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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欧洲问世。以这个文献为标志，一个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一种派别的思想体系诞生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因此，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争论便成为近150年来世界思想发展史上最为复杂的景观。
20世纪末，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马克思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解毒剂”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卷土重来也并没有给那些决然背弃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真正的繁荣与福祉。在这一背景中，“重温《共产党宣言》”与“回到马克思”便在更为现实的层次上成为一种理论运动，引导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探求。
当然，今天重提“回到马克思”和“走进马克思”的口号，并不是要标新立异地用几个新的范畴替代已有的范畴，用一个新的结构去替代已有的结构，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体系来，以达到取悦当世的目的。事实上，当前理论运动所反映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胜利与挫折、发展与停滞、碰撞与较量之后所面临的深层要求：理论不能长久地满足于已经作出的个别结论，它必定要随着实践的深入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固然可以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但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左右历史的发展。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原因，倒不如说它是后者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经常提出并回答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于当代？什么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回答这些问题，首要的是必须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经典作家论证的东西和由经典作家开始的150年来的理论运动和实践成果，凸现历史的教训和经验，从而恢复被排除在各种传统的和流行的偏见之外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真面目。
本书作为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之一，试图以新的形式来完成上述立意。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也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长期探索的一个呈现，其中许多重大成果，孙伯鍨、张一兵等先生曾经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在这里，我们基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以一种新的形式来重新阐述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表明：马克思主义并非仅仅是“哲学史”中的一种学说，而是一种直接面对当今社会历史条件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一意义上，“走进马克思”即是立足当代问题而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历史责任。
作为一种理论批判的思想结晶，以马克思、恩格斯命名的学说是19世纪40年代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极其重要的是这种学说最终形成和发展还有赖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关注下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理论升华。也就是说，这种学说既是人类历史所积淀的优秀思想遗产的合理发展，又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时代、努力探求的成果。作为人类认识史的一场革命，它本身要求人们不要将其视为终极的体系，而是视为发展中的理论。因此，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梳理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时，必须首先深入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发展历程。
1.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活动的起点和思想背景
马克思曾用一度陷入“苦恼”和“自己弄清问题”这类话语简单地勾勒出他的思想转变历程。这些暗示性的说明为我们解开马克思体系得以诞生的秘密提供了重大线索。因此，在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什么样的革命变革以及它经久不衰的意义等问题之前，必须回到马克思由以出发的哲学基地，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过程和特征上把握他们思想的特质。
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第一次清楚地勾画出他所面对的问题：应有和现有的对立。在这里，马克思抓住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特征，直接走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前沿，进入黑格尔哲学的殿堂，迈开了自己全部理论探索的第一步。
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是以它的如下特征为基础的：黑格尔肯定了存在在本质上是“主体”（实体即主体），从而极其深刻地解决了应有和现有的统一问题。后来恩格斯对黑格尔评价道：“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1) 这里凸现了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及其与黑格尔的联系。但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站到这个高度，他只是借助于黑格尔，从理性的角度进入客观的现实，也就是进入历史本身。这个历史和他自己后来所揭示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它是被客观精神吞噬的主体的历史。
黑格尔哲学的实质是将人类的主观精神畸变为一种客观化的绝对本体，从而突出社会生活的精神主体性。通过这种方式，他解决了康德以来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本身作为理性主义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深深地植根于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指认为“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直接表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物化特征，使资产阶级在面对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时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康德直接揭示了近代以来被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掩盖和忽视了的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然和必然之间的对立，为此，他提出了“自在之物”的范畴以约束理性的认识能力。这当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他把认识主体（自我）和被认识的客体（世界）尖锐对立起来，从而不仅使人的认识能力，而且也使人的自由意志在与人相异在的客观必然性面前变得无能为力，无足轻重。这样，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革命”是排除“牛顿的物理星空”来实现的，在他那里，自然和社会构成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费希特那里，应有和现有的矛盾曾得到过表面的解决：自由的“我”以绝对的行动确立自己的新本体，这个本体亦即主体被设想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一方面描述了历史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把世界当作主体通过劳动而自我诞生的中介物。
对于刚刚步入哲学殿堂的青年马克思来说，黑格尔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恩格斯虽然在早期思想背景方面与马克思有着明显的不一致，但在几年以后，他也经过“青年德意志”而走向了黑格尔。1840年，他宣称“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光大道”。在哲学起点上，恩格斯与马克思基本上是一致的。
黑格尔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重大坐标，标志着他告别了其原有的一般唯心主义、浪漫主义、宗教等西欧文化传统，走向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这个立场后来是在其理论逻辑的递进过程中才逐渐被抛弃的。这说明，马克思哲学革命和他本人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同体的过程在逻辑上是同构的——对思想史遗产的清算过程也即是对自己原有认识的清算过程，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晚年著作中也反复提到过。不考虑这一点，就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在实现其哲学变革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苦恼，他总是为“自己弄清问题”而寻求理论。不考虑这一点，我们也就不能辩证地看待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历程中的无数转折，区分出他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本，从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问题和逻辑意蕴。如“西方马克思学”就不加区别地对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者用“两个马克思”的对立来否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最深刻的矛盾并不是常人所说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冲突，而是人的主体能动性与意象化的异在客体之间的内在对抗性。在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这种对抗性必然地作为隐性的结构支配与折磨着马克思本人。这决定了马克思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地重现黑格尔的影子，在“异化”、劳动辩证法等方面明显地接近黑格尔的表述（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时随着对历史本身认识的深化而又不断地批判黑格尔。可以说，和黑格尔哲学的离合异同关系构成了马克思早期哲学的主要内容，并且由于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序言中的强调而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能够揭示这个内在的对抗性正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历史本身的存在方式，是现实的实践主体在历史过程中造就了这种对抗性并通过进一步的实践而加以解决的。主体本身既不是存在和概念的客观辩证法的不变的旁观者，也不是它的纯思想可能性的实际主宰者，而是融合为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存在僵硬的对立。因此，不能简单地从“认识论”或方法论上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一致性，重要的是要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到不同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来。
2.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理论活动的问题及其思想特征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理论活动的起讫，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们仅限于描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前各自的活动，截至1844年秋两位伟大思想家在巴黎会晤。在这期间，他们各自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转变。这个转变，是他们后来合作的基础。也由于研究方法和思想特征的差异，两位伟人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道路也不尽相同，但终于殊途同归。
就马克思而言，其早期思想发展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大学学习和《博士论文》创作阶段，《莱茵报》实践阶段，克罗茨纳赫哲学和历史学研究阶段，巴黎经济学研究阶段。在这期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是转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然后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并通过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为以后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看，这期间，他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其焦点是历史发展中“应该”与“是”的对立统一问题。虽然马克思的思想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多姿而活跃，但其所围绕的中心和轴线始终是人本主义和主体辩证法。
在马克思理论活动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他在大学时代转向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厌恶费希特主义的独断主义空想。因此，当他带着问题从黑格尔哲学继续向前走时，开始意识到抽象思辨的黑格尔哲学不仅远离现实生活，而且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因此他并没有原封不动地墨守这种体系，而是着力从时代精神的高度来阐发这一哲学的内容，力图使它成为批判的武器。1839年，马克思开始研究伊壁鸠鲁哲学，并将其作为博士论文的计划之一。他的目的是要借助于对希腊哲学的批判考察，探索并确定黑格尔之后哲学发展的方向。在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他企图用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则来改造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并立足于时代精神的高度，第一次提出了历史中的主体和客体关系问题，因为黑格尔体系中所谓实体和自我意识只不过是思辨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虽然在《博士论文》中，居支配地位的并不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自我意识哲学，但是，马克思特别强调的并不是仅仅象征自我意识的“抽象的个别性”，而是“经验的个别性”，即现实的个人。撇开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内在的理论倾向和认识方法的差别，仅这一点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很快地转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青年黑格尔派则迷恋于抽象自我意识的理论批判。因此，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强调哲学应以批判的形式转向自身，也转向世界。马克思的论文充满了斗争的激情和行动的渴望。虽然此时马克思的批判愿望显然超出了其理论能力，但是，“一种实践哲学的轮廓已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种哲学同时希望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中，检验和考验它特有的原则，从而摆脱了单纯从远处作反映的状况，以便对具体现实采取积极的立场” (2) 。
1842年4月至次年3月，马克思进入《莱茵报》。虽然获得这份工作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是，开始政治新闻写作，直接参与政治论战，以及自觉地实践他所主张的哲学与政治的结盟，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新飞跃，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同原先的出发点（黑格尔哲学）和从前的同路人（青年黑格尔派）的差别，显示出他的哲学立场的独特性。从留下来的文本看，马克思对1842年的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发表了意见。如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和对精神自由的阐述（《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对宗教的批判和对理性主义国家观的阐述（《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等。在写作《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的过程中，他发现理性主义的信念和物质利益的权威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并且物质利益总是占了上风。正是这个使他陷入苦恼的发现，推动他进行新的探求，开始了其思想历程中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
恩格斯虽然与马克思具有差不多的理论起点，但他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显然要早于马克思。1842年3月，恩格斯开始成为《莱茵报》的积极撰稿人，并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表达其对政治、法律、自由和国家等问题的观点。在这时期，他是作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的。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恩格斯是在当时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直接感受到了物质利益原则的主导地位，当他努力去理解和研究英国社会的现实矛盾时，他立即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作为人的解放的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 (3) 。在《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章中，他开始意识到经济因素在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而较早地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3. 走向唯物主义
第一次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撕开一个裂口的是费尔巴哈。早在1839年，费尔巴哈便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中，提出把黑格尔所理解的观念与具体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颠倒过来，强调观念并不决定具体的现实，而是相反，观念为具体的现实所决定。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进一步深化了对黑格尔的批判，而1843年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则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原理。
费尔巴哈新哲学的核心是，从感性的人出发，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来揭露神学和思辨哲学的“颠倒”和对现实的歪曲。虽然从后来的观点看，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特别是其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但在当时，它却是以特有的方式预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方向，是对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路线的重大反拨，并且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借助于费尔巴哈而走出黑格尔的，为此恩格斯曾指出，“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4) 。
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费尔巴哈的批判活动。1842年他在致卢格的信中表示，在宗教的一般本质上，他“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并“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 (5) 。这个“原则”虽然不能简单地直接指认为自觉的唯物主义，但是从马克思在《莱茵报》实践期间的整个倾向看，现实客观的政治因素在马克思的理论思考中显然充当着费尔巴哈宗教批判中的“自然”所起的唯物主义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则，马克思与同期的卢格、赫斯等人对费尔巴哈的理解就不尽相同，后者虽然也看到费尔巴哈理论的作用，但直到最后也仅限对他的一些具体表述进行修补与扩充，而没有走出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哲学阴影。而马克思则不同，他在退出《莱茵报》以后，便自觉地基于哲学唯物主义原则对黑格尔的社会政治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就是1843年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是由于马克思自觉地执着地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理论的批判，才使他迅速地突破和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和狭隘性，逐渐开辟了一条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路线。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指出在国家问题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 (6) 。马克思在同卢格讨论现实斗争原则时强调：“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这个原则构成了《德法年鉴》时期他的文章的主题。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水平上，他把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当作前提而直接进入到现实的政治批判，提出“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就是当前的“历史任务”。 (7)
在这里，马克思十分明确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他此后的工作方向及重大主题。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指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在消灭这个敌人”。 (8) 与此同时，恩格斯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等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和主题。总之，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全转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上来。
当然，这和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还有着很大的距离。从理论方法上看，此时的唯物主义还只是一般的旧唯物主义，没有脱离直观唯物主义的范围。在具体的理论形态上，它还表现出浓厚的人本主义特征。这种特征正如马克思自己所描述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9) 这样，在进一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马克思不仅需要进一步完成对黑格尔的批判，而且也必须将费尔巴哈扬弃。这全部的工作，马克思很快就开始了，这就是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从以上的简单介绍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变革，但是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变革的起点上，相反，他们在进入理论时还深刻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从这一点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起点，就如他们后来揭示的人们不能选择自己创造历史的条件一样，但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对前人理论和自己时代的高度批判态度，这种批判态度引导他们一步一步登上人类思想的高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而是永远处于发展中的理论；二是在马克思主义逐步完成的过程中，它包含着深刻的自我批判，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清算”自己的信仰。这两个基本结论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大的警示作用，它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而将之束之高阁从而取消它的现实意义，也反对因马克思已经作出的部分结论的“失效”而怀疑甚至抛弃它。
