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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1) 在新时代背景下，本研究选题的确定主要基于对中国典籍翻译中一些重要问题、现象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尚书》等中国文化核心经典对于世界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重大意义。从明末清初的中学西传开始，《尚书》即成为最早被西方译介的中国经典之一，迄今已有约400年的西传历史。西方汉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皆有新的《尚书》英译本行世，在汉学视域中对其进行系统的历时研究和描述，对于《尚书》学研究的拓展、中国典籍的翻译与国际传播，以及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等，皆具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历史久远，但时至今日，交流中始终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象仍令人深思，如顾明栋教授说：“二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西方乃至整个世界何以不断生产有悖于中国文明现实的知识？” (2) 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翻译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西方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仅以《尚书》的英译历史为例，就已经有近4个世纪之久。但“直到今天，欧洲许多关于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中西初识的时期，欧洲仍相当顽固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中国”“还远远没有认识中国”。 (3) 英国汉学家、《尚书》的当代英译者彭马田（Martin Giles Palmer）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其近年来翻译中国典籍的缘起时竟然说：“当时，西方人唯一知道的来自中国的书是《易经》，尽管为人所知，但是这本书翻译得并不好。” (4) 由此可知，不少西方人对中国典籍可能仍知之甚少，而已有的典籍翻译并非很令人满意。美国当代学者安乐哲（Roger T. Ames）、罗思文（Henry Rosemont）也指出：“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被译介时存在着以西释/译中、文化简化处理以及假想的普适论等问题。” (5) 更有学者研究指出：“总体而言，大陆学者的译本大多质量参差不齐，难与国外知名汉学家的译本比肩。《尚书》译本也是如此，目前的几个译本几乎全是单纯的翻译。” (6) 典籍翻译中的诸多问题与现象也在不断引发我们的思考，西方究竟如何诠释与传译了中国的经典？其翻译与传播有何特点与规律？新时期应如何进行典籍的翻译与传播方能有利于促进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取？基于这些思考与探索，本文拟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系统梳理与描述性研究。
在当今世界各国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不同文化间的竞争也在全面升级，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确立为战略目标，中国也在坚定地推行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中华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关报告指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到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与国际影响力。总体而言，时下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还不相称。近年来，中国着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积极传播中国声音，这些举措取得了很大成效。中华文化热在国际上持续升温，但西方仍不乏“中国威胁论”“资源掠夺论”等论调，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总态势并无根本改变，因此目前仍需着力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 (7)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思想文化的传播恰恰是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最薄弱的环节”“中国文化经典在西方遭到误读甚至歪曲的例子却屡见不鲜”。 (8)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第八部分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9) 中国典籍的英译无疑对于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中国的国家形象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一个新时代到来了，展开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新的使命。” (10) “在我们这个时代，翻译活动出现了新特点，翻译活动的走向有了新的变化，社会开始特别关注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译介和传播，这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赋予了翻译更为重大的使命和责任。” (1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新时代的诉求，典籍翻译需要寻求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和路径，而对西方的中国典籍译介状态进行全面研究，了解和把握西方有关翻译的发展状态，对更为合理有效地进行典籍翻译与文化传播，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理解等，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尚书》为数千年华夏文明之河的上游，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基因。作为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尚书》构建了雅思贝尔斯所论“轴心时代”之前黄河流域最早的知识体系，展现了中华民族形成初期的精神全景，是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之一。《尚书》大约在先秦典籍中多被称为《书》，西汉始称《尚书》，宋代始称《书经》。后来《书》《尚书》《书经》并称，多称《尚书》。《尚书》在先秦就有传本，在汉代主要有两个传本系统：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今文即汉代通用文字隶书，在秦朝焚毁《诗》《书》时，秦朝博士官伏生藏书于墙壁中。经秦末战乱，到汉惠帝时，伏生找出藏《书》，仅有28篇保存了下来，伏生就用隶书抄写一遍，在齐鲁之地讲授，故今文《尚书》也称伏生本。后在汉景帝时增补一篇，共29篇，成为汉代官方定本。而古文《尚书》指由汉代孔安国传授的传本。史传古文《尚书》被发现藏于孔子故居墙壁中，因用先秦文字而非汉代的隶书所著，故称其为古文《尚书》。其中29篇与伏生本基本相同，另外多出16篇，史称“逸篇”，后来失传了。《尚书》的传授长期存在“今古文之争”，今文《尚书》居于官学优势。至西晋，永嘉之乱使得官方藏书被严重破坏，今文《尚书》的各种版本皆丧失。至东晋元帝，豫章内史梅赜献给朝廷一本据说是汉代孔安国传授的古文《尚书》，共58篇。书前有孔安国的序，其中33篇内容基本同于伏生本，被称为《孔传古文尚书》，这也是《尚书》唯一的传世版本。西方的《尚书》英译多以《孔传古文尚书》为底本进行翻译。在主要的西方《尚书》英译中，仅在20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以今文《尚书》为底本的英译，即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尚书》英译。
《尚书》在学术界被称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向来具有极为尊崇的地位，其“内容皆与政史相关，多为君王的文告与君臣谈话记录”。 (12) 《荀子·劝学篇》指出：“《书》者，政事之纪也。” (13)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14) 《史通》称《尚书》为“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 (15) 先秦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阅读过《尚书》，先秦典籍更是经常引用《尚书》。根据历史学家陈梦家研究，先秦史传诸子叙述史实或引证论点，经常运用各种方法引用《尚书》。据《尚书通论·先秦引书篇》统计，《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墨子》《礼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这9种书明确说明引用《尚书》即多达168条。 (16) 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时代，《尚书》曾长期立于官学，从孔子开始又立于私学，对中国历代的知识文化传承和全民教化皆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礼记·经解》曰：“疏通知远，《书》教也。” (17) 清代训诂大师段玉裁认为：“经惟《尚书》最尊。” (18) 其意蕴深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等皆具时空超越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认识改造世界、治国理政、思想道德建设等，其深邃而丰富的中国智慧，也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人民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当代《尚书》学家钱宗武指出：“《书》释天道政理，兴废存亡；引导修齐治平，立德立言立功，实为治政之宏规，稽古之先务，修身之典则。