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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工业化的进程通过海外殖民和市场开拓造就了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中心—边缘”结构，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都依据“中心—边缘”结构而被分为中心国与边缘国。其实，“中心—边缘”结构不仅反映在世界体系中，而且在一国内部也包含着这一结构。无论在地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中，都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互动、组织管理活动以及社会交往活动的开展，都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中心—边缘”结构既是社会治理的结果，也是社会治理赖以展开的依据，而且以人的思维方式的形式凝固了下来，表现为一种“中心—边缘”式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一种线性思维，是一种直线型的、单向的、谋求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控制导向的思维。
从思维的层面看，在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线性思维应当被看作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在人的精神层面的反映，反过来，这种线性思维又造就和强化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走向顶峰，人类社会开始呈现后工业化的迹象，或者说，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征程。然而，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线性思维仍然是占支配性地位的思维方式，以至于人们在面对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依然运用线性思维进行解释、分析和行动方案设计，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风险状态，其现实表现就是危机事件的频发。一般说来，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越远，其社会建构能力越强，因而，思维方式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明显。就工业社会而言，线性思维所发挥的社会建构功能是巨大的，人类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总是按照线性思维的逻辑去作用于现实世界。应当承认，人类在工业社会所取得的各种各样的伟大成就都得益于这种思维方式。然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这种思维方式却成了阻碍人类开展行动的沉重负担，从而要求我们在面对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时必须首先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
“昨天、今天、明天”以及“过去、现在、未来”等概念给予我们的是一个时间序列，是人们对所经历的、正在经历的和尚未经历的事件加以描述的时间范畴。正是通过这些概念，人们在时间序列中区分出了不同的阶段。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时间序列中的阶段嬗递是沿着一条直线展开的，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其实，这是运用线性思维对历史的解读和框定，是把历史纳入这种线性思维的解读中而呈现出的一种景象，也可以说这种历史基本上是根据线性思维而做出的安排。有了这种安排，历史繁杂的细节都可以被删除，从而显得有了规律，有了可以把握的中轴线。这也大大地方便了人们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把握，满足了人们对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进行定位的要求。而且，让人感觉到，这些现象是可以非常准确地定位在那些时间节点上的。这种线性思维最明显的科学效应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利用已有的概念而在时间的线性展开中去描述和瞻望未来；在回溯历史时，也同样可以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和概念找到某个历史源头。
依照线性思维方式而开展的研究往往表现出了对概念的泛历史主义解读和推演，即使某个概念是当今时代所特有的，是对当前的社会现象所做的特殊总结与描述，研究者们也会到历史上去寻找这个概念生成的痕迹与踪影，并据此声称这个概念在遥远的过去就已经存在了，并进一步证明概念所指的现象在久远的历史中早已存在。所以，时间维度中的线性思维总能让我们获得一种历史连续性的观念。有的时候，这种历史连续性的观念还有可能走向绝对化，从而让人们以为当下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早已存在于历史之中了。进而，在寻求应对当下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在探索走向未来的道路时，也总会到历史中去挖掘已有的经验或做法。表现出了对历史的高度依赖，甚至希望躺在历史的怀抱中去过一种安逸的生活。
这种线性思维反映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乎所有领域之中。我们看到，当“公共行政”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内学术界流行的时候，许多人并没有考察“公共行政”的确切含义，没有为这个流行词的使用做任何限定，而是造出了所谓“奴隶社会的公共行政”“封建社会的公共行政”等用法。这种对“公共行政”一词加以泛化的做法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同样地，当人们谈论“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时，现代人总是情不自禁地神游到一个想象中的“古希腊”，并对那里的城邦生活表现出一种崇敬与向往，丝毫不去理会古希腊所谓的“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的本质差异，甚至要求在现代民主的发展中借鉴古希腊城邦的做法。就连“全球化”这个产生于20世纪中期的流行语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而且，有人提出“原型全球化”，有人造出“古老全球化”，有人谈论“前现代的全球化”，甚至有人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一种现象。
仅就语词本身而言，democracy一词的词源确实可以追溯至古希腊，public administration的表达式也早在17、1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考虑到这一点，对“民主”与“公共行政”等概念的泛历史主义解读——虽然是违背历史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全球化”一词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是哪种语言中的“全球化”一词都只是在20世纪中后期才产生的。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才变成一个较为稳定的词语，才在学术界得到了普遍认可和广泛应用。然而，许多学者却煞有介事地去考察全球化的概念史，去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中寻找全球化的踪迹，甚至以此为据而对全球化的所谓历史进行划分，并进一步为全球化的未来下定论或开药方。由此可见，对概念的泛历史主义解读是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极不严肃的现象，许多学者并没有认识到学术研究赖以展开的概念无非是现实的反映，往往喜欢脱离现实而去玩弄概念游戏。