1843年10月至1845年1月，马克思移居巴黎，在这里，他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被后人称为“通向《资本论》的起点”的著作。这部著作第一次为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宏大理论结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有机结合，虽然它还不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种结合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成果，在与经济学研究的融合中，马克思提升了他的哲学视野。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在其思想发展的逻辑中决非偶然，当他已经认识到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时候，这个与“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其实就是世俗的经济生活。因此，马克思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深入到“世俗的上帝”——金钱——的物质基础中去。马克思第一次面对经济和经济学的时候，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哲学家，经济学所面对的“片面的事实”与哲学所追寻的“完整的人”处于一种对立之中，这时他还不可能立即消除这种对立而得出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不过，当马克思从哲学的“劳动”范畴走向经济学的“生产”并更高地迈向“实践”观点时，历史唯物主义也就将脱颖而出了。这就是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个划时代文献的中心议题。这样，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提出和论证为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完成了其思想历程中的第二次深刻转变：从一般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1. 两条逻辑：马克思早期哲学的内在特征
如果简单地用“应该”与“是”的对立描述马克思早期哲学的内在冲动，那么这种对立只是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才得到彻底的解决。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历史哲学最终统一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其变革之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以两种截然不同逻辑的严重对立表现出来的，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双重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 (10)
马克思初涉经济学，除了有其思想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恩格斯这部著作在经济学方面同费尔巴哈的著作在哲学方面一样具有先导性作用，它们和马克思同一时期的哲学思考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从马克思以后的理论方向看，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恩格斯的基于人本主义立场的批判都是迟早要被抛弃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文本群，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留下的九大本经济学摘录和研究笔记。在这些札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在这一文献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交换活动的分析，全面肯定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从而明确提出了独特的基于抽象的社会联系（类本质）的异化思想，这不仅较之赫斯等人的金钱异化更为深刻，而且直接构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的雏形。这里表达的异化思想，较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那部著作中，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的：作为“特殊权利”的统治阶级与作为“普遍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对立必须在“社会的原则”上解决，而特殊本身不能代表普遍。而此时，马克思已经从现实经济过程的特征出发，把作为“世俗上帝”的金钱理解为是基于私有制和交换，而金钱本身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而交换，作为中性的存在，“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11) 。在这个意义上，人与私有制的现实对立取代了黑格尔式的抽象的“普遍”与“特殊”的对立。事实上，当马克思肯定“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时，他已经超过了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还只是停留在“感性的”、“直观的”自然联系上。但是马克思将人与私有财产的对立仅仅看作是私有财产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类本质”和“异化”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概念构架，这就使得他一方面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费尔巴哈，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弥补费尔巴哈在考察历史过程即“人的生成”方面的思维局限。当然，在这时的著作中，他更强调的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指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惟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惟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和现代的批判相反的运动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或者更正确些说，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 (12)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为基础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异化史观。他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在这里，他把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作为基础并结合黑格尔的“生成”逻辑描绘出一种辩证的异化历史观，而现实的经济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被视为人类本质的自我异化而注定要为历史的发展所扬弃。
这样，马克思首先使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戏弄了它本身，然后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用异化理论追问和探究了恩格斯提出的“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进一步，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视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论证了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才能够获得解放。在这里，马克思继续把自己的理论归功于费尔巴哈就显然不妥了，因为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人的“类本质”的生成过程中，私有财产运动是不可或缺的中介。他说：“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是私有财产运动的产物，而“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13) 如果剔除“类本质”一类的用语而发掘其唯物主义意蕴，那上述这种表述已经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由此，马克思还发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他批评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把工业的历史同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联系起来理解。马克思已逐渐摆脱思辨逻辑的羁绊而过渡到从历史中的物质因素和经济事实出发的科学逻辑上来。
根据这个逻辑，马克思肯定了“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这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步，因为当马克思进一步思考并解决了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问题也就凸现出来了。在这里，他还没有完全摆脱用“自然”眼光（哪怕是人化自然）来审视人，他强调“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14) 。只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强调只有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并详细地阐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联系与区别，才最终不是用自然的而是用社会历史的视角来规定人的本质。
但是在1844年，马克思还没有能够立即迈出这一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条逻辑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2. 第二次转变：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而又越过了他，但是由于马克思没有科学地回答人的本质何以是历史地构成的，而只是批判其异化形式并推断其必然被扬弃，所以他在历史观上还没有真正地站到唯物主义的地平线上。只有从人的本质概念中彻底清除掉先验性和抽象性，从现实的历史活动即生产出发，不再纠缠于人的理想本质与现实存在之间的形而上学对立，才能获得历史唯物主义所需要的现实基点。
从现实出发，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现的科学逻辑的新起点，这也是他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成果。马克思认识到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从而奠定了他后来的研究方向。稍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写成了他们合作后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在该书中，马克思这样驳斥了鲍威尔等人的批判哲学：“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15) 十分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开始进入工业世界，并且肯定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人的观点向现实的人的观点的转变。
由于马克思已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因此，他的批判便瞄准了黑格尔及其弟子——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史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唯物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肯定了唯物主义学说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而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他逐渐较少地使用“人类概念”而开始启用生产关系概念，从而使他一直沿用的“社会”概念具有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历史内涵。
随着这种转变，“类的合理性”问题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开始消融，并逐渐演化为“如何在决定人们的全部生活的社会存在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社会关系本身既不能用不变的人性解释，也不能还原为人的生物本能和道德要求。如果异化不是源于人的本质的先天缺陷，它就只能是私有财产制度下所特有的现象，因此根除异化就必须根除私有制，但私有制和异化的根除是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为此就必须把私有制和异化放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研究。为了回答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为什么在私有制下劳动的对象化会变成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机制。这样，在对历史的理解上，马克思必须从异化史观（人性史观）转向实践史观（物质生产史观）。
这个始于1844年的思想转变，在接下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果。1845年3月，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发现，找到了理解历史进程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撇开李斯特的阶级立场和他对“生产力”的唯心主义解释，肯定其把由工业所唤起的物质力量视为人类的力量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因此应该把“资本主义工业唤起的力量”（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区分开来。在现存的社会组织的范围内，工业仅仅被资产阶级当作追逐无限的交换价值的手段，但也正是在这种工业活动中，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生活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根据这种区分，“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 (16) 。于是，马克思惊喜地发现，如果这样看待工业，即超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狭隘视野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广阔眼界来考察工业，把工业所孕育的生产力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他就可以把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人道主义要求，合乎规律地从人改造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即“生产力”和这种力量在人类现实历史中的依存形式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形式”的矛盾关系中科学地推导出来，而不必再求助于以人的先验的类本质的异化和复归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目的论的哲学解释。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也不再仅仅是作为“应有”而诉诸人们纯主观的善良意志，而是资本主义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组织（现有）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现实可能性。
至此，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走出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阴影，放弃了其早期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理论批判，科学地证明了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当他得知恩格斯“肯定要到布鲁塞尔去”以后，一方面为了说服恩格斯彻底摆脱和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人本学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为了给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奠定方法论的基础，1845年春天他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批判纲要，以实践为基本概念，彻底地清算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和思辨人本学，最终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几乎在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日趋成熟了。1845年3月，他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写作。在书中，恩格斯研究了英国工业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从新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不过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恩格斯不是基于哲学的理论运演，而是从直观的现实出发进行理论论证。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特点的差异直接导致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风格和阐述特点。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双重逻辑并生现象和通过转变而不断深化的特征，不仅印证了马克思思想历程的复杂性，说明了将马克思的文本从第1卷到第50卷（中文第1版）同质地看待的非法性，而且也生动地说明了一种理论的完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相当艰难的历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理论，这种发展的眼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能够正确地对待理论发展过程的曲折性，而且也是保持对理论的开放视域的前提，在承认特定理论有效性的同时保持对它的批判态度。这一点，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尤为重要。当代西方和国内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绝对化，提出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这就严重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特征因而扼杀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警觉。
当马克思意识到自己与费尔巴哈的区别并着手对他进行最后的清算时，他的新唯物主义就已经开始成熟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通过短短的11条警句式的论纲，高度概括了新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构架。其中核心是以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为基点，打破旧有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全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全面展开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阐发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标志着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完成。这个被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从根本上取消了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在历史观上的合法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把这种历史观看作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直接对立物，指出这种历史观和没有前提的德国旧哲学的不同：它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1. 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基本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哲学，虽然在第一次清晰地表达之际已给出其完整的内涵，但由于它刚从旧哲学的基地中走出来，故而还没有获得一个确切的名称。当时，马克思称其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后来则称其为“唯物主义历史观”。
事实上，实践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术语。一方面，就“实践”概念而言，在马克思之前，它曾被许多哲学家使用过，马克思第一次把它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赋予其全新的科学理解；另一方面，它也容易使人形而上学地把“实践”概念抽象化，从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实践看作世界的本原，把它与主体性哲学进行简单嫁接，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革命。
毫无疑问，辩证唯物地理解的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和立足点，也是它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分界线。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阐发的实践规定性就不是从哲学意义上对切什考夫斯基和赫斯等人的行动哲学的简单指认，而是马克思从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作出的崭新概括。具体说，它指的是作为一切历史活动之基础的“社会的物质活动”的总体。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曾借用“工业”这个特殊的用语来指认人类主体创造历史的物质实践活动，“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不是抽象的实践范畴，而是每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有着具体、现实的社会规定性的实践，才是他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这个逻辑基点和整个新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定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充分照顾到紧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便会清楚地看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范畴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内容，是表现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的物质生产活动。在整个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框架中，实践范畴都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形式下的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实践本身的规定性，是以历史的、现实的和特定的社会情境为背景的。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包含着多重现实关系，它的内容是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因此，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并不是恩格斯在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只要“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就行了，而是要彻底摆脱“非历史主义的抽象”，客观地进入历史的、现实的、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科学地总结和提升出来。
1852年，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17) 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实践的特征决定了历史不是简单地作为自然产物的被动存在；另一方面，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又只能是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重要任务便是确立自己由此出发的前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人类史的真正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18)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强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表达则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具体解释，通过这一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区别就十分明显地凸现出来了。旧唯物主义即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至多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看不到历史是由社会地组织起来的人类实践所创造和推动的，他们不懂得用社会（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看个人，而仅限于用个人的观点看社会，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仅仅是一种抽象，仅仅是一种“把许多单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即“类”。唯心主义虽然看到了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但这种能动性被他们抽象地夸大了，而且他们所追寻的作为“完整的人”的历史主体只有在想像中才存在。因此，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在历史观上无非都是用浪漫主义的色调来掩饰个人在严酷历史面前的无助。 (19)
