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成中英

中国文化以其悠久历史和灿烂内涵，不但源头极为悠久，而且其成果也很早就得到一个经典化的语言表达。中国的文化经典并不以神话为基础，而是以人在宇宙中的实际观察和经验作为思考人的存在价值和行为标准的背景。此一经典化的文化传统是十分重要的，不但规范了当时的族群与社会行为，同时也为以后的文化创造发展提供了一个楷模和方向。中国文化的经典化最主要的部分是儒家形成的“五经”传统，其实所谓儒学就是“五经”形成的关系，并非孔子所发明。“儒”之一字，其根源意思是有所期待、有所依循，故我用《易经》“人之需也”来诠释“儒”的本义。“儒”所包含的人生经验和需要，涵括对天地的认识、人在天地中的活动理念以及实际的意识行为和组织活动，因之涵括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基本认识。孔子在纪元前6世纪倡导儒学，整理儒家经典，提出“五经”，是根据历史经验及其意义理解，以此作出“述而不作，好古敏求”的治学方法。但事实上，孔子要表述古代经典作出整合，也不能不涉及认知理性的活动，包括认知文本、检测意义和正确的语言表达，“五经”中的“诗、书、礼”三经莫不如此形成。因此，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其实“述”中已经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意义表达和诠释理解，而并非现象性的描述而已。至于《易经》，因为涉及时间更为久远，最后形成一套占卜的符号体系。孔子在晚年带动弟子写成《易传》，可以看到诠释的重要性。诠释涉及概念，涉及对外物的指向，形成一个重要的思想方式。基于此，孔子后来作《春秋》，褒贬鲁国的君王，具有重大的评价含义，影响十分深远。可见孔子对“五经”创造性的发展不可以忽视，因为只有凭借创造性的发展与诠释，来整合原始的文字意义，来融合新的经验意义和思想，才能使一个文本具有历史、现代和未来的多方面的含义和启示。事实上，这就是经典存在的一个重大意义。因为重视经典无非就是重视正确描述，不断意义整合和评价，以形成一种行为的规范和指导，对个人生命的完成和社会文化的现实维持与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在儒家传统中，《尚书》代表的是古代君主开国承家的言行活动，表明人是群体动物，必须要经过组织教化，建立国家，发挥人的创造的功能，以及管理推动的权力。不但如此，《尚书》也包含一个国家必须要整体地考虑天文地理的状态的认识，以此认识建立相应的组织，以谋取个人与人民集体性的生命的发展。因此，要建立各种行为制度和行为规范，以为人的行为的指导。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以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乃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由此可见，《尚书》作为古代经典所包含的最早的国家建设与社会行为的规范，不可漠视，这是中华文化最根本的发展动力所在。后世中国政法制度与伦理价值的发展，莫不与此相关。《易经》“贲卦”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可以说是对《尚书》经典意义的一个重要刻画。

“五经”在孔子时代形成儒家经典，经过春秋战国到汉代，虽然曾遭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破坏，但毕竟留存了下来。伏生经过记忆口传的今文《尚书》说一直流传到今，显然已经发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由于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因此西方的文化传统也想有所了解和借鉴，这自然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功能，以认知他者来参考他者的内涵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一种动力。本来所谓“轴心时代”的目标就是彼此彰显文化成就，以求相互借鉴学习，使人类走向更好的未来。但这个自然发展并没有实际发生，由于时间、空间的距离，基本上中西文化的发展都是各自为政，一直到前现代时期才开始密切地接触。必须要提的是，西方文化传统来自一个多元复合体，最后统一在基督教神学文化宗教体系之中。但即便如此，基督教也面临着改革和创新的需要，再加上西方的历史在17世纪走上霸权主义的路径，其扩张性使其主动到中国传教，也因此接触到中国的儒家经典，才有翻译这一经典的动力和需要。但在中国魏晋时代，中国文化早有发展和追求改进的愿望，因此引进了印度佛学，形成了中国佛学的灿烂发展。西方17世纪耶稣会教士东来，其目的和中国引进佛学可能不完全一致。他们对中国经典不是信仰，其目的是在证明基督教神学的普遍性，要把中国的儒家经典转化为对神学的注解。这样一种认识，对西方翻译中国儒家经典的理解，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前提。翻译中国的经典，理解中国的经典，以西方神学来诠释中国经典，使西方的宗教神学信仰凌驾于中国儒家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生命价值观之上，而并非只是借鉴中国文化意义，以充实和改进自身的文化。

在以上的背景叙述之中，我们理解到西方学者翻译“五经”的基本态度和目标，与一个追求客观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内在目标的实际有极大的落差，这自然就导向翻译中国经典所接触到的方法论的问题。我个人提出“本体诠释学”，事实上也是在理解西方诠释的基础上和中国自身的自我理解的认识上，来建立一个统一主客观的诠释系统，既允许主客观各自相对的认识，又提出一个结合主客观本体的认识方法，促进文化之间的互通和价值的融合，开拓一个共同的、开放的中西文化的意识世界，同时为追求人类整体的理解和发展作出贡献。这个文化沟通的方法论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没有实际采行，也不能改变现状中的文化偏见和价值闭塞，对人类走向一个开放的、和谐的、整体的价值世界和生活世界不能有所推进。很幸运的是，最近有更多学者能够认识到“本体诠释学”的重要性，把它用在文化经典翻译的工作上，作出既符合客观又满足主观要求的翻译研究，我看到其中翘楚者之一是徐州工程学院沈思芹教授所做的英译的《尚书》研究。这个研究是由扬州大学钱宗武教授所指导，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所资助。必须要说，钱宗武教授研究《尚书》有数十年之久，是中国有名的《尚书》专家。他主持国际《尚书》学会，把《尚书》的研究推广到全世界。他指导的沈思芹的英译《尚书》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并由于接受“本体诠释学”的方法论，因此使英译《尚书》研究更具有时代意义，为《尚书》的跨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层面，同时也为《尚书》的历史传承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在此简述她的研究的基本成就，并对以后中国经典的跨文化与跨语言的传播提出我的理解和愿景，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尽一份文化责任。

