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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概念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康德将纯粹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置于实践理性之下，开启了对道德实践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新方向。经过费希特的发展，实践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被赋予了更宽泛的内涵，它被指证为绝对精神创造历史的纯粹活动即劳动。这成为后来切什考夫斯基提出行动哲学这一概念的重要思想渊源，也是马克思最初批判活动的理论起点。正是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改造，才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同近代工业文明发展过程相一致，近代哲学的兴起也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培根、笛卡尔开创的近代哲学，以伽利略、牛顿等人所确立、被当作精密研究工具的数学和几何学方法为其方法论的样板，要求哲学研究应达到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精确水平（如笛卡尔就认为历史是不能作为研究对象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种观念为批判宗教、推动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也蕴含着深刻的矛盾。第一，主体用来认识对象的工具是一种从自然科学方法中提取出来的逻辑系统，用这套概念工具建构起来的普遍逻辑体系，无一例外地要求运用一些不变的公理、定理去把握不同的对象。这就只能把对对象世界的认识局限于单纯的数量以及数与形的关系的形式方面，而把它们的本质与内容推到了不可认识的彼岸，这就造成了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第二，由于近代哲学局限于从形式理性出发，因而它们所能认识的对象实际上只是由它们的理性所建构起来的，而真正存在于它们理性之外的实际生活（作为非理性）是理性所无法触及的，这就产生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二元对立。第三，抛开了事物本质规定性的形式理性，可以不顾事物质的差别无所顾忌地从一个领域过渡到另一个领域，从自然界扩大到社会，从自然科学扩大到法学、经济学等，这样整个客观世界一方面被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领域，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同质逻辑把它们从形式上统一起来，而内在于这些独立领域的整体关联问题，却无法在认识上被揭示出来。尽管近代哲学也想从总体上把握客观世界（如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但这种努力也只是停留在若干外在的相互作用，而不能把握世界的内在整体关联。这表明超越于具体生活领域的整体性存在是无法被近代理性把握的。
“自在之物”构成了近代哲学的认识界限，实际上也构成了人们历史活动的界限。在这个时期内，看起来人们的活动都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人们并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活动（这就是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本真含义）。这也意味着以经济人预设的古典经济学，无法实现个体活动同社会整体生活的协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近代理性主义并没有摆脱形式主义与片面性。以数学与几何学为基础的抽象理性是不能作为人类理性的根基的，必须寻找新的理性基点。这个基点应该是什么呢？康德认为，应该是实践理性。因此，实践理性是康德力图走出传统哲学误区、建立未来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
那么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否具有他所说的形而上学功能呢？从康德哲学的本意来说，纯粹理性不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所在，人的生活不限于认识世界这一方面，上帝、灵魂、自由等，比起形式理性所揭示的科学认识更为重要，但上帝、灵魂、自由是形式理性所无法把握的，只有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才能通达。在这里，康德认识到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认识活动并不构成人类生活的真实内容，它只是人类活动的第二级存在，人的生活的意义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类生活中构成一切的基础是人的活动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以实践理性为保障的。那么这种实践理性该如何理解呢？显然不能以形式理性那种推论的方式加以把握，与这种推论方式不同的是伦理生活中“应该”的价值尺度，“应该”构成了实践理性的本质规定。这样一来，本想进入生活世界的康德哲学，一跃成为超越人类生活之上的哲学观照，它企图从超越于人类生活之上的价值悬设出发对生活世界进行规定与裁决。因此，这种实践理性虽然标榜要把握人类生活的总体与本质，但却旋即又陷入了道德哲学的抽象直观之中。康德虽然想从思想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但最终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二律背反之中，思辨地复活了自己所批判的东西（康德的实践理性，在当代的解释学中得到重现）。
