工作，为了寻找2个米氏环眼蝶的种群，凭着手中最新的生境记录的指引，沿着辙印的小径，穿过松林，来到了北卡南部的布拉格堡军事基地附近，拜访一个刚被发现的、易观察的种群。这次探寻之旅正式开启了我研究米氏环眼蝶的工作，也确实有些许收获，还发现了几个新种群，而这些发现，让我继续深入布拉格堡深处的湿地，以探寻那些尚无人知的种群。此后的每个夏季，我都去那里探寻——艰难地趟过沼泽，费力地穿过密生如墙的灌丛藤蔓——但多是徒劳。寻找米氏环眼蝶新种群的艰难，似乎在冥冥之中应合着我未来20年的科研之路。

本书的主角——蝴蝶，是一类轻微的生灵 。试想一下，假若在你晚餐闲聊时，让你列举几种稀有动物，你会想到什么呢？我猜多数答案会是诸如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黑犀牛（Diceros bicornis）、斑林鸮（Strix occidentalis caurina）之类。的确，这些动物与我研究的那些蝴蝶一样，都是稀有的且受到威胁，但与稀有蝴蝶不同的是，它们都是标志性的大型脊椎动物。另外，至少在我看来，这些动物很可能并不真像某些蝴蝶一样稀少。

全世界的蝴蝶约有1.9万种 ，与拥有550万个物种的昆虫王国相比 ，这一数量可谓九牛一毛，而稀有蝴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过，与其他昆虫相比，蝴蝶拥有一个难以比拟的优势：蝴蝶可以为我们清晰地展现出那些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因素，也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开展保育工作的道路。 我们对于蝴蝶的多样性、生态学、进化等方面的了解，要远超于其他昆虫，我们甚至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种群大小、分布范围，因此可以用定量数据来评估其稀有程度。

想象这样一个情景，把所有稀有蝴蝶的成虫活体都圈到一起，捧在手心——假如你将全世界的阿里芷凤蝶 的成虫活体都捧在手里，它们加起来也不过170克。本书讲述的5种稀有蝴蝶全部加起来也仅有1.5千克——和大熊猫的一只前爪差不多重。与这些稀有蝴蝶极为不同的是，某些常见种类的种群数量却惊人的庞大，比如小红蛱蝶（Vanessa cardui） 和菜粉蝶（Pieris rapae） 。

稀有蝴蝶并非一开始就稀少。有些种类仅仅是在近年才变得稀有的，种群数量从几百万飞速下降到几千。而其他一些稀有蝴蝶，由于不了解其历史种群的大小，难以知晓它们经历了什么，不过还是可以通过计算它们的历史分布范围去推断出曾经的种群大小。全球性的生境丧失与气候变化，把一些种类逼迫到狭小的区域里，有时如高尔夫球场般大，有时仅有足球场般大。我曾在一些极不寻常的地点发现过稀有蝴蝶，它们被困在了诸如射击场、海滩或后院这样的地方。

我时常想，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要亲眼看见这些蝴蝶中的某一种，从地球上消失。这些稀有蝴蝶飞翔在消逝的边缘，数量稀少到令人忧伤，我甚至担心森林的细微变化、湿地涨水、海平面波动都会使它们灭绝。它们的种群数量如此之小，而周遭的威胁又那么大，某天我遇到的如果是它们中的最后一员，也不足为奇。

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遏制蝴蝶种群退化这一工作中，也在物种恢复的领域看到了一丝希望。在本书中，我会重现我自己和其他学者在世界稀有蝴蝶的生物学研究和保育工作中的经历。此外，我坚信，在未来的生物多样保育领域，稀有蝴蝶的地位，将与那些旗舰珍稀动物一样举足轻重。尽管在环境生物学和保育领域，稀有蝴蝶似乎与那些口口相传的珍稀动物相去甚远，且鲜有人知，但若用心细想，它们能赋予独特的视角，引导我们去研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濒危物种保育这类热点问题。

蝴蝶与全球变化

稀有蝴蝶正遭受着广为人知的环境剧变的打击，比如生境丧失、气候变化、环境毒物和生物入侵等。现实情况下，这些剧变常常交织在一起，给稀有蝴蝶的种群延续带来更大的灾难。我深信，稀有蝴蝶正和地球上其他精彩纷呈的物种一道面临着同样的生存考验。