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当下，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时代，《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张力。” (19) 《尚书》也因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率先吸引了西方探究的目光，成为最早被传译到西方的中国经典之一。早期来华传教的西方人在接触中国文化的最初无不对《尚书》格外关注，自16世纪起，《尚书》即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的译介而开启了其西传之旅。据汉学史记载，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有对《尚书》的研究与译介成果，在汉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皆产生了新的《尚书》西语译本，其中即包括《尚书》英译本。文本的翻译即对文本进行异语语码转换，而某个文本的异语语码转换本身就是该文本的传播形态。因此，西方的《尚书》英译也即《尚书》在西方的传播形态。《尚书》的英译使其在英语世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与研究。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Wells Williams，1812—1884）评论《尚书》说：“它包含中国人对一切事物评价的标准的发端，曾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历史、宗教礼仪、战术、音乐以及天文学的基础。” (20) 在西方汉学的发展过程中，曾有拉丁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等《尚书》西语译本传世。随着英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成为世界强势语言，后又发展为世界各领域的通用语言，中国典籍《尚书》等的英译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价值观等的传播尤具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典籍翻译等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与意义，也进一步拓展了《尚书》学的研究领域，同时对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以及国际话语权的争取等皆具推动作用。
首先，本研究可为今后的典籍翻译等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方法及参考资料。我国的典籍英译工作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发展，如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籍外译工程的展开、“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的推出等，但在典籍翻译中，一些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对西方漫长的《尚书》英译历程的研究与描写，有利于典籍翻译有关问题的探索与解决。本文所采用的西方汉学史的研究新视角、描写翻译学研究思路与理念，研究中对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以及对不同时期《尚书》英译的全面、系统的研究等，皆可为典籍翻译、汉学、文化学等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视角与参考资料。如对不同历史时期《尚书》英译语义的本体诠释学视角的分析，对其英译的历史背景、目的、思想理念、方法策略等的描写研究等。
其次，本研究丰富拓展了《尚书》的研究领域。本研究以西方汉学为历史语境，从语言学、文化学、哲学、翻译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综合研究，从总体上全面系统地梳理与把握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特点，描写其不同时期的文本形态特征，总结有关翻译经验与不足，探索西方对《尚书》的译介思想和方法，这些研究皆有利于丰富与拓展《尚书》学研究体系。
再次，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与现实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国防与科技方面也已经迈入了迅猛发展的新时代，但文化方面仍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和制约，尚未形成独立的话语体系，国际话语权的争取也有待更多的努力。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典籍的高质量译介与传播，不仅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21) ，也有利于促进世界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多元发展。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汉学视域下对西方不同时期的《尚书》英译与传播进行研究与描写，有助于探索新时代《尚书》等典籍的合理有效的翻译与传播方法路径，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以中国智慧普惠世界人民，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文献汇编，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政史典籍之一。文史专家钱穆指出：《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而且也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古书，中国还没有比《尚书》更早的书留到现在”“孔子以前，春秋时代，贤大夫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以看到。” (22) 近年来，国内外对《尚书》等中国典籍高度关注，近期在谷歌上以Chinese Classics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找到约3300000000条结果。《尚书》英译的有关研究日益展开，研究方法日趋多元，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
早在17世纪，西方来华的基督教耶稣会士们即将《尚书》《论语》等古代典籍列为研习汉语的教材而进行翻译与传播。他们还在传教中力图以基督教义附会、融合于儒家经典，以使中国人易于接受外来的基督教。因此，早期的西方《尚书》英译也呈现出“儒耶糅合”的诠释特点。17—18世纪的《尚书》译本以拉丁语和法语为主，英译较少。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选译的《尚书》译文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收入法国汉学三大名著之一《中华帝国全志》 (23) 。英国在1736年、1738年分别出版了该书的英文节译本和全译本，较早的《尚书》英译即从马若瑟的法文选译翻译而来。
19世纪的在华传教士主要来自英国、法国与美国，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在继续利用儒家经典进行传教的同时，也对《尚书》等中国典籍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对《尚书》的翻译以英译为主，翻译更趋专业化，也更具学术性。主要的《尚书》英译为1846年在上海出版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的英文全译本与1865年在香港出版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英文全译本。这两种《尚书》英译本都带有大量的文内注释，麦氏英译首开英语世界自中文原文全译《尚书》之先河，其英译模式对其后的典籍译者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理雅各是首位系统研究并英译中国古代经典的汉学家，其《尚书》英译的注释尤为丰富厚重，有关内容非常广泛。译文具有中国传统经学的形态特点，面世至今仍被西方学界奉为《尚书》的标准译本，影响极为深远。
19世纪末至二战后的一段时期，西方汉学转入现代化发展时期。《尚书》等典籍的英译不再以传教士为主，译者身份趋于多元。英国占星家沃尔特·高尔恩·欧德（Walter Gorn Old，1864—1929）于1904年推出西方又一《尚书》英文全译本，其英译体现了英国汉学走向现代化时期的一些学术形态特征。不同于理氏英译的厚重注释形态，欧德的英译注释简明，形态简化，译文更为通俗流畅，适合大众英语读者阅读。1949—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发表了今文《尚书》28篇的英译，译文以对原文词语语义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注重运用实证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现代科学方法探求原文词语的“真正意义（true meaning）”，为西方提供了一种更为贴近原文词语意义的《尚书》英译。
在21世纪的汉学复兴时期，西方译者尤重对《尚书》等中国经典进行多维度的研究，涉及其蕴含的政治、历史、文化、伦理、哲学等意蕴。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语境中，2014年，英国汉学家彭马田又为西方提供了一种新形态的《尚书》英译，其译本受到很多西方大众读者的欢迎。由于对历史上已有的《尚书》英译皆不满意，他试图通过文化诠释（interpretation）对《尚书》进行“更精彩的”“全新翻译”。 (24) 其英译抛却了传统的厚重注释形态，以通俗的西方现代诗与散文进行传译。
总体而言，在汉学不同发展阶段，受翻译当时的历史语境诸因素影响，西方《尚书》英译各具不同的学术形态特征，与中外词典编纂、汉语语法研究等其他汉学研究一起，对西方的社会文化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考察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可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经典复译”热，《尚书》英译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有关研究虽已取得诸多成果，但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其研究空间尚有待进一步的拓展。
