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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思维不仅存在于时间维度的研究和理论建构中，也存在于空间维度的研究和理论建构中。在空间的视野中，线性思维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形态。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在对“中心—边缘”结构提出质疑时就指出：“事实上，我们似乎生活在神奇的一体化世界中，然而我们仍然在使用陈旧的、前电力时代那种支离破碎的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
麦克卢汉基于对媒介的分析而表达了他对线性思维的深刻揭示，认为工业化兴起的媒介将人的感知系统塑造成了一种线性结构，诸如拼音文字、印刷品、广播、电影等这些“热媒介”由于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信息而剥夺了公众的参与，使无须思考、参与和互动的公众成了信息的一种延伸或者直接的产物。如同线性的逻辑推理一样，在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一旦给定了前提条件，逻辑推定的结果就是固定的、唯一的和可预测的。就像车轮延伸了人的腿脚，电话和广播延伸了人的声觉，印刷品延伸了人的视觉一样，兴起的各种新媒介线性地扩展了人的某项或某几项器官和技能，却因此将人肢解成了一个不完整的怪物，人类因为在个别方面具有了非凡的专业化技能而失去了整体思维的能力。
如果说时间维度中的线性思维会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让人们尊崇历史而惰于创新，那么空间维度中的线性思维则把人们导向对“中心—边缘”结构的建构中去。或者说，线性思维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从某个中心出发而向边缘展开。一旦通过思想和理论去作用于实践，就会把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安排到“中心—边缘”结构的序列中，并赋予这个世界以稳定的秩序。事实上，线性思维本身就是一种拥有“中心—边缘”结构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科学兴起之时，它以形式逻辑的形式呈现给了我们，展现出一种从某个中心开始进行推演和论证的路线，形塑了思维在空间形态上的或空间意义上的线性属性。所以，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建构的世界也就是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麦克卢汉说：“直到不久前，我们的制度和安排，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和安排，都只是一个单向的模式……老式的、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单向模式。”
麦克卢汉从轮子、铁路、报纸等媒介的角度给这种“中心—边缘”结构作了生动的刻画：“轮子造就了道路，并且使农产品从田地里运往居民区的速度加快。加速发展造成了越来越大的中心，越来越细的专业分化，越来越强烈的刺激、聚合和进攻性……轮子和道路通过辐射模式即中央—边缘模式来表现和推动这一爆炸性过程。集中制依赖边缘地区，中央权力到达边缘地区要借助道路和轮子。”
不仅在一国内部，而且从整个世界范围看，都是由于线性思维而建构起了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国之所以能够控制着世界的贸易格局，让资本与货物按照自己的意念在中心与边缘间流动，并通过拉拢边缘国的中心，让他们成为将剩余价值输送给中心国的利益“传送带”；中心国之所以垄断了创新的产出与传播，有计划地向边缘国输出技术，并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方式从中获益，同时还在“技术援助”的外衣下宣传自己的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边缘国之所以会陷入对中心国的智力依附当中，表现出对中心国理论的崇拜以及要努力挤进这个话语体系的强烈愿望，都拜空间维度的线性思维所赐。
如果说时间维度的线性思维通过泛历史主义的概念解读而让当代人变得不自信，从而要求借古言今的话，那么空间维度的线性思维则让人们因为边缘地位而不自信，因而总要通过来自中心的话语去证明自己、表达自己，服膺于中心性的话语，顺着中心话语去思考和表达。就现代化理论而言，它不仅包含着时间维度的线性思维，同时也贯穿着一种空间维度的线性思维。用乔纳森·弗里德曼的话说，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把空间变成时间的误译”。因为，在现代化理论的视野中，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中心国与边缘国都隶属于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中。所以，现代化理论总是将当下的边缘国刻画成中心国的过去，将当下的中心国宣传成边缘国的未来。这显然为以空间形态出现的“中心—边缘”结构塑造了一种时间序列，并巧妙地将“中心国—边缘国”的空间结构概念命名为“发达—不发达”的时间序列概念。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现代化理论同时也是“把时间变成空间的误译”。因为，现代化理论的追随者往往是将个别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普遍化，认为这是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普遍适用的，从而将其兜售给所谓“欠发达”国家。换言之，现代化理论是要努力把一种历史上曾经拥有的经验打扮成一种适用于整个空间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发展路径。事实上，这种理论或主张不仅在欠发达国家中成了强势话语，而且也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并得到了强权的支持。一些欠发达国家可以表达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拒绝，却忠实地执行现代化理论开出的国家发展方案。现代化理论包含着线性思维，或者说，现代化理论就是线性思维的产物。在现代化理论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媒介的线性发展与扩张无疑进一步助长和强化了线性思维。