在历史前提上，马克思既拒绝了唯心主义的虚幻性，也抛弃了旧唯物主义的抽象性，着眼于“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样，他就既不像唯心主义那样抽象地谈论人的自我意识，也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抽象地谈论人的感性需要，而是首先确定人的自我再生产的活动与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物质的社会生活条件，从而科学地解释了人的全部的历史活动。
2. 新唯物主义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
无论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来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表达了一种意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它之前的哲学是一种变革（用较为时髦的话来说是理论“范式”的革命），而这种变革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性和“实践”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第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是恰当的。但是，由于“实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惟一强调的，在马克思之前，“实践哲学”就已经作为黑格尔之后的某种新哲学的旗帜而出现了，并且在马克思之后，“实践哲学”又再度出现在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中，而这两种哲学都和马克思所竭力贯彻的唯物主义精神背道而驰。这一点也正是当代“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们所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因此，实践特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特征，而只是其显著特征之一，仅仅从这个特征出发，是不能完整地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的。事实上，在马克思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之后，唯物主义已经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只是为了彻底贯彻这个观点而不是从这个观点上退却，马克思才在历史观上启用实践范畴，并强调所谓实践是指人的主体能动性，但不是唯心主义所发挥的抽象能动性，而是唯物主义地理解的人的感性活动。因此马克思在历史哲学中把实践作为基础性概念加以强调，其目的正是要用人的物质的感性活动取代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历史唯心主义所惯用的理性、精神、自我意识等抽象范畴。只有这样，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他在历史观中所引发的深刻革命：把一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宗教神学从它们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
列宁强调过，马克思主义“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20) 。这种看似随意的侧重和强调极为关键地点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
“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很容易使人产生认识论的想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相区别的认识论。但列宁强调这一术语的内涵凸现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究竟如何理解？在后来的黑格尔研究中，列宁提出关于黑格尔逻辑的真实意义问题，认为其意义主要是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重新强调了辩证法的意义，并且直接陈述了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研究中，人们简单地将这种关系表述为一种“颠倒”，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也是这样表达的。但是这种“颠倒”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完成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传统研究将这种“颠倒”定义为马克思用唯物主义的前提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这诚然是对的，但还不能充分表达马克思所说的“颠倒”的深刻内涵，因为，一般的“颠倒”，费尔巴哈已经做到了。正因为马克思不满足于这种简单的颠倒，才使他要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是把人了解为“感性的对象”，而是把人了解为感性的活动。因此，简单地强调唯物主义的前提，是不能把马克思所实现的变革揭示出来的。列宁通过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指出：这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已经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就已经意味着人在认识世界的日益深刻的客观联系。在这里，列宁提出了一个在历史研究中的极其重大的问题：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的统一。他强调：“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实践来检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而众所周知，黑格尔辩证法的体系只是满足于它的形式上的连贯性，它用同质的逻辑分析代替了活生生的历史分析。当我们揭示这一层关系时，就会发现：只有当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顽强的经验事实，才实现了他对黑格尔的“颠倒”。只有在这时，马克思才彻底打破了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封闭性，在逻辑与历史的关系中使逻辑从属于历史，把逻辑分析颠倒为历史分析，从而奠定了辩证法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并凸现了它的革命意义。事实上，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马克思正是这样强调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21) 这里所表述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识论颠倒，而是深刻的历史观革命。因此，列宁指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 (22) 这里所说的科学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中反复强调的作为“惟一的”科学的“历史科学”。这一点，在马克思之后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被理解和揭示。所以列宁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从这一点看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都体现在历史观上的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把历史归结为经济的或物质的动因，这一点经济唯物主义已经做到了，他们从来都不否认经济关系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但是他们却无法科学地面对历史本身，而只是把已经形成的历史现实，如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因而也就是超历史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始终贯穿着的一种历史主义方法。要达到对历史的这种理解，没有生成和发展的逻辑即辩证法是不行的。马克思对历史主义辩证法的系统阐发，最先是在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1847年）中作出的，这封信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而写的历史哲学提要。接受了黑格尔思辨方法影响的蒲鲁东，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生硬地以黑格尔的神秘理性为前提，把反映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经济范畴变成了一种神秘理性的先验结构（范畴体系）。针对经济学研究中的黑格尔主义式的思辨结构，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一定的”，其含义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 (23) 把现实的经济社会形态看作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这才真正是从现实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它打碎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永恒性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真实的社会生活反而是虚假的，只有那永恒不变的秩序才是真实的规律。这种理论的立足点就像蒲鲁东的哲学一样，虽然意在批判现存的社会秩序，而最终还是深陷在现实的泥潭中，再也不能挣脱出来。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历史地、暂时地存在着的，或迟或早都将走向灭亡，都将受到批判与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从来就有、永世长存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们应该用一种现实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它，任何非历史的理解都是必须被抛弃的。
从“实践”、“辩证”和“历史”这三个定语看，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无论冠以其中的任何一个术语，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历史观的革命，这种革命决非仅仅在认识（或知识论）上所能充分体现的。这种革命通过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和辩证法的生成逻辑一举打破了旧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体系，同时也取消了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合法性，代之以一种新的以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
3. 新唯物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中的运用与发展
正是由于新唯物主义的上述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自己的理论不是绝对真理的体系，而是实践的指南。也因此，在新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已有的结论上，而是通过对历史进程的把握，自觉地验证、发展自己的理论。
在1848年以后的岁月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多种形式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它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直接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总结并发展出了国家与革命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完善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关注和探索，以及晚年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等。而所有这些研究的重点都趋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和完善，其中经济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重大发现，除了历史唯物主义外，另一个重大发现是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第二个重大发现与第一个重大发现之间的关系往往被忽视，因此从表面上看，剩余价值理论似乎是纯经济学的内容。事实上，马克思的第二个重大发现，使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迈出了新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充分陈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中，他又用七个“一定”作为限定语精确地阐述了用这种历史观观察和研究历史的方法论特征。从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科学解剖的要求看，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已经是在唯物主义地看待社会问题，但是，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科学地解释了历史。造成这种差别的关键就在于只有马克思才深刻地揭示了现实发展的历史特征，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是由人们继承下来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且必然地要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以往的历史一样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定的”、“历史的”。这种历史的方法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说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也正是这种方法使马克思在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完成了最深刻的革命，以至他在一切细节上都远远超过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由于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最终成为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核第一次公开发表在《共产党宣言》中，而马克思用它来解释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则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总结经验、预测前途，从而迫使马克思进一步投入对当代社会的理论探讨。从1850年起，马克思重新开始了因革命而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研究几乎构成他后来理论活动的最重要主题。他留下了《1850—1853年伦敦笔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极为丰富的经济学文献。
这些文献不仅是基于新的历史观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而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把生产关系从社会其他所有关系中抽象出来，制定了经济社会形态的概念，对历史发展的阶段划分作出了科学论断。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实现了从一般历史唯物主义的概述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转移。前者在一般历史的哲学层面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而后者则是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进程揭示其独特的对抗形态和内在规律，从而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升到科学水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才彻底与空想社会主义划清界限。根据这种批判，马克思同时肯定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和它的历史局限性，既粉碎了把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的永恒状态而加以美化的资本拜物教，也打破了直接改变交换制度而不进行彻底的生产方式变革的空想社会主义。哲学革命和经济学的变革相互支撑，使马克思的经济学发现同时成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顶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资本论》看作马克思留下的“大写的逻辑” (24) 。
自19世纪90年代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便遭到了种种曲解和攻击，恩格斯为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留下了一系列著名的书信，全面论述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开始主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解释和传播时，马克思主义被严重地庸俗化了，实证主义和思辨结构的浸入，使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经历了第一次重大曲折。
1. 恩格斯晚年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在总体思路上和马克思无疑是一致的。但在马克思逝世后，他独自担负起解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使他不得不放弃原先的研究计划而承担起整理和出版马克思遗著的工作，在这期间，他还必须随时与各种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错误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
恩格斯晚年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反对对马克思的学说的庸俗理解，驳斥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歪曲和诽谤，同时也不失时机地从正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哲学基础。
第一项工作留下的是大量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正面阐述的书信。这些书信针对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巴尔特对马克思学说的粗暴歪曲以及“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解释，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第二项工作集中体现在以下文本中：《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1884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与考茨基合作）等。这三个文本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思想来源与范畴演进上和前辈学者的联系与区别，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与革命实质。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剽窃”的诽谤。在此，恩格斯较详细地说明了马克思之前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关系，指出，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但是，他们利用李嘉图的成就都“只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而已”。相反，马克思却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道德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出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 (25) 而“无酬劳动”正区别于汤普逊曾使用过的“剩余价值”一词，因为在汤氏那里，这一术语所指称的是“由于使用机器或其他资本，同样多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多余价值”。也就是说，这是单个资本家“带着他或者可能还有几个别的资本家所独占的新发明的机器闯进在此以前属于手工劳动的部门而取得了一种特殊的‘剩余价值’”。恩格斯十分精确地指出，在对这一术语的使用上，马克思和汤普逊是不同的。事实上，汤普逊由于没有能够实现对经济学本身的进一步提炼而陷入了自我矛盾，因为他把这个所谓由机器或其他资本生产的多余的价值说成是“由劳动产生的”。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一术语（或相近的术语）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也都使用过，甚至“plus-value这个用以表示商品占有者不付任何代价的价值增长的用语，从很久远的时代起就在法国日常的商业生活中通用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在于发现经济事实”。 (26) 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自然地走到了其尽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庸俗。简单地套用它的部分结论的社会主义者也没有能够走出空想。就汤氏而言，他的那个“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就只停留在“取消自由竞争”的“建立在个人保障基础之上的互助合作的生产，或者在分配和享受共同劳动产品上的自愿平等”。 (27) 这也就是“自由劳动、完全享用劳动产品和自愿交换”这个分配的自然法则。而马克思已经证明，这些“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28) 。真正解开此结的马克思，最重要的是在哲学上实现了思维方法的变革，从而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他的同时代人却不能理解这一点，甚至要求“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为此，恩格斯写下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这本书中，他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以及它与旧哲学的不同。
最后一部分工作集中于著名的《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以及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计划、札记和论文。在这些文本中，恩格斯基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阐发和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一类文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成为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最重要证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等首先对恩格斯发难，指责其背离了马克思的立场。 (29) 这一指责后来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如美国学者莱文就公开表示，他把恩格斯看作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形而上学的一元论的人” (30) 。至于西方马克思学，则把恩格斯说成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相对立的“客观自然主义者”。当然，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有一个完整形态，并能够与当时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最新发现相吻合，着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包括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在内的完整陈述。这样做完全没有违背马克思的意愿，而是使它更鲜明彻底地和正在死灰复燃的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折中主义对立和区别开来。正是恩格斯的这种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的立场，使他遭到了来自党内和党外、左的和右的方面的非议与攻击。
2. 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片面化