1. 国内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
《尚书》素以语言古奥晦涩而令国内外众多学者望而却步，加之深受文本真伪等争议的影响，因而较之《易经》《论语》等经典，其翻译与研究尚存在较大不足，有关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研究范围较窄，研究方法路径总体上较为单一。仅以知网为例，以“《论语》英译”为主题词搜索，可得到396条结果，“《易经》英译”的搜索结果为51条；而以“《尚书》英译”为关键词，2020年的搜索结果仅有10条。到了2022年12月也只有16条。而同一时间“《论语》英译”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为613条，“《易经》英译”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为74条，“《道德经》英译”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为450条。由上述数据可见，国内《尚书》英译研究成果数量远少于《论语》《道德经》《易经》，成果增长速度也较慢。
西方《尚书》英译的国内研究者主要为译学界学者，也有一些哲学、历史学界的学者参与其中。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尚书》的某个译本或某几个译本的翻译方法策略、传播方式等的探讨以及译文质量的评议等，研究视角主要为跨文化传播、翻译学、语言学、文化学、诠释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以下分别进行概述。
（1）跨文化传播与翻译学视角为主的研究
以跨文化传播与翻译学为主要视角的《尚书》英译研究数量较多，内容多为对译本的翻译、传播的理念、方法、策略等的分析与研究，对有关词语的语义考辨与翻译研究，以及对译文的得失评价等。诸如，王辉（2003）探讨了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研究了其翻译策略，认为理雅各将语义翻译和详尽注释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经义的传达，较好地反映出经文的语言特色，并通过注解、绪论、索引等，照顾读者需求，真正做到了忠实、可读，其翻译属于学者型翻译。 (25) 岳峰（2004）分析、阐述了理雅各的汉学造诣、在华活动及其相关原因，结合理雅各的生平经历等，对理氏包括《尚书》在内的中国经典的英译得失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忠实、严谨，是东学西渐的重要媒介，与其在宗教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一起，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岳峰对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的有关探讨，不仅涉及翻译策略和方法，也涉及翻译的形成原因，如宗教信仰的影响等。其研究运用了诸多第一手英文历史资料，例证丰富，分析全面透彻。 (26) 陆振慧（2008，2010，2011）主要对理氏《尚书》英译的方法策略及其跨文化传播的特点等进行了研究，认为理氏英译忠实地再现了原文。其诸多研究深化了对理氏《尚书》英译的翻译方法、策略及其跨文化传播特点的认识。诸如从语气、意境、情感、形象四个方面论述了理雅各《尚书》英译文学风格的再现； (27) 分析理氏译本的“详注”“异化”“显化”等传播策略，探讨其在传递原文语义、再现语体风格和文体风格方面的表现； (28) 论述理雅各朴实严谨的学风和“解经先识字，译典信为本”的翻译理念； (29) 分析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策略及其注释的“厚译”性质等。 (30) 陆振慧（2013）认为理雅各采用了深度翻译策略，融合了众多旧注成果，因而较好地实现了“文化传真”，堪称典籍译作之经典。 (31) 总体上其研究多关注理氏《尚书》英译的文内元素，较少探讨译文不当之处及其对中国文化传播的负面影响。对《尚书》英译进行翻译与传播研究的还包括何立芳（2008）对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的目的与策略进行的研究，其中包括《尚书》英译； (32) 崔卉（2012）基于图示理论分析了理雅各《尚书》译本的明晰化、转变时态、直译加注、音译加注的翻译策略； (33) 容新霞、李新德（2011）在译者主体性的观照下研究了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翻译策略选择，分析了其直译、意译、音译的翻译方法； (34) 沈思芹（2017）对不同《尚书》英译的注释进行了研究，以互文性理论为关照，比较了理雅各与高本汉《尚书》英译注释的异同，指出有关原因主要包括译者所处的社会语境、个人经历、对典籍的认识以及参考资料的选择等，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从“注释性”到“解释性”的演变。 (35)
此外，一些学者对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词等的翻译进行了研究，如香港大学的L.C.Nordvall（王子安）（2020）研究了理雅各包括《尚书》在内的中国经典英译对其后学者的影响作用，尤其在词汇、诠释与学术性方面，认为理雅各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缩减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将汉语词语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其对中国古代贵族头衔等的翻译形成了现代的有关翻译惯例。 (36) 再如，姚霞（2021）在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指导下，采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对《尚书》中官职名的英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理氏翻译尽量兼顾“信”与“达”，综合运用了多种语义和交际翻译方法，既保留了源语独特的语言特色，也传递了原文丰富的文化内涵，较好地传播了中华文化。 (37)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尚书》英译进行了传播与译者行为研究。李耀（2022） (38) 从翻译传播的社会模式出发，结合《尚书》译介过程中的特异性因素，从译介过程中的传播主体、译者、传播媒介及传播受众四个方面研究其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制约作用，分析社会性视角下译者的翻译行为，并对各要素展开分析比较。吴叶秋（2022）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分析《尚书》“誓”体文体特征和理雅各《尚书》“誓”体翻译的译者行为，从体类、体制、语体三个层面对《尚书》“誓”体的文体特征进行了探讨。 (39)
也有一些研究对《尚书》英译历史进行了初步梳理。沈思芹（2017）按时间顺序，对17世纪至21世纪包括英译在内的《尚书》的主要译本及其译者等状况进行了分阶段的述评； (40) 陆振慧（2018）简要回顾了《尚书》在海外的翻译与传播，从译本的语种、版本、翻译风格和学术水平等方面归纳了各译本的特点，并提出应中西合璧，针对西方不同读者，推出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译本。 (41) 在新时期大众文化产业背景下，典籍翻译应关注不同读者需求的建议颇具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跨文化传播与翻译学视角的《尚书》英译研究中产生了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多集中于对理雅各译本的研究，而对其他译者的《尚书》英译研究相对较少。从研究关注点来看，学者们多关注译文内部元素，诸如译文的词语、注释等，多研究其翻译得失，而对《尚书》英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译者的翻译思想路径、历史演变特点等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经过诸多翻译与传播研究，对某些《尚书》英译文本的研究较为深入，如对理雅各译本的研究等，深化了对西方《尚书》英译的有关认知。有关研究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虽有梳理，但都比较粗略、概括，未见较为细致、系统性的有关研究与描写。
（2）语言学与文化学视角为主的研究
语言学、文化学视角为主的研究，涉及《尚书》英译的语义、形式、风格、策略及译介的历史文化背景等，成果数量较多，不再集中于理雅各的《尚书》英译，拓展了西方《尚书》英译的研究领域及有关认知。诸如，陈舜政（1971）翻译了高本汉的《尚书》注释，对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研究。 (42) 陈远止（1994，2015）研究了高本汉译本的注释， (43) 并对《尚书》的中外诠释与经学传承进行了探讨，有关研究深化了对高氏《尚书》英译的经学等特点的认识； (44) 林风（2012）主要从语言、文化的角度研究了沃尔特·高尔恩·欧德的《尚书》译本，分析了其多处语言、文化方面的误译，例证充分； (45) 对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主要包括刘立壹（2014）对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底本、体例、策略及天文学研究等的探讨，认为麦都思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倾向调和，对中国文化与现实具有深刻的了解和体认。其研究内容有了较大拓展，涉及底本等译文之外的有关因素。 (46) 林风、岳峰（2018）也进行了较多的拓展研究，对麦都思《尚书》英译的译者背景、翻译动机、译本体例进行研究，并基于时代背景分析了译本的影响和评价； (47) 此外，刘念业（2022）结合《尚书》英译当时的历史语境，分析了麦都思的翻译动机与“译名之争”的密切关系，认为麦都思的翻译话语带有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 (48) 这些研究内容趋于多元，进一步丰富了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研究。