即便在那些受保护的栖息地里，稀有蝴蝶的生境仍然面临着丧失的风险。明白这一点，是理解稀有蝴蝶为何稀少的关键。如童话人物金发姑娘 一样，稀有蝴蝶对其生境也十分挑剔，通常只生活在那些它们觉得“刚刚好”的地方。一些蝴蝶喜欢生活在有自然干扰的生境里，譬如林火就是一种自然干扰。太大的林火能轻而易举地摧毁整个种群，而林火太小会加速植被演替 ，从而导致寄主植物（蝴蝶幼虫所吃的植物）死亡，进而导致整个生境消失。每当我们扑灭林火、排干湿地、整治滩涂的时候，不仅会打断了环境的自然干扰过程，还会破坏这些环境原有的精妙平衡。这样一来，环境就不再是蝴蝶所需要的“刚刚好”的状态了。这些暗藏在全球变化大背景下的隐患，蚕食着本已难以为继的蝴蝶种群。

对生境的极端挑剔，是稀有蝴蝶有别于其他蝴蝶的主要特点，而它们的生境也常常是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在一些情况下，人类的土地利用方式与蝴蝶的生境需求格格不入，比如一些蝴蝶十分倒霉地把家安在了大型城市或集约化农田 的旁边。在另一些情况下，人类活动也恰恰保护了稀有蝴蝶的种群，比如我们开篇提到的米氏环眼蝶，因为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军事基地周边而得到了庇护。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活动和稀有蝴蝶的生存之间仍然存在着双赢的可能。

我寻找的范围

如何才能找到世界上“最稀有”的一种蝴蝶呢？和所有动植物的保育工作一样，在我着手做这件事时，很快就陷入了应该怎样定义稀有的纠结之中。世界上稀有蝴蝶的种类实在太多了，多到好几本书都囊括不下，更别说在我这一本书里了。稀有蝴蝶的种类数量还会随着全球变化的进程不断增加。因此，我只能把范围限定在我研究发现的更为稀有的那几种。我在后文里会谈到，在寻找稀有蝴蝶踪迹的过程中，我阅读了世界各地蝴蝶种群数量研究的大量文献。评估多种稀有蝴蝶的分布范围后，我竟发现，在美国境内找到的这几种蝴蝶的稀有性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蝴蝶。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里提到的稀有蝴蝶还可以展现出我在北美追寻它们的旅程。对评价和界定本书中这些稀有蝴蝶的方法，尽管时有争议，但我为它们提出的保育对策无可质疑。

通过充分收集、利用蝴蝶名录，我锁定了那些公认的具有保育价值的蝴蝶，确定了寻找稀有蝴蝶的方向。随着蝴蝶及其稀有性的关注度提升，政治进程也逐渐向着有利于蝴蝶保护的方向演进。回溯蝴蝶保育的历史发展过程时，我清楚地意识到了1973年颁布的《美国濒危物种法案》（the US Endangered Species Act） 是一个分水岭——1976年，第一种蝴蝶出现在了这个法案的名录里。名录里的物种只分为两类，即“濒危的”（濒临灭绝的危险）和“受威胁的”（有成为濒危物种的可能）。

在《美国濒危物种法案》颁布的同时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缩写为IUCN） 开始编写一份至关重要的名录——《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里面收录了那些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的和正在受到威胁的物种。1983年，IUCN开始了对蝴蝶的保育状态的记录工作。该红色名录采用了种群规模、分布范围和历史变迁等因素来“量化”一个物种的脆弱性，这一特点让我备感兴趣。同样是在1976年，为保障《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缩写为CITES） 的顺利实施，另一份包括稀有蝴蝶的物种名录也开始编撰，这份名录主要聚焦于那些易被跨境贩卖的物种，其中颇具标志性的物种，有老虎和犀牛，以及它们的皮毛、骨头或角。尽管蝴蝶在该名录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还是收录了那些饱受蝴蝶收藏家们觊觎的种类。