康德哲学的重大贡献不在于他提出了具有价值悬设特征的“实践理性”概念，而在于他敏锐地发现了近代哲学中蕴含的重大难题，即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个体与社会、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在此基础上，当康德转向实践理性领域时，他实际上是在实现一种哲学观念的转换，即要从以前的认识主体转向行动主体，认为理性中的二律背反只能通过行动才能解决。康德的这一思考为后来德国古典哲学指出了一条道路。当费希特从行动的观念出发，以绝对自我作为其哲学逻辑的出发点，通过主体的外化产生客体时，他正是沿着康德的路子展开的。他用绝对主体作为消除二律背反的理论根据，实际上是把康德哲学的矛盾推向了极端。从主体观念出发是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只是提出了问题。“康德哲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曾经唤醒了理性的意识，或思想的绝对内在性。” (1) 但康德的理性只是一种形式理性，是彻头彻尾的抽象思维。“这样，其结果，理性除了提供简单化系统化经验所需的形式统一以外，没有别的，在这样的意义下，理性只是真理的规则，不是真理的工具。理性只能提供知识的批判，而不能提供关于无限者的理论。这种批判，分析到极至，可以总结在这样一句断语里：即思维本身只是一种无规定性的统一，或只是这个无规定性的统一的活动。” (2) 当康德以实践理性作为问题的解决出路时，这种同样无具体内容的理性只是一种伦理设定的“应当”，最多表明了道德上的一致性。“所谓众心的一致不过只是大家对于某一内容表示共同赞成，以为足以建立起一个合乎礼俗的成见。” (3) 黑格尔认为，这种外在的干预是没有用的，理论必须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事物内在转变的可能性。由此出发，黑格尔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提出了劳动辩证法，力图从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的劳动辩证法中解决康德实践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
早年的黑格尔崇尚古希腊的民主城邦制，认为这种制度既能体现社会共同体的发展，也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当法国大革命冲破封建专制，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帜时，黑格尔是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但随着雅各宾派专政后恐怖统治的出现，黑格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对它的反思，使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社会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通过耶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黑格尔意识到，像康德那样简单地以伦理价值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也是肤浅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确造成了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但同时也造就了超越二律背反的历史可能性，因此必须从对现实生活的分析中找到解决二律背反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既可以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可以达到社会的理性自觉。黑格尔认为这个基础就是劳动。劳动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能够实现个体与社会生活的本质联结。
把劳动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首先是重商主义者把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本质规定，通过流通积累财富成为早期资本家的主要驱动力。但是流通本身是不创造财富的，只有回到生产才是回到了财富的真正基础。因此，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尽管他们所讲的劳动还具有特殊性，但相对于重商主义者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到了斯密时期，他抛开了劳动的特殊规定性，认为是“劳动一般”创造了财富。“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起初的东西。” (4) 当斯密把劳动作为财富的最一般规定时，反映了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大工业生产的结构挺进。
黑格尔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解读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在《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中，黑格尔第一次比较详尽地研究了劳动的社会历史意义：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个人与共同体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劳动作为对个人与共同体起共同推动作用的本质规定性。“每个人的工作按其内容来说是普遍的劳动，既看到一切人的需要，也能够去满足一个人的需要：换句话说，劳动是有价值的。单个的个人的劳动和财产，并不是它们对他个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而是它们对一切人来说所是的那种东西。需要的满足是一切特殊的个人在其相互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依赖关系……每个虽然是具有需要的个人，却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东西。” (5) 在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个人的劳动只有被置于社会的总体交换过程中，才能实现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个人的需要只有在交换体系中才能满足，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劳动在个体与社会关系所起的中介作用。这也就是说，超越于个体之外的社会关系的总体性，那个在康德那里无法认识的“自在之物”，在劳动中却变成是可以理解的。“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那么同样，他另外也还当作他自己的有意识的对象来完成一种普遍的劳动；这样，整体就变成了他为其献身的事业的整体，并且恰恰由于他这样献出其自身，他才从这个整体中复得其自身。” (6)
黑格尔的劳动与康德所说的实践已经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康德的实践概念主要是局限于伦理领域，而黑格尔的劳动则已是现实的生产活动。这种活动使主体同对象发生关系，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康德所设定的“自在之物”同主体发生着相互作用，并通过主体的作用被创造出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自然的“自在存在”作为同活动的意识“相对立的现实”，“沉没到虚妄性的假象之中去了”。这也就是说，通过劳动，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了，康德所说的那个自在之物，通过劳动转变为为我之物。“物质绝不会没有本质上的形式的，而且惟有如此它才成为某种东西。我愈是把这种形式据为己有，我就愈加现实地占有某物。” (7) 现象与物自体的僵硬的对立，在劳动的历史活动过程中被消解了。同时作为社会历史中的劳动，当它消解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时，也解决了自由与必然关系中的二律背反难题。
