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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唯物主义的兴起可以看出，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以主体与对象的分离为基础的。这种分离，反映了人与外部世界（自然界）的对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同生产劳动中的关系结构一样。近代唯物主义最初就是从这种关系结构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有时把近代唯物主义叫作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但是旧唯物主义赖以出发的这种主体、客体相分离的关系结构，在面对历史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时，陷入了难以解决的人与环境的二律背反。
在英国发端的唯物主义，开始是在认识领域中发展的，它强调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来源于感性经验。当孔狄亚克将洛克的唯物主义运用于法国时，它就成为法国启蒙思想家用来说明社会生活的理论基础。孔狄亚克在《关于人类知识的起源的经验》一书中，发展了洛克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证明，经验和习惯的事情不仅是灵魂，而且是感觉，不仅是创造观念的艺术，而且是感性知觉的艺术。因此，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经验，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个人经验的来源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后天的教育。因此，环境的好坏、教育的优劣就直接决定了人的能力与素质。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生活，指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受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而这些都是环境的产物，“人的一切表象，一切概念和感觉都是周围环境对他发生作用的结果” (5) 。把人看作是周围环境的产物的观点，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要求变革现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近代唯物主义这种环境决定一切的观点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作出了明确的论述：“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6) 这个观点最初无疑是革命的、批判的，对于反对封建神学和基督教道德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这个革命的命题背后，恰好包含着一个相反的结论，这个结论同这个命题恰好又是矛盾的。
既然人的天性的发展来源于环境的改变，那么由谁并根据何种标准来改造环境？这是唯物主义感觉论者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按照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逻辑，环境的改变应由人的理性来推动，人的理性能够超越于外部环境之外，拥有这种理性的个人必定是超越于常人之上的社会天才，否则他的意见也只能是环境的产物。圣西门、傅立叶等人都把自己当作发现了某种真正的理性的社会天才来看待，而蒲鲁东关于社会改造的方案，最终也求助于这种“社会天才”。但是，如果只有天才才能提供改造社会的方案，那么这个天才方案当然不是在对环境的感觉中形成的，而只能是某种偶然发现的或神秘的天启之类的东西。这个结论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前提恰好是矛盾的。可见，当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环境及其一切属性都是意见的产物的时候，就已经背离了自己的哲学前提而走到相反的立场上去了。
意见与环境的二律背反，说到底是近代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陷入困境的一种表现，这是直观唯物主义局限性的必然结果。直观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生活时，依旧把它当作一个给定的对象，一种只能从外部加以静观的对象。这种对象既是人的意见的原因，又是人的意见的产物，这是一种循环论证。虽然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法国唯物主义在说明社会生活时达到的最高水平，但它还没有真正上升到问题的“根据”。黑格尔把这个根据理解为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而马克思则把它理解为人的感性物质活动即实践。
法国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中的二律背反，表明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分离的原则并不能适用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一开始就是从反思启蒙理性入手的，它力图实现对启蒙理性的超越。康德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达到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因为，人类作为认识主体拥有的只是有限的理性（形式理性），这种理性的综合统一作用只有运用于经验对象才是客观有效的，超出经验即现象的范围，对象的本质是它所不可企及的。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这个限定，凸现了主客对立思维方法的局限性。德国古典哲学后来的发展就是力图在唯心主义的框架内克服主客的分离和对立。为了消除这种对立，费希特诉诸大写的“我”，黑格尔设定了既是绝对实体也是绝对主体的“绝对观念”，作为他们的体系的出发点。
对于黑格尔，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出发点既不是抽象的与客体对立的主体，也不是抽象的与主体对立的客体，而是两者在现实历史中的辩证的、过程性的统一。费尔巴哈认为体现这个统一的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是把黑格尔在思辨词句下表达的东西还原为真实的存在，他用现实的人类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 (7)
从现实的人出发，费尔巴哈恢复了感性世界的权威，针对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精神否定感性存在，费尔巴哈批判道：在黑格尔那里，“物质是精神的自我异化。所以物质本身就获得了精神和理性；但同时它又被看作不实在的、不真实的本质，因为只有从这种异化中复生的本质，即使自己摆脱了物质、摆脱了感性的本质，才称得上是完善的、具有真正形式的本质。可见，自然的、物质的、感性的世界在这里所遭到的否定，就跟被原罪所败坏的自然在神学中所遭到的否定一样” (8) 。但是费尔巴哈的感性世界已经不是过去英法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那个与人相对立的感性的自然世界，而是人本身的感性存在与感性生活，不是与人对立的对象世界，而是与人相统一的生活世界。当费尔巴哈把现实的人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时，他在逻辑意向上，似乎已克服了英法唯物主义的机械论倾向，而力图把唯物主义引向社会生活，这是他的唯物主义远胜于近代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地方。
但是仅仅把唯物主义奠基于自然和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是不够的，因为还需要对这种现实的人进行进一步的规定和说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裹足不前了。费尔巴哈的人，是单个的人，在他看来，“现实的人类活动也就是一群单个的人的活动” (9) 。这种单个的人恰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孤立性的反映。这种个人其实是受社会关系总和所制约的，但费尔巴哈却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唯物主义仍然局限于单纯的直观。这样他就无法越过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表象，发现其由以往全部历史实践所构成的本质。他诉诸双重直观，诉诸类的平等化，以致又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理论错误：“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10) 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