从语言文化视角对《尚书》英译文本的词语、语篇等进行的研究近年呈上升之势，也取得了较多成果。诸如陈静（2014）研究了理雅各运用语义翻译法对《尚书》成语的翻译，如文化概念意义、文化思维方式、文化整体风格，文化传真及修辞方式等； (49)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对《尚书》英译的研究，主要有陈丹丹（2015，2019，2022）从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分析比较《尚书》三个英译本中的语篇衔接策略，探讨《尚书》各译本在语言系统各层面上的翻译策略和手段，关注语言功能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 (50) 并对《尚书》原文与译文的概念意义进行分析，论述了功能语言学在典籍译介中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及其对传播的启示。 (51) 陈丹丹还对《尚书》各译本的翻译策略、手段及其得失进行了探讨，包括对各译本的质量评价研究； (52) 葛厚伟（2016，2017，2020，2022，2022，2003）从语料库语言学的视角，基于所建《尚书》汉英文平行语料库，运用语料库检索软件，对《尚书》英译进行了诸多研究，拓展了有关研究的范围和深度，提升了《尚书》英译研究的科学性。他对理雅各译本等四个《尚书》英译本在词汇层面的基本特征进行量化研究与分析，比较了其高频词、词长分布、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和主题词等方面的独特风格。 (53) 他还从《尚书》的英译及其研究、译者情况、翻译目的、译本情况等方面研究评价了彭马田的《尚书》英译本， (54) 但较少探讨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失真之处及其影响。葛厚伟还通过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对《尚书》四个英译本的句法基本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了其句长、句子类型、形合度等方面的独特风格， (55) 对《尚书》古典法律核心词“罚”的翻译模式进行了对比探讨，梳理了《尚书》中法律核心词“罚”字的内涵与意义分布，认为理雅各译本忠实于原语，翻译模式呈现出“直译>释义>省译”的分布倾向，而彭马田译本的翻译模式则为“直译>省译>释义>改译”。 (56) 葛厚伟还对比分析了理雅各和彭马田分别采用文化协调和文化过滤的翻译传播策略， (57) 并通过分析四个分项和整体上的文化折射率，认为理氏译本文化忠实度较高，彭氏译本文化忠实度较低，与原文的文化距离较大，并从识解理论的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以及详略度四个维度，阐释了有关认知机制。 (58) 葛厚伟的研究为《尚书》英译的忠实度提供了客观的论证，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主观性的不足。通过语料库进行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是对有关研究的重要拓展与突破。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研究多探讨其翻译忠实于原文的一面，近来有学者对其译文对原文的偏离进行了更为全面、客观的研究与评估。顾祎雯（2023）基于司显柱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认为《尚书·酒诰》的理雅各译文中共存在12处偏离，但综合翻译质量较高。 (59)
综上所述，语言学与文化学视角的《尚书》英译研究，成果数量较多，发展较快，尤其是语料库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其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在研究中应与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法相结合，以作出更科学合理的判断分析，取得更全面、可靠的研究成果。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互补，更加有利于推动《尚书》英译研究的发展。较之传播学、翻译学视角，语言学和文化学视角之下的《尚书》英译研究范围更为广泛。除了理雅各的《尚书》英译之外，学者们还研究了麦都思、高本汉、欧德、彭马田的《尚书》英译，进行了颇具价值的多维探索，但对西方《尚书》英译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
（3）诠释学视角为主的研究
诠释学对文本诠释具有重要价值，也与翻译的性质、功能相契合，因而日益受到翻译等有关研究领域的青睐。在《尚书》英译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也采用了这种视角，但多与其他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
有关研究主要包括：郑丽钦（2006）将阐释学和功能翻译理论相结合，研究了理雅各《尚书》译本的文本语言与内在文化意象，认为其英译非常重视准确和忠实于原文， (60) 对理氏译文偏离原文语言文化的传译未作探讨；林风（2012）基于阐释学理论和归化、异化翻译学说，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对理雅各、高本汉、麦都思、罗志野四个《尚书》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其研究将阐释学与翻译学、文化学、语言学相结合，增强了分析力度，深化了对有关英译的认识； (61) 钱宗武、沈思芹（2017）探讨了朱熹的儒家诠释学思想对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理念、策略及文本转换的影响，认为学术转型期朱子《尚书》学是理雅各翻译的重要参照，为其准确把握《尚书》的文本和意蕴提供了哲学的诠释范式。 (62) 该研究将对《尚书》英译的认识提升至哲学层面，是对理雅各《尚书》英译研究的较大推进。陈丹丹（2018）考察了《尚书》中的轴心话语“德”“天”的阐释，并比较中西译者的有关翻译，认为轴心话语的传译也是一种阐释，成功的译本应基于合理的意义阐释。 (63) 其研究关注了《尚书》文化负载词的阐释，研究思路值得借鉴，此类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拓展。此外，本体诠释学理论被首次应用于《尚书》英译研究领域，如沈思芹、钱宗武（2019）依据本体诠释学的诠释圆环理论，概括性地探讨了汉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西方《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和规律，认为西方主要的几种《尚书》英译皆存在程度不同的诠释不足与缺陷，各西方译者并未准确完整地理解与诠释《尚书》作为中国政史经典的本体真理。 (64)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通过运用诠释学的有关理论，探讨了《尚书》英译文本的诠释传译特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关研究数量较少，且较为零散，尚缺少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全面、系统性的本体诠释研究与描写。
（4）历史学与宗教学视角为主的研究
历史学、宗教学视角为主的研究主要包括：邵东方、刘家和（1989）对理雅各的《尚书》英译与《竹书纪年》的研究认为理雅各的正面研究成果至今仍不失为学术参考的权威见解，而其失误之处也是一笔珍贵的学术遗产，其有关见解仍是思想史的宝贵资料，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与思考。 (65) 其研究细致而全面地对理氏的《尚书》《竹书纪年》英译得失进行了分析，将译本的副文本研究拓展到注释之外。段怀清（2006）对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的翻译体例、翻译、出版过程，以及理雅各的公开讲座、教学内容进行了介绍与说明，并介绍了理氏30多年的汉学生涯，特别是其儒家经典翻译、有关教学研究等，并肯定了其翻译体例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66) 其研究内容丰富，分析透彻，进一步拓展了对理氏《尚书》英译等翻译的研究，深化了有关认识。李伟荣、李林（2014）探讨了《尚书》文本的考辨历史，并分析了其海外传播状况与意义等， (67) 论证有理有据，颇具参考价值。刘立壹（2019）论述了麦都思力图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考证杂糅进译文注释之中，具有厚重翻译的学术取向，采用了增、减等翻译策略，把《书经》建构成一部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开启了近代以西方历史学方法研究经学的路向。 (68) 其研究深化了对麦氏《尚书》英译的认识，在研究英译文本的同时，对其副文本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与译文研究相结合，互为印证，对本文的研究也有所启迪。
总体而言，以历史学、宗教学视角为主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为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但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尚缺乏对不同时期的西方《尚书》英译的全面、系统研究。
2. 国外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
西方《尚书》英译本的数量较少，屈指可数，国外的有关研究的数量也相对较少。据统计，在中国古代经典之中，《道德经》在西方的重译本最多，其次为《论语》。《论语》的西语译本中仅英译就达二十多部。 (69) 2015年左右，用英文写作的《易经》译本、专著、学位论文更多达502部，学术论文、评论和书评486篇。20世纪下半期以来，美国出现了数部颇有分量的《易经》译本和专著。 (70) 国外的《尚书》英译研究者主要来自汉学、宗教学、哲学界，他们倾向于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从语言、历史、哲学、文化等多个维度进行研究。有关研究多为对理雅各译本的研究，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与麦都思、欧德、高本汉、彭马田等的《尚书》英译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包括以下研究：
