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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举国欢腾，举世瞩目。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把一个一盘散沙、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开放自信、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些问题始终是理论界和政治学界一直追问和探讨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并实施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无论是百年实践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均证明一个浅显的道理：党的因素对于历史的和当下的中国很重要。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作为才能担负起这一重要使命？全面从严治党是必然选择。
追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从严治党和密切党群关系始终是两条红线，中国共产党正是沿着这两条红线，党的事业一步步发展壮大，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严治党、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二者之间也就是前述两条红线之间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探讨清楚这一个问题，可能有助于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而追寻“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走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创之路，向历史、向人民继续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一以贯之、持之以恒，不能有差不多了、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中国共产党无论处在什么历史方位，党的事业无论发展到什么历史阶段，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承诺，也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两条红线依然并肩前行，互相促进、互相影响，成为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选择。
基于此，本课题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与密切党群关系互动开展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密切党群关系，为了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进一步开发执政资源，夯实执政基础。可以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对密切党群关系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形成了良性互动。所谓“正向影响”，是指一个事物的运行能够发挥使另一个事物朝着更优的状态或者更好的结果运行的作用。本课题从正向影响切入，力图破解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方面和内在机理，进而建立二者互动的分析框架。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深入思考全面从严治党如何进一步深化发展，走向纵深，是党建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同时，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们党在前进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正所谓“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化危为机、化险为夷、把握规律、居安思危、应对考验、迎接挑战成为新形势下我们党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党的二十大把初心使命和建党百年的历史经验写入党章确定下来，提出“这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道理全党上下都知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也存在一些有违党的宗旨的事情，让老百姓缺少这种感觉。细究里边的缘由，可能有个别干部存在贪腐、不作为、与民争利的现象，但是也不排除在市场化利益驱动的大环境下，老百姓对利益过分关注，时时面临攀比、竞争、选择和淘汰的烦恼，足见分配资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环境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革命战争年代完全不同，我们会不会好心办了坏事，会不会投入了资源，最后却惹出了麻烦？更何况，世界上哪个政党不是承诺顺应民意，更好地服务群众，没有一个政党宣称和老百姓对着干，但是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政党时不时地爆出了丑闻，最后被老百姓抛弃？理论上的豪言壮语并不等于现实中的累累硕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我们不仅要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要适应新的环境，面对新的变局。时刻追问一下：我们怎么样履行治国理政的职责才能使老百姓满意？怎样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认可？只有时刻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发挥自己的智慧，挖掘自身的潜力，才有能力为人民服务，有办法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让群众真正体会到获得感，进而得到最为广泛的民心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但是大也有大的难处。9800多万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不同组织层级，不同行业领域，不同民族地域，教育管理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从治理腐败来看，从20世纪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到21世纪初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一直在探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始终没有得到根治。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突出的成就，但是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远远没有见底，存量没有清零，增量还在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面对复杂的形势，探究相关的影响因素，追寻从严治党规律，始终是理论工作者和党建实务界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在更宽视野和更广领域中破解从严治党和党群关系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是揭示从严治党规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政党，也是善于自我革命的政党，“四大考验”中执政的考验是最根本的考验，长期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四种危险”中脱离群众的危险是最致命的危险，尖锐性和严峻性不容等待。利用系统科学的思维，从自我革命入手，化被动为主动，从整体上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应对长期执政的考验，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方法论之一，也是古今中外执政者必须遵循的铁律。科学揭示这一规律，正确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与密切党群关系互动以及相互形成的影响是理论界的一个全新课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同时也是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既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还要为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奋斗；既要深化改革，还要保持社会长期稳定；既要全面从严治党，还要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的热情。