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的风雨征程使中国共产党在迈向社会主义的崎岖道路上历经艰险而锐意不减,流血和牺牲从未能使她屈服,错误和挫折也从未使她动摇,她一次又一次地从困境中崛起,从失败中创造出新的生机。惟其如此,她才能够使一个受尽屈辱、饱经忧患的旧中国,成为一个文明、进步、独立、自强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信念支撑是断然不能取得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进军的80多年,从来就不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她遭到过来自多方面的敌视、抵制、诋毁和漫骂,也经受过来自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误导与困扰。但是凭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强信念和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发扬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批判和创新精神,克服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思想阻力,在逆境中求发展,在低潮中谋奋起。正是这种无坚不摧的信念和忠诚,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宝贵、最具特征的品格,使他们能够在内外敌对势力的重重压力和国际风云变幻的强大冲击下巍然屹立,领导着中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智慧和毅力谱写了80多年来光辉而悲壮的中国现代史。
历史是最好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80多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决定性历史转折的80多年。在这80多年中,中国人民彻底卸下了沉重的封建主义的历史包袱,清除掉帝国主义长达百年之久的统治基础,从而使民族觉醒,工农奋起,人民团结,国家走上独立、自强、文明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最好不过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强大威力。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和落脚点不是在书斋里,也不是在讲台上,而是在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里。它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表现在它是否有能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和改变这个世界的实际进程。脱离现实历史进程的理论,在各种自发的社会力量面前束手无策、随波逐流的理论,不管怎样高深莫测和自我标榜,它们的真正价值都是大可置疑的。因此,我们切不可助长这样一种倾向:用所谓纯“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来贬低和否定在现实斗争中发生并在现实斗争中运用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味地追求语言的个性化和思维的特异性,这就无异于要把马克思变成完全脱离实际而仅供少数哲学精英在书斋里作学院式探讨的纯学术偶像。在目前风靡一时的“解读”马克思的热潮中,联系国内国际斗争形势的实际发展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努力日见其少,标新立异地追踪某些外国学派来创立新体系的兴趣则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思辨化、烦琐化和隐喻化。
如果说上述这种现象仅仅是某些学者的个人偏好或学术时尚,并不完全正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的理解。在现代西方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早就和实际的工人运动以及共产党人的政治活动不相关涉了。他们既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超现实的批判者,又始终站在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对立面论长道短。他们鄙薄经济斗争,远离政治实践,惟一感兴趣的是把现实的社会历史问题蒸发为逻辑的、直觉的、思辨的、抽象的哲学体系,用还原、体验、领悟、澄明、释义、祛魅、去蔽、解构等现代概念魔术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用“实存”、“本真”等形而上学行话代替对现存社会关系和客观历史规律的辩证把握。而一旦脱离了对社会客观经济状况的科学分析和对现实政治斗争实践的直接参与,哲学就只能在纯思维、纯逻辑(包括语言)、纯意识、纯直观甚至不可言说的纯情绪中寻找自己的出发点和生存基础。这不仅又重新回落到马克思以前旧哲学的那种思辨和形而上学状态,而且从现代哲学发展的特点来看更增加了烦琐性、隐喻性和不可通译(理解)性。这种思潮目前正强劲地影响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毋庸讳言,现代西方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对我国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产生了误导作用,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确轨道,走上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学院式的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科学批判和革命改造,对实现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的执着追求;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路线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科学学风。这个传统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由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继承和发扬,并且由十月革命以及继十月革命之后的东方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史与卓越成就所确证和丰富了的。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革命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面对不同的任务和挑战,因而它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在斗争中丰富自己的内容,但是切不可认为时代变了就应当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革命传统,用西方学院派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来代替坚持科学的认识方法和革命的实践原则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诩为把握到马克思哲学真谛的各派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层出不穷地推出了各种新的解读模式,把存在主义、黑格尔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以及普遍语用学等人为地塞进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框架中去,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幌子下用马克思的名义向读者兜售和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眼间,不仅康德、黑格尔、费希特和尼采,而且连宗教痴迷者克尔凯郭尔都成了马克思的“精神密友”,由此构筑起来的学术殿堂既深邃又神秘,马克思则俨然被看作这个殿堂的至尊和偶像。在这个殿堂里,诚然有令人神往的“纯学术”,却无论如何都不能锻造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它必须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和发展,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种离开实践抽象地争论思维的真理性和现实性的哲学倾向,是经院哲学的固有特征。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那些自称为“实践派”的哲学家,无一例外地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标准,因为他们所指称的实践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实践。这是我们批判地审视西方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所应该特别注意的。当然,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都不应无视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至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从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和考订方面来说,某些西方学者确实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这些方面加以引进、介绍和借鉴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哲学作为一定历史时代的现实关系和特定存在状况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与回声,必定这样那样地传递着时代的信息,因此只要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我们就能够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分析和理解来把握当代西方社会的深层矛盾和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开展同西方各派哲学的沟通和对话是必要与有益的。但这种对话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科学分析态度,而不是趋时媚众,用西方最时髦的流行哲学行话来改装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书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所谓基本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所谓基本方法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路线和认识方法,贯穿其中的根本原则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在阐述和展开的过程中,我们有选择地探讨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并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批判。本书用“走进马克思”这个名称,只是为了说明,本书的写作是严格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原意进行的,决不代表任何一种标新立异的“解读模式”。因此,本书的阐述将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适度展开,凸现其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无论人们怎样借口时代的变化来这样那样地“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内容和特质都还是普遍有效的。限于水平,本书的缺点与错误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正。
孙伯鍨于南京大学南秀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