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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大约有一半学位论文和出站报告的选题研究皆为《尚书》，其中大多数又分为两拨。一拨研究《尚书》学通史。马士远研究周秦两汉《尚书》学，程兴丽研究魏晋南北朝《尚书》学，赵晓东研究隋唐《尚书》学，陈良中研究宋代《尚书》学，曹子男研究明代《尚书》学，秦力研究清初及乾嘉时期《尚书》学，刘德州研究晚清《尚书》学。另一拨研究《尚书》的外译，也就是《尚书》的海外传播形态，先后有陆正慧、陈丹丹、葛厚伟、金京爱和沈思芹。
《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是沈思芹的第一部著作。沈思芹本科学习英语，硕士生阶段攻读语言学，博士生阶段研修《尚书》学，师出多门，兼容并蓄。沈思芹为定向在职博士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既要完成工作任务，又要完成学习任务，完成C刊论文的写作发表任务，还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访学半年，其所经历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她不仅能按时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还能一次全部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3名专家的论文盲审；不仅如期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取得“优秀”等级，还在毕业当年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雄关漫道，攻坚克难，屡战屡胜，一路高歌。或称为奇，我独不以为然，相信只有超常的勤奋和坚定的信念，才能在汗水中绽放欢乐的泪花。沈思芹可能还算不上天赋异禀，但悟性好，肯吃苦，真诚执着，是圣人所说的那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耕耘必有收获，努力终有回报。我读过《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的初稿，感到屡屡新见卓识，满纸灿然，择其二三，相与论析。
《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首次对不同时期的西方《尚书》英译进行了全面、详细的研究与描写，系统梳理了从18世纪上半期至今近300年的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长期以来，《尚书》英译研究多偏重于研究理雅各及其译本，而对别的译者译本的研究相对较少，对19世纪之前的早期《尚书》英译更未遑顾及，整个研究缺少对《尚书》英译发展历史脉络的全面、系统的梳理。有鉴于此，沈思芹首次从史的角度切入，以汉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为翻译的历史语境，研究与描写了各个历史时期《尚书》英译和译介情况，对不同时期的《尚书》英译本进行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揭示历时《尚书》英译的思想理念、方法策略、形态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探究其对新时期中国典籍翻译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作者采用了诸多重要的新研究材料，有不少资料在《尚书》英译研究史上是第一次征引。作者在读博期间曾获得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的资助，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访学，她利用所访学校的五校联盟的资源共享优势，通过校内图书和数字文献资料的查阅、复印，以及馆际互借等形式，查阅和复印了大量图书和数字文献资料。访学回国后，仍不辍寻访资料。那些国内不便查找的资料，就拜托仍在美国学习的校友查找并通过邮件等方式传递回国，有些资料十分珍贵。例如，发行于1832—1851年间，被称为在华英美传教士和官商喉舌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等罕见的19世纪英文期刊，其内容就包含大量早期《尚书》英译的有关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学术研究等背景情况。她还查阅了《尚书》英译者关于中国的研究著述及译者传记等，通过这些资料了解译者的翻译思想和译者行为，诸如麦都思的《中国的现状与展望》等关于中国的研究资料，理雅各、欧德、高本汉等的传记资料。本书研究所采用的一些文献，如法国神甫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全志》的18世纪英文译本，是西方早期汉学三大名著之一。这些资料在《尚书》英译的研究中皆为首次使用。自18世纪至21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文本，本书作者几乎搜寻无遗。这些英译文本主要包括：1736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的英文选译本，即瓦特版；1738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全译本，即凯夫版。1846年在上海出版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英译本与1865年在香港出版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尚书》英译本。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占星家和神智学者欧德1904年在伦敦出版的《尚书》英译本。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948—1950年刊登于《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的今文《尚书》英译本。当代英国汉学家彭马田由企鹅出版公司于2014年出版的《尚书》英译本。作者还查阅参考了《尚书》古今中外的诸多注释研究资料，以及各国汉学历史资料、各时期的政治历史等背景资料。应该说，作者在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方面用力勤劬。材料是研究的基础，新材料的使用对于《尚书》英译研究的拓展以及新观点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采取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拓展了《尚书》英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往的研究在方法上较为单一，跨学科、综合视角的研究不足，缺少西方汉学视角的研究，对《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研究也比较少。