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者就由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来充当。虽然到20世纪20年代，在第二国际内部一直存在着理论争论，但究其主流，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广泛影响的解释还是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虽然并不是第二国际（恩格斯在世时就批判了那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经济唯物主义解释的做法），但是它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形象是从第二国际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考茨基的理论。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开始，马克思主义就被伯恩斯坦等人全面修正，留下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的话头。
卡尔·考茨基从1881年便担任恩格斯的秘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帮助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做了大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发表了对《资本论》进行通俗解释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参加了马克思遗著《资本论》第四卷的整理工作，并于1905—1910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名发表。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无产阶级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并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博得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桂冠。特别是他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影响很大，是很多后来无产阶级革命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读物，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恩格斯曾亲自审阅过这本著作的手稿，并作了一定的修改。他曾在书信中指出：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第二卷理论的提要，是对这些理论的独立叙述，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总体上还不坏。 (31) 但也就是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本书中，考茨基表现出严重的经济决定论倾向。
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为什么倾向于经济决定论？除了他们对恩格斯后期著述有严重的误解外，其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其一，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后，接连数十年都主要倾心于经济学的研究，正是这一研究使他得以科学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彻底革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给无产阶级运动注入活力。而且当时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没有公开发表，其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和潜在动因未能被揭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但这些工作并未完全公开，其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其二，在无产阶级运动不断扩大与深入的条件下，用马克思的学说武装工人（教育工人）成为最紧迫的任务，这迫使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方面更多地采用科学的形式，这无疑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和重要性。其三，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要求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提出自己对现时革命条件的科学分析，而这恰恰又需要在经济学的范围内作出回答。上述种种，就使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被抬到最为重要的高度。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年）、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3年）等重要著作。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考茨基的工作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中，考茨基指出，马克思所研究的是一定时代和一定的民族所特有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形态的运动规律。这个定位基本上还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停留在这里又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因此看不到以下两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内容：一是欧洲之外其他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除了服从于一般的历史规律外，更具有其民族和地缘的特点。现实的斗争需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提供具体的指导，而不是一般的结论。二是蕴含在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论中的社会批判原则，这一原则恰恰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最主要的东西之一，它的揭示需要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充分的了解。在考茨基的所有著作中看不到这一点。相反，他虽然正确地对《资本论》进行了定位，但恰恰没有理解狭义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导致他后来在俄国道路问题上陷入了经济决定论的机会主义。考茨基虽然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第一次证明当前社会运动的目的是过去历史发展的必然后果，并不是人们良心发现某种‘永恒正义’后随便提出来的” (32) ，但他不能理解，马克思在此只是否定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唯心论，而不是说历史的发展不需要历史主体的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就能实现。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就已经沦为“进化论”和“改良论”的机会主义，因此他在其后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重新回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决不是偶然的理论失足。他反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是必然的结论。
弗兰尼茨曾经指出，在理解考茨基的理论观点及其发展的时候，必须着重指出，考茨基以及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不是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研究，而是从当时的唯物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缺乏深刻认识几乎是第二国际所有理论家和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的缺陷。这无疑指出了第二国际主流意识的思维特点。更为深刻的是如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的合法的群众性组织，也许是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导致了严重的改良主义，这是他们政治策略的失误所在。
正是由于自身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政治策略的失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对于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缺乏必要的认识。这直接导致了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思辨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浸入，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修正。
实证主义社会学发源于对“市民社会”的经验观察，在这一点上，它与马克思主义具有起源上的一致性。由于它对社会的研究基于直接的观察，在对象上紧追“时代的变化”，因此表面上更具有“科学性”。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迪尔凯姆、帕累托、韦伯等人的崛起，使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方法论上获得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他们同样关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现代社会问题。特别是由于考茨基等人的教条主义不能直接适应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第二国际的许多理论家都转向社会学，以便掌握马克思著作中所没有的关于社会组织及其变迁的概念和理论，从而产生了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那样的把马克思主义直接视为“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事件的自然科学”的倾向。事实上，这一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过重大争论，苏联、东欧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仍用社会学语言把历史唯物主义表述为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科学学说。
新康德主义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之前，1865年李普曼在其《康德及其模仿者》一书中直接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从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新康德主义成为德国主流哲学之一，当时的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都在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康德主义虽然在哲学上有着许多不同的口号，但其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都反对“思辨形而上学”，主张追随康德把经验论与唯理论综合起来。
和在哲学上“回到康德去”相呼应的是，有人提出在经济学上的“回到亚当·斯密去”。这些思想派别都强调康德的主体性，主张用个别的经验事实来构成科学问题，反对哲学演绎，试图以此来满足社会学理论的科学性要求。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很快就成为这种思潮的俘虏，开始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过滤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于当时自然科学的模式。
伯恩斯坦首开修正主义之先河。在恩格斯逝世后，他从1896年始，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系统地修正马克思的学说。他是第一个用经济学的数字统计作根据来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科学论断的人。不过，他很快就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公开提出：一个经验的、可以根据经验证明的现象，并不需要任何演绎的证明。这些人还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惟一理由是，他们还从口头上承认“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相信工人阶级能够向前迈进。然而，这恰恰是一种进化论的思想。实质上他们已经最无奈地臣服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满足于一点一滴的改良。在1908年该书的“序言”中，伯恩斯坦强调自己的写作动机是：“工人阶级伟大解放的历史性权利和目的不取决于任何现成的公式，而是由达到这一阶级的历史的存在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需要决定，工人阶级所必需实现的是理想，则不是教义。” (33) 在1899年“法译本序言”中，伯恩斯坦引用了桑巴特的话指出，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驳倒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结论，而在于消化和发展这些结论，但是如果不首先对这一理论作批判性的清算，那么这样的继承就不可能彻底。他批判考茨基等人对“客观必然性”的固守，强调人的行为中的自觉的、自愿的、有目的的因素，认为凡是涉及集体的预期的目的时，在历史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就存在着主观力量。可以这么说，伯恩斯坦开创了主体性解释逻辑之先河，在恩格斯逝世后，《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上开始了一个时代，即在工人运动内部开创了一条异端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的修正主义路线。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一经出笼就立即遭到了包括考茨基等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批判。但是考茨基等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特质的理解，他们不仅没有赢得批判的胜利，最后还走上了另一条修正主义道路。这个批判任务最后是由卢森堡和列宁完成的。卢森堡作为经济学博士，在经济理论的理解方面远远胜于考茨基等人。在1900年左右，她在批判伯恩斯坦的斗争中，十分正确地指出了古典经济学的错误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她能够洞察当时“回到亚当·斯密去”这一口号的经济学的实质，揭示出历史学派的倒退和新崛起的主观学派的错误，从而为揭露伯恩斯坦的错误提供了理论背景。她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908年）一文中坚持马克思的“历史的观点”，指出在方法论上“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是马克思理论的关键。她科学地分析了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失误，证明了伯恩斯坦等人的理论只不过是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根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34) 从而科学地批判了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的机会主义性质。
关于第二国际，列宁有相当多的文献留了下来，不过他对第二国际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背景的批判，最著名的还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7年）。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从党性的高度强调了唯物主义，他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斗争是在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之间进行的。为强调作为现实工人运动的理论武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保证其不受修正主义的损害，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35) 。这样，列宁就捍卫和发展了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上对修正主义作了颠覆性的批判。
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当第二国际充分暴露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政治立场的背叛时，它也就开始从历史舞台上消退，列宁主义代表着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新的发展是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产生的，也是在和种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产生的。它以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生命力，也因此为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方向。 (36)
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公式”，而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对它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发展。19世纪中叶，马克思曾依据其所处时代的特点提出了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设想。但是，这一设想并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等因素使革命的中心和希望移向了东方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列宁首先敏锐地抓住了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率先在俄国发动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有力地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倒行逆施，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直接沿着列宁开创的道路前进的。从列宁到邓小平，清晰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生动轨迹。
1. 列宁和历史唯物主义：极富生命力的革命（实践）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列宁是个历遭攻击和曲解的人物。由于十月革命在20世纪历史中的重大影响，列宁被认为是其“实践”成果大于其理论成就的革命家。如丹尼尔·贝尔就把列宁作为“一党组织和革命理论”的作者列入其总结的1900—1965年社会科学方面基本革新的62个项目中。 (37) 在西方学者中，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在列宁的《哲学笔记》公开出版前，人们很少能够全面地评价列宁的哲学成就。另外，斯大林所推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也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列宁的哲学贡献的科学评价，因此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大作用被极大地忽视了。
事实上，列宁是马克思之后真正地理解历史辩证法的第一人。第二国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结论上而不能理解历史辩证法的实质，所以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人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科学地分析它，因此也就找不到正确的实践道路，陷入了改良主义的泥坑。
说到列宁对历史辩证法的正确理解，不能不提到意大利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布里奥拉。表面上，他和列宁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他们都明显高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更为重要的是，从他们进行理论研究的线索看，都趋向于一个共同的见解，即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存在着对应的关系。也只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也似乎有了一定的关系。拉布里奥拉深刻地从对背景和历史的考察中理解了《共产党宣言》的实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我们的学说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而只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语）来归根到底（恩格斯语）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 (38) 。因此，他强调，对经济决定作用的庸俗理解会把“历史降低为算术” (39) 。拉布里奥拉的理解受到恩格斯的称赞。拉布里奥拉有着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正是由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理解才帮助他更为真切地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他宣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并深刻地影响了葛兰西。事实上，列宁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受到第二国际理论家（特别是普列汉诺夫）一定的影响，直到1914年苦读了黑格尔之后，他才进一步领悟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卢卡奇则自认为是“沿着”列宁的方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他的“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对马克思的理解之间并无多少真实的联系。
列宁的哲学活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如果简单地以《哲学笔记》为界，前一个时期，主导列宁哲学思路的基本上还是第二国际的主流思想。在这一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即使在后来被视为经典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还缺少对历史辩证法的深刻阐述。但是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他抛弃了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强调，走向历史辩证法。在《哲学笔记》中，他终于认识到：“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40)
我们认为，《哲学笔记》确实是理解列宁的关键，因为列宁在这一文献中深刻地刻画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从而影响其后来的整个政治策略和行动，同时也影响了20世纪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作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化或反对恩格斯的证据。相反，列宁理论探索的这一特点和他所面对的革命形势和复杂任务是相关联的。
列宁的实践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与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同的环境——落后的工业生产和占优势的小农经济。这决定了列宁由以出发的现实条件是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也就是说，他必须抛弃马克思根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这是列宁成为真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所在，同样，这也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得以首先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列宁并不是在教条式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之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在实践中解读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并遵循历史辩证法的思维原则进行理论创造的。因此，即使他在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曾受到第二国际的思想影响，但他强调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领域内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却是一个关键。可以说，这一点构成了他正确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亲缘关系的基点。
因此，列宁的早期著作显示出这样一个特点：虽然对经典文本的运用显然不如他对俄国社会思潮的把握准确，但在依据恩格斯的语境批判考茨基等人时却留下不少值得圈点的地方，且提出的问题都具有针对性，预示着他后来理论发展的方向。如果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的参照，这一点就无法得到科学的解释，这恰恰是一些列宁的解释者失误的地方。表面地看，列宁早期《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谓“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特征与后期《哲学笔记》中所谓“黑格尔化列宁主义”似乎是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把列宁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截然对立起来的借口，而只是表明列宁思想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只是在列宁通过黑格尔而加以完整地把握住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以后，才显现出他早期与后期的差异。因而这不是什么思想的“断裂”。事实上，在列宁那里，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行动的辩证法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这构成了他与马克思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实质。