从黑格尔的这些论述来看，他是把康德的问题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进行解决的，这使得在康德那里是永恒对立的范畴获得了历史的意义，问题的提法也就超出了纯认识论的范围。在劳动辩证法的基础上，黑格尔把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变成了社会历史生活中内在的矛盾规定，从社会生活的辩证发展的视角来解决康德的难题。康德所谓的现象与物自体、思想与现实的对立与非同一性，在黑格尔这里变成了历史活动中同一绝对主体自我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这就把康德哲学中现象与物自体的分裂演变成了绝对主体的外化与回归过程。在这个外化与回归中，主体最终结束自己的分裂状态，走向理性的统一。经过这一发展过程，黑格尔认为哲学将最终实现自己所确立的理想。
黑格尔自认为解决了康德的问题，但实际上他只是把康德的问题推向了极端。康德的理性尚具有现实规定性，而黑格尔的理性则全然是先验的假设，他只是用假设的理性解决了康德的二律背反难题。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中，黑格尔在论述感性确定性时指出，感性的东西如果不借助于理性就无法表达出来，比如我们说这朵花是红的，这是对感性的描述，但在这个描述中，所用的语言都是理性的概念，因此感性的规定性是在理性（知性）之中，理性才是第一位的。在这个思想中，理性成为先验的存在，黑格尔实际上就把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理性抽象为所有认识的先验根据。在这个论断中，理性如果是假定的，那么它也是非理性的，所以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是逻辑的必然。但黑格尔哲学中的实践概念已经具有了社会历史的内容，虽然在深层逻辑上这种历史内容还只是思辨理性的外化。
在黑格尔哲学中，理性是一个假定的先验的存在，而对理性的这种先验假定，同黑格尔关于劳动的理解紧密相关。批判思辨理性，进而科学地理解劳动，则是马克思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起点。
劳动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是作为社会历史观的中心概念提出来的。劳动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在自然经济时期，人的劳动是局限于土地上的，劳动的结果依赖于自然的恩赐。因此，这种劳动没有摆脱自然的同一性，人在劳动中以对自然的依附为前提。而在资本主义工业劳动中，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机器系统作用的加强，劳动成为在主体有目的监控之下的过程，在生产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正是这个原因，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依托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转而将劳动中的自我意识即理性提高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把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交往普遍性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黑格尔的这一抽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历史进入现代，外部自然越来越变成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环节。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哲学的反思中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抬头，外部自然的种种客观规定越来越纳入人的主观性之中，以致在康德之后所完成的思辨中，存在问题竟然被全部消融到主观性之中去了。
但建立于大工业基础上的理性，同18世纪的理性又有着不同的内涵。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起，就开始对法国大革命与英国的工业化运动进行反思。当康德设定先验理性、黑格尔设定绝对精神时，他们所讲的理性是超越于英法理性的，德国的哲学家们认为法国的启蒙理性并不足以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因为这种理性仅仅是属于个人的。而康德、黑格尔所讲的理性则是一种社会理性。当黑格尔说劳动与交换体系会建立起个人同社会的关系时，当他认为资本主义劳动体系会带来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时，他的理性是内含于社会关系中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凌驾于个人与自然之上的。在这种理性中，黑格尔所讲的历史，并不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发生过程，而是社会理性运转的展示。在这里，黑格尔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他使社会生活成为理性活动的注脚，而不是从社会生活中去理解理性的现实内容。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首先是对黑格尔所说的超验的、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理性进行唯物主义的颠倒，这个颠倒是至关重要的。这是防止把社会劳动中介系统无限夸大，从而把现实的历史活动夸大为理性活动的重要限定，因为这个夸大是导致哲学陷入思辨深渊的重要原因。早期卢卡奇的历史概念，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失足的。从唯物主义出发，劳动不再是价值的“惟一源泉”，更不是从先验理性出发的精神活动，因为在劳动之外有一个人的理性所无法完全消融的自然存在，这使得黑格尔的思辨抽象失去了基础。
但这样一种颠倒还是无法解释理性的起源，而这一问题不解决，理性的先验性就不能真正地被驳倒。这个新的理论基点是实践，因为实践作为现实的历史活动过程才产生理性，理性是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认识论的研究同社会历史的研究一致起来，为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通过社会历史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使哲学回归到社会生活中，这是马克思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的理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