麦克卢汉看到，“我们把东京、伦敦、纽约、智利、非洲和新西兰的新闻并列在一起时，那就不仅仅是在操纵空间。这些并置的事件归属于时间上相隔很远的文化。现代世界是连接一切历史时代的桥梁，它连接不同时代的能力和它压缩空间的能力一样强大。一切地域和一切时代都成了此地此刻。”
正如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一个报纸的版面上阅读“一切”时间和“一切”空间的新闻一样，技术的力量也让研究者可以轻松地获取关于中心国和边缘国的数字化信息以及他们的历史。当“一切地域和一切时代都成了此地此刻”时，研究者就非常方便地运用线性思维进行跨历史的和跨国界的比较分析了。换言之，当不同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进了研究者面前的空间和当前的时点，研究者就可以轻松地实现时空的任意穿越。研究者在这种神游中就轻易地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从而“跟着感觉走”。这样一来，技术的便捷使现代化理论和研究方法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魅力，进而俘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其实，工业化的技术所呈现的正是线性发展轨迹，在技术变革中反映了线性思维，或者说，技术的变革就是线性思维的成果。这种成果又积累起强化线性思维的力量，强化了它作为一种思维习惯的价值。到了20世纪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技术的线性扩张遇到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挑战。而且，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线性思维的否定性力量也在不断地积聚，并在量的不断积累中最终导致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出现了与线性思维格格不入的信息技术、虚拟技术、网络技术等许多新的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中代表了一种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新技术，甚至预示着和包含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心—边缘”式线性思维的新思维形态。网络的瞬时互动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没有时间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中心—边缘”结构也因时间的压缩而不再稳定，或者说，基于线性思维而建构起来的和包含着线性思维的“中心—边缘”结构在网络的即时互动中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所以，网络的非中心化本身就包含着孕育一种不同于线性思维的网络思维的可能性。这种思维一旦形成并转化为人的思维习惯，就不会限于技术网络，而会应用到社会建构上，从而把我们的社会改造成一个具有网络形态的社会。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在工业社会形成的线性思维被网络思维所置换的过程中并不会立即褪去线性的逻辑。因为，线性逻辑被置换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虽然我们已经置身于网络时代，而线性思维依然稳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以至于人们在面对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许多新现象时不能做出正确的理解。比如，面对信息、知识等的迅速增长，往往会简单地贴上“信息爆炸”或“知识爆炸”的标签。对此，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是一种基于线性思维的认识。“虽然这一模式（单向线性模式）不再通行，我们依然在说‘人口爆炸’和‘知识爆炸’。事实上，造成我们对人口担心的，并不应该是世界人口的增加。更确切地说，引起我们焦虑的，倒是这样的拥挤：电力媒介使人们的生活彼此纠缠，造成了极端的拥挤。同样，教育的危机并不是谋求教育的人数增长。我们新的担心，是知识相互关联而产生的转变，过去课程表中的各门学科是彼此隔离的。”
“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等提法表明，基于线性思维的认识所看到的是信息量和知识量从一个数字水平增长到了另一个数字水平的线性变化，却没有认识到这种量变已经引发了质变。量的爆炸性增长虽然使得有限的空间显得拥挤不堪，也的确让人类在狭小空间与大量信息的鲜明对比中显得无所适从，但是，比量变更为重要的是结构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迈上了一个门槛，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一个“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世界。或者说，我们正在迎来这样一个世界：人类社会的空间形态正在从“中心—边缘”结构向网络构型转变。然而，这一形势是基于线性思维无法理解也无法认识的，只有当我们运用了非线性的网络思维时，才能观察到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