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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经典被耶稣会士作为中学西传的重要媒介，也产生了诸多《尚书》的早期西语翻译，主要包括金尼阁的拉丁文《尚书》译本、巴多明、宋君荣的法文《尚书》译本、马若瑟选译的法文《尚书》选译，以及由马若瑟的法语译文转译的德语、俄语、英语等西语《尚书》选译文本。正是这些早期的译介开启了《尚书》的西传之旅。
由于西方来华的耶稣会士来自不同的国家，且来华时间的先后也不同，因而西方在中国典籍的研究与翻译中所使用的语言也有时间先后的不同。较早时期的西方汉学研究者多为使用拉丁语的耶稣会士，稍后则主要是使用法语的传教士，再往后才是使用英语等语言的传教士等。从时间上看，西方对中国典籍的英译出现得较晚，以《尚书》为例，较早的拉丁文《尚书》译本产生于1626年，而较早的英译文本则翻译于1736年，可见英译比最初的拉丁文翻译约晚了一个世纪。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与把握《尚书》在西方传播的完整历史脉络，将西方《尚书》英译的研究置于更为宏阔的汉学历史背景之中，本研究也对早期非英语的其他西语《尚书》翻译情况作简要回顾。
汉学早期产生的各种非英文西语《尚书》译介，皆是西方对《尚书》的最初的认知成果，因而对其后的《尚书》翻译等有关研究有着开拓之功。早期各种非英语《尚书》翻译的思想理念、诠释方法与译文形态，皆为其后的《尚书》英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是其不可或缺的诠释、传译基础，同样也对其他中国典籍的西语翻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早期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以拉丁文为主，最早的拉丁文《尚书》译本刊行于1626年，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学生与会友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所译，一般认为这是《尚书》最早的西语译本。金尼阁是第一位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他在1610年来到中国澳门，开始其在华传教生涯，金尼阁和利玛窦也是以拉丁文为中文注音的先驱。法国汉学家保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提到：“据说金尼阁开始编译一部中国史并翻译‘五经’（1626），但是这些材料我们未能见到。” (54) 有研究者认为：“金尼阁似乎还从事过中国史的研究，写有《中国皇帝纪年》，也可能翻译过‘五经’（《中国的五经》，1626），但这些著作都没有遗留下来。” (55) 也有研究认为，在明天启六年（1626年），金尼阁曾在杭州出版了用拉丁文翻译的《中国五经》，书中附有注解，名为“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这也是最早刊印于中国本土的中国典籍译本。 (56) 金尼阁的拉丁文《尚书》翻译是17世纪西方对《尚书》等中国经典的较早翻译之一。正如早期罗明坚、利玛窦的“四书”翻译成为约一个世纪之后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的基础，金尼阁的拉丁文《尚书》翻译也可谓《尚书》西语翻译的奠基之作，对其后包括《尚书》在内的中国典籍的翻译等汉学研究，皆具重要的影响作用。
据有关研究，1735年，巴多明“翻译六经并加注释”， (57) 其中即包括《尚书》的法文译本。巴多明于1698年跟随法国国王数学家白晋前往中国进行科考与传教，其后在华近40年，被西人誉为“欧洲最伟大的传教士和真正学者”。 (58) 他通晓满语和汉语，在科学与哲学等方面具有卓越的才能，在当时的大清宫廷中很有威望，担任文献翻译等工作。巴多明与当时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保持着通信联系，向巴黎科学院提交书简，报告其所收集的中国有关信息，其丰富而注重真实性的书简内容在西方广泛传播，其中有的部分被《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华帝国全志》收录。其关于中医学的部分书简至今仍被欧洲草药学家们视为重要参考。据有关记载，出于向欧洲学界证实中国经典文献的真实性的目的，“巴多明在写完他的古代史著作的五年之后，又给梅兰寄去了一套经典著作，在五经之中又加入了解释其内容和强调其历史文献价值的《周礼》。” (59) 由此可知，巴多明的《尚书》法文翻译被认为是注重对原文进行真实传译的一次翻译。
第二种法文《尚书》译本出自法国汉学家宋君荣、马若瑟、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等，此译本由法国汉学家德经（M. de Guignes，1721—1800）于1770年在巴黎编辑出版。译文卷首为马若瑟所著《尚书之前时代与中国神话研究》，并附有宋君荣的有关研究论文——《〈书经〉中的天文学》。 (60) 该译本“包括译文、注释以及编者添加的补注、插图和中国上古三皇简史”，其采用的底本是“康熙年间的孔安国古文《尚书》的满文译本”， (61) 西方认为此译本是当时法国的“为数有限真正严肃的译文”。 (62) 其后19世纪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翻译《尚书》时也参考了此译本，但他和德经认为宋君荣经常意译原文，因而不够忠实于原文。 (63) 宋君荣在神学、希伯来文、天文、历史及哲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被誉为“欧洲最博学的耶稣会士”“18世纪法国最大的汉学家”。 (64) 他在北京生活过37年，精通满语和汉语，除了《尚书》之外，还翻译、注释过《易经》和《礼记》。他反对前人的谬论和白晋等在解释中国经典时的“旧约象征说”，即认为“可在中国古籍中找到希伯来主教将《圣经》教义引进中国的记述”。宋君荣对中国上古文化做过诸多研究，认为《尚书》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思想和社会生活，是中国古代著述中最好的一部，其中记载了中国上古英雄们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65)