同时，我也借鉴了各种长期积累下来的蝴蝶种群观测成果，尤其是那些覆盖了数个州或整个国家的观测项目的数据。有迄今全球历史最悠久、记录最细致的英国蝴蝶观测计划（United Kingdom Butterfly Monitoring Scheme，缩写为UKBMS） 。也有南非详尽的长时序的蝴蝶多样性观测记录，以及北美蝴蝶协会（North American Butterfly Association，缩写为NABA） 每年的蝴蝶计数。即便我竭尽所能地参考了这些资料，我仍深信还有一些稀有蝴蝶尚待我去发现，但那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我利用上述资料甄选了世上的稀有蝴蝶，其间我也常深思何谓稀有。 稀有蝴蝶应是那些现存种群数量最小的种类吗？广为接受的科学理论与实地观察都明确了生物学与遗传学因素会导致种群数量的减少。那稀有蝴蝶应该是那些在全世界分布范围只剩下偏远地区的几十公顷的种类？狭窄的分布范围也常常将稀有蝴蝶置于衰退的危险之中。无论是生境向城镇或农田转化的长期变化，还是遭遇干旱等事件的短期变化，都将极大地改变这些蝴蝶的分布。或许，稀有蝴蝶应当是那些种群数量经历过急剧减少的种类。有些稀有蝴蝶曾经遍布半个省或州的面积，最近却变得十分少见了。在一些案例中，科学家们忽视了这一过程，直到那些蝴蝶走向消亡了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此外，我需要考虑某种蝴蝶在所有蝶类乃至整个生物界里的进化地位吗？因为那些进化史上的特立支系可能蕴藏着更大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潜能。

既然大家对稀有的标准莫衷一是，我在本书里就把物种的现存个体数量作为判定标准。这个标准十分直观，也最能反映出物种保育所面临的挑战。在我展开前，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报道蝴蝶种群数量及其稀有性的研究案例。事实上，科学家们有很多种估算蝴蝶种群数量的方法。比如，在估算北美东部君主斑蝶（Danaus plexippus）的种群数量时，他们在墨西哥的一处越冬场所里清点栖息在几棵树上的君主斑蝶的数量，进而统计出那几公顷越冬场所里的种群数量。又比如，有科学家先捕获了所有的雌性阿里芷凤蝶（这就有了一个数量指标），让它们在实验室里繁衍后代，然后把得到的后代（这是另一个数量指标）释放回野外，从而获得阿里芷凤蝶的种群数量。写这本书的乐趣之一，就是我能把前人用不同方法得到的研究数据抽取出来进行比较。

这本书讲了8种 稀有蝴蝶的故事，分在不同的章节：第一部分讲述6种稀有蝴蝶，从最普通的艾地堇蛱蝶到最稀有的阿里芷凤蝶；第二部分讲述1种已经灭绝的蝴蝶和1种目前仍十分常见的蝴蝶。图1.1A展示了这8种蝴蝶种群数量之间的悬殊。对于某种蝴蝶而言，不一定所有的个体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在保育生物学家看来，一个种群是由处于同一时空并能彼此交流的个体构成的，同时，一个种群与其他种群在地理空间上是分开的。 一般来说，某种蝴蝶的总个体数量的多少与其种群数量的多少是呈正比的。例如，伊卡爱灰蝶（Icaricia icarioides） 的种群数量和个体数量都要比阿里芷凤蝶高，而艾地堇蛱蝶和北美东部君主斑蝶的情况则大有不同，它们虽然是本书中种群数量最大的种类，但仅仅分布于一个地方（图1.1B）。我在这里分析的8种蝴蝶的种群数量最少的只有1个，最多的达到36个，同时我的搜查也证实了有些蝴蝶的种群数量尽管不多，但相对于其他种类而言也不算贫乏。

蝴蝶的一生

蝴蝶的一生从卵到成虫要经历数个不同的阶段。幼虫（即我们常说的毛毛虫）的生长发育大致有5个阶段，我们把每个阶段称为一个龄期。每当幼虫的身体生长到它的皮肤（外骨骼）容纳不下时，它将经历一次蜕皮，然后进入下一个龄期。幼虫生长到达最后一个龄期时，它最后一次蜕皮并形成一个坚硬的外壳，里面包裹着幼虫的休眠体，我们称之为蛹。蛹在经历变态发育后就成为蝴蝶的成虫。