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各种关系、各类事项中，我们党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抓住牛鼻子，那就是密切党群关系，那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因此，找到二者的逻辑关系，理顺二者在实践中的掣肘，对于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切矛盾都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针对反腐败和党群关系，198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随后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再到十五届六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从这些重大方针政策中隐约能够感受到从严治党和党群关系中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但是如何从学理上说清楚，并为党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还有一定差距，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界和党建实务界的遗憾。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出台，到现在已经修订四次，明确党的纪律包括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六个方面，群众纪律已经成为党内法规中的固定用语，某种意义上讲，实务操作已经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从严治党和党群关系互动研究的难题亟待破解。党的二十大对党和国家的事业进行了新的部署，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给出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
的定位，这就说明世情、国情、党情增加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群关系互动的复杂性，恰恰也说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现实针对性。
源于此，本课题为分析全面从严治党对党群关系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撑范式，为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提供了依据。同时搭建了一个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群关系内在联系的分析框架，为党和政府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做好群众工作提供方法论指导。
国内研究从严治党对党群关系的影响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9）为开创研究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开始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拨乱反正。从严治党和密切党群关系开始为党建理论界所关注，这一时期研究特点有三个：（1）大批专业的党建著作开始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初步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和密切党群关系的思想架构。（2）开始系统总结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挖掘老一辈革命家从严治党思想，进而论及党的优良传统对党群关系的影响。（3）围绕“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开展研究并作了充分的论证。主要形成以下三种观点：（1）生死存亡说。陈云（1980）明确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著名论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中央纪委，陈云担任中央纪委书记；1980年，陈云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我们党执政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和突出问题，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2）人心向背说。郭士岑（1982）、李永山（1985）、李世钦（1986）、范平（1989）等认为，端正党风事关人心向背，党风好，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范平在《十年党的建设研究述评》中指出党风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只有党风问题好转，党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李世钦在《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对执政党建设的作用》中指出，共产党员要自觉抵制特权思想的侵蚀，无论掌握多大权力都坚持不搞特殊化，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3）抵消说。张胜祖（1984）、陈洪儒（1986）、杨彧（1990）等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树立起来的威信有被党风问题抵消的危险。
第二阶段（1989—2012）为展开研究阶段。受东欧剧变以及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1989年中央作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1993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反腐败问题。这一阶段对从严治党影响党群关系的研究已经从一般论述上升到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高度，研究角度有四个：（1）从执政资源开发、执政合法性的角度研究二者的关系。（2）从社会转型期化解党脱离群众危险的角度研究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3）从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角度，研究党群关系的重要性。（4）从群众工作、群体性事件、社会组织等微观视角研究党群关系。
这一阶段的主要观点有四种：（1）执政资源开发说。孙艳春（2007）、祝福恩（2007）等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可以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开发新的执政资源，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孙艳春教授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民意资源问题研究》（06BDJ029）中指出，权力配置不科学、权力运行失范、权力不受制约是腐败现象蔓延的根本原因，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民意资源流失严重。只有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配置格局，强力遏制腐败蔓延，执政党的民意资源才会得到恢复。祝福恩教授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运用和拓展党执政资源的对策研究》（09BDJ019）中指出，要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针对反腐倡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这样我们党才会赢得党心民心，获得更加广泛的人民群众资源支持，极大地扩展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2）化解执政危险说。衣芳（2011）、龚永爱（2012）等认为化解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而且要从被动应付向主动求解转变。衣芳在《关于党密切联系群众问题的几点思考》中指出，如果不能保持党的纯洁性，密切党群关系就失去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组织基础，只有破解长期执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纯洁性难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密切党群关系的问题。龚永爱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三策》中提到群众工作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基础的巩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从严治党的精神，扎实做好联系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在增进群众感情、密切联系群众中形成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3）提高执政能力说。祝灵君（2008）认为党群关系和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密切。在《党群关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视角》中提到，党群关系视角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执政理论。党群关系理论包含阶级基础论、群众路线论、政党领导论三方面内容，而提高政党的执政能力是中国政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提高执政能力绕不开密切党群关系。（4）促进群众工作说。辛向阳（2012）、何历宇（2012）等认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大反腐败力度可以促进基层群众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提升群众工作的效果，保持党的先进性。辛向阳在《当前党的基层群众工作的几个问题研究》中提到，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就要把握当前我国基层群众工作的新要求，它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主要“点”上：关键点——端正党的作风，基点——解决群众实际问题，重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节点——完善各项制度建设，支点——注重社会心理疏导，靶点——防止社会矛盾激化。何历宇在《转型期党的群众工作创新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指出，在转型时期，由于各项制度的不健全，产生贫富差距过大和腐败现象，群众对干部的信任大打折扣，干群关系紧张。如果任由腐败蔓延，党的执政地位会有所动摇。党中央把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提出来，党的群众工作就有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和舞台。
