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方环海

2023年11月底的某个午后，接到思芹的语音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她的国家社科后期资助结项成果专著《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终于要出版了。这是她的第一本专著，话语之间，嗫嚅着是否可以给她写个序。当时我正第一次感染新冠，高烧着，在与未知的病毒作斗争，感觉头脑晕晕乎乎的，但很是为她能够取得今天的学术成就而高兴。兴奋之余，没有过多犹豫，就答应了写序的事。

我向来对写序这样的事情有点敬而远之，大致是因为每个人的研究与感受总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其他人最多是个欣赏者，或者是个旁观者，称誉或商榷对于作者的著作似乎都是锦上添花，何况这“花”还未必能够完全和作者的“锦”匹配得严丝合缝。君子言必信，信必果，离2024年只有4天，此时我正坐在美东特拉华郊区公寓的百叶窗前，天空宛如被切割成了一条条水洗般的淡蓝玻璃，窗下的草地上孩子们的嬉闹声没有了，确实没有圣诞节的热闹，只有包裹四周的一片沉静。坐在电脑前，眼前浮现出来的是与思芹整整20年师生之缘的蒙太奇场景，一幅幅地不停飞入。

思芹是2003年考入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现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读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汉语言文字学，因为她是外语专业出身，选导师时虽略有犹豫，但看到她意志特别坚定，我也很高兴她能够跟着我做研究。那时，我对汉语语法研究很感兴趣，觉得英语与汉语之间的语法对比值得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也就是在讲授认知语言学的课堂上，我和她无意中说起汉语的构词词缀与英语存在很多差别，英语的构词词缀大多实现了语法化过程，而汉语的很多词缀还在语法化的过程中，于是思芹敏锐地选择了“V法”中“法”的类词缀现象及其语法化演变作为研究课题。

在研究过程中，思芹虽然在此之前对这方面并无太多关注，但是她的科研执行力很强，布置的语法化理论的原版著作阅读与文献收集工作完成得不折不扣，她付出了比别人多出好几倍的努力，中间虽然也有很多讨论，但是她的学术悟性与坐冷板凳的功夫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毕业学位论文能够获得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后来整理出来几篇文章在《中国语言学报》等期刊发表，更是大大培养了她的学术自信心。我想，这份自信或许就是她学术生涯的最好起点。

2006年研究生毕业以后，她顺利进入徐州工程学院外语系工作，繁重的教学任务与琐细的家庭负担并没有消弭她一直埋在心底的学术梦想，这种梦想虽然有时暂时会被这样那样无谓的干扰与纷乱所遮掩，但是梦想就是梦想，仍然如同夜空中的晨星不时在眼前闪现。期间，我本人于2007—2008年进入哈佛大学访学，回国不久实在懒得在泥淖中纠缠，旋即远赴厦门大学任教。记得是在厦门期间，有一天突然接到思芹的电话，汇报说她已经顺利到扬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业于钱宗武先生门下。我非常高兴，高兴的是她终于圆了自己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博士梦，同时高兴的是她能够受业于名师，转益多师，她一定会在学术上取得更大进步。她的博士导师钱宗武先生我也非常熟悉，钱先生的学术声名卓著，钱门弟子术业专攻，在这样的氛围里，相信经过钱先生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思芹肯定会脱胎换骨。

后来的发展果然如我所料。钱先生是尚书学研究大家，指导思芹在选题时毅然决然地选择西方世界的《尚书》英译及其阐释作为研究选题，这是非常具有学术眼光的，也很有学术魄力。《尚书》是最古老而重要的儒家文化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正如20世纪30-40年代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特别是在如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儒家文化经典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绝对是中华文化曾经强势的历史痕迹，个中的逻辑与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同时，我们也看到，汉学视域中的典籍翻译研究及其当代阐释，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国家的事业，这一跨文化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视野，赋予了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对话的可能，而汉语及其负载的中国文化的研究借由西方汉学的传输而得以彰显，也许中国学界与西方汉学界之间的真正对话，不仅仅在于一些具体的问题，同时也有深层的方法论问题。钱先生知道我从2011年开始学术研究兴趣有所转向，比较早地关注西方汉学与汉语传播研究，也曾要求思芹在研究过程中要和我多多交流，在此特别感谢钱先生如此信任，奖掖后学。在与思芹就某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我本人也收获良多，教学相长之乐，概指此也。

人世间确实有太多的偶然与必然。因缘际会，2018年9月，我再次进入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年底在塔夫茨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和来自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UMass Amherst）的王志军教授一起午餐，非常投缘，一见如故。于是，我就冒昧推荐思芹到他那里访学，没想到王老师非常高兴，很快为她办理了邀请函与2019表。在最冷的2019年2月，思芹顺利到达波士顿的洛根机场，师生之缘在异国得续，真的感慨良多。我们一家在机场见到她时，都能感觉到学术的火苗在她身上持续升腾。

国外访学的日子注定是枯燥的，但是思芹的访学目标很明确，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期间，她利用大学图书馆的资源，认真搜集《尚书》的英译版本资料，包括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尚书》英译、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英国的欧德和瑞典的高本汉的英译以及21世纪彭马田的英译版本等，这为她的论文完成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材料基础。我个人一直抱着这样的学术旨趣，即西方汉学的研究必须有坚实的文本支撑，没有对原始第一手文献的阅读、梳理与解读，仅仅基于汉学家的碎片化话语的阐释，容易落入“六经注我”的窠臼之中。高兴的是，思芹与我的学术研究旨趣基本合拍，所以我特别引以为同道，这可以说已经超越了思芹与我的师生之缘。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如今的时代，执着于自己的学术追求，20多年来“九死其犹未悔”，这不仅需要无上的思维定力，更需要高尚的学术境界。思芹未来的学术之路还很长，真心希望她不忘初心，一直咬定青山。

2023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