国外有关理雅各英译的研究，主要包括美国学者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1990，1991，2004）、美国宗教史研究专家诺曼·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2001，2002）与加拿大学者玛丽莲·劳拉·鲍曼（Marilyn Laura Bowman，2016）等的研究。费乐仁的研究包括理雅各的生活背景、汉学研究、宗教思想以及哲学观等方面， (71) 内容丰富、多元，尤其是从思想意识层面对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系列英译等汉学研究的探讨，拓展了有关认知，对有关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吉瑞德的研究包括理雅各的中国宗教研究、理雅各在海外传福音与理解异族文化的曲折生涯等，其中涉及理雅各如何选择《尚书》等中国典籍进行翻译及翻译过程，但没有太多涉及理氏的翻译与诠释技巧。 (72) 此外，鲍曼在其《理雅各与儒家经典：香港殖民地动乱中的杰出苏格兰人》一书中，讨论了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的第三卷，即《尚书》英译，其中论及理雅各的《尚书》英译思想方法及其影响。书中论及理雅各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评估《尚书》有关传统观点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尝试从关于作者、真实性和年代的更可能的陈述中梳理有关神话的学者。鲍曼认为理雅各努力坚持严格贴近原文的翻译，尽可能忠实于中文文本，认为他“只传译事实”，译文注释非常丰富，解释、拓展了中文文本的含义。鲍曼还谈到西方评论家对理氏《尚书》英译《序言》中的有关分析的评论：“其序言令人印象深刻，因而可与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关于罗马历史的经典著作进行比较”“正由于理雅各对历史和文学材料的详尽审查和评估”，他们才“可以在中国早期历史的基础上坚定而安全地行走”。 (73) 有关研究丰富了学界对理雅各的学术贡献与影响的认识。学者G. P. Syedov在其论文中也分析了理雅各中国经典的英译方法及其影响，认为理雅各不但了解大量的古代典籍对中国人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影响，还发现中文的文字不是单纯的文字，而是思想的象征，因此译者尝试直译是徒劳的。论文还认为葡萄牙耶稣会士Joaquim Angélico de Jesus Guerra （1908—1993）的10卷中国经典的葡萄牙语译本受到了理雅各的影响。 (74) 此外，理雅各的女儿在为父亲所作的传记中，也谈到理雅各包括《尚书》在内的中国经典英译的目的、思想理念，如其以翻译襄助传教的目的理念等， (75) 为理雅各翻译的有关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其次，国外也可见一些有关高本汉的《尚书》英译的研究，但对于这位西方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研究者多关注其卓越的中国古汉语音韵等研究成就，而对其翻译著述研究相对较少。有关研究主要见于其学生等为其所作的传记或介绍其生平的论文中。其学生丹麦学者易家乐（Søren Egerod，1923—1995）在介绍其生平与成就时，谈到自1940年以后，高本汉对中国两部最古老的典籍《书经》和《诗经》进行了彻底的分析，并为这两部典籍做了大量的注释，这项工作持续了多年，同时根据严格校订过的汉语文本把它们全都译成英语出版。易家乐认为高本汉的注释背后所包含的研究工作非常惊人，是没读过中国古汉语文本及其大量注释的人所无法想象的，而且高本汉在写作完成这些注释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从不失误的准确和细致” (76) 也非常令人惊叹。高本汉的学生、瑞典汉学家马悦然（N. G. D. Malmqvist，1924—2019）在为其所作的传记中，介绍了高本汉的《尚书》翻译和注释，并对其进行评价：“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书经》注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文本的意义（...has revealed that text in a different light.）。” (77) 但有关研究多为概括性的叙述，未见较有影响的对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细致深入的研究。
此外，国外对西方《尚书》英译的研究也见诸西方译者们对其前《尚书》译本的评价。理雅各、欧德的《尚书》译本显示了其对麦都思的英译有所参考与研究，高本汉的《尚书》注释显示了其对麦都思、理雅各的译本皆进行过研究与评论，但这些皆为零散的评议。由于在《尚书》的翻译及其研究中，所需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资料较为缺乏，加之文化差异等原因，国外的《尚书》英译研究也表现出有关的欠缺。
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对西方《尚书》英译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较之其他中国典籍的英译研究，学者们对《尚书》英译的关注度较少而且不平衡。国内外已有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在研究范围上，对《尚书》英译的研究多为微观的、对单一译本的不同视角研究，或为对某几个译本的比较研究，学者们多偏重于对理雅各译本的研究，而对其他译本的研究相对不足。已有研究多为对麦都思及其后英译本的研究，尚无对19世纪之前的西方汉学早期《尚书》英译的研究，也缺少对《尚书》英译发展历史脉络的全面、系统的描写研究；其次，有关研究视角多为文化传播学、翻译学及语言学视角，而从历史学、诠释学等视角的分析偏少，尚缺少从西方汉学视角的研究，且跨学科、综合视角的研究仍显不足；再者，从研究内容来看，多为对译本的翻译方法策略、跨文化传播，以及对具体语词、语篇的翻译等研究，对译者主体与译者行为的研究较少。此外，《尚书》英译难免涉及版本、注释等古代文献资料问题，国内外的研究者由于学术背景等原因，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也较少。
《尚书》蕴含着丰富而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源初形态，不同历史时期的《尚书》英译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诠释，因此对《尚书》英译的研究也应注重综合运用多维的研究视角与多学科的知识、方法，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融通古今，不断拓展有关研究领域与方法路径。
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早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学科创建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转型时期以及其后的汉学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并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主要历史语境，综合运用汉学、翻译学、诠释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包括：汉学的有关理论、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Maria 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本体诠释学理论及译者行为研究理论等。
有学者指出，汉学（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各个国家的汉学其实“是他们‘母体文化’研究的一员”。 (78) 一般认为汉学学科确立的标志为：1814年法国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设立“中国、鞑靼、满洲语文与文学讲座”。该讲座于1919年改名为“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 (79) 继法国之后，英国与俄国于1837年、荷兰于1875年、美国于1877年、德国于1909年在大学相继开设了类似的讲授与研究汉语及其文献为主的教席。
据德国学者傅海波对“Sinology”一词的考察，法语中最早出现“Sinologist（汉学家）”一词是在1838年，该词大致流行于19世纪60—70年代。1873年，《中国评论》刊登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所写《业余汉学（Amateur Sinology）》中使用了该词，但尚未确定为一门学科的概念，同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汉学是一种科学吗？》（Is Sinology a Science）已经明确将该词用作一门学科的名称。西方汉学在开始时所设教席以讲授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学为主，主要基于传统语言文献的研究，具有语文学（philology）的意义。 (80) “汉学”一词还可指明末清初依汉世儒林家法之说研治经学名物制度、小学训诂的考证之学，但本研究所讨论的汉学并非此意。
对于“汉学”（Sinology）这一概念的汉语表述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认定，目前仍存在着分歧。有学者认为其学术内涵具有历史性与时间性的区分，一般把欧美、日本各国在工业文明建立之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不仅作为研究的“客体”，还被在不同层面上作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的材料来加以吸收。例如19世纪的日本学界和18世纪欧洲思想革命之前的欧洲学界，包括传教士们。目前往往把各国近代文化确立之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中国学”。 (81) 也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学术形态的汉学，总体上可分为：以法国为中心的具有学术精神特质的“传统汉学”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充满政治意味的“现代汉学”。前者以文献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后者则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重视正在发展中的信息资源而非古典文化。汉学家对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不仅包括中国哲学、文学、宗教、历史领域的研究，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及自然科学的研究。美国汉学始于1830年的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一开始即有为美国国家利益与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的使命，因此与传统汉学具有不同的特征。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汉学渐渐演变为具有与传统汉学不同个性特征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其他国家仍然保有传统汉学研究，同时现代汉学在繁荣发展。 (82)