第三阶段（2012-至今）为深化研究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逐渐从党的建设层面上升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已经成为推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引擎。随着中央转变作风的强力推进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开展，对全面从严治党和群众路线的研究逐步深化，研究角度有两个：（1）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多学科视角研究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重要意义，密切党群关系的实施对策，这些成果对全面从严治党、转变党的作风和反腐败多有涉及。（2）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作用、成功实践、宝贵经验和重要意义，这些成果也都涉及了密切党群关系和党的群众路线。
目前主要形成以下五种观点：（1）利益平衡说。张哲（2013）、赵士红（2013）、向鑫（2014）、孙应帅（2016）等从利益整合的视角研究从严治党对密切党群关系的影响，认为贪污腐败、不正之风打破了各群体利益的平衡，最终影响到党群关系。张哲在《利益多元化格局中的党群关系问题研究》中分析了利益关系变化、利益分化过大、腐败问题、利益协调机制失衡等对党群关系的影响，提出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建立健全利益协调的制度体系等对策措施。赵士红在《党群关系面临的新问题及其破解》中指出，破解党群关系新问题的途径除了发挥政党利益整合功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政治民主化实现人民群众政治权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对人民负责的机制外，还要有加强作风建设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搭建党群互动交流平台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等。向鑫在《利益协调与和谐党群关系的内在机理探究》中指出，党群关系的实质就是政党和群众之间的以利益为主要纽带的双向互动，两者之间的利益取向越统一，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反之就越疏离、冲突甚至破裂。孙应帅在《创新“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的理念和方法》中指出，密切党群关系最根本的，就是切实维护以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要素包括利益关切，以“根本利益”为主，在各方面利益中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主，在复杂的阶级阶层和社群族群利益中以工农利益为主。
（2）服务影响说。王厚明、朱绍章（2014）、王可园（2015）、尹艳（2016）等认为，领导就是服务，相信群众的智慧，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从严治党应遵循这一价值目标。王厚明、朱绍章（2014）在《领导干部舒适度与群众满意度的价值选择》中分析了领导干部追求舒适度对群众满意度的现实影响，认为领导干部过于追求个人舒适度，只当官不做事，只用权不尽责，尸位素餐，就会不自觉地把安逸享乐放在群众利益的前面，就会淡化为民服务的宗旨，并提出服务群众使群众满意的工作标准，即服务越及时群众越满意，服务越细致群众越满意，服务越彻底群众越满意。王可园在《党群关系疏离原因及重建之道》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具有一种“逆向参与”品质，党员干部主动深入群众，有助于重建“断裂”的党群关系；坚决维护群众利益，有助于促进“断裂”的党群关系重建；要相信群众的智慧同样有助于重建“断裂”的党群关系。尹艳在《密切党群关系应把握三个重点》中指出，虚心学习群众的德能，做到时时学、处处学、终身学，使自己政治智慧增长，执政能力增强。热心服务人民群众的需要，使人民群众的美好期盼变为客观现实，从而满足群众的需要。诚心诚意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把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当作一种警诫、一面镜子。
（3）行动感化说。刘红凛、卢先福、奚洁人、姚桓、桑玉成等（2013）认为，新时期必须在党的建设科学化视野中来审视党的建设，只有实现党的作风建设的制度化与科学化才能有效解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面临的突出问题。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开题会上，专家们认为党的作风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价值的多元，尤其是党长期执政，会出现执政懈怠，易导致脱离群众，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一些专家认为，党的方针政策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政策的执行也必须符合群众利益。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出现新的特点，已逐步由革命年代感情和历史的认同转化为现阶段利益和法理的认同，应该从群众角度来看待党群关系，而不仅仅从干部角度来分析。
（4）机制保障说。梁道刚（2013）、林兴初、寇正文（2014）、梁瑞英（2015）、张书林（2016）等认为，只有构建科学的监督制约机制，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力主体地位，才能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梁道刚在《构建密切联系群众的动力机制》中提到密切联系群众的动力机制由压力机制、内力机制和引力机制构成，要通过构建这三个动力机制，并使之密切配合形成合力，解决密切联系群众的动力缺失问题。林兴初、寇正文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动力机制和实现机制研究——基于浙江台州的实践分析》中阐释了党内民主动力机制——政党目标导向型动力，政府规制动力机制——政府管理激发型动力，社会成长动力机制——利益诉求催生型动力。梁瑞英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动力机制论析》中从动力机理的角度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六种动力要素：理论导向力、目标指引力、根本推动力、内驱力、外驱力、源动力以及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构建密切联系群众的动力机制DAIMEI—C模型，以期为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提供不竭动力。
（5）实证说。国家统计局每年在若干省份开展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倪星、孙宗锋（2015）基于某省的调查均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使老百姓的满意度在上升，但是更要注意基层的腐败问题。受中央纪委委托，国家统计局于2016年10月底至11月底开展了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调查报告显示，92.9%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比2012年提高17.9个百分点。调查报告显示，与往年相比，2016年群众的满意度、信心度、重视度、遏制度指标均有所提高。93.1%的群众对遏制腐败现象表示有信心，比2012年提高13.8个百分点。93.0%的群众认为所在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政领导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比2012年提高12.8个百分点。90.9%的群众认为当前党员干部违纪案件高发势头得到遏制，比2012年提高5.5个百分点。调查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各项标本兼治措施得到人民群众高度认可。92.1%的群众认为2016年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正“四风”有效果，比2013年提高10.8个百分点。90.1%的群众认为治理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效，比2012年提高18.1个百分点。倪星、孙宗锋在《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基于G省的实证分析》中通过对G省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近70%的受访公众感知到其所在的县/区党政机关总体清廉程度较低。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发现，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增强与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绩效、文化和信息三种机制显著影响着公众的清廉感知差异。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清廉水平越高；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清廉水平越高；有行贿经历和被索贿经历的公众与没有这些经历的公众相比，前者感觉到更低程度的清廉水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行贿和被索贿经历会直接降低公众的反腐败工作满意度，被索贿经历比行贿经历更会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而腐败容忍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公众的反腐败工作满意度。