在一年之中，蝴蝶可以繁殖一代到多代。它们会用休眠（滞育）的方式来抵御不良环境可能产生的伤害，如冬季的严寒。不同的物种滞育的阶段不同，而且它们在每一个生命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也大不一样。例如，同样是成虫，越冬时期的君主斑蝶的寿命能长达6个月，而米氏环眼蝶则只能生存4天。

关于亚种

从科学的意义上讲，本书所讲述的多数蝴蝶都被划分为亚种而非单纯的种。“物种”的一个定义是，它所包含的个体只能彼此间繁衍后代，不能和另一个物种的个体繁衍后代。“亚种”的定义却是，同一个物种的不同群体在地理上彼此隔离（比如被远距离或者山脉分隔），因而没有机会相遇和繁衍后代。区别于物种的是，不同亚种的个体如果被人为放到一起，它们仍能够繁衍后代。但由于受到了显著的地理隔离，不同亚种的个体在体色、斑纹，乃至行为上都可能彼此不同。

我在北卡研究的米氏环眼蝶曾在亚种鉴别上有不少困难。乍看起来，它和指名亚种（Neonympha mitchellii mitchellii） 区别不大。米氏环眼蝶的指名亚种最近才被证实仅分布于密歇根，此前人们在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弗吉尼亚也发现过一些很小的种群。当时，在北卡发现米氏环眼蝶的学者根据其偏远的分布范围和微妙的形态差异将其命名为一个新的亚种。这样的划分是否经得住其他标准的检验呢？为了了解更多，我和一位名叫克里斯·哈姆（Chris Hamm）的研究生一起研究这个问题，他采集了一些样本来检测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克里斯用6个DNA片断做了遗传分析，发现这2个种群确实不同，分布于北卡的这个亚种很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一直使用着亚种的概念，是因为这在保育工作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亚种比单纯的物种更能反映地球上生物的多样化程度；第二，特定区域的某个亚种的衰退往往暗示着大环境的退化；第三，亚种在其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任何一个亚种都可以在其他亚种遭遇灭绝的时候作为候补资源被引进到当地。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分布于英国的霾灰蝶英伦亚种（Maculinea arion eutyphron） ，在科学家们还来不及保护它之前就灭绝了。然而，随着知识的更新，人们从瑞典引入了霾灰蝶指名亚种（Maculinea arion arion） ，并使其在英国成功地安了家。尽管我们失去了英伦亚种及其所承载着的遗传多样性，引入的种群也无法弥补这一遗憾，然而来自瑞典的指名亚种最大程度地填补了英伦亚种的生态学功能。特定亚种的保育价值及其与当地生态系统的关联，正是我将亚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在此需要说明一点，本书中无论是提及单纯的物种还是特定的亚种，为了行文方便，我只使用“物种”指代。

是脆弱，还是顽强？

尽管稀有蝴蝶面临着各种生存威胁，昆虫家族的生命力却十分顽强。这就引发了自然保育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自然界在环境变化面前脆弱吗？有人认为自然界并不脆弱，他们的论据是当环境遭到破坏，失去原有的动植物类群后，一些大型动物仍能在该生态系统中恢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自然界是脆弱的，他们的论据是与日俱增的物种灭绝和生态系统退化。 稀有蝴蝶的存在恰恰为我们辨析这种二元观点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蝴蝶纤小轻盈的体态看起来十分脆弱。我常用的重要研究工具是捕虫网，我会用网扫动植物来惊起蝴蝶，也会用网捕捉一些蝴蝶——有时是在它们的翅膀上做标记来追踪它们的种群变化，有时是收集雌蝶用来人工繁育，有时则是为了从翅膀上取样来做遗传分析。当我很小心地捕捉和拿取它们时，我发现我捕到的个体大多能保持完好。但如果我操作不当，我就很可能抹掉它们的鳞片或弄折翅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对它们的生存构成直接的威胁。稀有蝴蝶的种群一直在减少，每一种都正在我们眼皮底下慢慢消失。

与此同时，在自己的科研和保育工作中，我也被一些顽强迹象深深打动，种群能被恢复并再次繁盛是最令我激动的事情。很多稀有蝴蝶在非自然环境中依然生生不息，就是一种顽强。在这本书的各章里我们会反复提到一点，就是人类活动有时替代了自然界的干扰（如林火），由于各种原因，某些原有的干扰在蝴蝶的生境里已经减少或者消失了。