关于西方汉学历史阶段的划分，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各种划分往往以汉学发展的显著不同特征为依据，在时间上进行大致的分期。在西方汉学史上，西方汉学确立的公认标志是法国大革命之后，1814年，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在法兰西学院创立“中国汉语、鞑靼语和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自此汉学正式成为大学的一门学科。由于实际研究需要各异，研究者们对于汉学研究有不同的历史分期。张西平将汉学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阶段； (83) 阎纯德则将其大致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两个阶段； (84) 美国学者韩大伟（David B.Honey）在其汉学文献史研究著作中将汉学分为耶稣会士时期、法国汉学讲座时期、英美新教传教士时期和汉学现代发展时期； (85) 在具体国家的汉学研究中，许光华将法国汉学分为草创、确立和从传统走向现代三个时期。 (86) 学者王琰以上述分期为基础，将西方汉学分为“孕育、创立、现代化转型和当代发展” (87) 四个阶段。汉学的“孕育”阶段大致为17—18世纪，即欧洲耶稣会士在华活动时期，因其对中国文化的初步研究引发了欧洲学术界的“中国热”，从而促成汉学在西方的孕育；“创立”阶段为19世纪，这一时期自法国开始，各国相继在大学建立了汉学学科，产生了数量众多、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汉学著作，为汉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转型”时期即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汉学家率先采用现代化的学术思路和方法进行汉学研究，引领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转变；“当代发展”阶段大致为二战后至今，西方汉学的中心转移至美国，研究领域、思路与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许多创新性的汉学研究纷纷出现。在这一阶段，西方汉学快速走向成熟。 (88) 在不同汉学时期之间并无截然的分界线，由前一时期向后一时期的转变是渐进的，并非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汉学研究仍具有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一些特征。
《尚书》的英译历时久远，但始终与西方汉学的历史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尚书》英译的具体形态与西方汉学不同时期的汉学等社会文化思潮、学术形态等宏观因素密切相关。因此，笔者研究不同时期《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思想路径等的过程中，注重分析其与汉学思潮发展的关系，故而参考上述学者们对西方汉学历史时期的划分，大致以17—18世纪、19世纪、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上半期、20世纪下半期至今四个时期的西方汉学为主要语境，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研究。
西方的《尚书》英译随着汉学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从而在汉学的视域中，对不同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研究，更加有利于系统地把握与描述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与脉络。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即对西方《尚书》英译文本形态的描述，以此作为系统梳理漫长的西方《尚书》英译历史，探索《尚书》英译发展演变规律等研究的重要基础，为此需要依据科学的文本诠释理论对西方《尚书》英译文本进行分析研究。本体诠释圆环理论注重文本的历史、语言与文化常规意义，深刻洞悉文本及其有关的真理、实在、价值及行为之间的关系，逻辑周密融通，对于文本诠释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与本研究的目标相契合，故可为本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西方的诠释学（Hermeneutics）源于古希腊诸神信使的名字“Hermes”，以解读“神谕”为诠释任务，神学诠释学即产生于理解和诠释《圣经》的过程中。在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 (89) （John Wycliffe，1330—1384）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宗教改革（1517—1648）之后，诠释学派和古典语文学派的发展对西方的翻译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根据以往《圣经》的诠释学经验提出普遍诠释学理论，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又以施莱尔马赫的研究为基础，使诠释学发展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理论，而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那里实现了诠释学由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变。海德格尔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阐释与理解，其后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2020）以此为基础，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著名论断（To understand is to decipher. To hear significance is to translate.） (90)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也认为理解是本体论的，即理解揭示并表现真实。伽达默尔在其《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导论中指出：“当某人理解他者所说的内容时，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意指（Gementes），而是一种参与（Geteiltes）、一种共同的活动（Gemeinsames），谁通过阅读把一个文本表达出来，他就把该文本所具有的意义指向置于他自己开辟的意义宇宙之中。这就证明了我所遵循的浪漫主义观点，即所有的理解都已经是解释”。 (91)
成中英先生则把理解看作对意义（meaning）的把握，认为诠释必定意指说明一个真实的观念体系，理解会导致一种观念体系，理解者会运用这种观念体系，并通过一套方法为自己的理解进行解释与辩护。本体诠释学是关于解释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以及如何理解文本的科学。本体（onto-generativity）可以是一种对象，是实在的东西，也可以指体验到的存在，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感受。 (92) 成先生指出：“本体是发动中或发展中的对真实与价值的观点、信念或认识，其中举出历史与理论的根源与核心，为本；据此形成的一个可以整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理解系统，为体。” (93) 可见本体诠释是以被诠释对象的历史与有关理论为基础，在一个由此组成的概念与理解系统中，形成对被诠释对象的真实与价值的动态理解与认识。
本体诠释学理论认为，在任何对文本的诠释中，都至少有三个基本层次的意义，即语言层次、理论层次与本体论层次，这三个层次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形成一个如下图的“诠释学圆环”： (94)
本体层次上的本体论真理
理论层次上的理论说服力
语言层次上的文本一致性/连贯性
但上述诠释圆环的三个层次并非平等的关系，而是本体论层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对一个文本进行诠释时，在语言层次上，应理解文本的历史、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等方面的规约性意义，文本形式应具有连续性。成先生认为：“任何人的理解都有其历史与传统的系络背景，必须追溯并认识这些系络背景。” (95) “文本的任何一个术语、短语、句子、段落的意义都被词源学、日常运用、公认的句法或语义学所决定。” (96) 在进行文本诠释时，诠释者往往需要扩展或转化该文本中的术语、短语的意义，这时在概念或理论的层次，他可以诉诸某种假设或预设的真理或观点，但其预设概念或理论应该针对文本自身，因而被诠释的文本实际上可看作容纳了多种理论概念和命题的一种整体框架。因为“文本的任何一个术语、短语、句子、段落的意义都是基于独立理性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或原则的内容或结果”。 (97) 在“本体论的层次”，需要考虑关于解释的终极真理和整体真理的问题，即关于什么是理论的有效性的终极标准。由于这个理论是在解释某个文本时预设或提出的，因而应该将这个关于真理有效性的问题看作一种本体论的真理（truth）。而由于真理的概念扎根于实在（reality），实在既是一种主观结构，也是一种客观展示，对实在的表达可以看作最好的一种建立、解释真理的因素，也可以看作“一种没有理由的信念（a reasoned-out belief），这种信念已经试尽所有的证据，考虑了主要的理由，这最终导致对人从事有意义活动的世界做最可能的理解”。因此，真理依据了所有可能存在的理解类型，对前述的“信念”“做出了承诺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价值和行为。从而在上述三个意义层次上，本体论的真理“既有可能是理论和语言起作用的条件（the contributing condition），也有可能是理论和语言受约束的条件（the constraining condition）”“既可能是理解的目的，也可能是理解的起点，它是其他两个层次整合和平衡支持的考虑（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grative and balancing support）的基础”。 (98) 由此，语言、理论、本体论三个意义层次形成一种意义的本体诠释圆环，构成一个普遍、连续的体系。本体真理的诠释意义即由本体诠释圆环所规定。成先生指出：“当意义建立于本体论的承诺之上或以本体论的承诺为基础时，我们就对意义和实在有了本体诠释学的理解。” (99) 他提出：“应该把一个文本作为是从诠释圆环产生而来的考虑其意义，这个圆环从相应的本体诠释学的圆环反映了或规定了一种意义。” (100) 不同时期的《尚书》英译文本是对原文的不同的语义诠释，因此根据本体诠释学语义诠释理论，通过分析各英译的诠释圆环的三个层次的语义诠释特点，将之与原文的本体诠释学圆环所规定的意义相对照，即可发现各英译的语义诠释特点及其对原文语义的诠释、传译程度。据此，本文以本体诠释学语义诠释理论为框架，对汉学发展各时期的《尚书》英译文本进行本体诠释研究与描述。