党的十九大以后，从严治党和密切党群关系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党建实务界的共识，形成的研究成果很多。如戴立兴（2021）在《密切党群关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中指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反腐倡廉，是改善党群关系的必然要求。腐败分子背离了初心使命，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必须坚决查处。李精华、李阳阳（2018）在《近十年国内党群关系问题研究综述》中指出，实践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狠抓党的作风建设、对党内腐败问题零容忍、实行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等措施，党风政风出现了明显好转。但是，不能不看到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不同程度地存在，与人民群众对党的期待还有一定的距离。曲青山（2018）在《人民群众：共产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源泉》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强力惩治腐败，整顿作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赞誉，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说明，共产党要想赢得民心，必须旗帜鲜明地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内在包含密切党群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六个“相统一”，其中“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内在包含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作用。王世谊（2021）、柳宝军（2022）认为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要素耦合，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需要以党管干部、选贤任能制度建设为基础。康乐、臧伟（2023）认为以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抓手，选拔忠诚干净有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总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离不开群众的因素，全面从严治党和密切党群关系始终是以干部为中心开展的，全面从严治党与密切党群关系的互动是必然的。
国内研究的不足。上述研究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对策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对全面从严治党对于密切党群关系的正向影响有所揭示，但是总体上尚显粗简：（1）研究视角缺乏前瞻性。多数研究专注于论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合理性，描述从严治党带来的党群关系的变化，少有从揭示规律的视角分析全面从严治党影响党群关系的内在机理，为进一步从严治党提供理论支撑。（2）研究内容缺乏开放性。全面从严治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仅局限在党建层面研究对党群关系的影响，视野不宽，缺乏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开展研究，未能彰显其理论高度和时代价值。（3）研究方式缺乏精准性。国内研究分别以全面从严治党和密切党群关系两个问题为研究对象，所以得出的结论涉及很多方面，对于密切党群关系的影响仍然是粗略考察和一般论述，缺乏深层次揭示。
国外没有党建学科，政党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合法性理论是执政党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个基本理论。在拉取选票这一目的之下，政党会想方设法博得民众的青睐。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对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和密切党群关系开展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主要有：
（1）（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2013）认为，中共的全面从严治党能够保证共产党高效地执政管理，做出对公共利益有益的决定，使共产党赢得公众信任，使人民对党有信心。
（2）郑永年（2015）认为，中共“救党”本身并非唯一的目的，对国家来说，“救党”只是一种手段，通过政党建设来拯救经济，通过经济建设来增进执政党的合法性，从而维持和改善社会治理。
（3）（德）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改革，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增强政党-国家体制（party⁃state）的适应性，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
总体而言，目前国外对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对密切党群关系的正向影响和二者互动鲜有论述，更未见成型的学术观点与专门的论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依据合法性理论等学术资源和党群沟通的具体做法来比较分析我们党的党群关系，进而探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对党群关系的影响。
1.文献查阅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入访谈法和统计学计量分析方法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群关系的现状，对国内外密切党群关系的做法则主要采用文献查阅的方法。
2.矛盾分析和辩证分析的方法。采用此方法论证党在党群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3.系统分析的方法。采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全面从严治党影响党群关系的具体方面。
4.综合研究的方法。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影响的各种要素，并进行理论提炼，形成六个方面的影响机理。
首先界定全面从严治党与密切党群关系互动的内涵、逻辑和基本要素、目标导向，概括全面从严治党必将带来党建领域、国家治理领域、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然后分析二者互动的生成机理，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概括全面从严治党对党群关系的影响，从政治学逻辑和社会学逻辑两个方面概括影响的机理，然后提出党群关系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反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我们党的领袖，擘画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和密切党群关系的宏伟蓝图。因此，通过追寻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处理从严治党和密切党群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有助于诠释当下全面从严治党和密切党群关系相互影响的逻辑关系。同时，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课题组投放调查问卷，得出部分数据，通过数字来说明二者的相互影响关系，佐证理论推演的结论。
第五部分从现象描述的视角指出当前党群互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第六部分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期待二者的互动能够更好。最后得出研究的结论，全面从严治党对密切党群关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和全局性的，群众的态度对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