列宁早期和后期的“区别”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机械反映论”与“实践论”的对立，而是其理论论战的对象的不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期的列宁面对的是企图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来颠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根基的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引述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家们的哲学结论，硬要把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的混合物塞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这就势必要引起列宁的高度警惕，他所要捍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下层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这就是说，列宁对其所承担的批判任务和论战对象的把握是具体而准确的。但是，有人却责备列宁在涉及自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上主张所谓把主体和客体二元化的“反映论”，并把“反映论”等同于机械论。《哲学笔记》时期的列宁所要解决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历史哲学的问题。在《哲学笔记》中，他强调，在历史中，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样，他就把中心放到了实践论上。他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发展和意识发展的内在相关性，从而解决了“ 逻辑的范畴与人的实践 ”相关性的理论难题。它的核心是：“ 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 。” (41) 在这一基础上，他理解到马克思把辩证法、逻辑学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同一起来的深刻性，理解到他早期即十分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含义。为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42) 。这也就是说，列宁后期决没有放弃“反映论”，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深化了反映论。
列宁的《哲学笔记》并不是回到黑格尔，而是实践地理解了辩证法，也辩证地理解了实践。从上述“三同一”的思想来透视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的承接关系固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把它加以泛化和夸大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的“三同一”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三同一”，而黑格尔则相反。忽视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性质，变成它的敌人也可以接受的东西。
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解，列宁后来的革命策略有了显著的变化。最突出的是1914年8月，他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中曾提出，“作为当前的口号之一”是建立欧洲联邦，而到1915年，这一口号就受到了批判。此时，他特别强调“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是他在完成对辩证法深入研究之后，更加自觉而灵活地从现实条件出发寻找社会主义革命途径的生动例证。在表面上，这一转变直接针对的是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理论，而实质上则是：列宁遵循和贯彻了马克思的理论原则而发展和改变了他的结论，因为按照新的革命形式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以前，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 (43) 。
在传统的解释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列宁的包括上述理论在内的许多思想被孤立地理解，它们似乎是脱离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语境的纯粹创造。事实上，列宁的大量思考（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当前具体实践关系的实际解决。我们之所以强调列宁是真正地理解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也是由于这一点。当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时，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强烈的继承性，他突出了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推动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现实发展。但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历史背景也决定了它的曲折性。
2.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与发展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正是与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已经说明，十月革命并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结论的直接论证，而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成功范例，是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弘扬，因此，它的特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特殊的民族发展道路的有机结合。这一点使得十月革命的光辉典范而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结论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动力。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百年来艰苦探索而终于发现的解放道路之间的结合点，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这一点已经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时期的理论争论中充分反映出来。如在1920年11月开始的“社会主义问题论争”中，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反对把科学社会主义引入中国的理由表面看来并不是不能成立的：他们从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这一事实出发，认为中国缺乏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社会主义只适合于近世欧美各国的工业制度，而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但是由此也证明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的。第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比如，李大钊就指出，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趣，实质上就是要使我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产阶级结合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决不会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正是基于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才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强调由此就可推论中国社会革命了。这个争论从实质看，可以称之为经济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论争。争论的实质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路线斗争”中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直接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有关，这就是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之争。毛泽东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教条，也不墨守苏联的现成经验和模式，而是深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前的具体历史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新经验，发展新理论。他强调：“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 (44) 在这个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他在实践中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开创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科学地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他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45) 这才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创举。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它承继了十月革命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它又真实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地域和民族特点。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实现的第一次本土化或民族化。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新民主主义才能够顺利地取得胜利。
在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过程中，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矛盾又一次突出起来，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能不能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点，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已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一重要的认识，是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应”这个错误论断的纠正。正是基于对这一矛盾的理解，邓小平认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46) 。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毛泽东曾怀疑苏联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但是后来他并没有把这个正确认识贯彻到实践中去，却发动了极具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他的错误就在于对主体能动性的过分强调。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表面上看，是对毛泽东主体性逻辑的直接否定，而实质上他是对时代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来获得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但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把中国脆弱的社会主义经济融入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操纵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去，从而经受更为复杂的挑战和考验，这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从这一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须发扬更大的主体能动性以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上看，是和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它通过融入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充分吸收和借鉴它的最新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累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与技术基础。同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坚决维护自身的独立和主权，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可以说，“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构成我国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特征，这两大特征恰恰是世界历史与民族道路之矛盾的实际解决。从这里，我们看到邓小平对历史辩证法的深刻理解，他在坚持理论和实践、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的结合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3.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基础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由邓小平完整地加以实践和阐发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从1953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共约24年。在这24年的时间里，既有可贵的探索和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惨痛的教训。我们虽然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仍然未能找到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不能实现的。
从1977年开始，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共产党迅速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原则，致力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而实现了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形成了党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经过短短几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不仅迅速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而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成功结合。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庄严地向全党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47) 这标志着作为一个有整体构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这个理论是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的长期历史经验，全面分析当代国际关系形势，深刻认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这种结合在新时期的体现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上。这条思想路线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包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同中国国情相适合的历史选择，“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8)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理所当然地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建国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长期认识不足，对发展生产力存在某种忽略。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这次会议虽然规定了正确的路线，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正如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民主革命经过20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也经过20多年的曲折发展，才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形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并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问题，制定出一系列切合我国实际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政策、新方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但这也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中国的事情不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更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办。这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必须继续坚持下去。我们要格外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要妄想使中国成为外国的附庸。正是这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中国的具体实践为立足点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汇集起来，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确认了这个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既包含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又凝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历史经验；既正确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又科学地分析了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和发展趋势。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其实质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条最根本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欧的土壤上诞生的，但是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西欧这块土地。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对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所作的预言并没有完全实现。相反，由马克思主义学说所点燃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火焰却在与西欧社会历史背景有着较大差异的东方各国得到光大和发扬。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应当在实践中把握的科学方法。从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来看，它的成败利钝都与是否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有关。另外，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历了由两次技术革命所带动的高速发展时期，使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长期陷入低潮。在这种形势下，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文化和价值批判，批判的主体也由原来代表工人政党的理论家转变为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新的社会批判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被取消，而是在所谓的重新解读中被部分地改造和解构了。这就是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1.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双重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必须关注文化变迁的特征。这不仅因为文化变迁作为社会历史变化的一种适当反映也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应当关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对种种“颠倒的反映”——意识形态——进行清算，只有这样，它才能确保自己在指导无产阶级运动时的正确性。
在当下的研究中，文化问题似乎成为重中之重。一方面，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文化研究的视野也不断拓宽，在当代分裂成人文的、科学的或综合的等不同“范式”，由此引发不同学者对文化问题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在所谓现代性论域中，大量学者都将资本主义当作文化问题来讨论，因此，种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括激进的后现代论者）也变成了文化问题。事实上，更为深层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展开，黑格尔之后对工业文明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演化为对理性的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围绕工业文明的一正（辩护）一反（批判）的态度恰恰表现为文化问题，因此，这也是上述两个现象的基本背景。在这一视角中，我们发现，以20世纪60年代为分水岭，韦伯和尼采分别为西方主流和批判思潮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持。而在这之后，丹尼尔·贝尔和詹姆逊等人又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揭示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变化的互动关系，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文化思潮之间对话的重要内容。
在对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研究中，韦伯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家。他第一次明确地将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与新教伦理联系起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独特性。他认为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是由其“获利方式的理智性的程度”决定的，它取决于以下两种重要因素：把事务与家庭分开，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因此，他把资本主义精神定位于“理性主义”并追溯到新教伦理。 (49)
暂且撇开对他最后结论的讨论，应该说，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主义这一断言是正确的，它确实贯穿于西方近代历史之中，成为近代西方文化（或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从近代西方哲学的发端看，在笛卡尔那里，理性作为近代科学的孵化器在和整个文化的关系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作为哲学的奴仆，而成为哲学的主宰。因此，孔德断言，思辨的实证阶段的最后形成应归功于开普勒和伽利略的科学推动与培根和笛卡尔的哲学推动。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实证哲学恰恰就是韦伯所处的时代特征，用他自己的话说：科学被一致地公认为是合法有效的。这就是说，韦伯的哲学正是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在康德总结了近代哲学之后，理性便处于西方文化的最高峰。在他之后，黑格尔不仅建构了一个集理性主义哲学之大成的体系，而且在思辨理性的基础上谱写了一部绝对精神化了的人类史。但是，仅从这一体系的形式看，那个主宰人类历史运动的“理性的狡计”在支配世界历史（普遍史）发展的同时也终结了人类史，它成为沉寂的“绝对知识（真理）”，黑格尔本人所追求的自在自为的人类精神由此熄灭。可以说，在黑格尔那里，理性解构的必然性就已经存在了。