第三种《尚书》法文译文出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之手。他在华传教近40年，精通汉语，学习了多方面的中国文化知识，是法国选派的国王数学家之一白晋的学生。受白晋影响，马若瑟在华传教期间对中国经典的研究也采用了象征论的方法，注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求中国人对God的信仰证据。其研究对其后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有着重要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之初，中国的文化、哲学等典籍即引起西方的较多关注，耶稣会士的各种著述中往往包含对中国经典的一些译介。据研究，马若瑟参阅了中国学者的《日记》《日讲》 (66) 等来研究翻译《尚书》。他选译过《尚书》的一些段落，其中包括《尚书》的《大禹谟》《皋陶谟》等内容。这些译文被法国神甫杜赫德收入其《中华帝国全志》一书，这部汉学名著是根据耶稣会士寄回欧洲的书信和研究中国的手稿编纂而成。正是这部对中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作了全面介绍的早期汉学巨著，使得马若瑟的《尚书》法文译文得以比同时期的诸多汉学成果更早地在西方传播。
汉学早期的德文《尚书》译文，可见于德文版《中华帝国全志》中的马若瑟的《尚书》选译，德国于1749年翻译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的德文译本。俄国在1774年刊行了《中华帝国全志》的俄语译本，其中即包含译自马若瑟译文的《尚书》俄文译文。这些译本进一步扩大了《尚书》有关文本的传播范围。
较早的《尚书》英译见于1736年出版于英国伦敦的英国学者理查德·布鲁克斯（Brookes Richard，？—1763）翻译的四卷本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此英译本也被西方出版界称作“瓦茨版（J.Watts）” (67) ，这是英国翻译的首个《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由于瓦茨版英译删减了一部分原著的内容，其中即包括所收入的马若瑟《尚书》《诗经》等中国经典选译，其中所剩《尚书》英译的文本极少，而更多的《尚书》英译文本，则见于1738年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1691—1754） (68) 出版于英国伦敦的两卷本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此英译本也称“凯夫版” (69) 译本。这两种译本中所包含的《尚书》英译文本反映了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形态。
综上所述，汉学早期的《尚书》译本以拉丁文、法文为主，其他语言的译介相对较少。由于天主教会中不同派系间的纷争，以耶稣会士为主的西方学者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的著述，在完成之时大都未能得到及时刊行，多在18世纪末才得以面世。宋君荣的《书经》法文译本（Le Chou-King，1770），以及当时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著述，如马若瑟的大量汉学著述、宋君荣的《中国年代论》（Traité de la Chronoligir chinoise，1814）、冯秉正的《中国通史》（Hist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ou Annales de cet Empire，1777—1783）等。 (70) 但马若瑟等耶稣会士的包括《尚书》选译在内的一些中国经典译文，却因《中华帝国全志》的收录而得以在1735年较早面世，并很快被翻译成多种西语译文，在欧洲广为传播。耶稣会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方法也有着西方传统学术的特点。有学者研究了17世纪中后期耶稣会士的“四书”翻译，发现耶稣会士不仅在其撰写的注释中引用过张居正关于《尚书》的注释，还把张居正关于“四书五经”的注释都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甚至还把“四书五经”中的不同段落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以理解中国典籍，而这正是耶稣会士所熟悉的西方圣经学的研究方法。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