本书的研究采用了西方汉学的新研究视角，以四个多世纪的西方汉学发展为历史语境，参考以往汉学研究，以汉学思潮的演变为主要分期标志，将《尚书》英译重置于汉学发展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研究与描写，同时注重综合吸收语言学、汉学、翻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立体的、多维度的研究与考察。本书首次将本体诠释学理论应用于《尚书》的英译研究，以本体诠释学语义诠释圆环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形态特点进行描述研究。本体诠释学理论注重文本的有关历史与理论依据，从真理、实在、价值及行为之间的关系阐释文本语义，周密融通，对于文本诠释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不同时期的《尚书》英译文本皆是对原文的不同语义诠释，作者分别从本体真理层次、理论层次及语言层次，分析描写了汉学发展各时期《尚书》英译文本的“本体诠释学圆环”的特点。这使其对译文形态特点的研究具备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作者还根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Maria 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学理论，对各主要西方《尚书》英译的翻译过程、翻译产品、学术功能、译者行为特点及其与汉学发展的关系等进行详尽的分析，描述翻译的本质特征，归纳总结制约翻译的规则，指导翻译实践。
作者结合中西方的思想、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因素，多处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探析不同时期西方《尚书》英译的异同。对比分析不同《尚书》英译文本的诠释传真度，对比分析不同英译本的历史语境、译本形态、译者思想、方法策略等，对比英语译文与汉语原文的语义差异，对比不同时期的英译本对同一语句的翻译等。通过系统考察、逐一描述汉学发展不同时期《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形态特点、译介过程、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等，归纳总结不同时期《尚书》英译的特点。
总体而言，本书的作者通过将微观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相结合、译本研究与译者行为研究相结合、历史逻辑与学理逻辑相结合，纵横比较，融合传统、现代及后现代的研究，系统梳理了漫长的西方《尚书》英译历史，探索了《尚书》英译发展演变特点和规律，论述严谨，方法科学。
《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探幽索微，见微知著，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与新的结论。比如，通过对不同时期英译本的本体诠释学分析，探索西方英译者对《尚书》的语义诠释的特点与诠释的方法路径，指出他们对《尚书》这部经典本体真理诠释的种种不足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应该以真实完整地诠释经典的本体真理为根本目的，使译文的诠释尽可能地接近原文的本体真理，力求最大限度地诠释与传译原文的本体真理意义等启发性翻译建议。再如，本书研究发现，早期的《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中国知识的学习借鉴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仰慕与赞赏；研究发现，18世纪后期起，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之下，19世纪的两种《尚书》英译，即英国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英译，皆表现出对原文的本体真理意义与价值的忽视与消解。理雅各的《尚书》英译一向被西方评论为忠实地反映了原文面貌，却通过在译文前翻译及评论《竹书纪年》，宣称《尚书》反映的中国历史纪年不可信，而《竹书纪年》的历史纪年才可信。《竹书纪年》又名《汲冢周书》，西晋初年出土于汲县，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以君王纪年为纲目，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的方式纪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的方式纪年。《竹书纪年》本是未经秦火的晋、魏史书，但内容多与正史不同，价值取向也相异，隋唐后就亡佚了，学术界多有争议。理雅各借此质疑与否定中国上古史，意在尽可能地缩短《尚书》所载早于基督教《圣经》所载的历史纪年数个世纪的中国的历史纪年，使得西方人不必为他们的历史纪年晚于中国历史纪年而尴尬，从而达到为基督教及其经典《圣经》的权威性进行辩护的重要目的，维护在中国传布基督教的根本利益。理雅各还在《尚书》英译本的《绪论》（Prolegomena）中运用英国经验主义理论，即认为词所指示的不是事物，而是观念，特别是通名，指示了“类观念”。根据这一理论，理雅各从书名到内容对《尚书》提出了诸多方面的质疑，对《尚书》的汉语书名进行去经典化的诠释。他宣称中国古代的“书”字经常被用来作为汉语书面文字的通称，是文献的一种通名（generalname）。他推论孔子所说的“书”指的是包括其国家自古以来直到其所处时代的所有文件，因此《尚书》就算出自孔子之手，也绝非包括了中国的历史，更谈不上在其中寻找那段历史纪年。理氏意在通过西人所熟悉的推理逻辑，使得英语读者相信“书”并无特殊的、重要的、经典的价值含义，只是指称一些普通的文献汇编，因此《尚书》不具有难以理解的深刻意蕴，“按照最短的经文年表，任何人都不需因中国历史纪年而尴尬”。这是其通过翻译《尚书》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可以说，理雅各通过其《尚书》英译重建了中国的历史纪年，否定了卫匡国的中国历史纪年早于《圣经》纪年的观点。这些思想也表现在其译文并未完全依据中国传统经学对原文的本体论诠释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企图将《尚书》英译纳入西方比较宗教学研究。相较之下，麦都思的《尚书》译文和注释以翻译儒家集大成者蔡沈的《书集传》的有关注释为主，因而其译文对原文的诠释比理雅各的英译更多地传译了原文的本体真理意义，但麦都思忽略了《尚书》的思想价值。译者们对《尚书》的本体论层次意义的认识与重视不够，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认识和态度最终导致两种译文的本体论层次诠释的缺陷，而译者们对《尚书》本体论意义的认识与诠释的不足，也制约着其对原文的理论预设与语言层次的具体表述，从而导致译文对原文语义的误读或曲解。