从文化到文化，当然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是如果将文化视为历史解释的全部根据，那就无异于“一位好汉曾经想像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人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颠倒了这种认识方式，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渊源与同构关系被揭示出来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不可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推动力，而是它的结果和产物。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当经济行为成为主宰人们的一切活动的首要因素的时候，理性就从来不是人们的自觉意识，而是表现为支配和捉弄着人们的“狡计”。它就是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即使韦伯的“精确计算”在它面前也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可以说，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历史得到实现时，他的自我意识（主体自身）就开始片面化，它必须屈从于这个实现了的“理性”。这是黑格尔批判思维中的一个矛盾。这一矛盾在他之后立即呈现出两条发展线索——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韦伯作为西方文化主流的代表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上，在“理性主义”精神的基础上构造出资本主义的千年福祉——科层制的“理性国家”。 (50) 而比韦伯早一些，尼采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对理性范畴的信仰乃是虚无主义的原因”，从而强调主宰未来世界的将不再是“理性主义”，那个行将到来的“唯一者”是虚无主义。他认为“虚无主义是我们彻底思考出来的伟大价值和理想的逻辑学”，并着手投入到一种“反运动”中，重评一切价值。 (51) 基于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双重逻辑的演进表现出复杂的景观。
黑格尔的追随者仍不放弃他的“客观精神”，波普尔代之以“第三世界”，分析哲学则大谈“语言的逻格斯”……在另一条线索上，尼采之后，海德格尔在严肃地追问“存在是什么”，力图解蔽那个“隐蔽着的匿名的决定者”，直指人赖以面对其生存环境的“理性”。胡塞尔表达得要直接一些，他公开指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 (52)
在60年代之前，这种对立已经广泛地表现在哲学、文学、文学批评和艺术等诸领域中，并且深深地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双重逻辑，它的直观表象，按雅斯贝斯的话来说就是：技术的群众性秩序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张力。这种矛盾状态的起源，可追溯到深植于西方（意识）的三大原则：“理性主义”、“个体自我的主体性”和“世界是在时间中的有形实在”，而前两种原则则是第三种原则的“双重根源”。正是在使思想客观化的时候，“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为自由而进行的一场徒劳的努力” (53) 。
当代西方文化的这种矛盾，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便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展开而充分表现出来。“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 (54)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巨大的事件在创造了对科学的坚定信念和对道德进步的希望同时，也开始摧毁这种信念和希望，从而造成了社会科学的危机。
60年代是一个新的转折，阿多尔诺“反体系”的《否定的辩证法》出台。在“运用主体的力量来冲破根本的主观性谬见”的冲动下，阿多尔诺将反思直接插入到哲学本身。他认为，哲学与科学一样都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简单的易货贸易的遗物”。在他看来，主体不再是先验地存在于“哲学体系”之中的东西，而是一种感性的具体——对抗形式的内容，正是资本主义的理性造就了一种体系——一种装作自在存在物的被法定的秩序，一种脱离了内容的形式。当代所谓“生存的”焦虑不过是“一个体系化的社会的幽禁恐怖”。这样，阿多尔诺的“反体系”的“否定的辩证法”就直接承担着两大主题：抗拒“同一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使用价值”；反对“概念”——以“必然性”表现出来的主体对现实客体的臣服（“概念拜物教”）。在这一基础上，阿多尔诺站在“历史的高度”清晰地看到在他之前的柏格森和胡塞尔的局限：流连于“主观的”可以言语的东西。 (55) 在反对物化的斗争中，他使哲学转向并和“异质性”相联，“表达不可表达的东西”，从而具有了游戏（他称之为“玩笑”）性质。这样，阿多尔诺虽然并没有直接开后现代之先河，但却揭示了后现代思潮的主题。
后现代思潮的产生和文化是直接相关的，但它并不就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现象——文学、艺术等的一种新风格。60年代末后现代思潮的始作俑者之一丹尼尔·贝尔在思考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首先看到的是：“虚无主义正是理性主义的瓦解过程……这也是极端形式下的现代心理……它如今已盛行于整个社会，也必将摧毁它自己。”从“文化是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的连续过程”的认识出发，贝尔从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描述了当代西方（以美国为标准和典型）的困境，认为“今天的文化已把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摒弃无遗”。 (56) 但是，他在转入对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整体考察时，揭示了“后现代”的文化表达的实质是“后工业社会”的“象征和含意”。 (57) 各式各样的后现代主义仅仅是在对个性的抹杀中努力分解自我。
但是丹尼尔·贝尔和那些文化批判先驱不一样，他在肯定“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之后，仍通过重建信仰来获得现代性——现代资本主义——的延续。他为处于现代性危机之下的众生提供的新的宗教观念是什么呢？这就是后工业社会的神话——一种技术统治论的神话、精英的神话、信息崇拜等。另一位美国学者E.拉兹洛看到的则是：资本主义在步入后工业社会后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显示出无限生机，以后工业社会为取向的“当前的文化转变证实了人类精神的恢复力和创造力” (58) 。在这种乐观主义精神的支配下，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并且渗透到其他国家的十分强劲的肯定后工业社会的主流思潮。
另外，扑朔迷离的后现代哲学思潮极尽一切可能解构着这个时代的种种“中心”与“霸权”。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景观，我们并不能用一种声音来概述这种思潮，但是在这一思潮中，同样也可以发现主导的批判性思路。作为一个代表，利奥塔反对“资讯霸权”、“思辨学术的科层性”、“知识的工业复制”等后现代主流。他高呼：“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差异，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 (59)
这一批判性思路在当代十分明显地转入了对晚期资本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对“后现代”这一术语的拒绝，意味着这一批判性思路对当代的批判已经站到了另一个高度上。如詹姆逊在文化批判中发现：文化批判本身不仅直接面对实际的“支配性的”社会生活，而且，在结构与主体构成的历史之中，它不断实现主体对历史的重构，从而实现历史的意义。因此，他强调：在当代条件下，“继续对比内部和外部、生存和历史，继续对现在生活的抽象质量作出判断，使一种具体未来的观念充满活力，便落在文学批评的肩头” (60) 。他甚至直接将文化研究或“文化唯物主义”视为一项“政治事业”，“而且实际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事业” (61) 。因此，他操起了反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大旗，作为批判后工业文明的代表。
目前，这一批判已经深入到主体自身。在最新的“新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研究中，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性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状态”，从而把知识分子“对它自身的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的批判”提到了全新的高度。 (62)
从上面的简单讨论中，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所蕴含的双重矛盾，虽然这一矛盾可以从更为长远的历史找到它的源头，但是只须从黑格尔之后的发展就可以断定：资本主义所提供给人类的自由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不管这个乌托邦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乌托邦、阿多尔诺的“认识论”的乌托邦，还是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神话、福山的“最后一个人”模式，它对现实的人来说都只能是一种“物的枷锁”，而不是“通向一切人自由的道路”。
回到韦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所蕴含的矛盾，他的科层制“理性国家”只是一个片面的东西，一个资本主义的乌托邦。随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冲突的解决），它也就必然地成为历史的遗迹。
但根本问题是解决这一矛盾的真实途径是什么。当依据马克思主义来探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时，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一系列文本中的历史遗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马克思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又给予其无情的批判，这些著作所揭示的和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相一致的历史辩证法究竟该如何表述？时代已经把这些问题现实地摆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面前。
现实地说，从我们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个最终目标来看，科层制的现代化模式之后将是什么？目前我们所顺应的市场经济所必然趋向的科层制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建构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或者更为深层地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型人格的形成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这个课题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当科学发展到全面的技术统治，并因而导致‘存在的遗忘’的‘世界黑暗时期’这种尼采曾预言的虚无主义时，难道我们要目送黄昏落日那最后余辉，而不欣然转身去期望红日重升的第一道彩霞吗？” (63)
2. 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突围与新的窠臼
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它所阐发的历史辩证法无疑代表了人类思想发展的最高成果；从地域上看，马克思主义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产物，凝聚了植根于这块土地上的优秀传统。但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或非齐一性展开却直接表现为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地缘对立，这一差异曾经在世界思想史上被人为地夸大了。
20世纪，马克思主义成为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主导意识形态，这并非偶然。它所阐述的基本规律并非西方社会所独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适用于饱受资本剥削的国家和地区。俄国和中国先后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就是明显的例证。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各国取得胜利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和发展呢？
20年代，在反对第二国际（同时也是反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斗争中，诞生了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为肇始者的另一马克思主义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思想支配下，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路发生了转移：它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其整个重心转向了哲学，因而在主题上历经变更——不断深入文化、艺术或人本身。这种倾向在70年代被明确地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这个并不仅仅以地域为标志的革新传统，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理论思潮。在这种思潮支配下，各种与当代西方文化（哲学）同谋的社会研究都被有意无意地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从本质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畸形产物。
这一思潮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把人的主体性问题和人类的解放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寻找适合西方发达国家解放斗争的革命战略作为理论活动的轴心，把主观辩证法或‘否定辩证法’作为文化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摈弃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把旨在改变人的心理结构的文化革命视为人类解放的真正途径。” (64) 这种取向必然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出发点直接追溯到黑格尔，因此产生了所谓“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同时，为声张个体的主体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自己的理论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等其他西方社会思潮结合起来，形成种种具体的主体性解放的要求，或者，融合其他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或批判而局限于特定的社会运动，如女权、生态等。以上种种倾向，也正是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危机”和文明“破碎”这个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因为“黑格尔关于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似乎描述了一个确凿的真理：如果存在着成为自由人这回事，那么首先必须打碎使我们从属于物的枷锁。如此说来，人类走向普遍繁荣的道路就不是通向一切人的自由的道路” (65) 。
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发端，便内在地蕴结了不可解决的悖论：操起主体性的大旗反对资本主义现实这个客体，却拒绝从经济和政治结构中入手来加以解决，而仅仅转向“人本身”，转向以人本主义为其主导本质的哲学。这意味着和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路保持了一致性，因而必然地在文本依据上，倾向于早期马克思并大谈人的本质的异化。
这一显性的逻辑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不同的批评，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更是直接地揭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倾向把马克思主义软化为抽象的人性、总体性和类异化的非科学规定，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本身丧失了强有力的战斗性。不过，他的科学主义倾向也未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而是走向和人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种片面性之中。
在60年代末，阿多尔诺十分清醒地觉察到这一问题，他指出：“物化本身是虚假客观性的反映形式。以物化、意识的一种形式为中心的理论唯心主义使批判理论成了统治的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可接受的东西。由此，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与《资本论》相区别——主要在神学家那里被抬高到它目前的流行程度。” (66) 进一步，阿多尔诺把辩证法引入主体自身的反思过程中，把人学逻辑与科学精神放在一起进行批判，解构了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支配下的主流哲学，以对同一性逻辑的证伪而实际地为后现代思潮提供了奠基性理论。
总的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努力，为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症结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它的基本哲学框架的偏差却注定它走了一条失败的道路。这一尝试又直接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避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人类通过实践历史地反映外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还能否称得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点，对8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真正的哲学在于其深刻的时代关怀，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如此。因为，它异质于旧的体系哲学之处正在于：它从不满足于构造解释世界的逻辑体系，而是随着世界本身的发展变化，紧扣时代精神，为自觉地参与世界历史的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指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面向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迈向21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面对的已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这个问题。现今的历史发展已经脱离了马克思的最初语境，相对于19世纪的同一概念，21世纪的社会主义肯定具有更多更新的特点与内涵。因此，所谓走进马克思，重要的不是要走进马克思根据19世纪西欧社会发展的历史情境作出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特征描述和理论结论，而是深刻把握马克思开展历史研究的广阔视野和辩证分析的方法。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其已经作出的结论，哪怕这种结论现今仍是正确有效的，而在于作为社会科学认识方法之灵魂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不是通过什么天才的“猜测和反驳”来发现和论证社会科学问题的，相反，他是根据历史自身发展的法则发现历史自己提出并可能解决的任务。他说过，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他不可能超出历史的现实条件而凭空预测未来的事态发展，他从不企图对各国各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统一的蓝图或模式，而仅仅提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一再告诫人们，问题的解决只能由人们根据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按照历史辩证法的逻辑来解决。
因此，走进马克思，即是走进历史辩证法。但是，只有从时代的要求和民族的需要出发才能激发出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信念和热情。这就决定了在走向21世纪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三个历史性课题：科学地解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从而回答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可能走向，阐明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内涵。
1. 全球资本主义与“历史的终结”
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话语出现的，在社会主义的理论线索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之为科学，就是因为其摈弃了前人理论所依赖的缺乏现实根据的价值悬设，而通过基于社会运动客观规律的科学逻辑，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一切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将之永恒化的学说都势不两立。可现实地看，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而寿终正寝，并且，布尔乔亚意识形态也以各种新的包装在当今世界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竞争着历史解释权和现实的命名权。在这一意义上，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及其理论遮蔽的批判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任务。
20世纪末，由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在资本主义自我体认方面，资产阶级意识似乎获得了新的力量：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的“历史终结论”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欢迎，而性质含糊的“全球化”话语，则成为经济、历史、政治、文化、哲学等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主流和非主流思潮广泛使用的对当前资本主义解释的理论范式。在相反的阵营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重新设定为“建设的理论”，《资本论》不再是批判的，而成为建构市场经济的依据。资本主义似乎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对象，世界革命的历史好像真的终结了。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幻象。从理论的历史看，“历史终结论”并非新鲜之事。这个话题在20世纪末的重提，虽然可能脱离了其最初语境，但它试图要掩盖和遮蔽的东西不会与其源头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我们必须沿着它的历史线索澄明这种乐观预言所未说明的东西。
“历史终结论”始于康德。康德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论背景。在他所处的时代，人们还只能根据牛顿物理学的自然规律探寻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人类可能拥有的只是“一部服从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所以，对于康德而言，历史运动的最高点即是那个基于自然可能的“社会的合目的性”——“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人类历史也就终结了。 (67)
黑格尔是在康德之后明确地提出并系统地论证历史之终结的哲学家。但与康德不同，他极为聪明地以绝对同一性的观念调和了康德哲学所内含的“自然星空”与“道德星空”的对立，而将康德作为（自然史）目的的世界历史变为人类精神史的目的，认为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惟一目的。这个最后的目的便是世界历史。 (68) 应该说，黑格尔将自由与世界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一方面，他几乎概括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历史哲学探索的核心矛盾——“应该”与“是”（也即自由与存在）的矛盾，从而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后来者直接言明了理论的方向；另一方面，他也极为深刻地指证了作为人类历史发展高点的资本主义所内含的矛盾。不过，黑格尔本人并没有完成这种探索，当他将现实的历史设定为绝对理念自我发展的历史从而也是自我意识最终完成的历史时，他就在“定在中的自由”和“历史的终结”这两极之间徘徊，最终将“国家中的‘道德自由’视为‘精神’的本性和历史的绝对的最后目的”，以思辨的方式回避了问题。