社会的变革必然会带来思维方式的变革，或者说，当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必然会引发思维方式的变革，即确立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线性思维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确立起来的，是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养成的一种思维习惯。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时，会表现出一种自然而然地应用线性思维的状况。所以说，它是工业社会中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思维方式。但是，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往往并不认为线性思维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独有的，而是将其看作从久远的历史年代开始形成的思维方式，将其作为一笔从先辈那里继承的遗产，并努力要把这一遗产传下去。也就是说，在工业社会的人们看来，“线性思维”这种思维模式本身与其思维对象一样也应当是线性的，是可以被人们从历史中继承而来并在未来传承下去的。
总而言之，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会把一切（包括“线性思维”）都看作历史上早已存在的事物。比如，当北京受到雾霾困扰时，人们就会到辞典和典籍里去寻找“雾霾”一词的来源，发现这个词并不是当代人创造的，“霾”字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而“雾霾”一词也在北魏的文献中被找到了
。于是，有些人就借用学者的这些词源考察认为“雾霾”所指的现象也早就存在了。这样一来，也就可以证明古代的人们也像现在的北京人一样生活在雾霾之中，而且这种判断会显得学术理据非常充分。但是，这与经验事实是不相符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雾霾的物理化学性质的科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词源考察不仅让一些人认为雾霾这一自然现象早已存在，更会让人们感觉到今天的雾霾是可以理解的，雾霾的原因和解决之道也是可以在历史中去寻找的。
可见，时间维度中的线性思维总会把人们指向到历史中去寻找当下现实的踪迹，让人们沉迷于历史之中，把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件看作历史上的某个事件的再现，以为历史上的解决方案也可以复制到当下，甚至会认为只有做了这种复制才是正确的，而一切没有呈现出复制特征的针对当下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会受到排斥。可见，时间维度中的线性思维致使学者们经常对概念和史实作出泛历史主义的解读，这不仅扭曲了历史，也对当下的行动以及探索未来的道路造成消极影响，甚至是有害的。我们认为，在人类认识史上，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发明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概念，尤其是那些流传广泛、被多门学科共同使用的概念，其背后一定包含着提出这些概念的时代中的人对那个时代所具有的一些特殊现象的认识与思考。
一个新概念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一种新现象的出现，或者说，某种社会现象经过了长期的孕育和发展而成了一个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人们也未给予这些现象足够的重视，因而并未形成相关的认识和概念。所以，应当把一个新概念的生成看作是对当下现实的反映，其内涵的不断丰富也是在面向未来敞开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不应该在有了一个新的概念时总要到历史上去寻找可以印证的材料。即使某个词语在历史上确实早已存在，我们在做概念考察的时候也要努力去甄别它与今天的这一概念的不同，而不是轻易地就被历史所俘获。然而，时间维度中的线性思维却导致了一些学者对古人的崇拜，当代人在他们的眼中却显得微不足道，他们总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当下现实的踪迹，认为社会发展到今天才出现的某个现象是古已有之的。即便如普遍流行的那种把“民主”寻根到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做法，其实也只是附和了这种线性思维的习惯。这种做法企图用历史去论证现实的合法性，而实际上却是对历史的篡改。
我们看到，前一种情况导向了对现实的否定和对当代人的轻视，而后一种情况则是要到历史和古人的言辞与文字中为当代的主张寻找证据，以求傍着古人而抬高自己。这两种做法都是泛历史主义的，都会把历史与现实搞得混乱不堪，从而阻断科学创新和面向未来的探讨。也就是说，无论是对历史的曲解还是对现实的误读，都会妨碍科学研究去探讨建构未来的创新性构想，不仅对传统的过分倚重会限制我们的创新思维，会让一切思考未来的研究活动都只局限于现有的讨论。而且，也总会有这样一种声音，要求我们借鉴、模仿甚至是完全回到传统中去。尤其是人类现在处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时代，如果仍然坚持在传统中去寻求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就会阻碍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让人们放弃通过思维与行动的创新来应对现实的挑战，甚至会因此而在现实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就是运用线性思维的理论典范。这种理论将不同国家的现实强行放在了同一个时间坐标上加以衡量，为不同国家赋予“发达”“欠发达”“发展中”“不发达”等标签，并以此编织了一条最佳发展路径的神话。这种线性思维直接导致了一种跨历史的跨国比较方法。因而，一些致力于为落后国家谋求发展策略的研究者由于受到这种线性思维的支配，总是将今天的某个或某些落后国家的现实同当今发达国家的某段历史相比较，并声称从中发现了许多共同之处，认为今天的落后国家只要以发达国家的过去为模板，就能实现经济的“起飞”，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直至今日，这种热衷于跨历史的比较法依然十分流行，当边缘国按照现代化理论的指示而采取竭泽而渔式的发展策略并因此深陷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困扰之中时，却仍然用同样的线性思维为自己的问题求得心灵慰藉和寻找出路。在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和食品安全等问题面前，线性思维再次把后发展国家引到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当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中惊奇地看到这些似曾相识的社会问题时，就会惊喜地认为这都是现代化之路上必须经历的阶段。这样一来，就为原本因为运用线性思维而带来的问题谋得了合理化的解释，也会到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去学习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以至于深陷线性思维的怪圈之中，从而放弃了通过思维方式的创新来解决问题的尝试。
如果说到历史中去为概念追根溯源的做法是基于对传统的某种崇尚，那么我们可以将这种做法称作“尚古论”（乔纳森·弗里德曼语），同时，要求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看齐的现代化理论则可以归入“进化论”的范畴。“尚古论和最近的相对论都倾向于强调原始的高贵性，这同以完全相反的观点看待世界的进步性的进化论相对立。”
表面上看，前者尊崇古代而后者尊崇当代，前后两种观念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实际上，二者在思维方式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对概念进行泛历史主义解读与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对社会现实进行所谓跨历史的比较研究，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它们都遵循线性思维的逻辑，它们在表面上都回溯历史和开展历史研究，而实际上却歪曲历史、违背历史，对现实和历史进行不加区分的泛历史主义解读。
正是因为线性思维让人们去努力发现历史的同一性，强调概念的持久性甚至永恒性，力图用某个或某几个概念来解读人类的整个历史，才会让一些尊奉“原始的高贵性”的人成为“尚古论”者。在现代化理论这里，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去信奉和鼓吹例如“国民生产总值”这些概念的威力，并试图通过对某些变量的比较去解释不同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具有同一性的，并以发达国家在这些变量上的得分为标准，进而要求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看齐，从而表现为“进化论”。简言之，他们都是因为错误地解读了时间而成了线性思维的代表，只是“尚古论”要求把现代推移到古代，而“进化论”则从较早的起点开始推移而去描述现代。