本书对瑞典汉学家、语言学家高本汉的《尚书》英译的研究指出：虽然高氏《尚书》英译被学界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对原文的诠释更为科学、准确，但在其本体论层面的诠释上，由于受当时中国文化价值衰落等有关历史语境的影响，而更为严重地忽视了原文的本体真理价值，仅仅视《尚书》为语言学研究的历史语料，从而使其某些诠释也存在不足，因而其《尚书》英译与麦都思和理雅各的英译同样存在较大的诠释与传译缺陷。
本书对当代汉学家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也有诸多新的观点，诸如认为其在本体真理层次表现出对《尚书》所含思想文化价值等的诠释不力，加之语言层次对原文词语意义的较大偏离，因而导致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严重的缺陷。研究分析了彭氏英译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大众文化产业的需求等影响，译者行为明显表现出务实大于求真的特点，体现了对实用性的注重。研究指出，诸多西方译者对《尚书》进行了种种重塑，其背后皆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理念，这对中国文化的真实传播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彭马田的英译将经典大众化，虽然符合当今西方大众读者的阅读需求，但其所采用的诗歌化等翻译方法，难以兼顾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真实完整的诠释。
《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提出汉学史新的分期及其分期标准。汉学的研究历史有400多年，汉学史的研究不足100年。西方汉学确立的公认标志是1814年雷慕沙（Jean Pier 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在法兰西学院创立“中国汉语、鞑靼语和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汉学正式成为大学的一门学科。研究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汉学史的分期，有二分法、三分法，也有四分法。由于标准不同，各个时期的上限与下限也不相同，名称也不尽相同。例如，阎纯德先生大致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两个阶段，张西平先生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阶段，美国学者韩大伟（David B.Honey）分为耶稣会士时期、法国汉学讲座时期、英美新教传教士时期和汉学现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王琰先生也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孕育、创立、现代化转型和当代发展”。《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探寻不同时期《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思想路径，注重分析汉学史与汉学思潮发展的关系，将汉学史分为四个时期：17-18世纪的汉学早期、19世纪西方国家汉学学科初建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转变时期、20世纪下半期至今的汉学现当代发展时期。
本书还对《尚书》英译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与总结，提出了诸如英译的演变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的变化密切相关，经历了由高峰跌落至谷底又回升的曲折过程，不同英译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的变化，由最初的拥有到19世纪的失落到现在的逐渐找回。不同的英译也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相符合，适应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需求。上述这些新观点皆以《尚书》英译的历史事实为基础，有关资料较丰富全面，例证较充分合理，逻辑周密，结论可信，因而较好地完成了既定的研究目标。书中提出的中国典籍翻译的有关建议，如黄钟大吕，警心启识。例如，对重要的中华文化经典《尚书》等的翻译，要以忠实地传译其思想文化的精神实质为目标，注重在翻译中诠释经典的本体真理意义与价值，同时结合读者的现实需求，使得真正的中华优秀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被真正地理解，更容易被接受、精心塑造和广泛传播。
或闻，真玉必有瑕。《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亦有可商之处，请择一二，仅供参考。一是不同时期西方《尚书》英译的学理逻辑呈现出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符合的趋势和特点。作者论述已经比较充分，但西方汉学史与中国学术史发展有无交集，似未涉及。换而言之，近现代西方译介《尚书》的学术理念是否也会受到中国研究《尚书》学术理念变化的影响。二是有无必要类比研究、集中评述不同时期西方《尚书》英译者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以及译作的文本形态和设计思路，重在说明共时的合理性与历时的普适性，以求系统而明确地论述并建构《尚书》及整个中国典籍英译的学术体系。
《礼记·中庸》指出，学习的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必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弱必强，虽柔必刚。沈思芹是真正的践行者。她高质量地完成学业和专题研究，需要补习许多知识。时间是个常量，也是最为公平的，给予任何人不会多也不会少，她硬生生地用执着的努力把常量改换成变量。当然这需要多少个青灯寒夜的呕心沥血，付出的是健康和生命的有限长度。辛酸苦辣，唯亲历者自知。现在，可以相信《汉学史视域中的西方〈尚书〉英译与传播研究》一经付梓，便可确立沈思芹在中国典籍英译领域中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影响，前程可期，朝霞似锦。但作为老师，需要嘱咐的是既要谨记屈子的心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也要体味《庄子·内篇·养生主》庄子的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还要记住《礼记·杂记下》记载的孔子之言：“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且行且珍重！师者之言，或有倚老卖老之嫌，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为序。
甲辰暮春于泉城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