中国的经典具有特殊的思想文化等价值与作用，正如成先生所指出：“经典提出生活中的基本规范与显示普遍价值，彰显宇宙真理，导向一个文化传统的建立，并在现实中体现理想的模型与境界，因而具有一个深沉或高明的生命智慧，能够启发与教化个人及社群。” (101) 因此，他强调：“经典诠释要保持经典的真实性与完美性，不但求其部分的真，尚要维护其整体或大体的真。” (102) 所以，对经典的翻译也应该以真实完整地诠释经典的本体真理为根本目的，应使译文的诠释尽可能地接近原文的本体真理，力求最大限度地诠释与传译原文的本体真理意义。
译者在翻译中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lbert Nida）说，译者是翻译极为重要的因素，翻译的基本规则与翻译过程以译者为中心。 (103) 许钧指出，在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对话中，译者处于这个活动场最中心的位置，起着最积极的作用。 (104) 因此，译者行为影响到翻译的各个方面，如译者在翻译中的决策行为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构建。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WolframWilss）认为，译者任何类型的理性决策都必须满足四个基本要求：可验证性、合理性、情境充分性和价值取向（决策因素的权衡）（Verifiability，plausibility，situational （contextual）adequacy，and value orientation （weighing of decision-making factors）.）。 (105) 威尔斯也关注了译者的社会性一面，认为在社会层面，翻译人员是提供信息服务的有形或无形的代理人，他们对社会的信息化需求作出回应。 (106)
周领顺教授认为，译者的意志性决定其为满足某种需要而调整自己的角色，这称为译者的“角色化”过程。为满足某种社会需要，译者在“译者身份”下，除了最基本的译者角色，可以身兼多种角色，译者担任角色的不同，其行为特征也因而不同，其译文也会呈现出不同特征，或偏向于“求真”，或偏向于“务实”。译文是紧扣原文意义而求真，还是要顾及应用效果而务实，这取决于译者的选择。译者的“角色化”程度越低，就越偏向于“求真”；译者的“角色化”程度越高，就越偏向于“务实”，而且译文应该在“翻译”的范畴之内，译者的“角色”也应始终在“译者身份”之下。 (107)
基于译者行为的语言性和社会性特征，周领顺教授构建了“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以一种动态的分类观进行翻译描写，以“能够在‘求真’和‘务实’译者行为间、在‘作者 / 原文’和‘读者 / 社会’文本间、在‘语言性’和‘社会性’译者属性间、在‘语言人’和‘社会人’译者身份 / 角色间、在‘文学型’和‘应用型’文本类型间、在任何相互对立的翻译策略和具体方法间等，描写连续统上两极的和中间的状态，以期呈现较为客观的和全面的批评视角，借以对翻译性质和翻译活动性质有个正确的把握和认识”。 (108) 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中，“求真”与“务实”分布在译者行为连续统的两端，而两者之间是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即“求真”制约“务实”，“务实”总体上又高于“求真”，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发生转换。对译者行为的评价标准“就落实在评价译者行为的合理度上，也即落实在对求真度（译文和原文）和务实度（译文和社会）及其对二者之间平衡度的把握上” (109) 译文和行为双向评价又细分为：文本“求真度”、效果“务实度”和译者行为“合理度”，三者相互制约。 (110)
译者行为理论认为文本视域靠近的是原文意义，忠实于文本，人本视域反映的是人的社会性行为，因而是社会现象。动态人本研究的基本特征是从人的角度切入翻译研究，以人为本并对译者各相关要素进行互动关系的研究。 (111) 从人本视域看问题仍需要以文本对比为基础，并不能忽略文本。译者行为研究路径是将文本与人本相结合。 (112)
面对翻译材料，译者可能偏向求真，也可能偏向务实。一个简单的鉴别原则，即以译者行为为中心时，求真通过语言性求意表现，务实通过社会性求用而获得。也即求原文意义是求真，求原文用处是务实。 (113)
运用译者行为理论对西方《尚书》英译进行译者行为研究，可以动态把握不同历史时期英译本的译者行为特点，从而有利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的认知与把握。
本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翻译学的研究思路，结合翻译当时的历史语境对西方《尚书》英译进行系统、全面的描述性研究。
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1942—2016）、美国翻译理论家玛利亚·提莫志克（Maria Tymoczko）、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等学者认为，翻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翻译的特点和规律，应注重将其重置于翻译当时的历史语境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图里在其所著《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一书中提出：“建立翻译文本在目标语文化内部的地位，本身并不能为进行研究提供充分的基础。任何试图对翻译文本提供详尽的描述和可行的解释都需要适当的背景化、语境化，而语境对于给定的翻译案例总是具体、特定的，且绝非已充分显现。”“相反，翻译文本在一种文化中的地位的确立构成其研究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证明翻译语境的系统或子系统具备最完备的元素，可在其诸多的相互关联中，从翻译产品、基本翻译过程、翻译的功能方面对翻译作出解释说明（that （sub）system which proves to be best equipped to account for it in terms of product，underlying process and function，in all their multifarious interconnections.）。” (114) 图里虽然认为翻译既受到目的语社会文化规则的约束也受到源语社会文化规则的约束。 (115) 提莫志克认为：“描述性翻译研究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以及功能时，会把翻译放在时代之中去研究，并通过拓展，将翻译实践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when they attend to process，product，and function—set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time and，thus by extension，in politics，ideology，economics，culture.） (116) 但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也存在过于注重目的语语境对翻译的影响等局限性，因此本文的研究在采用其研究思路的同时，也结合了汉学、本体诠释学等理论进行补充研究。
提莫志克和根茨勒在其《翻译和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一书中提到，1990年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1945—1996）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已“将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重新定义为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文学与文学外符号网络中的文本”。 (117) 由此可见，描述性翻译研究也已关注源语和目的语双重语境对翻译的影响作用，主张结合翻译当时的学术思潮等特定历史语境对其进行充分描写与解释，并注重结合目的语的历史、文化等因素进行研究，以寻求有关翻译的规则（norms，也译为“规范”）。 (118) 他们强调将翻译过程、译本及翻译功能三方面研究相结合来描述翻译的本质特征，并提出应比较同一原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从中发现翻译的一般性趋势，归纳、总结出制约翻译的规则，并将之用于指导翻译实践。 (119) 描述性翻译研究思路与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相契合，因此本研究采用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主的研究思路，将西方《尚书》英译置于汉学发展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之中，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与描写。也即对各主要西方《尚书》英译的翻译过程、译文形态（翻译产品）及其成因、学术价值（功能）及其与汉学发展的关系、译者行为特点等进行详尽的分析与描述，并结合相关史实资料，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研究、梳理，以此为基础，寻求《尚书》英译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为探索新时期中国典籍翻译的合理方法与科学路径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参考资料与启示。
本研究注重将宏观的文化分析与微观的文本分析相结合，综合运用汉学、本体诠释学、翻译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主要研究并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在汉学视角下，不同时期《尚书》英译的翻译过程、学术形态（翻译产品）特点及其成因是什么？
第二，在汉学发展的不同时期，西方《尚书》英译的价值（功能）、其与西方汉学的关系如何？
第三，在汉学视域中，西方《尚书》英译的发展演变有何特点与规律？
围绕上述问题，主要进行了以下研究：首先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两个英文译本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述性研究。包括考察17—18世纪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时期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考察与分析汉学早期《尚书》的代表性英译文本。本研究选取这一时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西方汉学代表性著作之一——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的《尚书》法文选译的英译文本，见于1736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的英文选译本 (120) 与1738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全译本， (121) 研究与描述翻译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状况，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理念、翻译的方法策略，分析描写译本的本体诠释特点及其形态成因、学术价值、译者行为特点等，并探讨《尚书》英译与早期汉学的关系。