沈思芹的英译《尚书》研究提出300年来英译《尚书》的发展情况，并集中在7本英译《尚书》的分析与评价上面。首先，她提出最早的《尚书》英译是由法国神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所著《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尚书》法文选译翻译而来。但译者当时所用的资料十分有限，也不够熟悉中国语言，因此他的翻译与实际的《尚书》含义相去甚远，只是一些主观的、直觉的、一般性的叙述。法文翻译再翻译成英文，也只是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信息而已，并不能建立根本的理解，其影响也因此局限于汉学自身的发展，是否直接影响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是难以评价的。18世纪法国的文化启蒙运动，也许更是综合的儒家思想在众多传教士的推动下所产生的具体效果，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德国和英国发挥作用。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我们看到两本英译《尚书》的出现。一本是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W.H. Medhurst，1796—1857）的翻译，另一本是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翻译。两者的翻译都代表了西方海外殖民扩张文化的一种需要，不但消除了原来18世纪的“中国热”，而且强调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流行，因此这两部翻译都提供了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所需要的语言文化和知识，把中国文化作为西方文化需要改变和改造的对象，其基本价值的前提是基督教的神学和西方文化的语言学，是把中国的经典置于西方的历史发展之中，但消解了《尚书》的历史纪年与真实性，把《尚书》的历史性纳入外加的神学体系之中，根本不理会《尚书》中所呈现的宇宙认知和人类定位，以及所显现出来的中国圣贤的伦理规范的价值观，也完全不考虑中国语言的主体性、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和中国本体的主体性。两部翻译都带有注释，但所谓注释就更有局限性，只是提供一个基督神学的认识。麦都思的翻译比理雅各较为客观，但仍不能呈现中国经典的整体性，因此对中国经典包括《尚书》的认识，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在这种认识之下，一个历史真实性的要求产生了《尚书》再翻译的需要，这就是19—20世纪的英国占星家沃尔特·高尔恩·欧德（Walter Gorn Old，1864—1929）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尚书》英语翻译。他们从现代社会科学和语言学的立场作为翻译和评价的基础，显示了实证主义的立场，消除了中国传统经学，不只是忽视了传统经学的历史真实性，这当然影响到对中国历史的起源和发展的认识。迄今，西方的历史学者不承认中国夏代的历史，可能也是种因于此。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现代的翻译不但缺少内心的体验，也没有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认识，因此所产生的结论都是支离破碎的，反而造成中国经典和中国文化衰弱和疏漏的形象，当然更谈不上对中国语言的细节感受，以及对中国历史所体现的相对认识的价值性的理解，无法体现一个文化传统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观和价值历史观。

最后一位翻译者帕尔马（Martin Palmer，1953—　）是英国现代学者，他也是一个基督教推广者，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复兴运动以及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想从后现代的观点描述早期儒家经典的内涵。他的翻译是对早期英译《尚书》的一种扭转，可喜的是，他不做任何基督教神学的预设，代之以哲学伦理作为翻译的基础。但他看到的是社会读者的需要，对《尚书》经典中所包含的本体真理性并无任何彰显，事实上也是把中国经典性消除殆尽。

基于以上沈思芹所分析的7本英译《尚书》，她的研究具有一种动态的历史展现，说明不同时代所代表的不同翻译的特点。如果她能够说明这样一个动态的发展所反映出来的西方和英国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说明中国文化同时性的发展，那就更有价值了。但是，沈思芹能够着重于诠释学认识中提炼出的认知和诠释的标准，用来分析和考量西方翻译经典中的品质，这已经是汉学研究的一大进步，也是一种突出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她能够在“本体诠释学”的基础上，指出英译《尚书》不同时代所包含的问题，最后也强调了这个翻译所应该重视的方法和理念创新，可说为翻译中国经典提供了一个新的景观和一个新的理想。

现代中国学者对西方翻译中国经典的批评是有重大意义的，但不能否定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翻译无论如何都会受到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影响，而较难接近中国经典的真理性的理解。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启示是中国自己要有翻译自己经典的能力。要取得有价值的翻译，就必须结合自身的翻译能力与翻译技术的外在资源，在“本体诠释学”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翻译工作，这也是当初中国佛学自身从事翻译的重要性的启示。因此，研究英语翻译《尚书》最后的问题，乃是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身翻译或诠释中国文化经典的本领和功夫，当然也必须结合西方学者的翻译来进行翻译语言的沟通和优化。这也就表示中国的学术传统还必须自身强大起来，尤其不可以西方汉学传统作为依赖，而是要超越汉学传统，不可崇洋媚外，而要建立自身的价值标准和要求，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经典提出一套既符合内在逻辑和经验，又符合客观认知和考察的多重真理标准。不但用来翻译中国经典，也可以用来翻译西方经典，其成果必能使世界各国都能够获益，并借此使世界文化的发展更进一步，有利于人类共同繁荣、和谐相处的共同体的建立。

是为序。

2023年6月12日于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