在稀有蝴蝶身上，脆弱和顽强并非二元对立的存在。19世纪有一位名叫威廉·亨利·爱德华兹（William Henry Edwards）的鳞翅学家 ，他的经历令我十分着迷。爱德华兹的家在弗吉尼亚西部的康纳华河畔，他家附近的一处湿地里本来有一群格斑堇蛱蝶（Euphydryas phaeton）。 当地的煤矿公司为了提高河道的运力，就把河道改造得更宽更深，还修建了一些船闸和堤坝，这样一来，沿岸的大片区域都被淹没了。这些工程几乎导致了那个格斑堇蛱蝶种群的绝迹。怀着恢复格斑堇蛱蝶种群的迫切愿望，爱德华兹耐心地等到河水退下，然后把从幼虫饲养出来的成虫放归到河边，之后这一种群又繁盛起来了。

在我看来，稀有蝴蝶充分地体现着现代保育工作中希望与失望的二元思想。在保育的前线，种群衰退的稀有蝴蝶比比皆是，令人倍感绝望。然而，作为一名保育生物学家，我对人与自然终能和谐发展保持着乐观并抱有希望。稀有蝴蝶的确让我认识到了人类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但我的研究也指引我找到了疗愈这些伤害的方法。

即便它们是顽强的，稀有蝴蝶的种群并不会很快得到恢复。每每看到政客或多疑的保育学者抱怨为了保护某种蝴蝶立了法，投了钱又耗了时，五年十年还不见效的时候，我就感到十分恼火。稀有蝴蝶可是历经了经年累月的衰退才落得今天濒临灭绝的地步，要看到它们的种群恢复起来不也得花掉差不多的时间吗？我研究并阐释它们的生物学特征，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稀有蝴蝶本身以及它们的生态系统，以备为恢复它们的种群做点什么。我在这里深思自然界是否脆弱的原因，是由于这个问题暗含着稀有蝴蝶是如何衰退并如何恢复的答案。

遏止灭绝

我开展研究最基本的目的，是把那些稀有蝴蝶从灭绝的边缘拯救回来。衡量环境变化对蝴蝶影响的指标，尽管远不止灭绝一项，但某种蝴蝶一旦灭绝了，一切保育措施对它就没有用了，人类就又一次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在我讲述每一种稀有蝴蝶的时候，我也会附带谈到科学家们从尝试挽救它们的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尽管如此，对地球上的每一种稀有蝴蝶来说，灭绝仍然是近在咫尺的事。

众所周知，蝴蝶里只灭绝了3个物种和10多个亚种。这个比较低的数字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蝴蝶经受住了环境变化的考验，另一方面更可能是一些蝴蝶即便灭绝了都没有被人们察觉。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加利福尼亚甜灰蝶（Glaucopsyche xerces） 。它原本生活的沙丘生境变成了今天旧金山市的日落区。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淘金热令旧金山人满为患，到1875年的时候，生物学家就意识到了这一种群在衰退。赫尔曼·贝尔（Herman Behr）是当时加州科学院昆虫标本馆的负责人，他曾写道：“曾经发现它的生境现已房屋成片，在成群的鸡和猪之间，除了虱子和跳蚤，什么虫子都没有。” 1941年，加利福尼亚甜灰蝶灭绝了。

现在我们只能在标本馆里看见加利福尼亚甜灰蝶了。为了找它，我去了趟盖恩斯维尔，拜访了佛罗里达大学麦圭尔鳞翅目和生物多样性中心（McGuire Center for Lepidoptera and Biodiversity）。标本管理员安迪·沃伦给我看了一个标本。当他抬出一个装有100多只标本的盒子的时候，我忍不住吸了一口气。这些标本都是大约75年前采集的，至少在一些人的记忆里，这种蝴蝶在那时根本不算稀有。

科学家推测还有2种蝴蝶也已经灭绝了，它们都曾生活在南非。黛灰蝶（Deloneura immaculata） 仅有3笔采集记录，都是19世纪中叶在好望角东部采到的。轻美鳞灰蝶（Lepidochrysops hypopolia） 同样也只有3笔采集记录，在19世纪70年代，有2处采集地。从那以后，就没人再见过它们了。