由此，我们看到，黑格尔不是准备在市民社会中寻找现实的人，而是预设了一般的人和特殊的人的对立。他将个人视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类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一个个特殊的人。在“一般人类”层次上，黑格尔在其观念的辩证法中取消了丰富的历史主体的形成与展开，所以，从根本上而言，黑格尔的历史是无主体的历史，它只是观念——绝对规律——自我辩证演化的历时性过程。特别是当黑格尔将粗暴的和野蛮的欲望从世界历史中剔除的时候，他自己就中了“理性的狡计”。世界历史的展开并不是这些欲望的消失，它们只是在理性工具的帮助下成为拥有美丽外表与歹毒心肠的复合体，但是黑格尔本人除了自己能够看得到的进步，他不可能提出更新的设想，所以世界历史在拿破仑时代的德意志就终结了。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极其诡秘地引用《圣经》叹道：太阳底下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这一点被机械唯物主义者翻译成历史决定论，20世纪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被改写为“经济决定论”（第二国际）或“无主体过程”（阿尔都塞）。而其“特殊的人”则是后来的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海德格尔等新人本主义者的理论入口。而理论视角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现实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成与僵硬的物质条件边界之间的对立深入表征。也就是说，如果黑格尔时代主客体之间还能够表现出同一性的话，那么在20世纪，同一性本身则直接演变为在技术支持下的资本同一性，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的“单维性”、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极为清晰地指认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役性和似自然性本质。
这一种本质，应该说黑格尔也可能意识到了，所以，尽管他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但他对社会并不是没有批判的。正是黑格尔首先指认出，在最后的自由（历史的终结）到来之前，世界历史本身是以反对“大写的人”的先验本质的状态存在的，这便是异化史观的秘密。用更加明确的唯物主义语言来表达就是：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地位真正获得之前，客观发生的历史只能作为人的史前史，也就是说在人的解放实现之前，人永远臣服于自然必然性的统治。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出发点。事实上，从黑格尔那里，我们已经看到：工业文明以来的历史正是“理性”奴役和压迫的历史，近代资产阶级所设计的似乎代表了人的最高理性的东西，恰恰是非理性的。
马克思（列宁）将黑格尔描写为一个有史以来用唯心主义方式表达了最具唯物主义内容的大思想家，其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最后归宿在于没有出路的欲望或意志，这是隐藏在人的本质之中的最深层的二元矛盾。因此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谈论人，他强调在生产方式解放之前，任何关于“人”的言说都是非法的。因此，马克思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似自然性为根据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基于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现实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来到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沾满了鲜血。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描绘。成熟的马克思决不指望通过伦理和道义的批判来驳倒资本主义。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揭示了，意识化为资本主义理性的物质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历史发展之累，并历史地说明了消灭这种物化意识的途径。因此，马克思所谓的观念统治着世界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支配世界的意义是不同质的。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作为客观存在的抽象的资本（资本一般）支配着逐步展开的世界历史，使它呈现为一种颠倒的关系性的物。当围绕资本的抽象观念最大范围地统治着世界的时候，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时候，这个时候意味着人类的史前史走入一个高点。遗憾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实质和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和再现。应该说，20世纪的自由主义并非不关心人，“人的自由”正是哈耶克、波普尔这样的理论家挂在嘴边的口号。但是无论是哈耶克区分出构造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来修正传统理性观的不足，还是波普尔进行理性的社会规划效果来回避“事实与决定（价值）”的二元论从而反对历史主义（决定论），他们都没有能够摆脱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历史假设——理性假设，从而也看不到以似自然性和物役性为本质的理性正是决定论和无意识的来源，也是他们自己渴求的自由的真正敌人，在这种条件下，真正的自由和世界历史都是不可能的。
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但是由于世界历史本身被包容在资本的形式之中而成为一个难产的婴儿，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终结”，而看不到马克思所指认的作为“史前史”高点的意义。这种状态与20世纪历史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以及在技术进步支持下的享乐主义生活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堕落、大规模的战争，人类历史面临着另一种“终结”——毁灭。即使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也对此进行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在工业文明支持下开始形成的世界历史所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理性霸权遭到来自各个层面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然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中，即使最为宽容的人道主义者也将社会主义歪曲为一种毁灭“自由和民主”的极权力量，因而也是资本的世界历史的大敌。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惊奇地发现，西方民主的敌人已经不再存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分解和垮台，苏联、东欧很快投入了西方的怀抱，中国等国家也因建设市场经济而在价值上与西方可能“趋同”（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被大部分西方学者指认为向资本主义的进军）。在这一背景下，历史的终结问题重新浮出意识形态的海平面，它既是20世纪初“西方的没落”感的安慰剂，也是21世纪“千禧繁荣”的诱饵。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没有任何理论创新，只不过是糅合了黑格尔、尼采等“历史的终结”、“最后一个人”论断的一个大杂烩。并且，他的黑格尔也只是柯热夫所推动的早已畸变为彻底的人本主义狂徒的黑格尔，这种黑格尔将“外在于主体并独立于主体的客体”解释为完成了的自由本身。因此，福山进一步将这个客体庸俗化为主体之间的普遍认可，从而认为“历史的终结是指战争与血腥的终结” (69) 。在这里，他悄悄地用资本主义替代了世界历史，用它的一统天下替代了世界历史的完成。因此，尽管他的理论带有极为明显的粗俗色彩，还是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遍的欢迎。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挑战者和埋葬者“死亡”之后，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资本主义）。在共同的经济利益与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基础上，普遍而均质的国家的产生得以可能。这是西方政治家和相当多理论家的真实想法，它的真实性在于它恰当地反映了已经全球化了的资本的内在需要以及没有对手的资本主义的狂喜。它以反讽的形式真实地指认了资本对世界历史的主宰事实，所以它可以将重新开始的战争与血腥作为这一历史的微不足道的细节而加以忽视。
客观地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生产的跨国化、金融的全球自由化等经济因素的催化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脱离了它在欧洲的历史起源，表现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观念。资本主义叙事再也不是欧洲的历史叙事了；现在非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要求建构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历史” (70) 。在马克思看来，基于世界市场而逐步开始的正是世界历史。这一历史是由工业文明不断推动的，当全球市场或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趋于实现时，世界历史的发展将获得了物质的支撑，但是资本主义只能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到来提供物质和技术基础。最初，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从这一点看，当前的全球化运动为无产阶级最后的解放正积累着物质条件。不过，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一样，这个条件仍然现实地表现为与人的真正解放相反的道路，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新左派运动所关注的重大命题。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以后新的发展，晚期资本主义已经区别于它的以前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必须认真地面对资本以全球抽象的形式进行的统治，必须立足于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的新特点重新审视无产阶级解放的可能道路和现实策略。可以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最大课题。这一问题同样是面向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2. 现实社会主义和解放议程
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曲折演进，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话语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很大的差异，以理论、实践中的运动和现实体制等不同的面目广泛地展开。在中国，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历程。
苏联、东欧剧变以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将灭亡”的论调曾经几乎成为共同的声调。这固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挫折，是否能够使我们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列宁指出，正是我们的对手准确地说出了我们的弱点，但是完全相信他们给我们开出的处方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现实中的问题正是理论上所要解决的问题。今天我们更需要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反思和总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些不同的话语也构成我们研究的参照背景和对象。
毫无疑问，苏联、东欧的剧变，标志着作为统一的斯大林式教条主义模式的彻底失败。这种失败，在理论上也是旧哲学解释框架（体系哲学）的终结。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当前的多样性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重建（发展）的多种可能：首先是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凸现了，国际社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同派别在这一点上广泛合作，大量的苏联、东欧学者以此介入国际讨论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其次，在反对旧哲学解释框架中形成起来的以“人”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了更强大的生长土壤，这种思潮与20世纪末的社会历史发展现实以及各种批判思潮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马克思“异化”理论对于“理解如何实现真正的自我决定，实现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如此迫切的个人的自我形成”的重要性被再次强调。最后，从理论的基本层面上“面向”或“回到”马克思自身，不仅作为一种元理论需要的冲动，而且作为现实的运动得以传播和扩散，这为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长足发展积极地积蓄着力量。但是，我们也看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的终结，意味着到80年代为止的苏联、东欧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最新成果和良好传统也付之东流。
在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是否因为苏联、东欧这个现实社会主义参照系的消失而融入更为广阔的背景，是否因此化“整”为“碎”成为个别地域或特殊集团（阶级、种族、妇女等后现代视域）的差异性话语，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是，作为一种未来社会“轮廓”或“构想”的社会主义与不平衡发展的世界体系（全球结构）之间所具有的深刻联系进一步凸现了，这是能够观察到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未来”或“未来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激发着不同政治团体和不同立场的学者的共同兴趣，在全球学术活动中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主题。我们认为，必须关注作为无产阶级总体解放议程的社会主义，这也是导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的现实和理论背景。
综观9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下列中心议题值得我们给予必要的重视：
第一，基于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欧洲左翼政治在“没有任何禁忌和没有任何‘神圣化的’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讨论”，特别是他们关于“作为社会制度以及为这种制度的胜利而奋斗的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的“新看法”。这些新看法虽然是五花八门的，但也提出一些重要共同点。如：（1）基于全球问题的多元立场的共存与相容主张被广泛地提出的新“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将在无条件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在法制国家不可侵犯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的全面民主化以及一种高效率经济体制的民主化。它为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社会而努力奋斗” (71) 。它是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和瓦解之后最具诱惑力的社会主义思潮之一。（2）从一种基本的社会构想将未来的社会主义理解为“某种完全与教条或伪宗教不同的东西”。它与反对个人主义的社群（团）主义进行某种合流，旨在获得对现实政治的意见表达权利。（3）适应于不同现实情境的“新思路”、“灵活的图景”、“新坐标”作为一种理论呼唤而达成共识。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多方位的”、“多理论层次的”、“多元形态的”、“多元主体的”、“开放的和复合的”构想。
以上三个基本点归到一点就是，如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指导现实实践的原则还存在的话，它只是旨在解决人的现代困境（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困境）和发展危机之现实的种种理论构想中的一种，作为一个与问题共存的原则长期存在并随问题的变化而发展。这一立场具有广泛的基础，如塔勃主编的《从左派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和勃腊克蓬主编的《倒塌之后——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等著作代表美国共产党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立场，就表述了上述观点。应该说，这些共同点已经明显地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适应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但由于它们同时是欧洲资产阶级意识争取群众的落脚点，如新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是英国第三条道路竭力利用的，因此成为社会主义不能轻易忽视的方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90年代全球性的社会主义主导话语不复存在前提下，以上多元化的趋势也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釜底抽薪，即把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因此，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积极探索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总体解放仍然是一个极为迫切的话题。
第二，社会主义可能具有的现实形态（经济模式）仍然作为探索的焦点之一。20世纪90年代，欧美左翼理论家掀起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新辩论。如美国学者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直言：“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而且在现实世界也是可能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这并不意味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 (72) 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辩护也在英国的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和日本一些学者那里得到反应。这种讨论的焦点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问题，但对于广大的选择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道路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却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第三，处于实践之中的社会主义运动之勃兴。这种社会主义是复杂的全球环境的产物，它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而且体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种种新社会运动中，因此需要更为具体地分析它们的意义。总体上说来，像一些激进思潮和新社会运动都提出了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解决的一些具体任务。一些激进思潮强调，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不是社会主义的独立，就是资本主义的边缘化。因此，对正在寻求经济发展和有效民主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社会主义是惟一可能的选择。而新社会运动主张，在争取扩大社会的和个人的自决可能性的斗争中，社会主义者与新社会运动是“天然的”同盟者。虽然现实的方案仍然在酝酿之中，但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选择却是不容置疑的。
从以上讨论看，一种现实可能的社会主义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讨论的首要议题。在这种探索过程中，我们看到，在现实性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时，社会主义的现实内涵也发生着较大的偏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与它的原初语境越来越远。我们强调，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社会主义都是一种解放议程，都必须是一种彻底的社会革命。离开这一点，社会主义就没有了现实性。因此，生态、种族、女权等新社会运动、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政治批判、文化政治学等，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但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能代替社会主义本身。现实要求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有效地抵制资本的霸权仍然是个核心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肯定上述种种运动形式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它们的局限性，特别在这些运动成为少数人（阶层）争取权利的斗争时，社会主义将失去它的广泛基础，从而进一步丧失其承载世界历史的历史责任。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结合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而声张那些具体的权利要求，如何基于其共同点使种种新的社会运动实现积极的联盟，恐怕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更大的和更为现实的意义。
虽然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末遭到空前的重创，但作为一种解放议程（话语），如詹姆逊所言，“目前的发展动态并不由于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成功”。在某种意义上，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地实现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见，而社会主义也似乎向它的科学语境返回。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言，“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已经遍布世界，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比以往的意义更大”。“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崩溃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也就还有意义”，现在，它可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来了”。 (73) 这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思考的问题。
当然，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只是我们理论建构的参照背景，无论是作为有着独特历史背景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还是作为体现无产阶级解放这一人类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历史要求，因此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首要问题。
3. 东方和西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客观物质条件的创造，“中国特色”是其显著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正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走自己的路”，中国成功地解决了其社会历史条件与科学社会主义要求之间的差距，通过社会主义获得了独立的民族发展。当代，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个外部建设条件与社会主义方向、目标发生冲突的背景之下，如何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规定性以及它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已经真实地构成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问题。
在实践上，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为我们勾勒出它的宏观轮廓；在理论上，邓小平理论作为这一道路的根本依赖已经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的内涵。这两个方面构成21世纪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背景。由于篇幅，这里也不可能完整地讨论其全部问题，而只是在东西方对立的历史语境中，回答对“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质疑，强调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民族性和本土关怀特征。
我们已经习惯地用“东方和西方”来指称一种全球性对立，但这两个范畴的地理语境和文化语境却遮蔽了这种对立的历史内涵。事实上，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同样表示一种对立的“南方”和“北方”、“中心和外围”、“中心和边缘”以及“霸权与反抗”，我们就可能深知其中历史地积累起来的经济、政治权利关系的不平等，意识到本世纪初那场以文化形式表达出来的中西之争至今还散发着历史的陈香，它为我们今天揭示自己的问题仍然提供着某种契机。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从西方开始追问：这种对立在何时开始？它的性质是如何形成的？