接着对西方汉学学科初创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研究与描述，主要考察19世纪西方新教传教士来华时期《尚书》英译的历史背景，研究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的《尚书》英文全译本 (122) 与理雅各的《尚书》英文全译本， (123) 分析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翻译的策略与方法，探究此时期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尚书》英译的本体诠释特点、学术价值、译文形态成因、译者行为特点等，并研究这两种英译对英国汉学创建的作用及其与西方汉学发展的关系。
接着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述性研究。考察其翻译的历史背景，分析译者文化背景、翻译目的与思想理念、翻译策略与方法。分别研究英国占星家高尔恩·欧德的《尚书》英译 (124) 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125) 分析两译本的本体诠释特点及其成因、学术价值及译者行为等特点，并探讨这两种英译与西方汉学现代化转变的关系。
再以21世纪20年代英国汉学家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126) 为代表形态，对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进行描述性翻译研究，考察其翻译的历史语境，分析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翻译的策略与方法。研究译本的本体诠释特点、后现代主义特色及其成因、译文学术价值以及译者行为特点等，并考察彭氏《尚书》英译与当代汉学发展的关系。
最后，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的变化关系等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
本研究以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为主导，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研究理论与观点，采用个案分析法、对比分析法以及文献学的方法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研究与描写。
描述性的翻译研究方法注重将翻译活动置于翻译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全面、历时性的描述与展示，并探索影响翻译过程的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产品译本在目的语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本研究选取西方汉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尚书》英译及相关文献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中外《尚书》英译有关文献资料的查阅、翻译及分析考察，在汉学的视域下，对西方《尚书》英译进行历时性的研究与描写。
《尚书》的翻译涉及语言、文化、政治、历史、哲学等诸多因素，故对其研究需要综合运用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本研究综合采用了汉学、文献学、诠释学、翻译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西方《尚书》英译进行多维度、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描述。
西方《尚书》英译是个历时久远的学术课题，为了把握不同时期的英译形态特点及其学术价值等，仅进行宏观的勾勒和简单的介绍显然不够。因此，本研究在西方汉学的视域中，以17至18世纪早期的《尚书》英译为研究的起点，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尚书》英译本进行个案分析与文本细读研究。例如，具体考察分析了对各英译本的生成起到重要影响作用的翻译当时的历史背景，主要为对有关的社会思潮与学术形态发展的分析。主要采用本体诠释学诠释圆环理论，对各时期主要《尚书》英译本的形态特点进行个案研究，如分别分析与描述了各译本对原文语义诠释的三个层面特点，即在语言层面、理论层面及本体论层面的语义诠释特点。采用有关翻译理论分别分析、描述了不同时期《尚书》英译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与方法等，并结合西方汉学史，分析了各西方《尚书》英译本在汉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与作用等。通过微观的文本分析，系统研究、描述西方《尚书》英译在汉学不同历史阶段的形态特点，以有助于揭示西方《尚书》英译的总体特征和规律。
本研究以不同时期的汉学发展为研究视域，结合中西方的思想、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因素，多处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析不同时期西方《尚书》英译的异同。包括对比分析不同《尚书》英译文本的诠释传真度，对比分析不同英译本的历史语境、翻译思想与方法等，对比译文与汉语原文的语义差异，对比不同时期的英译本对同一语句的翻译等，以便为新时期的中国典籍译介提供启迪与参考。通过系统考察、逐一描述汉学发展不同时期《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形态特点、译介过程、学术价值与影响等，分析比较不同时期《尚书》英译的特点。
此外，本研究也采用文献学的方法，广泛搜集分析西方《尚书》英译的有关资料，内容包括西方汉学发展不同时期的《尚书》英译文本，翻译当时的历史背景资料，译者和出版者的有关资料，各个英译本的有关研究资料以及《尚书》的有关研究资料，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学者对《尚书》的注释等，以此为基础和依据进行研究与分析。
总体而言，本研究在已有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基础上，力求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新研究资料的使用等方面有所创新。首先，本研究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汉学视角、本体诠释学视角等，将不同时期的《尚书》英译置于西方汉学的历史视域之中，考察分析其形态特点与价值，梳理西方汉学不同历史时期《尚书》英译的发展演变脉络，因此可为中国典籍的翻译与传播等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鉴于已有研究尚无对《尚书》英译历史发展脉络的全面、系统性的研究，笔者首次尝试对此课题进行探索，做了较多开拓性的工作。如依据汉学发展的四个历史时期，对不同时期英译历史的回顾和译介情况的系统梳理，对不同译本的比较分析，对不同时期《尚书》英译的目的、思想理念、方法策略、形态特点及发展规律的描述性研究等。本研究首次对17—18世纪的《尚书》最初的英译文本进行研究，这些英译文本是《尚书》漫长的英译历史的开篇之作，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笔者在研究中综合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突破以往的《尚书》翻译研究中分析手段较为单一（主要是语言、文化分析）的做法，吸收了语言学、汉学、文献学、哲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将微观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相结合、译本研究与译者行为研究相结合、历史逻辑与学理逻辑相结合，纵横比较，融合传统、现代及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努力做到论述严谨、方法前瞻及结论可靠。
在研究过程中，除了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国内丰富的藏书和电子数据库资源之外，笔者在研究期间曾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访学，因此充分利用其五校联盟的资源优势，通过校内资料查阅、馆际互借等形式获取研究所需第一手英文资料，较好地克服了以往《尚书》英译研究中有关历史资料和英文资料难以查找等方面的困难。研究所用部分英文文献如《中华帝国全志》的两个英文译本中的早期《尚书》英译文本等，在《尚书》英译研究中皆为首次使用。本研究从西方汉学的视角探寻《尚书》英译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据此提出了新的观点。诸如，早期的《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中国知识的学习，也显示了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翻译《尚书》意在为基督教的权威性及其经典《圣经》进行辩护，通过质疑、缩短《尚书》所载的悠久历史，力图消除中国历史纪年早于《圣经》历史纪年的尴尬；麦氏、理氏、高氏译本固然在语言层面对原文的诠释较为准确，但在本体论层面的诠释皆存在较大缺陷；彭马田的《尚书》英译显示出后现代主义特色等。此外，本研究也针对典籍翻译中如何传真中国文化，构建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等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如经典的翻译首先应该注重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其次才是结合务实之需寻求合理、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形式等。本研究意在有助于推动中国典籍翻译与有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在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 (127) ，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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