我在这本书里专门用一章来写一个已经灭绝的灰蝶亚种——霾灰蝶英伦亚种。 从19世纪开始，它的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了100多年。就在科学家弄清楚它的生物学特性并知道该如何保护它的时候，它却灭绝了。这种蝴蝶的故事诠释了阐明特定蝴蝶的生物学特性对于保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我设这一章的目的，不仅想描述这些教训本身，也想指出当今稀有蝴蝶保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止于稀有蝴蝶

在寻找稀有蝴蝶的历程里，有三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第一，对于每一种稀有蝴蝶，我们能为它们做些什么来扭转现在的局面并防止它们灭绝？第二，退一步看，我们从这些蝴蝶身上得到的经验教训是否能够用于改变其他的蝴蝶乃至其他动植物的命运？第三，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真的有必要拯救这些稀有蝴蝶吗？还是我们应该将精力用到其他方面？

我意识到，稀有蝴蝶不仅和全球环境变化息息相关，在普遍的意义上更能反映出当代生物多样性保育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整本书，我都在尽力阐释这些蝴蝶的价值，以及失去它们的代价。就观察结果，我沿着生物学—全球变化—保护这一脉络将其串接起来，由此对于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及其保护需求，我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虽然我的关注点主要在稀有蝴蝶上，但那些目前还十分常见的蝴蝶也有种群数量骤减之虞。鉴于此，我在本书里也专门为君主斑蝶写了一章。和稀有蝴蝶一样，遭受着同样的环境胁迫，它也将变得越来越少。

我承认，在这本书里写君主斑蝶有些牵强。本书的读者没有不知道君主斑蝶的，甚至多数人习得的关于蝴蝶的生物学常识也都来自它。有一次，在我做了有关稀有蝴蝶的报告之后，有人问为什么这些蝴蝶不能像君主斑蝶一样生活？还有一次，当我讲了一个稀有蝴蝶生境被毁的案例后，一位学生问我：“为什么稀有蝴蝶不迁飞到更好的生境，从而逃离危险呢？”无论是具有迁飞的能力还是其他方面，君主斑蝶都十分特殊，所以它很难为其他物种提供借鉴。相反，很多稀有蝴蝶都鲜为人知。尽管如此，君主斑蝶的种群数量也在持续下降。科学家们正在竭尽所能地探寻原因，希望可以阻止君主斑蝶变得稀有。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从恢复稀有蝴蝶种群中得到的知识也能对常见蝴蝶的保育有所贡献。

比起本书中那些稀有蝴蝶的将来，那个“最后的蝴蝶”的想法显得有点杞人忧天——至少我曾经觉得是这样。但我在读完斯坦福大学鲁道夫·德佐教授和他的同行写的一篇重要论文后，我的想法就改变了。这篇论文回溯了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昆虫数量变化，发现蝴蝶和飞蛾的数量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图1.2）。 这里的蝴蝶囊括了常见的和稀有的种类。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最后的蝴蝶的离去也不过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显然，这个趋势并不会真的持续到全部蝴蝶都灭绝掉，但它道出了稀有和常见蝴蝶都在同时减少的真相。这篇论文因为谈到蝴蝶而吸引了我的视线。我细究论文中的图表后，惊讶地发现其他昆虫的数量减少得比蝴蝶还要快。我研究的这几个蝴蝶物种竟能有如此深远的历史背景，以至于我怀疑这个分析所包含的鳞翅目物种比其他所有昆虫的总和还多。蝴蝶与其他昆虫之间的数量变化相关性显示，蝴蝶更加适合作为侦测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通用指标。更多的类似研究还表明，稀有蝴蝶的减少是生物多样性丧失最灵敏的响应指标。

本书里所涉的稀有蝴蝶的数量，早在1970年（即德佐教授研究的时间起点）就已经跌破了图1.2的最低点了，这个最低点标志着近三成的蝴蝶和近八成的其他昆虫的衰退。既然情况已经如此窘迫，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在本书的其他章节里，我都会针对每一种稀有蝴蝶的具体情况回答这个问题，并着重讲解科研和保育领域的前沿进展。希望这些答案能缓和或扭转现在的局面，并最终用于挽救其他昆虫。 GTSdxw6X150fRM46yLyZSSN2HpYBMNpiS9UoGtAR/V9dsX3g9MkodNKwqwP3mK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