回顾历史，一个惊人的事实是，直到18世纪伏尔泰的《风俗论》，西方之外的民族才在西方主流史学之中得到一种“位置”，虽然在这之前它们也曾被提及，但都是作为历史的他者出现的。即使后来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黑格尔也不过是以西方人的观念演绎出普遍的人类史。人们由此认为西方文化孕育了它对东方的“霸权”，因此这种对立也只是一个文化问题，这种观念经由当代的“后现代论”的反思几成国际学术的普遍立场。但是，为什么东方不能提供为西方接受的“世界历史”？或者为什么“世界历史”总是由西方来完成？这个问题是否能够仅仅从文化说得清楚？更进一步，在18世纪以后，西方凭借什么力量不断地排斥东方，使之彻底地边缘化，从而不仅忽视了东方的历史而且支配了东方的现实，形成惟我独尊的局面？
历史地看，东西方的对立只是在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展开之后才逐步凸现的一种现象。这样，就不难理解它们的对立。因为，这个整体的世界历史恰恰是在资本推动下由西方完成的。因此，东西方的对立是从它们在历史上第一次遭遇就开始，随着全球联结成整体而实现的。在某种意义上，东方是由西方“发现”并带入历史的。这也就是说，当东方对于西方而言第一次被他们意识到具有重要性的时候，东西方的对立也就开始了。我们可以在美洲的被“发现”这一历史事件中深刻地感觉到。美洲是被发现的，也就是说，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它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虽然它在地理上是个确证无疑的事实。因此，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决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事件，而是世界历史的极其重要的事件。在这之后，一方面，人类社会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状态土崩瓦解，随着通讯联系、交通工具的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以加速度的方式“缩小”，以至发展成现在的“地球村”；另一方面，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的对立却一步一步加深，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和统治，西方世界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霸权等，造成难以用发达和不发达等话语进行描述的世界问题。因此，当代人可观察的20世纪的人类历史，实质上是日甚一日地反对世界霸权的历史。
由此看来，今天东西方的对立决非早期人类以孤立或狭隘的地域为中轴的生存状态，虽然它“既没有完全割断它同旧世界的联系，也不只是旧世界的延续；这是一个植根于旧世界的新世界” (74) 。而作为新世界的催化剂则是“工业制度和帝国主义” (75) 。正是这种制度的催化，在18世纪后半期，“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 (76) 。在这个统一的经济单位中，由于西方的殖民扩张，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新的全球性市场经济中，它们的“文化或经济为了符合全球性经济的要求都遭到深刻的扭曲和重新塑造”；另一方面，“由于追随以西方国家为先驱的工业化进程而追赶不上”，全球开始分裂，形成了“发达与不发达”这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只能“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家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不是依靠投入资本就能解决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77)
上述性质的对立恰恰是近代中国文化论争的最基本背景，真正的思想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1895年谭嗣同就直言一般的“船坚炮利”只是“洋务之枝叶”，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外侮前提下的民族的繁荣富强。离开这个前提，诚如孙中山所言，“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 (78) 。虽然近代的中西文化论争是以文化形式展开的，但其实质仍然是一种政治表达，因为只有在霸权直接威胁到民族生存之际，中国人才发出抛弃民族传统的呐喊或除了传统什么都不要的极端呼声。但无论如何，这种文化对话的最后期望是真正的民族平等，而这又必须彻底消除经济关系上不平等的根源，所以无论“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对于清醒的思想家而言，问题很快就转入到与政治革命并行的社会革命上来。这恰恰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最核心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便清晰地观察到，“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国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20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79) 。只有沿着十月革命的方向，中国才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社会条件本身塑造的历史进步的惟一可能性。只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真正地启动并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1949年以后的道路使我们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难度，改革开放的道路已经使我们迈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新征途。但是，在众多的学者看来，东西方的冲突问题又再度软化为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按照这些学者的看法，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但是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决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所以对于中国而言，“现代化”只是一个参与问题。但是，我们从20世纪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却看到：一方面，被动地“参与”西方道路并不能带来西方的成果，相反它却进一步加强了19世纪末以来的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另一方面，西方道路的优越性也很难成立，它在当代呈现的生态、种族压迫等问题也证明了：对它的单纯模仿更是第三世界内部发展的一种灾难。因此，在20世纪后半期，即使西方国家也开始普遍地反思这种道路的意义。在这一背景下，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始作俑者或鼓吹者也纷纷地放弃了西化的立场，如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亨廷顿在其最新出版物中，连西方文化是不是具有普遍性也开始疑问了。
我们已经强调，虽然问题经常以文化形式进行表达，但实质仍然是政治。特别是在当代全球化过程中，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重要性逐步被经济和工业力量取代，跨国公司以新的经济伪装继续推行着殖民主义。在这一背景下，即使像“后殖民论”这样激进的文化研究也都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可见，在当前，脱离经济来谈论文化显然是行不通的。就中国而言，在中国能否有效地通过移植先进的生产和技术手段而避免它的灾难性后果，换句话说，中国能否生长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这都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强调我们不可能“描绘与现状‘本质上’不同又比现状美好的世界未来图像”，并大胆地预言，“我们也就必须考虑人类历史也许走到终点”了。他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几乎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但是，在亨廷顿这样认可西方文明是“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学者那里，这种立场同样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其核心思想仍然是建立在以下前提之上的：“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80) 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警觉，因为他在谈论文明的冲突时，事实上只是将政治冲突以文化来表达，通过将这种冲突永恒化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干预政策提供合理的借口。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衰落以后的新的国际环境里，从海湾战争到轰炸南联盟，资本主义力量所表现的空前团结充分证明帝国主义不仅存在而且获得了新的逻辑论证；无论是人权问题、种族问题还是文化或其他问题，一概都是其全球行动的理由。事实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确凿地陈述了一个真问题：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目前充分展开的（以文明来表示的）西方发展模式，不论是不是普遍的，但它反对其他文明的现代化，不管这种现代化的方式是西方化还是非西方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才能成为美国所谓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依据。事实上，它也是这种政策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将之称作“文明挑战论”更为合适，亨廷顿本人也将西方文明之外正在复兴中的文明叫作“挑战者文明”。
在上述条件下，没有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繁荣、富强、民主、自由，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不可想像的。当然，在这里，我们并非是想呼吁传统的再生或儒学的复兴。儒学能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依赖，历史早已作出了回答。我们旨在强调的是，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的基本内涵中，除了社会主义之外，就是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并非仅仅指与那种历史“同一性”并存的“多样性”，而是由中国当代生产力格局所建构起来的具体性，它决定了中国必须以独立的民族道路解决自己的问题，又不能将自己孤立在世界之外。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如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样，它恰恰为中国这样的“正在崛起的人民提供了一种选择，而西方的自由经济制度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无法轻而易举地适合这些国家的情况的” (81)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苏联、东欧模式已经被证明是落后于世界历史格局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答它何以能够满足中国民族道路发展的需要。
历史所提出的问题必须历史地理解和回答。在不远的过去，我们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当下，我们也必须在实践中回答这一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思想历程看，马克思不是通过自己天才的想像杜撰出问题来，相反，他是在历史研究中发现历史本身所提出的问题。他也没有给出“终结”的答案，他强调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一再告诫人们，问题必须由人们自己在特定的环境中按照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具体地加以解决。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具有时代特征，这也是我们讨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所面临的三大历史语境的基本考虑。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看，上述三大历史语境真实地展现了它所面临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自觉地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对民族（中华民族）、国家（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中国人）极端负责的精神，科学地、理性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这样的问题决不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种简单的等式所能解决的。这恰恰也是提出“走进马克思”这个口号的思想的出发点。
事实上，我们所期待的已经不是马克思的最初语境，而是背负着时代的重任与马克思对话。我们坚守他的方法论遗产，探求其出发点，希望能够像他一样直面历史和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成自己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我们把以科学方法为支点的马克思主义始终看作是指导我们这个民族向前走的活生生的路标，这样做已经杜绝了将“走进马克思”视为一种重构其体系的庸俗。这就脱离了有些学者轻言的“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历史高度建构自己的话语。因此，可以毫不讳言地说，“走进马克思”的最基本宗旨在于企盼年轻的一代中国学者能够忠实地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遗产，完成自己对时代的贡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7页。
(2) 鲁·托马斯：《不为人知的青年马克思》，转引自《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熊子云、张向东译，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2页。
(5) 同上书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页。
(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1页。
(7) 参见同上书第1卷，第418—453页。
(8) 见同上书第1卷，第455页。
(9) 同上书第1卷，第443页。
(10) 参见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四章。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13) 参见同上书第42卷，第12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12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9) 这里必须一提的是：由于缺乏真实的历史主体或把历史主体置于历史之外，无论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历史在他们眼中都是决定论的。直观唯物主义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如在斯密那里，现实的经济生活完全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虽然把“神”或“上帝”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下来塞进了人的“自我意识”，但还是哀叹“理性的狡计”是人所无法打破的。与精致的唯心主义相比，旧唯物主义无法在主体的解释上获得完整性，因此也总是受到唯心主义的攻击。费尔巴哈用更为朴实自然的“类”来对抗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然而，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就将唯物主义排除在其历史视野之外了。而唯心主义为了避免在设定历史前提上的“任意性”，一次次地诉诸纯粹的方法，并因此一步一步地将理性推到自己的极点。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之后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它不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总体的人”之中复活，也为东欧马克思主义“实践派”的“理想的人”所体现，还更深刻地内含于在当代中国较有影响的“类哲学”之中。
(20)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22)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9页。
(24)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学者追寻和揭示这个“大写的逻辑”过程中，人们往往喜欢从理论的逻辑入手，以一种体系建构的方式来表现这种逻辑。事实上，这种做法忽视了列宁所强调的理论和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问题，从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科学这一方法论特征。这样，对时代的科学分析变成一种围绕体系的理论争吵。这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太大的积极意义，反而容易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忽视当代的真正问题。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但在这些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却越来越远离世界和生活。我们在不同的论文中反复强调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的方法这一基本特质，主张不能简单地从体系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必须基于实践的立场分析、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参见孙伯鍨、张一兵等《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孙伯鍨、张一兵等《体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有意和“体系”过不去，而是旨在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都不是停留在某种已有成果上，而是最终在实践中完成的。因此在今天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意味着面对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发展马克思主义。
(2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1—209页。
(26) 参见同上书第21卷，第558—563页。
(27) 参见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0页。
(29) 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5页。
(30) 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页。
(32) 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区维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09页。
(33)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30页。
(34) 参见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4—42页。
(35)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页。
(36) 第二国际的庸俗化充分说明，从纯粹的理论上并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守一种教条更是对理论科学性本身的扼杀。这个问题，后来的毛泽东以中国问题为例证形象地说明过，他强调：“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这个典型的论述，不仅充分说明了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实践路线在什么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深刻地阐明了为什么在今天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面对现实问题的原因。
(37) 参见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范岱年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38)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满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39) 同上书，第121页。
(40)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41)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42) 同上书第55卷，第311页。
(43)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45) 同上书第2卷，第646页。
(4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4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4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3页。
(49)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50) 参见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九章第八节。
(51) 参见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74页。
(52) 《胡塞尔选集》（下），倪梁康选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982页。
(53) 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54) 《胡塞尔选集》（下），倪梁康选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页。
(55) 参见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56) 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0—83页。
(57) 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导论”，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56页。
(58) 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李余波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5页。
(59)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60)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
(61) 参见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62) 参见德里克《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6页。
(6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6页。
(64) 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65)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张志伟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66)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67) 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8页。
(68) 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1999年版，“绪论”。
(69) 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70) 德里克：《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68页。
(71) 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72) 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译，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73) 参见德里克《革命之后：警觉全球资本主义》，卫斯里公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4页。
(74)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75) 同上书，第36页。
(76)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
(77) 参见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卷，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14页。
(78)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载《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4页。
(79)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载《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8页。
(80)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81)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